數字時代文學批評的新范式——論張煒“語言批評”理論
在當下的文學研究與批評中,與人物、敘事、主題、藝術等范疇相比,語言越來越成為一個次級概念,其基礎性與核心性越來越被忽略。這種狀況與中國文學創作在語言方面缺乏創新有關,也與當下的文學批評對自身使命的認識偏差有著緊密關系。有感于此,張煒的《“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一文可謂切中肯繁,準確指出了語言在當下文學批評中的失位及其產生的諸種結果。在此意義上,從“語言批評”的角度、高度和深度重新認識語言在文學創作與研究中的本體性地位,無疑具有顯著的緊迫性。同時,張煒對“語言批評”作為新的批評理論和實踐路徑的諸多方面也做出了深入闡釋,初步建構起了自己獨特的、有針對性的、兼具理論高度和現實效度的批評理論體系。
張煒的“語言批評”理論將“語言”視為“審美”的核心,因而,重申“語言”的作用與地位,也就是向著審美本位的堅定回歸。“從語言藝術的本質要求而言,一切的研究與價值判斷,都不能離開‘語言,本體;‘語言,不是與‘內容,對立的一方,而是‘內容,的肌體和肌理;‘詞語,是故事的最小單位,也是意義、價值觀、情境和人物的構筑元素:‘語言,是審美的不二之徑,也是審美的中心依據和基本材料。”可見,被文本固化下來的“語言”、研究者從文本中接受的“語言”、批評文本用以進行價值判斷的“語言”,均內在于“語言批評”的結構與視野。也即,“語言”,在這里既是狹義的,也是廣義的。
一、“語言批評”的生成動因與理論基礎
作為語言最為豐富、純凈、優雅的當代作家之一,張煒無論在創作實踐中還是在其創作觀念中,對作為敘事材料的、具象意義的語言與作為本質因素的、抽象意義的語言都給予了足夠重視,尤其是在其文學觀念體系的逐漸成形過程中,語言問題始終居于核心位置。因而,從自身實踐中提煉萃取而來的“語言批評”,在張煒的文學思想體系中具有較為廣泛的含義和較為明確的指向。
在物質層面,語言是文學的存在方式,是其基本材料與構成方式。張煒以兩個彼此相關的比喻說明這種關系:語言是文學世界“唯一的建筑材料”,也是進入這個世界“唯一的‘門’”。張煒用這兩種看似相反、實則共生的邏輯過程在語言的橋梁作用下將文本內部與外部的依存關系強調到了應有的理論高度。兩個比喻共同揭示的辯證關系,是張煒“語言批評”理論的前提與基礎。
作為“唯一的建筑材料”的語言,在規定著人的本質的同時也規定著文學的本質。張煒在這個比喻中呈現的是“語言批評”的本體論。關于語言與語言能力對人的本質所具有的規定性,歷史上已有的言說已經無法盡數。“說話能力標志著人之為人的特性。這個標志包含著人之本質的輪廓。倘若沒有語言能力,倘若人不能每時每地就每個事物說話——以各種方式,并且更多的時候是無所道出地以‘它是’(esist)的方式說話——那么,人就不會成為人了。只要語言有諸如此類的作用,人就基于(beruht)語言(SPrache)之中。”作為“基于語言之中”的人,作家的寫作與讀者的閱讀自然也必須借助語言,所有的文學活動必然也發生在語言之中。以理查德.羅蒂于1967年編輯出版的《語言學轉向:哲學方法論集》為標志,語言學轉向(Lin8uistic Turn)成為20世紀哲學史、文化史與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在西方思想史上,語言學的轉向主要在兩個領域進行:哲學領域和語言學領域。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可稱為語言的轉向,主要以分析主義哲學以語言問題取代傳統的哲學問題和存在主義哲學重新反思語言和存在等范疇為代表。語言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主要是指現代語言學家對語言及其相關范疇的重新闡釋,以及運用語言學理論作為研究其他人文學科的參照系。語言學轉向的直接后果是語言的能指功能被進一步強化,進而使得語言被強化為牢籠,而各種對語言表征功能的質疑聲音也引發了語言表征危機的出現。”