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成像與聲景敘事——論新鄉土散文城市形象的幽靈性建構
如果以偵探小說中的犯罪來比擬的話,新鄉土散文中的城市形象就如同犯罪兇手,而鄉土中的種種空心化跡象便是城市形象這一兇手的犯罪現場。偵探的意義在于通過對現場每一處蛛絲馬跡的考察,側寫出兇手的模樣,從而逮捕兇手。對于新鄉土散文作家來說,他們大部分只是描繪現場,即對鄉土空心化進行極為詳盡地細描,但并沒有勾勒出名為城市形象的兇手,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種隱性建構。相較于直接、具象的顯性書寫,新鄉土散文中城市形象更精妙、更富張力,也更具時代洞察力的呈現,就在于其隱性建構。在此,城市本身很少作為被正面描寫的客體登場,而是作為一種彌漫性的、結構性的、無所不在又無處可見的力量,通過它在鄉土社會肌體上留下的深刻創傷、引發的內在危機以及造成的系統性變異,被間接而強有力地感知與言說。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闡述的“幽靈”(Specter)概念,為理解這種獨特的建構邏輯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理論透鏡。幽靈是一種非實體、非物質的在場,它徘徊于生與死、可見與不可見、過去與未來之間,其存在方式恰恰是既非在場,亦非缺席。城市形象在新鄉土散文的書寫中,正完美地扮演著這樣一個“幽靈”角色。它缺席于鄉土場景的直接描寫,卻在場于鄉土社會每一個被其引力扭曲的維度——被攪亂的時間、被抽空的空間、被改造的感官。本文將從時空性和感官性兩個核心維度,具體剖析這種幽靈性的城市形象是如何通過一種逆向推理邏輯被建構出來的。
一、時空性建構:“負像”生成與記憶“顯影”
城市形象的幽靈性建構,依賴于一套針對時空的雙重文本化策略。它并非被動反映現實,而是主動地、有方法地生產出一種特殊的認知方式。第一重策略,是對結果的策略性聚焦與定格,即刻意選取并濃墨重彩地描寫鄉土時空的“負像”狀態。第二重策略,是對過程的策略性追溯與顯影,即運用文學手法,讓“負像”所掩蓋的過往“正像”浮現出來。這兩重策略的并置,在文本內部制造出巨大的闡釋壓力,最終將城市形象擠壓成型。
(一)作為“負像”的空心地理
新鄉土散文作家展現了鄉土中“空”與“缺”的特寫。這并非無意的記錄,而是一種有意識的文學選擇,其效果類似于攝影中的“負像”。在攝影中,“負像”是底片上的影像,其明暗關系與現實完全相反——現實中的光亮處,在底片上呈現為深暗。在醫學影像診斷中,“負像”被應用于通過反轉圖像的灰度值,來篩查那些在常規模式下可能因對比度不足而不明顯的病變。新鄉土散文中被反復書寫的空心化景象,正是城市化現實的一種“文學負像”。城市本是充盈、喧鬧、人口聚集之地(正像),而作家卻著力刻畫其對立面:鄉村的寂靜與荒蕪。這種刻畫并非簡單的相反,而是一種深刻的揭示,它們雖未直接呈現城市的面目,卻通過展示其對立面的樣貌,即鄉土的空心,從而反向印證了那個造成此種缺席的、強大引力中心的存在——城市。
