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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本體批評的語言審美路徑——張煒《“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帶來的啟示
來源:《文藝爭鳴》 | 瓦當  2026年10月28日12:11

眾所周知,20世紀的文學批評發生過兩次關鍵性轉向,亦可稱作兩場范式革命:第一次是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語言學轉向”,第二次則是70年代以后的“文化轉向”。前一次轉向以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為范式,推動文學批評擺脫傳統外部研究路徑,轉向文本內部研究;后一次轉向則是打破文本封閉邊界,將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等外部要素重新納入批評視野,這次轉向延續至今仍然處于進行中。“文化轉向”帶來了跨學科研究的空前繁榮,卻也為文學研究本體埋下了深層的學科危機。進入數智時代之后,這一分裂進一步加劇。置身當前的學術語境,張煒《“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提出建構“語言批評”的新路徑和新概念,其中蘊含的思想與啟示值得深入探討。

一、重返語言之門

語言之于文學乃至人類生活的中心意義,本是無須多言的基礎命題。“語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語言之家為家。”海德格爾的這句名言在中國知識界幾乎家喻戶曉,與之相提并論的還有維特根斯坦的經典論斷——“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落實到文學領域,“文學本身本質上就是一個語言結構”。張煒借《“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一文再次提醒人們:語言是進入文學世界的唯一之門,這也正是當初文學批評由外部的實證主義批評和印象主義批評轉向內部作品本身文本批評得以發生的底層邏輯。

20 世紀70年代以降,隨著社會政治動蕩和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巨大沖擊,文化政治話語逐步壓倒文學審美議題——情狀頗有些類似當年的“救亡壓倒啟蒙”,文學批評領域的文化轉向順勢而生。一部分研究者主動擁抱跨學科研究潮流,更多文學從業者則被動舍棄審美研究與文本分析等本行專長,轉而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研究爭奪學術話語空間,疲于應對各類跨界議題,文學研究原有的專業邊界變得模糊不清。針對這一現象,學者周憲曾經評價道:“文學的研究者慢慢從‘專家,演變為‘雜家,,表面繁榮之下暗含著嚴峻的學科危機,文學理論的學科合法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數智時代的到來,進一步放大了這一結構性問題:算法量化分析漸成主流研究手段,“遠讀”潮流興起,大有取代文本細讀之勢,傳統文學的沉浸式審美體驗迅速流失。在此背景下,以語言為本體、回歸文學審美本位的理論呼聲顯得格外珍貴。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古今中外的文學家對此有著高度共識。即便作為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反對者的高爾基,也毫不猶豫地承認“文學的第一個要素是語言”,汪曾祺在20世紀80年代亦曾坦言“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同樣是80年代,“尋根文學”著力掙脫主流政治話語,扎根民間語言文化,復活傳統白話文脈;“先鋒文學”借鑒西方現代文學,將語言實驗推向極致,稱其為“文學語言事件”亦不為過。海子詩云:“萬人都要從我刀口走過/去建筑祖國的語言。”一位作家能否在文學領域取得獨到建樹,歸根結底取決于他在語言層面是否做出了自己的開拓。文學流派的劃分,其內在的依據通常也建立在美學原則與語言風格基礎之上。

作為一位已經創作了23部長篇小說、2000多萬文字的巨型作家,張煒以其浩瀚的文本建造起了一個充滿詩性的語言世界。從“蘆青河系列”清越靈動的初啼,到《古船》眾聲喧曄的恢宏劇場,再到直接以膠東方言放聲唱誦的《九月寓言》,浩浩長河般的《你在高原》,以及古雅奇崛的《獨藥師》《去老萬玉家》,再到《融入野地》《筑萬松浦記》這樣的傳世美文,黃鐘大呂般的長詩《鐵與綢》,東西文明互文的《愛琴海日落:讀<尤利西斯>》……彰顯出作家全方位的語言探索,保持著對語言始終如一的高度敏感和自覺。

