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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來源:光明日報 | 謝有順  2026年10月28日09:51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中國古人立論,往往惜字如金,卻一字千鈞。“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便是這樣。它語出《易·系辭下》,原意是說包犧氏畫卦的認知路徑——“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繼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它本是先民窺探宇宙奧秘的方法,卻在此后數千年的流變中,越出經學的藩籬,化為中國人理解文章詩賦的一把鑰匙,也可回答文學最為根本的兩個問題:寫什么,怎么寫。直到今天,它仍然構成對每一位寫作者的叩問:你的筆,是否扎進了自己的生命深處,又是否伸向了足夠遼闊的天地?

向內省察得越深,向外瞭望得越遠,筆下的世界才越大

先看前人是怎樣讀解這句話的。晉人韓康伯的注文是:“圣人之作《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這里的“大”與“微”兩兩相對,畫出觀照的半徑——上自洪荒宇宙,下至一己哀樂,無物可以逃開體察。唐代的孔穎達《正義》講得更具體:“‘近取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在這里,“身”被落實為耳鼻口目這些感覺器官,“物”被落實為雷風山澤這些自然現象,一主內,一主外,方位井然。宋代理學家進而往“理”上推:“近取諸身”不是只認耳鼻口目,而是認一身之條理;“遠取諸物”也不是只認雷風山澤,而是認萬物之條理。朱子以陰陽二氣統攝人身與外物,這八個字從取象之法上升到宇宙論層面。盡管各家注疏路徑不同,歸結處卻是一樣:創造絕非面壁空想,而是一個醒著的生命同時打開內外兩扇門——向內省察得越深,向外瞭望得越遠,筆下的世界才越大。

“近取諸身”的“身”,不是觀念里的抽象自我,而是會餓、會痛、會老、會死的血肉之軀。人最初認識世界,靠的就是這具身體:眼睛分辨明暗,耳朵收納聲響,口舌咀嚼滋味,皮膚感知冷暖,隨后才有層層疊疊的悲歡愛憎。法國現象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說,身體是人寓居于世界之中的根本方式——這個認知,與中國人兩千多年前的直覺暗通。中國文學里最動人的文字,幾乎都能摸到身體的溫度。《詩·小雅·正月》有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那是亂離之人向蒼天的直白呼號;屈原披發行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個人的放逐之痛與蒼生的疾苦熔于一爐;杜甫晚歲飄零,留下“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十個字,不加藻飾,卻痛徹心扉。就連《史記》那樣的大書,有時也得靠肉身細節立起來:項羽望見始皇儀仗,沖口一句“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喟嘆“大丈夫當如此也”。寫出人性之隱秘,活畫出兩個人的性格。

然而,只守著“身”,文學的井口就太小。真正的大作品,總能從一己悲歡里縱身躍出,奔向無邊的“物”——山川、草木、鳥獸、星月,以及支配萬物生滅的那套節律。“遠取諸物”,是把內心的潮水引入自然的河床,讓情在物中顯形、增重。中國詩學的“興”,正基于這種心物相感的機理。鐘嶸以“氣之動物,物之感人”說詩之興起,末句“形諸舞詠”把感物而動寫得聲容并茂,可視作中國詩學“感物”說的一次總括。《詩經》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和鳴,牽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渴慕;借“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蕭瑟,襯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情托物而發,物因情而活,心里的波瀾在天地間找到回聲。陸機《文賦》描摹創作的胎動:“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落葉引悲,柔條生喜,寫作的沖動原是從天地間“取”來的。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講得最為透辟:“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又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這不是修辭技巧層面的借景抒情,而是一種宇宙觀:人心的律動與四時的呼吸原本同頻。蘇軾貶居黃州,在赤壁的江聲中悟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是以全然的敞開領受造物的饋贈。會“取物”的作家,能從一片落葉里讀出整個造物的秩序。

尤須辨明的是,“身”與“物”并非互不相干的兩極,而是在寫作中往復穿行、互相成全的。好的文學,總在自我與世界之間擺渡,終至情景融合。王國維論詞,分出“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物皆著我之色,是有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物我兩相忘,是無我。境界雖有高下之辨,卻同為身心與外物深度咬合的結晶。杜甫一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把家國之慟灑向花鳥,無情之物遂皆有情。王陽明以巖中花樹答客:“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心外無物之說或可再議,但它恰好點破文學誕生的那一瞬——哲學上,“寂”不是花樹不在,而是未進入心的感通與顯現;在文學里,卻正好形容心與物相撞、意義“一時明白起來”的寫作瞬間。這種往返回流,鑄就中國抒情傳統的風神:托物寓情、引而不發,將濃烈的心緒封存在尋常的意象里,等待讀者喚醒。柳宗元貶謫永州,一身孤憤無處排遣,卻在鈷鉧潭、小石城的山水間覓得知音——潭水的清冽、竹樹的環合、游魚的空游無依,無一不是他自身處境的鏡像。山水因人的注視而有了性格,人的郁結也因山水的收容而得以紓解。這正是“身”與“物”相互成就的最好例證。