鄉土的“空心化”是城市幽靈的“負像”與辯證倒影。作家們以近乎考古學般的耐心與細節,描摹著空置的房屋:虛掩或緊鎖的門扉、被風雨剝蝕的春聯、院落里肆意蔓延的荒草、屋內舊家具上厚厚的灰塵。這些空間上的“空”,絕非物理學意義上的真空,而是一種充滿社會性、政治性與情感意義的“缺席的在場”。鄉村空間的“空”是城市空間“滿”的辯證性倒影與結構性后果。
黃金明的《田野的黃昏》中的《尾聲》一節堪稱“負像”書寫的代表。正如“負像”這一詞本身是攝影術語一樣,黃金明對空心鄉土的刻畫也具有攝影風格。他使用“長鏡頭”來記錄鄉土——坍塌的戲臺、崩裂的曬坪、淤積的河床、空心的樹干、傾圮的井、荒棄的稻田,都成為其鏡頭下的影像。長鏡頭的意義在于對現實真實性的保持,“景深鏡頭使觀眾與影像的關系更貼近他們與現實的關系。因此,可以說,無論影像本身內容如何,影像的結構就更具真實性”。在黃金明筆下,鄉土的時間與空間在長鏡頭中定格,空心鄉土的荒蕪感成倍放大,呈現出強烈的現實感。黃金明的長鏡頭是一種“半主觀影像”,這就相當于小說中的第三人稱內視角,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的調和狀態,是現實空間場景的主觀性修辭呈現,如“那個純藍而遼闊的穹頂,仿佛藍色和無邊的憂郁在擴散”“河流仿佛在嗚咽”等。這種對空心鄉土的半主觀建構是新鄉土散文作家所共享的策略,作者將外在景觀與內在感知“焊接”在一起,讓觀看者不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而成為被這種“負像”所傷害、所侵入的主體。這種“半主觀”視角,一方面保持了長鏡頭般的真實性外觀,另一方面又將這種真實內化為一種劇烈的心理和感官體驗——一種因“空”而產生的、充滿尖銳碎片的痛感。這種痛感帶來了追問的動力。讀者看到了“空”,感受到了“空”帶來的傷害,自然會追問這傷害的施加者是誰。于是,城市的幽靈形象,開始從一個客觀的“抽離者”,向一個主觀的“施害者”悄然轉化。
與黃金明寫法類似的劉鴻伏,他的散文《每個人都會消失》將鏡頭對準村中空掉的房子,對房間里的每一件“空”物進行了極為詳細甚至煩瑣的描寫。新鄉土散文作家對空心鄉土的呈現恰似克拉考爾眼中的偵探小說,后者“呈現為現實的‘負片’,文本所營造的從混亂到清明的理性幻象,折射著現代文明中理性、秩序和權力的混沌結構,以及人們對重建文明秩序的焦慮和渴望”。新鄉土散文的“負像”書寫呈現的是缺少生機的鄉土的空心化。這里的“無”和“空”,是另一種強大的秩序(城市化、市場化、人口流動)所導致的結果與傷痕。同偵探小說一樣,新鄉土散文中的空心鄉土景象是一種“否定性的寓言畫”,即事物通過其對立面實現自我顯現,它向“文明物事執起一面變形鏡,一幅其胡作非為的諷刺畫從中與之對蹬”。因此,新鄉土散文中的負片呈現的不是秩序的缺失,相反,鄉土的“空”所對照的是城市的“滿”,一種窒息和無處不在的“滿”。它是一種秩序對另一種生活世界的征服痕跡。它折射的是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與鄉土所代表的不同價值秩序之間的沖突與碾壓關系。
空心化的鄉土景觀就是城市幽靈在鄉土大地上留下的最龐大、最無法抹去的物質性痕跡。讀者通過這些“空”的鄉土景象,無法不逆向聯想到那個吸納了青壯勞力、社會活力、文化傳承與自然資源的“滿”的中心——城市。城市形象在此仿佛被建構為一個巨大的、高效運轉的黑洞,持續不斷地對鄉土施加引力,源源不斷地制造地理與社會的空洞。通過對空心地理的深度書寫,新鄉土散文將城市形象建構為一個不在場的、遠程的、冷酷的殖民者。它不通過傳統的領土占領,而是通過經濟與文化的絕對吸引力與重塑力,實現了對鄉土空間最深刻、最徹底的改造——使其從一個內涵豐盈、意義自足的地方,淪為一個人口與意義雙重流失的空洞與廢墟。
