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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試驗與批判:張怡微小說的美學風格釋讀
來源:《南方文壇》 | 張屏瑾  2026年10月28日12:13

2026年1月,張怡微在《青年文學》上發表了新的短篇小說《起翮》,從標題來看,延續了2022年出版的小說集《四合如意》的風格。《四合如意》具有引人矚目的編排方式,作品名從《端正好》到《煞尾》,鋪排得像是齊整的古典曲牌名錄,篇與篇之間形成強烈的互文關系,猶如建造了一棟深藏家庭倫理與個人生活的建筑物。進入到小說文本,每一篇都講述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常故事,刻畫數不盡的小市民與小人物,使這典雅的形式建造隱含著對凌亂紛擾的世俗生活的整體反諷意味。針對張怡微較早的小說,評論家們已經提供了多種讀法:青春文學、工人新村書寫、世情小說等。在我看來,對作為80后代表小說家之一的張怡微的作品,除尋找讀法線索之外,也當探討其美學風格的形成,這不但標志著一位作家的成熟,也是進一步探索其文本中的“自身”顯現問題的基礎。本文主要針對張怡微近年來所寫作的短篇小說,從幾個方面來呈現這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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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起來,張怡微描寫得最多的兩種東西是:婚姻和死亡。《四合如意》《哀眠》兩部小說集里的幾乎每一篇作品都含有這兩大主題。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還很少能找到一位小說家這么頻繁地描寫死亡,且并非烈士、明星或天才的死亡,而僅僅是家常死亡:病死或老死,毫無羅曼蒂克也毫不起眼,里面蘊含著常人最普遍的離合之苦。她早年的長篇《細民盛宴》就是從一個子孫滿堂家庭的一場死亡事件開始的。病苦和亡故在平凡的世界中是常態,小說對這些死亡場景的記錄和追憶,有一種觀察者的冷峻,“在這樣的時代壽終正寢是多么苦難啊”(《白觀音》)。在注重現世安穩的城市里,誰又會對現代醫療技術支撐下的生命發出這樣的感慨呢?一些人因為臨終時無法進食,死于饑餓和因饑餓而引發的痛苦(《縷縷金》《步步嬌》)。腫瘤醫院的病房里并無血緣關系的女人們互相照顧(《你心里有花開》),植物人和他們的親屬一起在等待天意解脫(《櫻桃青衣》《蕉鹿記》),還有一些無名的亡故事件留下了孤獨的單親子女。但這些寫作并非一味渲染悲情氣氛,這些絕癥患者、老年人、鰥寡孤獨者,他們在小說里也不只是充當人間窮愁離苦的符號,他們每個人有著無窮的心思和能量,不斷地用殘存的生命攪動“謎一樣的生活”,與天與人都無窮的搏斗。這些人物內心的不安、騷動和“意難平”是一種稱不上體面,但非常現實的生命力。

除日常死亡以外,張怡微也在小說中記錄城市中的自然災害,比如上海的膠州路大火、臺灣“蘇迪勒”臺風、地震與塵暴……有些是作為故事的明確背景,有些只是隱約提及,后者往往潛伏著向未來更多寫作的延伸。還有什么比大災大難更能夠與蕓蕓眾生的命運相連?人們通常會把大災大難看作一種自然現象,認為城市處于自然的對立面上,實際上,古往今來,并不存在獨立于自然的城市,早有城市學學者指出城市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是“一個構建并重構自然與社會的混合空間,一個自然與社會—經濟在其中交融流動的復雜空間”。當我們把城市建造在地震帶上,建造超高層建筑作為密集人居,把大城市的超強流動性融入流行病學時,那么,“所謂的自然災害在部分程度上是一種社會建構,而自然災害這個詞也就遮蔽了其社會—經濟含義的影響”。在這里我們只需把兩處引文中的“社會—經濟”替換成“社會—倫理”,便能理解,小說對死亡與災難的書寫同樣是把城市再度自然化,甚至包括那些大災大難中處于不同處境的人的命運,也是城市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寄生草》和《櫻桃青衣》兩篇小說均寫到臺灣的同一個事件:臺風天里的一對情侶,為誰出門拿食物產生了分歧,竟至于爭吵出了人命。另一篇作品《宿鳥記》里牽系滬、港、臺三地的愛情則是隨著一場又一場的臺風災難而險中求勝。張怡微寫城市里的災難這個主題,背景更多選擇在香港和臺灣,不僅僅是為了增添異鄉情調,也是創造一種鏡像式的觀察角度,在這個意義上,她從“一城”拓展到“多城”的書寫才別有意味。

