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中之象與“針”下之思——評沈杏培《鏡與針:新世紀文學論稿》
批評何為?沈杏培新著《鏡與針:新世紀文學論稿》以一對充滿張力的意象“鏡與針”給出了回答:鏡之明澈,要求批評如實地映照時代文學的復雜面貌;針之銳利,則意味著批評應當刺破學術與文壇的積習。作者在后記中坦言,自己看重的一是問題,二是立場。在這兩重力量的交織下,這部論著將批評實踐提升為一種具有自覺方法論意識的學術思考,其抱負溢出了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騭,直指文學批評的倫理根基。
這部論稿的突出特色,在于將目光投向那些隱藏在具體批評活動背后的“元問題”。對“作者意圖”這一聚訟不休的命題的考辨,集中體現了這一思辨品質。作者以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個案為切口展開論證:辨析莫言訪談中那些充滿敘事策略的表達,揭示了作家聲音本身的修辭性與不穩定性;追溯秦兆陽對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修改所引發的公案,呈現出編輯意志、文學規范與作家原初意圖之間復雜的博弈關系;關注余華自述中那個關于創作轉型的“漫長而可怕的夢”,展現作家如何以切身經驗為文學史解釋提供被忽略的精神動因。從這些個案出發,作者提煉出一個極具平衡感的看法——作為研究起點的作者意圖。在他看來,作者意圖既不應被奉為闡釋的終點,也不應被輕率地視為可有可無的干擾項;它是研究者進入文本時不可或缺的參照,但若使用不當,也會淪為限制闡釋自由的囚籠。這種出入于理論辨析與文本實證之間的運思方式,在全書中頗具代表性。
同樣彰顯方法論自覺的,是作者對當下學術生產中邏輯問題的集中反思。他將一種普遍存在的“強行關聯”的研究癥候歸納為三種形態:簡單并舉式的松散關聯,其特點是缺少對內在作用機制的追問;虛假關聯,即以主觀臆斷取代實證考辨;庸俗關聯,指以機械的方式將復雜的文學品質歸結為某種外來淵源或偶然性因素。這一歸納,是對學界習焉不察的“偽邏輯”的清醒反思。作者所強調的,無非是學術研究的基本紀律:關聯研究必須以“有跡可循”為前提,論證的邏輯必須經得起推敲。這種對求真的守護,構成了全書方法論的基石。
如果說上述探討偏重于批評的“方法”,那么對批評倫理的思考則體現了作者更為宏闊的視野。作者將目光投向批評史,在法國理論家蒂博代所論的“求疵的批評”傳統中,為中國當代批評實踐尋找精神資源。作者認為,“尋美”與“求疵”是文學批評不可偏廢的兩翼,兩翼茁壯,方能齊飛。與此同時,作者也保持著一份清醒的自省:任何一種批評方法一旦過分強調排他性,便蘊含著自反的危險。當“求疵”成為唯一尺度時,它所打開的就不再是真相,而是另一種盲視。因此,他提出在審視研究對象時宜存一份“理解之同情”,怒批時懷一份商榷之平和。這種既擎“針”在手、又不忘以“鏡”自照的批評倫理,使《鏡與針:新世紀文學論稿》的論述在鋒芒與溫度之間獲得了一種難得的平衡。
批評方法的建構最終要落實于對文學現場的有效介入。作者展現出一種獨特的“診斷式”批評能力,穿過文本表層的敘事肌理,探入時代與個體精神狀況的深處。他發現并闡釋新世紀小說中“無用的善”與“盈余的惡”這一命題,彰顯了一種將文本細讀與哲學思辨熔于一爐的批評品格。沈杏培的批評視野同樣貫穿著對文學形式本體的關注。他對新世紀長篇小說空間敘事的考察,提供了理解當代小說形式創新的獨特視角。傳統小說中,空間往往作為故事展開的背景與點綴,服膺于時間敘事與主題訴求。而作者注意到,在蘇童、余華等人的作品中,空間正從敘事的幕后走向臺前,成為制約人物命運、推動情節發展乃至生成核心意義的關鍵力量。這一發現,為理解當代小說提供了新的可能。
論稿所收錄的一系列作家專論,也展現出作者扎實的文獻功夫。書中呈現出的將文獻考辨、文本細讀與思想史追蹤融為一體的治學方法,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視的路徑。
問題意識使這部論著始終保持著“及物”品格,不作凌空蹈虛之論;價值立場則使它的批評充滿關懷,拒絕在是非面前含混。《鏡與針:新世紀文學論稿》的學術旨歸,在于呼喚一種更為健康、真誠的批評倫理,即讓文學研究重獲直面時代真問題、守護學術真精神的能力。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