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錢文亮:我感受到的唯有善意

錢文亮先生
我是1992年或1993年認識錢文亮的。那時我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他那時候剛從湖北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yè),分配到省新聞出版局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和另一位年輕的同事共同編輯一本雜志《通俗文學評論》。這是剛剛創(chuàng)刊的雜志(不過,辦了十年左右就停刊了,以至于現(xiàn)在很少有人知道這份雜志)。他要找人寫稿,我的一個師兄和他相熟,就介紹我認識了他。我當然非常樂意認識他,當然希望有發(fā)表的機會。
時間過去了很久,我已經(jīng)想不起來和他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了。只是記得他來過我的宿舍幾次,我們一起在校園里散步;我也記得我去過他在梨園附近的編輯部辦公室,辦公室在當時看來是一棟很高很顯眼也很現(xiàn)代的出版局大樓里,需要坐電梯上去。我當時覺得以后要是能在類似這樣的明亮整潔的大樓里上班就很不錯了(今年8月份我還在那附近住過一周,那里如今高樓林立,我完全辨識不出方向,也找不到那棟大樓的位置了)。我們的往來不是很密集,但也不算稀少,每年可能會見面兩三次。他來找我的時候,我請他到食堂吃飯,而我去找他的時候,他總是請我到附近的餐館吃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對一個學生而言,去餐館吃飯就像是一個節(jié)日。
每次見面我們都會聊天。和文亮的談話非常特別。他從不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他的聲音不響亮也不果斷,感覺他的每一句話都是從內(nèi)心非常深處的地方發(fā)送出來的,有些低沉的甚至是撕扯和猶豫的強度。我后來讀到布朗肖的文學的“咕噥”聲時,我想到的是文亮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是大聲而流暢的夸飾,相反,它包含著隱秘的激情。我現(xiàn)在明白了,這是專屬于某類詩人的聲音。文亮很少講無關緊要的閑話。他講話的時候很認真,他說幾句就會停下來,陷入思考。他停下來也是讓對方有回應,或者說,他會去體會對方的反應和感受,他知道傾聽的意義。我們之間的談話很少會引發(fā)對方會心的大笑,也基本上沒有什么意見不同的高聲爭論。他比我大幾歲,知道的東西遠比我多,他是編輯,但我從來沒有感受到他的說教,沒有感受到作為一個年輕學生面對一個編輯的一絲一毫的壓力。在和他的談話中,我感受到的只是他的善意——是的,我現(xiàn)在回想起來,唯有善意這個詞才能表達我當時最真切的感受。
我想是文學讓我們很快就感受到了彼此的善意和友誼。90年代初,對文學感興趣的人,將文學作為自己人生選擇的人,已經(jīng)很少了。在一個城市中找到幾個能夠彼此理解和談話的同道會讓人興奮,這也是一個少數(shù)人單憑激情——文學的激情——組成的親密的共同體,這和今天高度職業(yè)化的協(xié)會團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文亮在武漢有一些熱愛文學和詩歌的朋友。他和他們保持了終生的友誼(我最后一次收到文亮的短信,就是2023年他為武漢《詩收獲》的朋友約稿而發(fā)給我的)。這些友誼對他至關重要。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身上應該有一些憂郁的東西。確實,他不怎么開懷大笑。文學友誼肯定是他生活中的一個強勁支撐。
在和他的談話中,我記憶最深的也是他經(jīng)常談到的兩位老師,一位哲學老師,一位詩歌老師,他每次都是用恭敬和感激的語言談起他們,談起他們對他的精神啟蒙和道德感召。他是詩人中特別強調(diào)道德感的人。他有一次說,喜歡文學的人肯定不是壞人。這句話我記憶猶新,雖然到現(xiàn)在還不能肯定這一點。但當時,熱愛文學的人會非常自然地將對方看做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是鏡像,人們因此會由衷地肯定和幫助對方。我給文亮的雜志寫了好幾篇文章,總是得到他的肯定和幫助,這些文章現(xiàn)在看來不值一提,但文亮愿意發(fā)表它們,并且當著我的面毫不吝嗇地肯定它們,我只能把這些看做是他對我的鼓勵——這完全出自他的善意。這些文章的發(fā)表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不是因為它們寫得如何,而是因為它們的最初發(fā)表激勵了我,激勵了我將寫作作為人生的道路選擇。
1995年我離開了武漢。在那之后我們見面的機會就變少了,當然,我們在武漢和北京還見過幾次面。后來我們只是時不時地短信聯(lián)系。2022年4月,我給他發(fā)短信問候,當時已經(jīng)是深夜了,我們斷斷續(xù)續(xù)地在微信上聊了接近一個小時。他最后說要睡覺了。我想他肯定是太累了。我離開武漢后,知道他后來結婚生子,到北大讀書,再到上海教書——他一直在奔波,不用問我也知道他的辛勞。
文亮是我二十多歲就認識的朋友,可以說是我最早的文學意義上的朋友之一。他不是我見面最多的朋友,但是,是那種見到了名字馬上就會在心底產(chǎn)生最美好感受的朋友。只是到了8月1日那一天,這個名字所攜帶的噩耗傳到我這里的時候,它所代表的東西還多了一層意味:永遠的懷念和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