再看婚姻,她的小說里的人物不是打算結婚,就是已經結過婚,或正在準備結束婚姻,但和許多試圖探討婚姻本質的文藝作品不同,她并不把婚姻作為一種抽象的人類問題來討論,婚姻在她的筆下也是生存環境之一,不僅僅是兩個人的戰爭,而是隨時折射出兩個或更多家族的生存與精神狀態。譬如談婚論嫁的兩個人,誰先上門吃飯這樣的問題,會顯得極為重要(《細民盛宴》);選擇結婚對象時,家庭可接受的信仰起到決定作用(《寄生草》)。婚姻不但不是完全的個人選擇,而且在不斷重新定義、塑造個體。與此同時,與死亡一樣,在婚姻中總是有太多的戲劇化和殘酷場景展現,也與死亡一樣,在張怡微這里成為城市自然環境的一部分,有著無盡的細節變化,她對兩者的刻畫已經發展出一種波普化的、在細微差別下反復染色的拼接,或許可以稱之為死亡與婚姻的波普,在本質的單一中不斷提煉婚姻的形式、死亡的形式,大同小異又千差萬別,充斥細部的悲哀卻扭轉出整體的幽默感。它并不虛無,它是充實的,被各種各樣具體的倫理關系、人情及日常風俗填滿,充塞著對金錢、后代和現世報的理解,形成了張怡微作品重要的一部分風格所在。她常會用睿智的點評或飽滿的抒情來總結這些故事,有時又會直接插入幾句20世紀90年代的港臺流行歌曲“BGM”點題,提示她“自身”的在場,她和她筆下之人同時凝凍在一種透徹、靜止的時空狀態中。

但是,這種靜止狀態是在被加速打破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怡微的寫作必然會更多地朝下一輩人傾斜,他們的故事讀起來與上一輩人的會有越來越多差異,城市提供給他們童年和青春期相對穩定的成長環境,而他們很快面臨與上一輩完全不同的生存壓力。這一代人有機會受更好、更完整的教育,很多從“城市青年”“(新)知識青年”走向了“世界青年”,在學歷和眼界等各方面要遠遠優于上一輩人,但他們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志并沒有因此而加強,在父母一輩的婚姻和生命的往復纏繞糾葛中,他們總是活在陰影里,顯得孱弱、猶豫不決和淡漠,因此也常常導致人生的失敗。這一代人的人生可以說才剛剛開始,小說家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在人城關系發生改變之后,如何對這一代人“接著講”。“多城”視角的開拓是一種方法,張怡微寫了不少穿梭于滬、港、臺之間的年輕女性,這些小說的言情成分更重,篇幅也相對較長,她謹慎地把新一代人的故事朝幾個她所熟悉的城市作延伸。真正必須面對的還是時間問題,時間是歷史的坐標,是青春流逝、城市更新,家族生命新陳代謝的動因。在張怡微這里,父母們面對流逝的時間倒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他們將時間的線性流逝化作混沌的日常感知,以不變應萬變持守自身,對比之下,年輕的一代人在加速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中,更能感到日常中的無常,所以更懷舊的一代恰恰是下一輩人。在《伊麗莎白》《一春過》《步步嬌》等小說里,舊日的友情在時間的沖刷下難以留痕,讓人不由感嘆,“友誼啊,太綿長也太苦澀”。甚至在以往看起來很想逃離的親族關系,在某一個階段回顧,竟發現也有好多值得懷念之處。《櫻桃青衣》中隨母親客居臺灣的女主人公,在毫無歸屬感又目睹強震災難之際,回憶“1993年的上海”,“上海的外婆家里”,“開門見喜,有川流不息的人客,拜年發紅包,灶頭間里炊煙裊裊”。這個腦際閃回片段即使短暫,對比曾經《我真的不想來》里少女在外婆家過年的厭煩和恐懼,也可見時間已微妙地重塑了一代人對于家庭、家族的感覺結構。