語言學轉向在文學理論中的巨大影響在傳入中國后,反而使其成為“形式主義文論”的代名詞,遮蔽了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實體含義,也即作為“唯一的建筑材料”的原始意義。因此,張煒將作為物質材料的語言上升為“唯一”,使得創作與批評向語言的復歸更具合法性,是對當前文學批評中普遍存在的重形式輕內涵、重結構輕氣韻、重分析輕歸納等風氣的反彈。尤其是在網絡與AI的雙重夾擊之下,文學語言產生了巨變,“語言狂歡”“肆無忌憚的語言大消費大游戲”等語言現象層出不窮,張煒都給予了足夠的警惕和反思。在張煒看來,“新批評”諸人的諸種概念,如羅蘭巴特的“文本”、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達的“延異”等,都充分顯示出將語言進行形式化處理的隱性邏輯,其結果只能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成為自己的對手:‘審美’元素及成因中不可言表的部分,卻要數理化科學化地分列和固定。而這一切必然留下無盡的疏漏。”雖然轉向內部研究,卻更加形式化,這也是其后“學院批評”“別車杜”等的共同選擇的路徑、共同存在的局限。在此意義上,對語言作為“唯一的建筑材料”的強調,也就意味著對上述理論路徑的審視與反駁。
語言作為“唯一的‘門’”,則是進入文學閱讀、批評與研究的必經之路,張煒用這個比喻說明廣義的語言在“語言批評”中的方法論地位。一切文學批評必然建立在“解碼”的基礎上,而解碼的“那條不二之徑”、那個“不二選擇”有且只有語言這道“門”,舍此別無他法,因為對于文學而言,“它沒有‘門外之議’,而只有‘門內之議’,如果硬要發生,那就產生了荒誕”。張煒用了大量篇幅來分析語言作為批評工具在小說、詩歌、文學理論等門類中的基礎性地位,形成了對這些門類的新的語言觀念和新的闡釋方向,也對文學批評現狀發出了很多警示。例如,他認為,雖然“學院批評”對“差不多主義”來說“恰是一劑對癥好藥”,但“在數字時代,也可能發生更為可怕的另類情形:‘學院批評’與‘工具化批評’的結合與混搭”;又如,“別車杜”強調“外部空間的絕對性和重要性”,這種傾向雖然陷于“極端化”,但在過于形式化的批評方式面前,它卻“道路依然廣闊”,甚至將其形容為:“象牙塔內的孩子一撥又一撥走出來,他們出門后很快陷入失落,發現自己站在了無法溝通的‘語言’的荒漠上:極目四望,看不到曾經幻想的那片沙原綠蔭,也找不到心中渴念的攻瑰。”隱藏在這種詩性語言背后的,是張煒對“新批評”“學院批評”“別車杜”等流派的極端形式主義因素或者極端反形式主義因素的冷靜反思,也是其對當下文學批評的清醒認知。
在話語層面,語言是作品的基本結構,是理論的基本形態。“文學作品說到底是一種語言藝術,作家有再大的本事,最終還是離不開語言”,類似的表達在張煒早期的創作觀念闡述中已經無處不在。在“語言批評”理論進行詳盡闡釋時,張煒更是細致探討了各種文學文體與理論流派對語言的依賴以及偏離語言軌道后產生的舛誤。例如,對于“故事”而言,“嚴格意義上的‘故事’,其實就是以‘字’和‘詞’的方式存在的;它們組成的‘語言’,不過是復合的‘故事’。細節和情節由此衍生出來,以至于構成無限曲折復雜的各類‘傳奇’”,因此對敘事文體的閱讀、接受與批評就是對其語言的“解碼”,既要“具有還原場景即‘故事’的能力”,還“需要細到‘字’和‘詞’”。需要強調的是,這里以“字”“詞”為最小單位的“語言”,同時包含著“材料”和“方法”兩層含義,并不僅僅是在重復“文本細讀”,而是在特意突出語言批評應有的策略與視角。也即,語言是起點,而不是終點:“對語言的沉思意味著:以某種方式通達于語言之說話,從而使得這種說話作為那種允諾終有一死者的本質以居留之所的東西而發生出來。”在海德格爾這里,“終有一死者”(人)的“本質”的“居留之所”就是“語言”的“說話”。因此,“語言批評”絕不僅僅是從語言角度進行的批評,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語言的說話行為、這種行為對人的本質的規定性作用。通過各種批評實踐,使得語言“說話”,這是“語言批評”的核心旨歸,也是在作品與理論之間搭建的嶄新橋梁。通過厘清各種理論概念之間纏繞不清的關系、各種批評方法之間難以消除的彼此對抗、各種文本結構之間無可避免的互相交融,“語言批評”不僅僅要復歸到語言之途,還要使得語言在文本內外自發敞開、自主說話,最終使得語言成為主體,從而“從自然生長的狀態,進入某種喚醒和自覺的境界”。
