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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郁達夫的“褒揚令”
來源:《文史天地》 | 曾祥金 溫馨  2026年10月28日13:52

1945年9月17日,著名作家郁達夫被日軍殺害于蘇門答臘島,其生前尤其是抗戰期間逃至蘇門答臘島后有無抗戰行為及其死亡具體情形、是否屬于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在當時尚存有爭議與模糊之處。這些問題在現在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已基本得到解答,但仍有拓展的空間。當我們把視線轉向檔案館后,或許能得到一些新的線索。據新見檔案,郁達夫的家鄉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曾于1947年向國民政府申請授予郁達夫“褒揚令”。本文將對“褒揚令”的申請過程進行大致還原,以期為現有郁達夫研究提供新元素和新解讀,并呈現民國時期地方申請國民政府對烈士進行明令褒揚的可能及其限度。

1947年1月18日,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會長華以仁以富陽縣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第七次會議的名義,向國民政府遞交了一份申請,呈請明令褒揚郁達夫。該申請書現存臺灣地區“國史館”,頗具史料價值,照錄如下:

為呈請明令褒揚郁達夫先生由

竊本縣郁達夫先生,文壇名宿,著作等身,其文藝作品與民族意識之灌輸、革命精神之發揚,對一般青年心理之改造,影響頗大。先生文章價值,學術地位,海內早有定評,毋待多贅。但抗戰軍興,先生始則在國內奔走前線,為抗戰而努力,繼復不避艱險,投身炎荒,隱姓埋名,從事地下工作。其為國家民族艱苦奮斗之精神,殊足欽佩。日寇投降,河山光復,方冀先生重返祖國,抒其懷抱,共圖建設,否則亦當其如椽之筆,發為濟世之文,為我中華民族奠立文藝復興之基礎。

何意警耗傳來,先生竟殉難于南洋之蘇門答臘,文星遽隕,愴痛何極!竊以先生之死,實于中華民族莫大之損失。國家縱無恤終之典,中樞應有褒揚之文,所以彰忠魂而勵來茲者,關系寧得為淺。爰經本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第七次會議決議:“以大會名義呈請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記錄在卷。

理合備文呈請鈞長鑒核施行,毋任屏營待命之至!

謹呈

國民政府主席蔣

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議長 華以仁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八日(1)

該申請明確指出郁達夫在文藝創作、灌輸民族意識與發揚革命精神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貢獻,影響深遠。申請言辭懇切,條理清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個人主體方面,申請書指出郁達夫應當被褒揚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郁達夫的文學造詣高,在國際上享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其二指出抗戰爆發后郁達夫奔走在抗戰前線,從事地下工作,不畏艱險,具有“為國家民族艱苦奮斗之精神”;其三則是抗戰結束后,郁達夫本能夠在國家未來文化發展建設上做出巨大貢獻,“為我中華民族奠立文藝復興之基礎”。在宏觀層面,申請中強調郁達夫是為國犧牲,為“忠魂”,合于民國20年國民政府公布施行的《褒揚條例》第一條第一款“德行優異”,繼而說明了授予郁達夫“褒揚令”的必要性,即能夠“彰忠魂而勵來茲者”。

這份申請發出后,由國民政府文官處接收處理。文官處于1947年2月3日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諭令抄附這份申請,并發送公函給國民政府行政院:

公函 七八八號

浙江富陽縣參議會呈請明令褒揚郁達夫一案,奉主席諭“交行政院核議”等因,相應抄同原呈函達查照。此致

行政院

計抄送原呈一件

國民政府文官處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日(2)