張煒倡導的“語言批評”,核心指向便是文學審美本位的回歸,這與其深湛的語言實踐密不可分。

二、新批評傳統的世紀回應

不難看出,英美新批評是支撐張煒“語言批評”的主要的理論資源。張煒將新批評的意義類比中國古典文論《典論》《文心雕龍》《詩品》的歷史影響,甚至認為有過之無不及,足見他對新批評的重視和推崇。新批評在西方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之高早已是不爭之論,而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介入之深、影響之巨也是無出其右。新批評問世之初即同步傳入中國,直接推動了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型,并深刻影響到中國白話詩歌的樣貌,影響了卞之琳、馮至、穆旦、袁可嘉等一批優秀詩人、學者。20世紀80年代,國門重開,新批評也隨之再度回流,又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擺脫工具論、建立主體性起到了巨大的啟蒙、催化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張煒的類比判斷是十分公允和準確的。

新批評這一流派得名自美國詩人、評論家約翰.克勞.蘭色姆1941年出版的《新批評》一書,但其思想源頭可遠紹康德美學,實際開創者當數20年代的英國詩人、批評家艾略特和I.A.瑞恰慈。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等文章中提出詩歌的“非個性化”“客觀對應物”等概念,呼吁將批評關注重心從詩人身上轉移至詩歌文本,已然初具文學本體論的寓意。瑞恰慈以《文學批評原理》《實用批評》奠定新批評的理論基礎,創立基于語義分析的文本細讀法,文本細讀法成為新批評研究落地實踐的核心方法。

瑞恰慈的學生燕卜蓀沿著語義分析路徑繼續深耕,通過《含混七種》搭建起一套完整可操作的語義解讀體系。蘭色姆在早于《新批評》發表的《新批評公司》一文中提出文學批評需要摒棄的六條“負面清單”,為文本批評劃定了最早的藩籬。《新批評》批判了歷史、道德、心理等外部批評,呼吁建立以作品為核心的本體批評模式。韋姆塞特著力掃清“意圖謬見”和“感受謬見”,使本體論思想主旨空前凸顯。布魯克斯與沃倫合著《理解詩歌》和《小說鑒賞》,成為細讀批評實踐的標志性成果。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明確劃分外部批評和內部批評,確立了文學研究獨立邊界,奠定了現代文學理論學科框架。

新批評一路走來的歷史,也是文學批評學科獨立的歷史。盡管20世紀70年代后,新批評的地位被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相繼取代,漸漸歸于沉寂,但并不代表其理論影響力和方法論徹底消亡。相反,“新批評是作為一個威嚴而令人敬畏的父親形象那樣死去的”。時至今日,文本細讀仍然是現代文學研究繞不過去的通用基礎手段。誠如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發現的那樣——細讀不只是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而且“幾乎定義了該領域本身”。更有甚者認為:“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今天都是新批評派。”

張煒在《“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新批評不可替代的“不二之功”:將詩學研究重心移至文本內部,“喚醒了‘語言自覺,和‘文本自覺,”。同時,他關到新批評與其他文學評論流派的親緣關系,簡要點畫出現代文論流派演變的脈絡: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早期符號學,這條理論脈絡有如“辮形河流”,時而交叉重合,時而平行無涉,但大體同頻共振,均以文學文本的語言、形式作為研究核心。因此,亦有研究者將他們統歸于“形式主義文論”門下。值得留意的是,新批評與俄國形式主義分別起源,二者誕生之初均未受到索緒爾語言學的影響,卻殊途同歸,共同建立起以文本內部分析為核心的批評傳統,這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文學理論產生、發展的偶然性和復雜性。

《“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辨析了新批評與后結構主義在文本概念上的關鍵性分歧:羅蘭·巴特、德里達否定文本具備固定穩定的內在意義,“作者之死”“延異”“互文”等認知徹底打破新批評堅持的統一整體論和內外之分。“新批評之后的現代西方文論實際上是一種文學哲學,或文學美學,而不是文學批評。”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同時點明,后結構主義只是對文本理論的反向延伸,是一種“故意誤讀”,而非徹底顛覆。“它們以新批評為錨點,就此展開思辨、正向或逆向的延伸和拆解”,以此“進入學術縱深”。這個獨特的見解,為思考知識生產發生演進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視角,也為重新審視新批評的影響留下了探討空間。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哲學和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認知與策略兩者往往并不純然統一。蘭色姆早就發現詩人艾略特與評論家艾略特之間的沖突:“他的文學批評和詩歌創作根本是背道而馳。”《文學理論》區分文本內外研究,但韋勒克自身的文學史寫作中大量運用社會思想、作家生平等外部材料。新批評既主張文本的客觀穩定意義,但細讀實踐高度依賴批評家個體的主觀判斷。誠如張煒認為:“目的是為了獲取準確的審美價值判斷,手段就不能是機械的模板化和程式化。”這種理論標準與研究實踐之間的看似分裂并非偶然,而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知識形態的內在張力使然。