(二)作為“顯影”的記憶敘事
正如作為“負像”的光片只有醫生可以理解一樣,一張孤立的“負像”(底片)對于觀者而言,意義是晦澀的,它需要經過“顯影”過程,才能在相紙上呈現出清晰可辨的正像。在新鄉土散文中,承擔這一“顯影”功能的是被精心編織的記憶敘事。作家們并不滿足于僅僅呈現當下的荒蕪,鄉土的荒蕪正如一塊巨大的瑪德琳蛋糕,里面充滿了通往過去的味道,他們常常將筆鋒探入時間的暗房,調用往昔的記憶。在描寫一處現實廢墟時,他們會突然切入一大段充滿感官細節的往事追憶,鏡頭對準的是同一個地方,但畫面卻完全不同。這種敘事手法如同將記憶作為顯影液,作用于當下鄉土這張底片之上。在文字的化學作用下,潛藏在荒蕪之下的豐饒歷史圖景逐漸浮現,與冰冷空無的現實并置。
蒙太奇手法是達成此效果的核心敘事策略。巴贊固然支持“長鏡頭”而否定蒙太奇,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導演運用蒙太奇手段,不是如巴贊所指責的給現實附加了什么東西,而是根據自己的感受想揭示出現實中原來就有的東西。”新鄉土散文作家所用的平行蒙太奇手法正是這樣一種存在,揭示原本存在的東西以及現在消失的東西,在時空的對比中建構城市形象。作家們有意切斷線性流,將不同時間層的碎片直接拼貼在一起。城市作為那個隱身的結構工程師,其形象在這種敘事斷裂的閃光中被驟然揭示。它不是一個具體地點,而是一股造成系統性差異、斷裂與非連續性的力量。蒙太奇敘事因此成為幽靈顯形的方式:通過展示傷痕(斷裂),讓造成傷痕的利刃(城市)在觀念的視野中浮現。黃海的《村莊史》以史為名敘述關于村莊的歷史,其中不乏關于村莊今昔的對比,即平行蒙太奇的處理。如“我記憶中的小鎮河口原來最為繁華的街道已經衰敗,二道販子的叫賣早就消逝……留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鎮政府大院人去樓空,一扇生銹的鐵門內隱約可見到當年熠熠生輝的樓群背景。”這段文字本身已構成一個微型的蒙太奇:同一扇鐵門,同時承載著生銹的現在與熠熠生輝的過去。兩個時間層被壓縮進同一畫面,如同電影中的疊印,讓觀看者在同一瞬間目睹繁盛與衰敗的更迭。這樣的描寫還不止一處。與現在鄉土的荒蕪不同,過去的鄉土都充滿了溫情,一切都清晰可見。平行蒙太奇的意義就在于將兩個完全不同的鏡頭并置在一起,在荒蕪的定格與過去的跳切之間生成的,正是作為幽靈形象的城市。
新鄉土散文中城市形象的“幽靈性”源于負像書寫與記憶顯影這兩種文學策略。二者相互催化、彼此滲透,動態生成城鄉形象。當一幅代表現在的、靜止的空心畫面(負像),被一段過去的、生動鮮活的記憶光影(顯影)所刺透時,文本的深層意義才得以完整定影。前者呈現了空無的現在,后者還原了熱鬧的往昔;二者通過新鄉土散文作家有意或無意識地并置,如同將底片與正像同時展現在讀者眼前,在鄉土時空的畫卷上烙下了一道無法忽視的傷痕。這道傷痕是兩種時空狀態斷裂的直觀痕跡。因此,城市形象無需被直接描摹,它的巨大引力和無可阻擋的改造力量都已通過鄉土自身的荒蕪與對荒蕪的刻畫,被無比清晰地折射出來了。新鄉土散文中城市形象的存在方式,便如同攝影中那個從未進入鏡頭、卻決定了整個畫面光影結構的光源。它本身隱匿,但它投下的陰影(鄉村的荒蕪)與被它照亮的過往(記憶中的繁華),共同勾勒出它強大而復雜的幽靈形跡。新鄉土散文建構城市形象的獨特藝術,正蘊藏在這套“攝—顯”于鄉土的隱性詩學之中。