更明顯的重塑來自社交媒體的改變,《四合如意》里的主人公博士論文題目為《情感依戀與現代科技》,張怡微的小說里有一部分內容可以說也在做一份同題研究,從MSN、校內網、人人網,到微博、朋友圈、小紅書、Siri,等等,這些與年輕的一代的互相交往,友誼與愛情的過程深刻纏繞的媒介,它們的快速更迭讓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時間的加速抹平了記憶的細微差異,讓這一代人很難有真正的歷史感,他們是漂浮于離散在歷史的中間階段的人。“還來不及互相連接就已經被更新的技術折疊了。”(《縷縷金》)更不用說紙媒、電臺等“前現代”的媒體。在小說《冉冉云》里,聽眾越來越少的電臺主播“我”并不是等待退休的老年人,而是等待失業的年輕人,“我”在抖音、小紅書的融資能力面前成為“夕陽行業中的老油條”,但是“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傳播上海(也是父輩的)歷史。一方面,年輕人追憶那些還沒有被“現代媒體污染過的”的情感關系;另一方面,面對新的媒介,他們也試圖用一種同情心甚至悲憫心去對之發生理解,《冉冉云》里對“彈幕”的描寫令人動容:“留有文字沿路徑移動效果的空間,召喚某種神秘的歷史回憶紛至沓來”,“它們洇染、彌散、漸變,鑿破了世事遞遷的永恒流,泄露了生命的明輝與狼藉”。為這硬生生的新事物賦予如此優美和溫暖的抒情筆墨,傳達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內心感受,奇妙的是,正是在這種寬以待“物”、自憫憫人的情緒里,我們看到了不同時代的人們之間的和解與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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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注意到張怡微的寫作在地理空間上有不少“臺灣元素”,她在臺灣期間所做的博士論文是明清小說中的世俗化研究,而她自己的小說寫作深受幾位臺灣當代作家的影響。這一視角也得到張怡微本人的認可,作為一名小說研究和教授者,她認為自己所寫的小說“比較通俗”。可以看出她對于通俗文學有自己的理解。通俗小說通常以穩定的故事模式再現世界,而不加以文體或修辭的多形式探索,不過,這種“取消深度”的做法,在后現代語境下,在表象與本質的倒置關系之中,反而有可能成為另外一種激進的創作方法。齊澤克曾把“事件”作為在本體論斷裂的前提下,重新思考理念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的一種裝置,指出永恒的稍縱即逝,使得表象“比其隱藏的東西解釋了更多的真理”,甚至理念就是表象本身,充滿朽壞而膚淺、偶然的“事件”是主體重組的唯一材料。這個意義上,更多素人的日常瑣碎現象構成了新的文學世界——也是真人秀、自媒體和非虛構流行的世界。張怡微小說的美學風格因此不僅僅意味著日常敘事傳統的回歸,同樣建立在她作為有代表性的當代作家的藝術探索之上。從《端正好》到《煞尾》,從《伊麗莎白》到《櫻桃青衣》,究竟是短篇集還是另外一種長篇的形式?這在“通俗小說”的視野里并不太重要了,人物被收錄于同一敘事語境中,由“事件”作為牽引,沒有明確的開頭,也沒有實際的休止,這本身就是一種形式創造。