按照流程,行政院收到公函后,將此案轉交內政部核議。內政部審查認為,富陽縣參議會呈請褒揚郁達夫一案未寫明郁達夫殉難原因及日期,其在抗戰期間奔走前線及從事地下工作系由何機關領導亦未有明確詳實的記敘。因此,內政部向浙江省政府咨詢該事由,浙江省政府轉而要求富陽縣參議會詳查。富陽縣參議會在調查后回復稱,郁達夫在抗日戰爭爆發前歷任北京朝陽、法政、中山等大學教授,自抗戰軍興后曾任中央宣傳部及第三戰區視察等職,輾轉于武漢、浙東前線從事視察工作。1938年9月曾至福建省政府任事,后即出國赴南洋(今東南亞一帶)接辦《星洲日報》為抗戰做宣傳。太平洋戰事爆發,新加坡淪陷,日寇大肆抓捕文化人,郁達夫勢難立足,于是在1942年2月逃往蘇門答臘島石叻班讓的彭古令小島,改名‘張德清’以經商作掩蔽,然而日本軍人暴力恐怖日甚一日,郁達夫又于1942年5月潛逃至蘇島西部的巴雅公務,改化名為‘趙廉’,于1942年9月開設“趙預酒廠”以作掩蔽,并以額外的經濟收益資助進步文化人士。在此期間,因郁達夫善日語,對當地僑胞的困難問題之解決、生命財產之保障,貢獻頗多。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日憲對郁達夫特別注意,嚴加監視。當時時局混亂,郁達夫已成為受各方關注的人物。1945年8月29日晚八時,突然有不明國籍的青年人邀請郁達夫出外談話,郁達夫坦然不疑,隨之而去,從此即告失蹤。

對郁達夫之死,富陽縣參議會將當時中央社電訊作為重要的調查依據,進行了補充證明:“我國作家郁達夫在蘇門答臘遭日軍捕殺,其遺冢在距拜克要塞七公里地方發現。據可靠方面訊,有郁氏化名趙廉隱居于蘇門答臘西部將近四年,遭日軍拘捕時,且有歐人數名同遭槍殺,葬于坦德安拜地方云。”郁達夫殉難的具體原因,富陽縣參議會則做出如下陳述:“蓋敵寇以達夫先生為中國有名文學家,久居南洋,目擊獸行,深懼以文字宣揚其罪證,則在目前難逃國際之罪刑,在將來又恐遺臭于千古,遂以一擊隕我文星,其居心之險惡、手段之毒辣,言之殊為痛心?!奔从暨_夫長期輾轉于東南亞一帶,目睹了日軍諸多侵略暴行,日軍害怕從事文學創作與宣傳工作的郁達夫將他們的暴行宣揚出去,導致他們受到國際上的譴責與制裁,在世界歷史上遺臭千古。于是為了掩飾自身罪行,殘忍的日軍對郁達夫痛下殺手。

富陽縣參議會基本回復了內政部關于“郁達夫殉難時日與原因暨抗戰期間奔走前線及從事地下工作之領導機關”的問題,并再次強調郁達夫不畏艱險,奔走于抗戰前線,從事抗戰宣傳工作、資助僑胞、利用自身翻譯能力幫助同胞等抗戰行為應當受到褒揚。

浙江省政府將以上調查結果呈送國民政府內政部,然內政部認為調查還不夠完善,并未頒發褒揚令。筆者在1947年4月4日《大公報》上找到一則名為《內政部將予褒揚郁達夫》的通訊:“郁達夫客死南洋,其死雖原因尚未明白,頃內政部已向浙省府查明死因及日期,以便褒揚。郁為富陽人,富陽鶴山地方已建有紀念物,杭寓在大學路,抗戰時已毀,其老妻尚居富陽鄉間?!边@或許類似當下所謂的“小道消息”,也可能是報刊媒體對政府行為的揣測。

1947年8月18日,內政部抄附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經由省政府提交的調查結果向國民政府外交部呈送文件,希望其轉令棉蘭領事館進一步查明郁達夫死事情形及生前抗敵行為。接到指示后,同年9月20日,外交部向駐棉蘭領事館發送電文,希望駐棉蘭領事館配合調查:

駐棉蘭領事館:準內政部代電,略以作家郁達夫前在蘇門答臘西部遭日軍槍殺,其死事情形及生前有參抗敵行為,請轉飭駐該地我領館詳查見復等由;合抄同原代電及附件,希遵守具報為要。(3)

在上述郁達夫“褒揚令”的申請流程中,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呈送申請的環節,對應了《褒揚條例》第四條“縣、市政府查訪有合于第一條各款之一者,亦得詳征事實,呈由省政府轉咨內政部請予褒揚”;內政部收到申請后認為調查不足,向浙江省政府咨詢,浙江省政府轉交富陽縣參議會詳查,再將調查結果呈送內政部,形成了一個以“浙江省政府”為中間橋梁的“內政部→浙江省政府→富陽縣參議會→浙江省政府→內政部”的流程閉環,則是嚴謹遵照了《褒揚條例細則》第七條“凡縣市政府依褒揚條例第四條之規定呈請褒揚者除臚列事實外,應附具證明書,省政府及內政部對于受褒揚人之事實有疑義時得轉飭縣市政府復查”。而后續內政部之所以要向外交部發文進行繼續調查,是因為內政部認為富陽縣參議會用當時中央社電訊作為調查證明還是不夠詳細準確。遺憾的是,檔案館里并沒有留存下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棉蘭領事館的回文。