總體上,張煒將語言視作文學的本體,是其最核心的質素與特征,因而,“語言批評”既關涉寫作實踐,更指向文學的整個接受過程,包括閱讀和研究。全方位地將語言設置為文學活動的全部環節、文本內外的全部要素的最普遍存在形態和最深層邏輯,是其核心思想,是從本體論意義上對語言問題的重新闡釋。這種闡釋理路與海德格爾高度契合:“無論如何,語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質的。處處可見語言。所以用不著奇怪,一旦人有所運思地尋視于存在之物,他便立即遇到語言,從而著眼于由語言所顯示出來的東西的決定性方面來規定語言。人們深思熟慮,力圖獲得一種觀念,來說明語言普遍地是什么。適合于每個事物的普遍性的東西,人們稱之為本質。按流行之見,一般地把普遍有效的東西表象出來,乃是思想的基本特征。據此,對語言的思考和論述就意味著,給出一個關于語言之本質的觀念,并且恰如其分地把這一觀念與其他觀念區別開來。”因此,張煒的“語言批評”不僅將語言作為文本內外的結構與橋梁,也將其作為所有廣義批評行為的基本視角與方法,通過喚醒語言自身而使批評產生更多的必要性、有效性與超越性,使文學批評回到審美的正途。
二、“語言批評”的概念體系與實踐路徑
張煒的“語言批評”理論不僅強調文學寫作中具象的語言實踐,更在一般意義上對語言與文學關系進行重新定義,是對其文學創作觀念與文學批評觀念的重新闡釋。因而,“語言批評”理論可以視作張煒文學大廈中最亮的那盞燈火,是其文學觀念整體架構中最重要的部分。張煒在漫長的文學創作史和理論發展史中對“語言批評”的重要性進行條分縷析,同時也對如何到達語言的本真給出了具體路徑,那就是由“詩螺絲”“知識”“頡頑力”等構成的“狹義的文學批評”。
“詩螺絲”在整個“語言批評”理論中具有方法論意義,是多年來張煒重申較多的核心概念。早在2012年,張煒就做過清楚界定:“詩有一個了不起的作用,就是能夠把詞匯的內涵給固定住,不讓其消散和流失,不讓其變形。它用魔法把一個個詞的邊緣逐一擰上螺絲,不讓其滑脫。文學正是如此,比如在某個特定的語境里,在某個詞序中,如果出現了‘感動,兩個字,那一定是極其清晰準確的,這就與平常任何時候的‘感動,都不一樣。它在那個瞬間語境里的面貌被詩的強光照徹得一清二楚,不容篡改。真正的文學寫作就是從具體的詞語固定開始的。它會把一個詞語牢牢固定在局部和瞬間,并企圖讓這個瞬間變為永恒。”在這里,以及在“語言批評”的框架下,“詩螺絲”作為概念、也作為方法,來自詩歌,但又指向文學這個整體:既來自對各個文學理論流派的多維思考,也來自對中國文學批評現狀的清醒認識;既是寫作之法,更是批評之法。作為一種微結構(microstructure),“詩螺絲”從關注文本中那些“具體的詞語固定”開始,通過分析詞語被“牢牢固定在局部和瞬間”的方式,進而揭示其作為局部所具有的含義(meanin8)與意義(si8nifi cance),從而完成文本內部結構解析,同時也通往文本外部的社會語境與文化價值。作為一種批評方法,“詩螺絲”具有完整的理論邏輯和有效的實踐步驟:“面對‘文本,,作者的創作動因及讀者反應都要排除,防止任何的外力干擾,專注于‘文本’自身,才能夠從中尋找和確認固有的、真正不變的價值。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語言’的實現,也就是說,想象中有一顆顆‘詩螺絲’在固定,這需要研究者去指定和尋覓它們”。非常明顯,“詩螺絲”即“語言”的局部,是“語言”得以“實現”的具體路徑,“指定和尋覓”文本中的一顆顆“詩螺絲”是文學批評的基礎工作和重要方法。對于如何“指定和尋覓”,張煒也早就做出詳細解說,在《疏離的神情》一書中,張煒從“抓住這種神秘性”“進入那個瞬間”“與神性接通”“疏離的神情”等角度分別做了路徑設計。