她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地域書寫的基礎上,編輯成冊以后看得更清楚。在基本相同的地域空間串聯起幾代人的生活,有些人物會重復出現,如同原型人物,在不同的故事支線里游走。應該說,這種注重空間的同一性,同時又切分若干短故事的表現方式并不少見,甚至已經成為當下創意寫作的基本訓練模式。不過,嚴格地說,對某一地域的刻畫還須與意義的生產相關,才能稱得上是空間性的,因為空間本身就是一種生產意義的場域。那么,張怡微的小說如何不斷創造和生產意義?成長經驗當然是最基本的出發點,作家的成長經驗就等同于對作家“自我”的認知,這幾乎構成了對啟蒙主義文學的最經典的一種解讀方案。但在張怡微這里,她處理自己的成長經驗有其特別之處。熟悉她的人很容易發現,她的小說頗多自身生活的影子,但從這些作品來看,它們并不完全對應單獨的“自我”問題。從早期的《我真的不想來》到《細民盛宴》,一方面確實是以自我為方法,另一方面,她又極善于在小說中讓“他人”出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他人”,不完全是寫實主義文學所倡導的外在世界的客觀對象,或者與自己完全不同的階層人物,張怡微小說里的“他人”非常具體,基本上都是女主人公最熟悉的人,是家庭與家族成員,這些具有遠遠近近的血親或姻親關系的人物,父親母親、后媽、前夫、過房爺、姑舅伯叔、堂表兄弟甥侄姐妹,他們互相之間來回牽扯、彼此限制,雞零狗碎,恩怨叢生,這特殊的城市“熟人社會”“親友人生”,在她的小說中延展廣闊。她告訴讀者,如果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在城市生活,就必須在這種復雜的家庭親緣共同體中才能認知自我,也由此,她的小說所描寫的普通人的光譜并不狹窄,反而阡陌縱橫,牽一發而動全身,進入了“大都市與熟人”的境界。

回顧中國的現代歷史,告別舊家族是走向現代社會的必然選擇,而后經由自由戀愛組成的小家庭,也不斷遭到基于個體、個性發展的各種話語質詢,無政府主義式的“廢姓”一度成為文學青年發掘“自我”的起點,后來又成為革命文學的重要動力。個人主義和“自我”問題,始終是新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因,而20世紀80年代文學在“新啟蒙”的氛圍中,對“五四”時期的個體論多有溯源,個人成長又一次被等同于向血統親緣關系揮手作別,家庭與“自我”的對立成為先鋒文學與藝術的基本表現手法。然而家庭、宗族、血緣的“原生”內涵對個體的影響,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否定,也一直構成每個時代的重要思想命題。張怡微著眼于家庭、族群和親密關系對人的性格塑造,小說中的年輕女性或出于經濟,或出于倫理和情感的原因,不僅僅要與原生家庭,還要與各種親族家庭、因婚姻而重組家庭、同學及朋友家庭等,發生許多來往,遭逢許多意外“事件”,由此需要不斷縫合心理裂隙。她的小說雖然呈現眾多市井小民人物,卻少有白描,更多的是心理描寫,她注重的是人物對這些親疏不同的親屬關系的感知,這種感知最終通向“自我”的理解與生成,但必須是中介化的,所謂中介就是一個又一個的熟悉的陌生人,在她的早期小說中,這些熟悉的陌生人承擔了少女被環境所接納的重要環節。

有意思的是,在張怡微近期的小說中,出現了一些專事知識生產的年輕人,有海歸博士、青年教師、訪問學者、交換生等,這些新的“知識青年”試圖把自我理解的中介改換為知識,卻并不奏效,反而出現了新的尷尬與難題。正如小說《度橋》中研究表情包的社會學博士所言:“生活中的‘尷尬’是永恒的,這點大家都能感受到。(我母親該如何面對我不忠的父親在別人家里突然倒下,我又該如何面對我的妻子可能因性生活而爆發陳年隱疾?)”而在《字字雙》里,女主人公在學成回國后,發現她須得加入親戚們為爭拆遷款而躺地示威的隊伍,她寫了研究殘疾人性愛的論文,但對自己母親的黃昏戀情感到無所適從。無論是幾地奔走尋找教職,最后在隔離酒店里領悟了婚姻的實感(《煞尾》),還是以交換生身份換取婚姻和合法身份,卻成為情人的新聞報道對象(《寄生草》),知識生活為青年們帶來的竟然是與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人情關系更深刻的糾纏!