二、感官性建構:聲音景觀的侵蝕與抵抗
除了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進行宏大敘事,新鄉土散文還潛入一個更為精微、卻也更為根本的建構維度——人類的感官世界,特別是聽覺世界,即所謂的“聲音景觀”(Soundscape)。鄉村曾經擁有一套豐富、有序、與自然節律和社群生活深度融合的聲音體系:黎明時分的雞鳴犬吠、不同季節的風聲雨聲、田間地頭的方言吆喝與勞動號子、紅白喜事中的民間樂器與戲曲唱腔、夏夜乘涼時的故事講述與閑談等。與鄉土的聲音系統相對的是城市聲音,“城市的人群多少世紀以來攪亂了渴望寂靜的人們”,城市聲音也成了城市形象的代表,它“被看作是城市特性的一個標志”。隨著城市版圖的不斷擴充,城市聲音也開始出現于鄉土之中。鄉土世界中古老而和諧的聲音景觀正隨著城市聲音的出現而正在發生劇烈、深刻的變異與瓦解。作家們憑借對聲音變遷的極端敏感與細致記錄,在聽覺維度上,建構了一個具有“殖民性”與“侵略性”的城市幽靈形象。
首先是自然與人文聲景的褪色。新鄉土散文作家通過對“靜”的極端描繪,以及從“動”到“靜”的感官變遷將城市形象構建成感官生態的破壞者。作家們反復書寫并辨析一種新型的、令人不適且充滿焦慮的村莊的寂靜。它不是古典田園詩所頌揚的那種恬靜、安寧、令人心神澄明的靜謐,而是一種匱乏的、失落的、空洞的,甚至充滿懸疑與不安的“靜”。吳佳駿《誰為失去故土的人安魂》記錄了一個寂靜、空虛與落寞的故鄉。他注意到了村莊可怕的安靜,“即使在白天,整個村子也是死一般沉寂。要不是幾只黃狗偶爾在村中竄來竄去,你會懷疑這里是否還有人煙”。在這篇散文的開頭吳佳駿以極其抒情的筆法素描了村莊的模樣,其中有一處對鳥雀的形容尤其值得注意,“幾只鳥雀在田野上空滑翔,仿佛幾個迷路的孩子,徘徊在漫長的回家路上”。鳥雀在這里與其說是自然之物,倒不如說是吳佳駿憂郁目光下的“風景”。吳佳駿并沒有在這里提到聲音,但如果將其與他發表于2010年的散文《卑微的鳥雀卑微的人》對比著讀的話,我們能看到城市形象是如何作為幽靈而被建構的。同樣是開頭,這篇散文強調了鳥雀在村中的聲音,“每天天不亮,它們就嘰嘰喳喳地鬧騰開了,把我從睡夢中吵醒。我躲在被窩里,仔細聆聽,每一只鳥,都在喊我的名字”。同一個村子,同一種生物,吳佳駿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法,一種是憂郁式的注視,一種是漫不經心的速寫。形式上的變遷其實是鳥聲從有到無的這一生態變遷的結果。鳥鳴在生態文學中有著特殊意義,美國生態學者蕾切爾·卡遜正是由于鳥鳴的消失而發出感嘆,“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田野、樹林”。通過對鳥鳴的無意識關注到修辭意象的使用,吳佳駿不僅描述了村莊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消音過程,更勾勒出一個作為感官破壞者的城市形象。