這些具體路徑構成了“詩螺絲”概念的各個維度,共同構成一套可行的批評方法。從“詩螺絲”出發,張煒對“新批評”“學院批評”“別車杜”等流派及其方法以及“故意誤讀”“意圖謬見”“感受謬見”等概念進行進一步辯證,并強調了“詩螺絲”這個概念的當下意義。歷史總是影響著現實,所有這些歷史梳理其實都指向現實。“詩螺絲”提供了一條超越歷史上已有各種理論方法、打通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可行路徑,是張煒“語言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設性意義和創新性價值值得重視。
張煒在AI時代這個特殊背景下區分了“知識”與“前知識”,也在其中表達了對“AI依賴”的憂慮。所謂“前知識”,就是那些“等待檢驗的、長期以‘并置’和‘懸置’狀態存在的事物:它們業已‘存在’的客觀事實,作為‘信息’本身,也屬于‘知識’”,“進入它的序列門檻不高,甚至幾乎沒有門檻,于是躍躍欲試者如過江之鯽”。AI等技術手段影響著知識生產方式,更是導致了文學世界的巨大變化。對此,張煒的觀察是:“‘文學’軀體的肢解方式已千變萬化,激光無疼療法和微創手術正在普及。一臺重要手術的大陣仗很少發生,像20世紀那樣動輒驚動世人的場景基本絕跡。這屬于時代的進步還是其他,一切還不得而知。”無疑,在技術與“前知識”的雙重夾擊之下,關于文學的種種“知識”也陷入了某種混亂,對文學文本的“肢解方式”也陷入了小型化、表層化與輕量化,文學批評變得更加不及物。舊有的知識體系或許已經固化、部分失效,但“前知識”卻更不可靠:“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前知識’正在不斷地貶值,這與它的加速繁殖速度成正比。更多的‘懸置’和‘并置’,正在迅速地消解其存在的意義。”與技術手段不斷加深的交融,使得“前知識”的門檻不斷降低,也使其匯入社會大眾的速度不斷加快。面對滲透率越來越高的“前知識”,雖然深知與其相對的“知識”也在迅速降解,張煒仍然給出了“我們可以不那么急切地加入‘前知識,”的呼吁。這種聲音既是一種社會文化立場,也是對文學批評應有立場的倡立,那就是,不能將批評過程“全部讓渡給系統的理論與方法”,而是要始終保持“新鮮活潑的感受”。張煒以“前知識”作為文學批評理論依據的無效性及其對“知識”的消解作用為入口,以對“知識”與“前知識”各自的辯證分析為方法,以保持文學批評的鮮活感受為答案,在一定程度上為“語言批評”樹立了方法論圍欄。
“頡頑力”也是一個極具個人語言特色的形象說法,主要回答以下問題:判斷語言好壞的標準;作者對語言個性的追求及其與讀者經驗的兼容性;文學批評者的個人經驗與語言的超驗性想象之間的兼容性。在此意義上,“頡頑力”是“詩螺絲”“知識”兩個概念的深化與轉化,是以“詩螺絲”為著力點、以恰當的“知識”和鮮活的感受為依據的文學批評實踐所應有的判斷標準。張煒在自己的創作觀念與批評觀念中都十分重視語言的詩性,在狹義的詩歌中,上述問題也表現得最明顯,因而,張煒也以詩歌為起點進行思考。他從各種詩體的演進歷程中抽離出詩歌語言的過度個性化與詩歌的可兼容性之間的矛盾,并進而指出:“‘詩’過度強化‘個人性’‘本質’‘詞語’,依賴‘靈性瞬間,,最終的結局將是可悲的。”為了解決這種矛盾,張煒提出了文學語言的“頡頑力”,認為好的語言在“表述”與“想象”的邊界上應該既能“飛出”,又能“回返”,就像“鳥兒上下翻飛時產生的向上和向下兩種力,它們互相抗斥。鳥兒只有在這種抗斥中才能飛行。‘詩’是一種飛行,‘好的語言,是一種飛行”。在“表述”與“想象”之間的邊界上靈動穿梭又能保持平衡的“頡頑力”,為解決語言在表達個性與尋求溝通兩種功能的融合問題提供了新思路,也為文本中“詩螺絲”的認定與分析提供了方法。從漫長的歷史和復雜的現實中生成的文學語言,其封閉與僵化需要被打破,但對語言桎梏的破除又不能是完全隨意的,仍然需要以保持語言的活性為標準、以便于溝通為目標,相互抗斥的兩種力需要共同推動語言的創新與進步,而不能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不能將作為整體的語言本身撕裂成碎片。這種辯證思維使得“頡頑力”成為張煒“語言批評”理論體系中一個非常富有實踐意義和個性色彩的生動概念。