父母、親戚、同學、愛人,這些個人成長中最密切的“他人”,成為每一個個體的潛意識情結,這些人們也就因此變得活靈活現。張怡微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對血緣關系都非常在意,她的小說中總是密密麻麻地布滿了父母亡故、離婚及重組的家庭,讓孩子們產生太多自我懷疑,對失去父母的愛的恐懼,以及難以面對新的復雜家庭關系的迷惑,這些幾乎成為張怡微寫作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在《四合如意》和《哀眠》兩本小說集里,這些殘缺和創傷依然存在,但已逐漸隱退,不再是作者正面和主要書寫的內容,而是漸漸轉至后臺,沉入潛意識。《伊麗莎白》《免疫風暴》《宿鳥記》等小說主要是有關青年人的情感和戀愛,卻仍會讀出他們所隱藏著的“血緣性格”在影響他們的選擇,雖處理得比較隱晦,也恰恰因為有所隱藏而顯得更為曲折、凝重和理念化。那么,為什么作為個體的“我”最終無法與這些別扭的親族關系割斷,在現代城市中,他們的內心意愿受什么樣的因素制約,總是顯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關于這些問題,我認為還是有必要回到具體歷史。20世紀初的中國人走出傳統家庭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城鄉關系的大變動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流動性,對鄉土的告別既產生了城市文學,也產生了鄉土文學。而到了世紀末的八九十年代,就社會流動性而言,北京、上海等城市遠不如百年前,合法戶籍家庭是個人別無選擇的全部依托,每個人的成長就是在這些雖看不上眼,但也割舍不斷的親緣關系中形成,張怡微把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成一片的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就是一代城市青年的“自我的根源”。因此,她的小說與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派所崇尚的個性化書寫不一樣,她對世界的心理感知,總是立刻轉化為對當前情勢的客觀評論,顯得她的小說“金句”特別多。

在這些維度上,我認為張怡微開創的“家族試驗”這一主題尤其重要,且不斷深化而上升為一種美學形態的創造。可以參照日本著名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來看,會發現親緣關系的“命定性”和“試驗性”之間構成極有意味的張力關系。同學之間、朋友之間、戀人之間,“試驗”無處不在,大城市盛產陌生人,但親緣關系的羈絆又如此重要,那么與我有密切關聯的“他人”的范圍能不能進一步擴大?小說《蕉鹿記》的情節是:父親死后,“我”的母親所交往的蔣先生,有一個插管的妻子,這個妻子也僅僅是他親生兒子的繼母,最后蔣先生死在彌留的妻子之前,“我”和蔣先生兒子一家人的“親戚”關系驟然中斷。在這篇小說里,層層疊疊的親人和陌生人不斷重組,是繼之前的《試驗》之后又一次在“家族試驗”想象力上的爆發,另有《故人》《哀眠》《雙雙燕》等小說也存在類似描寫。“家族試驗”讓作者得以在有限空間內探索世俗生活、血緣、人情、命運無常與重建共同體等話題的邊界。《蕉鹿記》中的母親在蔣先生去世后真心哀慟哭泣,而蔣先生之子對“我”說,如果是繼母,他更喜歡“我”的母親。與《試驗》相比,這篇小說里的情感書寫更加妥帖、自然、婉轉和流暢,“試驗”從故事原型走向了美學原型。