相較于吳佳駿的書寫,黃金明對聲音景觀的刻畫顯得更為沉重。他在《田野的黃昏》的《尾聲》中記錄了自己三十年后回村的見聞,其中,關于自然聲景的褪色是其書寫中最顯眼的地方。村里唯一的聲音是鳥聲,“村巷里空無一人,田園面目全非……我屏住呼吸,唯恐驚飛了苦楝樹上的灰色麻雀”;河流終止了翻涌,“河灣仿佛在嗚咽。它取消了波浪和聲音”;“蟬聲不再清脆。綠蟬從被污染的泥土中爬出,拼命振動著羽翼,打開被污染的嗓音”。在文章的結尾,黃金明離開了村莊,“在一個沾滿露水的清晨,我離開了村莊,但沒有清澈的雞鳴”。上述這些文字不僅顯示了村莊中各種自然聲景的變化與消失,更值得注意的是黃金明在對不同聲音的不同塑造。他對麻雀聲的書寫帶著小心翼翼的珍視,那“灰色麻雀”的存在仿佛成了村莊僅存的自然聲音符號,作者“屏住呼吸”的動作,將對這微弱聲音的守護與擔憂刻畫得淋漓盡致,暗示著此類聲音在村莊中的稀缺與脆弱。對蟬鳴的刻畫,則像電影中的特寫鏡頭,來突出城市形象對鄉土聲景的污染。至于“沒有清澈的雞鳴”的清晨,則通過句式的轉折強調“清澈的”安靜,以一種日常聲音的徹底缺席,完成了對村莊聲音景觀全面衰敗的最終確認。這些不同聲音的塑造,從小心翼翼的守護對象,到悲戚的沉寂,再到被污染的變質,直至徹底地缺席,共同編織出一幅城市擴張背景下,鄉村自然聲景被逐步侵蝕、破壞的完整圖景。如果說吳佳駿通過動物聲音的消失來突出被城市幽靈抽干的鄉土的靜謐,那么劉成章的《陜北民歌》則關注民歌優美歌聲的消失。相較于吳佳駿冷峻的筆觸,劉成章更加抒情與激動,“曾幾何時,那山野間隨處可以聽到的信天游,像山野綿羊一樣多的信天游,竟少得如鳳毛麟角。也在非常偏僻的溝岔里聽過幾個農民唱,但放在整個陜北,他們顯得多么孤單,多么寂寞……廣寒宮里,寂寞嫦娥舒廣袖”。劉成章所描寫的鄉土的“靜”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創傷,他通過將僅存的信天游并置于傳統神話中嫦娥的寂寞,賦予村莊的靜一種冰冷的色彩。
無論是吳佳駿對自然聲景的描繪,還是劉成章對民歌的描繪,他們都在刻畫鄉土聲景從“動”到“靜”的逐漸消音。這是鄉土生活瓦解的聽覺表征。而城市所代表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推動了這一過程。這種寂靜本身充滿了城市幽靈的無聲的壓迫感。城市的影響力雖未直接出現,但潛藏著城市聲景對主體的改造,使其以一種別樣的眼光去注意被城市形象污染的自然聲景。城市幽靈的形象正是在這層層遞進的聲景廢墟中,獲得了其可被感知、可被推論、可被“定罪”的沉重存在。一種感官上的“空”與地理上的“空”在此形成共振。
與本土聲音消退形成對比的是各種外來異質聲音的闖入與滲透。當鄉土原有的自然與人文聲音被逐漸清除的同時,代表著現代性與城市化的工業聲音開始入侵鄉土。新鄉土散文作家往往將兩種聲音進行并置,從而突出城市形象對鄉土聽覺空間與審美感知的霸占。羅偉章的散文《鄉村永存》《我“只有表面”的故鄉》講的都是鄉土文學所常見的主題——故鄉的今非昔比,但其所切入的截面是聲音景觀。有論者指出,“羅偉章以聲音為載體或手段、運用聲音敘事和聽覺意象,打破了熟悉的‘形象思維’的‘視覺’再現而開發出全新的‘聲音思維’的‘聽覺’表現”,“那些來自叢山峻嶺、千溝萬壑、大江大河的天籟之音,都成了他小說敘事重要的美學元素”。