如果將“語言批評”視作一個正三棱錐形狀的理論體系,上述三個方面構成了三個側立面,而“狹義的文學批評”則是那個底面。三個概念共融共生、各有分工,但共同指向和通往“狹義的文學批評”這個目標和理想。需要說明的是,張煒在這里使用的“廣義的文學批評”是指當前文學批評場域中數量龐大、方法老舊、基于“前知識”的批評活動,也即超出了以審美為核心、以語言為半徑這個范圍的、“非審美的打量”。相反,“狹義的文學批評”約等于“語言批評”,這種批評方式“面向‘語言,,理解和感受‘好的語言’,全力以赴”。總之,“狹義”這個詞主要強調的是文學批評作為審美活動所應有的純粹性。換言之,這里的“廣義”與“狹義”都是比喻性的特殊用法:前者指向流水線式的學術生產,主要包括流行的“學院批評”“社會化批評”,它們“將導致更大面積的粗鄙化”;后者指向具有充分主觀感受和審美意識的自主批評行為,“是自始至終的、全程的‘審美’活動”。或許兩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然而對兩者進行區分乃至評判是極其必要的。甚至,即使張煒為“狹義的文學批評”確定了切入文本的具體視角(“詩螺絲”)、所應具有的理論背景(符合時代需要的“知識”體系與鮮活的感受)和判斷文本語言好壞的標準(“頡頑力”),但他也充分意識到流行的“廣義的文學批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會以巨大的體量長期存在”,而“狹義的文學批評”因其自身門檻的原因,“受難度所限,所以依舊會非常稀缺”。正因如此,張煒所倡導的“狹義的文學批評”/“語言批評”雖然略帶理想主義色彩,卻是今后的文學批評健康發展的必經之路。
三、“語言批評”的理論價值與范式意義
“當下的生活,并不是由‘當下’獨立生成的。它的每一筆其實都有來處。生活是一個整體,很難拆分。沒有昨天就沒有今天。忘記了這種延續關系,就是一種無知。”作為一種理論范式,張煒的“語言批評”理論同時植根于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從歷史中尋找對現實進行思考的依據與標準,從現實中發現歷史上那些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傳統。貫穿其中的是對語言與批評關系在方法論高度上的重構。“就構成而言,范式由基本理論、支持基本理論的一套概念范疇及操作層面的研究方法構成,是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如果以此標準進行判斷,“語言批評”不僅提出了一種新的視角與方法,其觀念結構與實踐路徑都是圍繞審美本位展開的,因而,也是一種新的、完整的理論建構范式。
首先,“語言批評”連通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強化了審美的核心地位。張煒直言:“即便把天說下來,文學理論批評也還是需要建立在‘審美’的基礎上,從語言這扇門進入,直面文本。”理想的文學批評活動中,審美過程本來是紫繞在文本內外的,是一種多維多向的復雜運動。但在文學理論史上的各個流派的主張及其操作實踐中,審美呈現出了一種看似無處不在、實則并未真正得到重視的狀態。張煒對這種狀態進行了描述:“常見的情勢是,面對具體文本,一些批評文字深奧難測佶屈聲牙,有一個共同特征,即表面上糾纏‘語言’,實質上與批評對象毫無審美交集,大致是似曾相識的套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應該始終共處于同一個審美場域,所有的閱讀、思考、分析、歸納,都應該堅持審美維度,本是文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歷史上的各個理論流派為了彰顯自己的合理性而往往偏執于問題的一端而故意忽視與遮蔽對自己不利的另一端,作為文本內外最核心要素的“語言”就只能變成一個隨處可見卻空洞無物的文化符碼。