“家族試驗”為何如此迷人?一方面它強調了社會倫理,尤其是東亞社會的家族血脈淵源里那種密不透風的人情關系和極強的塑造力;另一方面,它又以極大的想象力沖破了這種關系對人的塑造。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倫理關系可以重造嗎,基于什么條件下可能重造?決絕的個人主義并不僅僅是撕破既定的血緣共同體的唯一可能,新的命運共同體的結盟可能更具能動性,雖然這些結盟常常在某種被動而無奈的情景下發生(如“小偷家族”中那樣的),但是否也可能成為一種主動的,更有個性和創造性的選擇呢?實際上這里提到的幾篇小說中,已經出現了對那種特殊的情感的細膩描寫,即便是短暫的、稍縱即逝的,卻也捕捉到人性中可貴的瞬間,呈現出信心。小說《過房》里說:“過房過房,聽起來很假,生活確是很真的。”單身終老的老夏認真地想,如果過房女兒櫻桃會多來看看他,他寧愿生這個病(癌癥),為了可愛的過房女兒,他在原地守了她母親26年。《你心里有花開》講了一對相互扶持的老年女性,尤蕥是雪雁的婦科醫生,從雪雁獨自生孩子開始,這一輩子里真心疼過她的人寥寥無幾,最后只剩一個萍水相逢的尤蕥,兩人從沒明確過朋友關系,更沒有結拜過姐妹,只是女人之間的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彼此竟成了對方的肢體。小說描寫了尤蕥臨終前的若干日子里,兩人最后的情感敞開,帶出了30年相濡以沫卻毫無說法的情感關系,在丈夫、前夫、兒女都靠不住的狀態下,兩個女人互相幫扶了一輩子,沒有任何驚天動地的情節,卻是“很真的生活”的正向推演。實際上,100多年現代中國的演變道路中,確曾走出過若干次“試驗”化的倫理、思想乃至政治途徑,不能不說就是從這樣的底層的籍籍無名的情感連接創造開始的,某種意義上的“小文學”與大歷史的關系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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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起翮》寫了一個學院中的“青年教師”,在這里,新一代的“知識青年”從博士生到“青椒”,終于熬成了“老青椒”,他們不是飛黃騰達,就是面臨淘汰,小說女主人公孫顏是面臨被淘汰的那一種,她曾經懷抱自己想做的學術題目,積極投身于學術體制,卻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隱藏的鴻溝,等到時間流逝,眼看要被“四十歲”這樣一個體制內時間線無情地劃出局,她才漸漸理解了。但是她所做過的養老院護理員的田野調查,卻與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普通人的日常有很強的關聯,諷刺的是,無論從女性的角度,還是從勞動者的角度,她都與她的調查對象建立起一系列人生“時間表”的對照。她所采訪的麗姐46歲入行,護工這一行的年齡界限是60歲,因此她憑借個人奮斗成了最高薪的護理員,還成了網紅;而孫顏在學術生涯中被40歲的年齡界限打敗,職業和婚姻均無著落,成為領導眼中的KPI累贅。在一個精煉的短篇中把有關職業、性別、階層和生老病死等問題同時提出來,作者的筆法頗值得研究。如前文所述,張怡微對社交媒介持有一種開放式的溫情,在小說集《四合如意》的開篇小說《端正好》里,女主人公和Siri的對話貫穿始終,讓這篇作品透出輕快的喜劇氣氛,新媒介流行的時代,阿梅這樣的單身中年女性反而活出了自在。但到了《起翮》,小說針對整個社會都熱衷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現狀有了更加直接的審視態度,對年齡的卡線是一種最簡單也最粗暴的算法管理,而從體力到腦力的各行各業都在使用,所有人都逃不過,女性更要承受多一輪結婚和生育的年齡卡線,“但為什么是‘六十’這個數字呢,為什么是‘四十’這個數字,而后又突然變成三十五歲、三十二歲呢?沒人給出說法。”總之生命的各種差異性,各種“起翮”的可能性,都被這些數字牢牢地控制住、釘死。張怡微的這篇小說流露出在慣常的悲憫、反諷之外的一種銳利的批評態度,不再完全能用面對苦難的通透態度來化解,而是傳遞出一種明顯的批判性。這里之所以將張怡微小說的批評色彩算作一種美學風格,是因為她的批評深刻地蘊含在她的小說的筆法形式中,總體來說,與中國現代文學中主流的社會批判小說所常有的觀念化特點非常不同。正是《起翮》這篇小說啟發我重新注意這一批評色彩,試圖將之進一步清晰化。