郁達夫“褒揚令“的申請過程為民國時期地方申請國民政府褒揚令的程序和《褒揚條例》相關法規所對應的具體實踐提供了細化佐證。但也由于受到上述地方申請流程限制,相比于中央直接頒發,郁達夫的褒揚令申請時間跨度較長。

國民政府頒布褒揚令,對象更多的是政客、軍隊高級將領等在國民黨統治下具有較高地位、對當局影響較大的人,客觀上需要明令褒揚以穩定局勢或提奮人心。蔣介石一向工于心計,因此當有知名人士去世,他往往較快作出反應,進行褒揚或頒寫挽聯等,以便籠絡人心。典型例子如1937年2月17日晚國民黨一級上將朱培德去世,同年3月13日國民政府即明令褒揚,間隔時間不到一個月;1940年5月1日張自忠在棗宜會戰中犧牲,同年7月7日國民政府即明令褒揚,間隔時間兩個月左右。而地方申請的褒揚對象,國民政府方面往往不清楚其具體死事情形,而須按規定程序進行調查、審議,時間線不可避免地被拉長。從郁達夫的褒揚令的申請時間線上可以發現,在初期,從富陽縣參議會提出申請,到文官處接收處理并交行政院,僅過去半個月時間。而自2月3日文官處遞交文件到后來8月18日內政部轉交外交部,中間由于返回復查等事宜時間跨度長達六個月,體現了地方向中央申請與中央直接明令褒揚二者在時間長度上的差異,同時凸顯了郁達夫死亡一事的復雜性和文人身份的特殊性。

查考《國民政府公報·中華民國褒揚令》、《〈中華民國褒揚令集〉中吾浙受褒揚人氏芳名錄》等文獻,其中皆無郁達夫的褒揚令或頒匾記錄,相關報道和后人記錄亦缺失,可大致判斷郁達夫的這份褒揚令最終并未頒發,推測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相關時間地點及郁達夫死事情形并未查明?!栋龘P條例細則》第八條明確說道:“凡呈請褒揚者其事實清冊務求翔實,如關于人物須列舉姓名字號,關于時間須詳列年月日,不得以浮泛空洞之詞相敷衍。”(4)從富陽縣參議會的調查結果來看,明顯存在時間模糊、事實不明的情況:其一郁達夫從新加坡到蘇門答臘的時間僅有年月信息,具體日期未能落實,且這一日期在不同的人記錄或考證中尚且存在差異;其二郁達夫具體死亡時間和死事情形并未明確記錄,確切日期僅到郁達夫失蹤,后來死亡的年月日并未寫明,是否為抗戰犧牲情形也僅以當時中央社報道作為證明材料,支撐不足,郁達夫具體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殉難未能翔實敘明。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來自郁達夫的左翼身份和國民黨的立場問題。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郁達夫是發起人之一。1933年,郁達夫加入由宋慶齡、魯迅等人發起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與魯迅過從甚密。再加上郁達夫對國民黨時有批評聲音,國民黨方面對于郁達夫自然不會有好的觀感。其中或許有不為人知的內幕,但在目前所見檔案里只能看到表面現象,即郁達夫的“褒揚令”進展遲緩,且最終未能頒發。令人欣喜的是,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這份認證無疑比國民政府頒發的“褒揚令”更加珍貴。

注釋:

(1)《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呈請明令褒揚郁達夫》,臺灣地區“國史館”藏,檔案號:001-036000-00070-044。

(2)《國民政府文官處函行政院為遵批函送浙江省富陽縣參議會呈請褒揚郁達夫一案請查照》,臺灣地區“國史館”藏,檔案號:001-036000-00070-045。

(3)《調查抗日殉難華僑》,臺灣地區“國史館”藏,檔案號:020-010199-0173。

(4)內政部總務司編:《內政法規匯編·禮俗類》,重慶:商務日報館,1940年,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