基于此,“語言批評”將語言這座橋梁架設在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之間,使得審美可以跨越文本內外之間、創作與批評之間、創作過程中的個體經驗表達與接受過程中的社會性因素之間三種界限,形成立體綜合的研究路徑,從而使得審美意識可以氤氯到文學批評的全過程。一方面,內部研究的形式主義方法為當前的文學批評提供了“文本細讀”“語言本體”兩份重要遺產,輔之以外部研究的社會語法,就能形成以語言貫通文本內外的批評理路;另一方面,在破除掉被形式主義文學批評奉為圭臬的“文本自足”之后,回到社會語境與話語分析的文學批評又需要以文本解析為基礎,唯有通過語言這座橋梁才能解決兩者的割裂。作為審美過程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之間最理想、最合理、最便捷的橋梁就是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融合之后的“語言”。因此,面對文學批評所處的復雜而又低效的當前狀態,“語言批評”從回歸審美本位這個目標出發,經由語言之門及其所包含的“詩螺絲”等各個環節,最終又回到了審美意識本身,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閉環。
其次,“語言批評”從文學理論的歷史士壤中生長出來,又緊密關涉文學批評的當下現狀,以語言本位作為文學研究審美意識的觀念載體和實踐路徑。在歷史與現實的相互映射所形成的理論視域中,張煒全面解析了“語言”作為對象和方法的雙重作用及其在“前知識”泛濫時代的尷尬處境。在文學批評的內部,面向“語言”的審美依然重要、依然是文學批評的中心,但“置身AI時代,回頭再看‘文本細讀’和‘語言本體’,它作為這個體系的基本主張,已經發生了價值上的重心偏移:更加凸顯了作為方法論的樸素性和基礎性,卻進一步降低了自身的純理論價值。也就是說,它的批評思維重點和指向仍然具有重大意義,但用來實際操作的邏輯框架卻難以支撐”。張煒一再強調,在其“作為方法論的樸素性和基礎性”的前提下,應該努力保留“文學批評與研究中超越‘科學’與‘方法’的‘非知識’部分,如直面文本的鮮活感受力,越來越顯示出無法替代的根源性和基礎性,更無法復制,所以一定會得到充分的倚重和開掘、釋放和發育”。對“非知識”的“倚重和開掘、釋放和發育”毫無疑問是要通過語言這一媒介的,缺失了對語言的感受與分析,文學批評根本就是無源之水;聚焦了語言的批評,也就找到了文學審美活動的核心載體。在文學批評的外部,由于“前知識”的破壞作用和對形式分析的過度依賴,許多文學批評活動變成了理論話語的自我狂歡,“在價值判斷上是無效的”,“重入了極端的荒謬”,最終,“失去了最基本的專業操守和功能反應,一切蕩然無存”。AI等技術的迅速發展,為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帶來新機遇,同時也制造了許多假象和困境。在此背景下,“恪守‘語言批評’的方法和原則,或能對具體文本做出更有效的判斷”。對這種“判斷”的有效與否進行評判的標準,就是其對文學批評復歸審美本位所起到的推動作用究競有多大,或者說,能夠多大程度上推動文學批評恢復其專業性、純粹性、及物性與有效性。
最后,“語言批評”既具有完整立體的理論結構,也形成了可操作的、有效的實踐路徑,是張煒多年來形成的豐富創作經驗及嚴密理論體系的核心部分之一。“這將是一場由內而外的、喚醒‘語言自覺,的行動”,張煒使用的“行動”一詞已經充分說明:“語言批評”不是停留在學術話語內部的概念增殖和自我生長,它始終要恢復的是“語言自覺”,要達成的是審美在文學研究中的本位狀態。因而,其中的問題意識是極其強烈的。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行動的本質是完成。