首先第一點,她極其擅長專注于個人,時代的主題在她這里是從“細民”處展開,仿佛用放大鏡追蹤他們螻蟻般的行為軌跡,把這些從出生開始就注定平凡的人物的思想念頭、行為抉擇都細致呈現,在這種寫法下,每一個卑微的生命都構成一個世界的映像,也可以說,小說家對于世界的整體看法是從這一個個具體生命的考察開始。以短篇小說而言,她在每一短篇中兼容的時空信息量實際是很大的,姑且將之概括為一種“單人多聲部”的表現手法。她的早期成名作《我真的不想來》中的少女視角很突出,但她很快就開放了這一視角,將它擴展成多聲部的,用來傳達家庭成員的不同聲音,嘈嘈切切、錯綜復雜,這是真正的“市聲”,是人對現實情況不停歇地講述、辯駁和爭論。由此她的小說哪怕再短小,也多數運用復合視角,常常是幾代人之間切換,也有性別之間的切換,牽出不同的聲調話語。《起翮》中的主人公也唯有人近中年的孫顏一人,卻勾連出男友的外企人生“大環境”、事業單位的領導心態、養老院的成功人士女老板(同時是一個混血孩子的單親媽媽)形象,還有麗姐直播間里4000多人的存在……哪一個聲部都非常準確地切入那一個譜系的人生,使得小說雖只圍繞一人,卻如環繞立體聲般帶出世相萬千。當然,“單人多聲部”的具體環境是城市,是迷宮般足夠復雜纏繞的城市社會環境。正如日本建筑史學家藤森照信面對東京時所感嘆:“在城市里,有著每天漫步也不會膩的豐富變化,隱藏著深深的褶皺……于是我確定了,將東京這座森林的每一個側面都作為平等的對象,對支撐著這片森林的地基的形成進行探索。”在我看來,展開對人的社會化過程的各種可能性的探討,反復刻畫城市細民們心靈和行動的限度,是作為小說家的探索“地基”和打開“褶皺”,并逐步建立自己的立場的方式。

由此,第二點在于,張怡微極其擅長描寫城市歷史的一個切面。她的大部分小說只寫共時態的兩三代人,主要是中國當代歷史中最特別的兩代人:50后和80后。近年來的地域性文學研究,尤其在“新東北文學”研究中,眾多學者使用了“父一代”/“子一代”的概念,有效說明了工業化和后工業時代的東北社會與文化的裂痕。我們也可以借用這對概念來討論張怡微的城市敘事,正如在閱讀“新東北文學”時,讀者對共和國工業化歷史的了解與否,決定了能否讀懂這批作品的來源與內涵。讀張怡微的小說,如果不熟悉上海這兩代人的獨特歷史和代際關系,也很難充分領略作者書寫的藝術性乃至批判性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張怡微的小說是一份珍貴的記錄,實際上一切優秀的文學都是所處時代的記錄,而這兩代上海人太值得記錄了,他們是當代歷史轉折首當其沖的承擔者,他們的經驗所具有的沖突性和戲劇性,能接通當代歷史的所有關鍵詞,諸如傳統、現代、鄉村、城市、國有、私域、單位、市場、媒體、技術等。可以這樣說,隨著城市的進一步開放,流動性的進一步增加,將不會再有這樣的一種城市社會和市民,不會再有這樣的上海人。