乍看起來,張煒的“廣義的文學批評”和“狹義的文學批評”與韋勒克、沃克的文學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些相像,似乎很容易混淆,但如此認為便落入了門外之議。認真辨析對比,便可見出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內部研究、外部研究,側重的是文本空間內外之別,是一種物理分割式二元邊界。外部研究指的是社會化、歷史化批評,內部研究則指向文本內部諸要素的技術分析。這種分析視文本為獨立、穩定的符號結構,偏重科學化、分層拆解文本,過度追求客觀化、標準化,難免僵化、狹隘,最終成為新批評的“死穴”。

而張煒的“廣義的文學批評”和“狹義的文學批評”之分則以審美為半徑,是一種以功能目的為主導的動態邊界。審美半徑以外便屬廣義,審美半徑以內方為狹義,甚至韋勒克推崇的許多內部研究內容,在張煒體系里也大量歸為廣義批評。狹義的文學批評,才是張煒所說的“語言批評”,其內核就是拒絕文學技術化,強調流動、鮮活的審美體驗,直指生命感受。從內部/外部研究到廣義/狹義文學批評的差異,實質是由形式本體向審美本體的轉變,這正是張煒此文的重要題旨。

蘭色姆在《新批評》一書末章呼喚本體批評家,張煒《“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可視作一份跨世紀的應答,但絕非對新批評理論的簡單復刻,而是有力的延展和變奏。作者正是通過“語言批評”的廣狹之辯,構建起數智時代文學研究新的邊界,從而實現了對新批評的揚棄與升華。

三、詩螺絲與頡顏力

張煒是一位學者型作家,他在文學創作之余還撰寫了大量文論,涉及古典詩學、外國文學、閱讀史、寫作學等。更重要的是,張煒的文論并非完全依附西方理論框架,而是主動吸納東方古典審美話語,搭建起中西理論互證的個性化批評體系。如他對古典文學中賦、比、興手法進行的富有創造性的現代闡釋,即體現出舉重若輕的理論整合能力。“詩螺絲”與“頡頑力”兩大原創概念,更是這套本士化文論的得力支點,是其“語言批評”的詩眼和文眼。

“詩螺絲”這一概念最早見于十幾年前,張煒在萬松浦書院講壇的講稿結集而成的《疏離的神情:萬松浦講稿》一書。書中完整闡釋了該概念的內涵:“詩有一個了不起的作用,就是能夠把詞匯的內涵給固定住,不讓其消散和流失、不讓其變形。它用魔法把一個個詞語的邊緣逐一擰上螺絲,不讓其滑脫……”這個螺絲張煒稱為“詩螺絲”。它“會把一個詞語牢牢地固定在局部和瞬間,并企圖讓這個瞬間變為永恒”。

通過“詩螺絲”,可以將“詩”和“詩意”鎖定在文本中。但“詩螺絲”的鎖定并非一勞永逸,詞語的表意邊界會隨時代流轉而改變:“在時間和空間的河流中被腐蝕了,發生了松動。”這里的松動,指的就是語境變遷帶來的語義偏移。面對這種情況,閱讀行為的價值得以凸顯出來:讀者需要重返作家寫作的原始現場,“回到局部的局部”。“我們要與彼時的詩人一塊兒再次固定,厘清這個詞語的邊緣和性質。這個過程才是一次真正的閱讀。”