完成就是:把一種東西展開出它的本質的豐富內容來,把它的本質的豐富內容帶出來,Producere(完成)。”語言的“本質的豐富內容”在文學批評中既來自創作過程、文本結構,也來自接受過程、批評實踐,更是受到復雜多變的外在社會因素的反復影響。如果說真理就是去蔽,把語言的“本質”及其“豐富內容”“帶出來”,“完成”的過程也就是指“指定和尋覓”“詩螺絲”,體驗和分析“頡頑力”的過程,同樣需要去偽存真和留存那些最接近審美而非功利的感性經驗。張煒為“狹義的文學批評”設定的路徑都是以審美為根本的,這與其半個世紀的創作理念相符,也與他一直闡述的理論主張相符。經由語言之門,張煒走出了歷史上各種流派與方法纏繞而成的理論森林,走向一片具有清晰路徑和明確目標的文學曠野,在那里,純粹的、聚焦審美的“語言批評”將自由生長成一片生機盎然的新的森林。“我們談論語言,但這種談論始終似乎只是關于(über)語言的;而實際上,我們已經從(aus)語言而來,在語言中讓語言之本質向我們道說。”語言,通過文學批評向讀者和研究者(某種程度上,也向作者)敞開,最終達到“語言自覺”的狀態,這是“語言批評”刻畫出來的未來場景。“從語言而來”,終至“在語言中”;從“只是關于語言”到“語言之本質向我們道說”,經過這樣的道路之后,語言的本體地位得以回歸,文學批評的審美屬性也得以牢固確立。“文學有自身的特殊標準,也就是說,首先應該是文學的,然后才是更好的文學。但是偉大的文學不能光憑文學標準去判斷,也許還要超越文學。但這種超越一定是建立在文學的基礎之上。更高的抵達往往是不自覺的,太清晰的功利目標只會適得其反。”從“自身的特殊標準”到“超越文學”的標準,其核心都是審美,也都需要借助語言來實現。因此,從向語言敞開到語言的自覺敞開,是“語言批評”希求的理想模式。
總之,“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對象為‘語言’,它的使用和身份認定應再度明確”,張煒“語言批評”理論力求突破理論迷霧和形式障礙,使得文學批評緊貼以語言形態構成的作品本身,從而實現從蕪雜不聚焦的狀態向審美本位的回歸。在此意義上,“語言批評”理論及其每次實踐,也是極具象征意義的語言和行動:“我們突破的禁錮,尋覓的‘真意’,只能依靠‘邊界’內外的掙脫/回返:它是另一種‘語言’,是‘詩’本身。”因而,“語言批評”所構畫的理論藍圖并不是批評話語的想象和空轉,它來自現實,也終將撼動現實。
結語
在一般意義上,“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類型,語言批評將語言置于文學活動的中心,高度關注語言對于文學的規定性,把語言研究作為理解與闡釋文學的前提和基礎”。對語言的關注,天然地存在于文學批評之中,西方文學理論史上的諸種流派自不必說,中國古代與現當代文學批評史上對語言問題的關注與強調也不在少數。新時期以來,最早重新提出文學批評中的語言問題是在1989年。三十余年以來,此類討論多局限于狹義的語言,也即文學文本中由詞語組成的符號體系或者批評文本中所使用的學術語言,所依據的理論模式也多從各種語言學流派嫁接而來。“簡要地講,20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并沒有改變從語言維度出發來理解、闡釋與評判文學的基本思路,也從未拋棄對于語言問題的深入探討,改變的只是探討這一話題的具體途徑與致思方式。從對于‘語言’的理解與選擇來說,語言批評對于語言問題的探尋經歷了一個由關注語音、詞義、句子到側重句群(utterance)的拓展過程。”從這種歷史梳理得出的結論來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語言批評基本停留在狹義的語言層面,鮮少將語言視作連通創作、閱讀與研究的橫向因素,更較少關注其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如此意義上的傳統批評模式與“語言批評”(1an8ua8e criticism或者criticism of 1an8ua8e)有著重要差別,更應該稱為“語言學批評”(1in8uistic criticism)。