和許多同時代作家一樣,張怡微的寫作從個人經驗開始,而個人經驗本來就是代際經驗的基礎,每一代人的歷史中都含有普遍性因素,作家寫作總是去對應、探索一種或幾種具體時空前提下的普遍真理。對張怡微來說,這種真理對象就是這幾代的上海市民家庭、家族中人。事實上,張怡微的寫作并不讓人覺得特別具有上海書寫的特色,上海作為關鍵詞,在她的作品里甚至不如在她的老師王安憶那里更能成立。但是,張怡微所寫的,又的的確確都是上海人,在上海的以及在異鄉的上海人,她在小說中使用上海話的詞匯和語法表達并不在少數,有時就像地道的方言小說那樣,并不顧忌讀者的理解與否。那么,為什么她的寫作讀起來卻不那么“上海”呢?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她筆下的城市并非一個“他異性”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存在戀物、景觀、欲望等拜物教符號,她的男女主人公們沒有一個是所謂的新成功人士,卻都是土生土長的上海市民。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國城市化的起步階段,這個階段的上海經歷了一段相對封閉的發展過程,嚴格的戶籍政策使得幾代人的生活世界幾乎沒有外部,主體認知基本經由家庭—單位(包括學校)展開,不會對城市產生任何疏離和自省的反觀態度。而這幾代人正構成張怡微小說中的家族之祖—孫結構。在這部分人看來,不管我活得好還是不好,我在這城市就在,其他都不存在,正如小說《一春過》里的馬先生,“對自己的上海身份感到無比自豪,無論是平庸的事業還是失意的婚姻,都無法挫敗他身為上海人的自豪”。當他們客居他鄉時,這心態更重。如《櫻桃青衣》中“我”的母親嫁到了臺灣后,“數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生活成上海模式,只跟上海人較勁”。而在《寄生草》里,“陸配”中只有上海人不承認自己是大陸配偶,而只愿意說“我是上海人”。這里的“(我是)上海人”并不完全是一種狹義的身份認同,而表達了一種對現世安穩生活的需要感、保障感和安全感,這些需要和感受也不完全受制于經濟層面,而是綜合了生活方式、情感寄托、文化記憶等,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生存立足點,張怡微也正是在這一立足點上觀察這一類人所身處的社會與時代的種種現象。

如果說在“新東北文學”“父一代”和“子一代”的關系中,存有的是工業社會的巨變對社會文化結構的沖擊,那么上海這兩代人的故事——在張怡微的小說里,更多的是“母—女”兩代人——所表現出的家庭倫理關系和情感結構的變化,同樣是現代城市發展重要的奠基性的命題,曾經的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子女與父母的關系前所未有地緊密,第一代獨生子女要面對史無前例的親族關系網絡,而國有單位(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下崗潮之后才漸漸改變)的存在使得同事、同學等成為雖無血緣關系,但同樣重要和密切的“他人”——也是以此為基礎而產生出了“試驗”。如果我們將海派文學的發展脈絡延伸到當代,那么張怡微的寫作自然也處在這條延長線上。近年來,學術研究界對海派文學的兩面多有總結,一種觀點是海派文化有兩面性,一面是城市現代性的發展,一面是革命與階級話語的發源,由此,有論者認為張怡微對于工人新村的描寫“體現出與上海文學中城市批判書寫傳統的關聯,也體現出對21世紀以來文化研究、文學研究中‘新工人’敘事的呼應”。但我認為,上海的工人新村書寫內涵比較混雜,并不一概等同于新、老“工人敘事”,張怡微筆下生活在田林新村為主的工人群體,在20世紀末的社會條件下,實際的階層屬性相當于城市的中產,在職業、收入、子女教育、房屋分配等層面,都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也是這個城市的生產、消費和文化風尚把握的主力人物,他們的生活史就是改革開放以后的城市生活史和發展史。張怡微根據自身的部分經歷所塑造的“春麗照相館”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端正好》里春麗尋尋覓覓的“售后公房”也是一例。出生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下一輩人,雖與上一輩人有各種文化和價值觀上的沖撞,但也有共享改革開放的社會紅利的一面。這兩代人實際是當代中國最早得以實踐現代生活方式、城市小家庭倫理和個人價值論的一批人,所以從他們身上出發的社會批判動機,也一定與我們所熟悉的“城市批判書寫傳統”不盡相同。從代際到性別、從知識到技術、從人情倫常到科層社會,張怡微所創作的不但是深具當代性的文學,而且她正在不斷形成的風格、意識和立場都將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與現實產生新的判斷力與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