由此可以看出,“詩螺絲”是一組雙向對應的裝置:一端是作家創作階段鎖緊詞義、錨定文本內核的語言錘煉行為,另一端是讀者闡釋過程中還原文本語境,重新穩固詞義的細讀實踐。闡釋者依托擰螺絲式的細讀,以細密、層層遞進的拆解方式挖掘文本潛藏的多層深意,每一次語義分析,都是為松動的文字再擰緊一圈螺絲,力圖窮盡文本內部蘊藏的全部審美內涵。而“羅蘭.巴特們先是松動那顆‘詩螺絲,,接著指出它是徒勞的、無效的,所以干脆將其拔掉,最后索性言稱這根‘螺絲,壓根不存在”。于是,“詩螺絲”的滑脫帶來的文本的不確定性,才使得反向延伸得以進行。

“頡頑”一詞源自《詩經.邶風.燕燕》:“燕燕于飛,頡之頑之”,《毛傳》注日:“飛而上日頡,飛而下日頑。”原本指代鳥類忽上忽下、彼此呼應的飛行姿態,引申為兩種相反相成、相互制衡的動態力量。

這個由東方古典審美意象闡發而成的美學概念與艾倫·泰特提出的“張力論”形成跨時空呼應,相較西方理論,更具含蓄靈動的東方詩性特質。頡頑力并非靜止不變的對立僵持,而是持續博弈、相互平衡的動態審美關系。瑞恰茲在《文學批評原理》中也表達過相近觀點:“對立沖動的平衡是最有價值的審美反應的基礎。”“通常互相干擾的、沖突的、獨立的、相互排斥的各種沖動”在作者“心中結合成一種穩定的平衡”。這種對立力量平衡的審美內核,被泰特在《詩的張力》中系統提煉為張力理論。布魯克斯對此也作出過補充回應:“詩的結論是各種張力的結果——統一的取得是經過戲劇性的過程,而不是一種邏輯性的過程。”

張煒正是吸收上述理論精髓,結合古典東方審美,提煉出“頡頑力”概念,由此可延伸出一組審美悖論:文學審美深度離不開理論概念工具,純粹感性印象無法完成深刻透徹的文本闡釋,無法抵達表述的邊界;若過度依賴理性概念拆解,又會消解文字直觀鮮活的審美感受,無法抵達想象的邊界。感性體悟與理性分析二者本身就是一組持續制衡的頡頑力量。“要維持邊界上的運動,就需要一種頡頑力”,而“表述的邊界就是語言自身。邊界之外的部分就是詩”。

飛行同時需要向上向下兩種相互抗斥的力,“鳥兒只有在這種抗斥中才能飛行”。在張煒看來,好的語言就是詩,就是一種飛行。張煒作品的文本創作實踐中一直貫穿著這種語言頡頑力,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根植大地的“齊東野語”與現代精神哲思之間的頡頑力。如《九月寓言》用最樸素的民間口語,深度探討人類存在、文明異化等宏大命題;粗糲的膠東鄉音沒有被形而上的哲思束縛,詩性獨白也沒有消解在地語言的原生煙火氣,二者相互制衡,形成富有魔力的語言迷宮。二是世俗現實與野地理想的雙向拉扯,張煒幾乎所有長篇作品中都存在著兩組對抗性的語言意象:代表功利、欲望的工業、城鎮、機器和代表自然、自由的野地、叢林、海洋。兩組意象持續對沖,構成文本“語言的飛行”。當然,這只是為了表述方便大致的粗描,實際的意義要遠為復雜、縝密和豐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所有的小說杰作都是一場‘語言的飛行’,即一種‘頡頑力’的運動過程。”“‘語言批評’提出的‘好的語言’,是一場語言頡頑力的持續行進。”

張煒注意到新批評學派大多兼具作家與理論家雙重身份,這種原創才能與闡釋才能的統一十分難得,也難以復刻,二者之間同樣構成一組頡頑關系。這也是新批評實踐層面得天獨厚的優勢。張煒本身便是同時兼備創作實踐與理論思辨雙重身份的典型代表,他的創作和理論是一種雙向詮釋。他所創造的無論是“詩螺絲”還是“頡頑力”的概念,描述的都是語言審美的動態運動過程,而非靜態文本結構。如何保有創作和批評的雙重活力,奧秘盡在其中。