涵養豐盈而誠實的主體,打開遼闊而有情的宇宙

這套古老的心法,置于今日文學的現場,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愈顯切要。中國當下的寫作生態,兩種傾向極為刺目。一邊是“身”的無限膨脹——私人經驗被反復淘洗、情緒的音量被推至最大,斗室之內的杯水風波儼然成了文學的主要疆域。當“近取諸身”退化為“唯有此身”,文學的氣象就萎縮了。另一邊是“物”的嚴重缺席——故事懸浮在半空,人物不接地氣,讀罷不知故事發生在南方的雨季還是北方的旱地。失去“物”的映照與制衡,“身”就日漸單薄、焦躁,甚至自戀到面目模糊。它們共同的病灶恰是“身”與“物”的斷裂。而且,我們身處一個自然感知力急劇衰退的時代:都市里,樓宇遮蔽了節氣,屏幕替代了天光,許多人叫不出窗前那棵樹的名字,辨不清清晨啼鳴的是哪種鳥。而文學賴以運轉的意象系統——楊柳、鴻雁、梧桐、寒蟬、云卷云舒、青草大地——是幾千年心物感應沉淀下來的密碼,一旦對應的實在經驗斷絕,這套密碼面臨失傳。在這個意義上,“遠取諸物”早已不只是技法問題,而是文化根脈能否延續的問題。近年來自然文學、生態寫作的悄然興起,鄉村題材與非虛構書寫的持續升溫,不妨視為文學界對這一缺失的自覺償還——寫作者們紛紛重新走向田野、山林與江河,試圖在“物”的世界里為失重的文字找回重量。

當代文學中那些重要收獲,恰恰證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八個字在今天仍然有效。莫言構筑高密東北鄉,把童年忍饑挨餓的肉身記憶、鄉間口耳相傳的奇異故事,與那片土地上的紅高粱、河流、風雪熔鑄為一,“身”與“物”在其中互為血肉,一個地理空間由此升華為文學王國。遲子建寫《額爾古納河右岸》,借一位鄂溫克老人的自述,讓馴鹿、河流、森林與游獵民族的百年悲歡彼此浸透,人的命運始終在自然的呼吸里展開。李娟隨牧民轉場于阿勒泰的冬夏牧場,用近乎笨拙的誠實記錄苦寒與遼闊,那些文字之所以動人,正因為它們不是觀光客的掠影,而是身體一寸一寸丈量出來的經驗。這些作家的關注點雖然不一樣,共通點卻清晰可辨:他們的寫作都深深楔入一方具體的天地,身體在場,萬物有聲。

因此,重提“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對當代寫作至少有三重意義。一是可以抑制“懸浮”的風習。文學可以虛構,但經驗的質地不能偽造;寫作者需要回到生活現場,用感官承受現實的重量。尤其在人工智能開始批量生產文字的今天,那種由身體親歷所認證的、帶著疼痛與氣味的經驗,愈發成為人之為人寫作的最后壁壘。二是可以重建“格物”的耐性。對世界葆有孩童般的好奇與敬畏,不急于評判,先長久地凝視、體認、共情,讓事物自己開口;在信息以秒速流轉的時代,肯為一株草、一個人、一個地方花費數年光陰,這種“笨”恰恰是文學寫作最稀缺的精神。三是召喚語言再造的能力。為每一份無以名狀的情感尋找最恰切的物象容器,做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感受、觀察、語言,環環相扣,缺了哪一環,文學的鏈條都不完整。

說到底,文學是處理“關系”的事業:人與自己的關系,人與他人的關系,人與天地萬物的關系。“近取諸身”是向內涵養一個豐盈而誠實的主體,“遠取諸物”是向外打開一片遼闊而有情的宇宙。二者相互激蕩、彼此照亮,好文學在這交匯處誕生。古人替我們走完了第一步,接下來,一代代寫作者要以新的語言、新的形式、新的生命經驗接著走下去——這條路沒有終點,因為身體與萬物的相遇,一直都在進行。

(作者:謝有順,系廣東省作協主席、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