這種“語言學批評”具有三個主要特征:“以本體論語言觀為理論基礎”“以文學文本內部的語言形式為研究對象”“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為批評武器”。其中的后兩個特征恰恰說明這種模式到了需要革新與演替的時刻。尤其是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文化狀況的深刻變化與文學批評理論的內在嬗變,這種學院化的、形式主義的批評已經逐漸失去了與文學創作、文本結構、審美接受的關聯度,其有效性逐漸變得可疑。
文學批評從來不是封閉的文化空間,其與外部社會環境始終保持著雙向的滲透與互動關系。因而,社會文化語境中極端的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觀念對文學審美的各個環節的溶解作用難以避免,各種數字化的、人工智能的技術手段對文學批評的審美本質的侵蝕效應將會越來越顯著。“不言而喻,即便是對具體作品的批評,如果偏離和繞開了‘語言’,也不屬于‘狹義的文學批評’。可見,有審美深度的、非印象化的批評實在是太少了。這種實際操作中的結構失衡,后果當然不限于文學,因為對‘語言’品質的無視和疏忽,將導致更大面積的粗鄙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張煒對“語言批評”的建構與倡導就顯得格外必要。盡力摒除工具性、功利性而回歸審美本質,是“語言批評”對“語言學批評”的超克之處,也是對數字時代文學批評何為這一問題的清晰回答。AI等數字技術應該服務于人類在文學活動各個環節中的審美需求,而不能取代語言、成為主體甚至把文學批評變成手段、工具或者客體,因而對語言問題的強調不僅具有歷史與現實雙重意義,更關系著在數字時代的文學乃至一切審美活動中人類的主體地位這一具有終極意義的問題。簡言之,從語言復歸審美,是保持文學批評在AI面前、在數字時代背景下的主體性的“不二之徑”。
張煒將“語言批評”理論的核心立場概括為:“作為‘審美本體,的‘語言’,是運動和不斷發生變化的一個過程,不能依賴和重復使用某種科學技法,對其進行意義和價值的印證和固定:審美是‘理解’與‘感受’是同步交互的,而‘感受,更為重要。”其中對“理解”與“感受”辯證的強調,同時指向文學批評現場中大量存在的“無感受的理解”(極端形式主義的)和“無理解的感受”(極端功利主義的)兩種批評現象。兩種現象、兩個極端,看上去方向相反、毫不相干,但其本質都是審美的缺席。真正的審美必然是從理解開始、以感受為路徑、再達到更深的理解,理解與感受不斷往復加深。在這種螺旋式深化的過程中,最大的吸引力和推動力,一定是語言及其建筑起來的整個文本世界。“語言批評”提供了“詩螺絲”的有效方法,可以實時標記這個文學審美螺旋的各個環節,可以覆蓋從文學文本到批評文本的各個流程,也可以對當前的文學批評整體狀況形成有力的警醒。它涵蓋了整套的基本理論、概念范疇和實踐方法,擁有了完整的理論結構和操作指南,沿著這個方向,新的批評形態將會呈現在未來的地平線上。在張煒的理論思路中,“語言批評”與“審美本位”互為表里,它們共同形成的觀念形態兼具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可以對當前批評現場中某些混亂現象形成介入性力量。因此,“語言批評”既是嚴謹的學術探索,也是具有充分社會意識和現實意義的一次“行動”。張煒從“整個人類與語言的關系”高度,強調創作與批評中的語言狀況:“因為人類不可能剝離語言而存在,語言是人類的生命,它是人類區別于自然萬物的一個根本標識,是作為萬物靈長的依據。語言毀壞至此,人類也就毀壞至此。”其“語言批評”理論正是產生于這種判斷,也是其為改善此種現狀做出的切實努力。數字時代還將十分漫長,張煒“語言批評”所倡導的從語言向審美的復歸,也將是未來的文學批評保持自身主體性不被各種技術手段淹沒的一場漫長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