四、詞語、故事與語言

有一個好玩的故事,說的是畫家德加向詩人馬拉美抱怨:自己滿腦子都是思想,就是寫不出來。馬拉美回答說:“親愛的德加,寫詩用的根本不是思想,而是詞語。”詞語是語言中能自由運用的最小單位。抽象的思想不能稱其為文學,最終要落實到一個個具體的詞語中,靠詞語的編織,成為“一種可觀可見之物,而不是可認可知之物”。

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因為文字產生,命名發生,人類從此開啟文明,并擁有了深度敘事的能力。張煒深知“人類文明的起點始于‘命名’行為,人對客觀世界的感知,若無‘命名’便無法完成表述”。而命名之于文學的意義在于:“‘命名’誕生的瞬間,故事便隨之產生。”由此,張煒打破語言、敘事二元分割的慣性認知,指出字詞本身自帶微型敘事,本身就是微縮形態的“故事”的事實——“語言內部的字與詞,正是構成故事的最小基礎單元。嚴格意義上的‘故事’,本就以字詞的形態存在;語言整體,不過是無數微型故事聚合而成的復合體。情節、細節全部由字詞衍生,最終交織為曲折繁復的各類傳奇敘事。”結合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來看,字詞的物理存在是能指,字詞承載的敘事功能是所指,但漢語作為象形表意文字,字形、語音與內在敘事深度交融,能指與所指的聯結頗為緊密,尤非隨意。

修辭立其誠,“文化離開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便無從發展”。“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需要從詞語開始擰緊“詩螺絲”。在張煒的理論視角下,“到了情節和人物才開始虛構,那已經有些晚了”。

真正的創作者一定深諳此道,艾略特也有過類似的論述:“他(作家)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最困難的一種交流形式,在這個形式中準確性最為關鍵,但這種準確性不能實現規定下來,而是必須體現在每一個新詞語中。”本雅明亦曾申明詞語構建審美意義的核心作用:“詩意的韻味并不局限于意義,而是來自由精心挑選的詞語所表達和表現的內涵。”

所謂法毋外求,語言是進入文學世界的不二法門。在張煒看來,世界上不存在語言粗劣的好故事,故事與語言渾然一體,須臾不可剝離。張煒倡導的語言批評,正是從最小的敘事單元切入,建構文學作品的豐富審美內涵。脫離語言審美維度展開的文學批評,終究只是隔靴搔癢、盲人摸象。

結語

今天,以AI語言大模型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浪潮正在重構人類知識生產樣貌,技術范式轉移引發原有人文學科研究范式的深度危機和嶄新可能。知識的獲取、積累和生產變得前所未有之容易,大量預制化、AI自動生成的圖像、文本充塞于各種應用場景,依靠文學經典滋養和自身語言才能的創作者與深耕文本微觀細讀的研究者一同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艾略特在其所處的時代已經意識到:“沉淀于十九世紀的知識——或至少信息的大量積聚,造就了等量的無知。”今天的情狀與19世紀相比何止壯觀百倍。張煒敏銳地觀察到,一方面,數字技術極大降低了知識獲取門檻,傳統飽學之士的知識優勢被消解,“知識崇拜快速滑向AI崇拜”;另一方面,“前知識”在加速繁殖的同時,也在以同樣的速度不斷貶值。

海量前知識、量化“遠讀”模式的盛行,本質是科學邏輯對文學領域的侵入。蘭色姆在《世界的軀體》中早已警示:“科學不斷將世間萬物簡化為標準化范式,致使科學與藝術的鴻溝持續拉大,因此藝術應當重為世界賦予血肉軀體。”在筆者看來,《“語言批評”的題旨和意義》就是“重為世界賦予血肉軀體”的慷慨建言,是喚醒文學語言自覺的行動宣言。它直面當下文學研究的時代困局,倡導確立文學語言審美的本體地位,接續、拓展新批評細讀傳統,為深陷數字邏輯、日漸脫離文本根基的當代文學研究探尋重塑批評本體、恪守文學本真的路徑方法,理應引起深度的思辨與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