《鄉村永存》和《我“只有表面”的故鄉》與其他新鄉土散文的不同之處便是其出色的聲景建構。《鄉村永存》用色彩與形狀為故鄉四季的聲音賦形,“水……跟水鳥一起發出歡快的合唱”“黃牛和野兔……弄出滋潤飽滿的聲音”“噴吐熱辣辣的氣息”“太陽照在葉片上的閃光、鳥的鳴唱和女人的笑聲,也是綠色的”。聲音因各種鮮活跳躍的修辭性前綴而變得動人。此時的鄉村,就算是代表空與無的靜音也是一種生命延續的象征,“冬天里雪花飄落,大地沉睡,生活,在靜默中從容地延續”。這種對聲音的審美化敘事,在形式上將鄉土建構為一個自足的、富有深層美學與倫理價值的感官共同體。羅偉章甚至幻想著鄉土的聲音是城市形象不可替代的“信仰”,“有了鐘表,有了電視,他們信賴的依然是雞鳴”。雞鳴在此超越了報時功能,成為一套與自然節律、傳統時間感知緊密相連的文化符號。然而,這種充滿生機的聲音景觀在現代性的沖擊下逐漸支離破碎。雞鳴不再準時出現,各種工業化的聲音開始“以侵略的姿態深入山野的音樂”“牛哞、羊叫、雞鳴、惡狗廝斗、飛禽啟翅、走獸低嗥,包括小兒的哭叫、婦人的對罵……風走林梢、枯葉委地、泥土嘆息……”這些鄉間音樂的天籟被高音喇叭所播放的流行音樂所替代。初看,羅偉章并沒有構建一個多么恐怖的城市形象,但這正是城市形象的幽靈性所在。在上面的描述中,兩種聲音先后出場,千變萬化的鄉土聲景在羅偉章的不斷羅列中逐漸登場,像一場聲色各異卻和諧交融的合唱團,甚至文本都容納不下,以至于省略了(“泥土嘆息……”)。但其對手的出場,不僅沒有修辭,更沒有任何動態的表達,只是簡單的陳述,然而這正是城市形象在聲音上的形態,“對清晰、可控聲音的渴望變得無處不在,任何干擾這一目標的東西都要被消除……它剝離了所有被認為不必要的元素”。它高效、清晰、簡單,是機械化與同質化的聲音,所以它不需要修辭。它代表的是一套標準化的、消費主義的城市感官模式,盡管鄉土聲景無限繁復與多樣,但終究是逃不脫被抹平的結果,鄉土的復調只能變成城市的獨白。《我“只有表面”的故鄉》對聲景的刻畫大抵相同,但更意味深遠的是方言的消失。“那些去天南地北務過工的故鄉人,回家說話也不用方言,而用普通話,其間夾雜廣東腔、福建腔、上海腔……每句話后面都必然要拖一個常常的‘啦’字,在‘啦’字前面,加一個‘的’,變得‘的啦’。”同自然聲景一樣,原本生動多樣的方言詞匯與表達被一種空洞的城市聲景(“的啦”)所取代。在這種聲音的角力中,羅偉章通過對聲音細節的精準描摹,展現了城市文明以一種不容分說的姿態,擠壓著鄉土原有的聽覺空間,使故鄉的聲音記憶變得稀薄而脆弱。這種聲音的嬗變,正是城市形象在鄉土感官層面最深刻的侵蝕印記。在城市聲景對自然與人文聲景的不斷侵蝕中,故鄉就“只有表面”了。
除了黃金明、劉成章、羅偉章之外,還有諸多作家都在其散文中有敏銳的感知敘事,創造了優秀的聲音景觀敘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劉亮程和江飛,前者以對聲音景觀的全方位塑造見長,后者則通過深刻的自我解剖突出城市聲景對鄉土肉身的改造。劉亮程也許是中國當代作家中對聲景敘事最自覺的作家。無論是在小說中,還是在散文中,他都將聲音景觀作為文本中關鍵的敘事成分。在散文《驢叫是紅色的》一文中,他將村莊中的各種動物叫聲與機器聲賦予色彩與形狀,驢叫是紅色的,狗叫是黑色的,“像土塊扔過來”,雞鳴是白色的,“像縫補衣裳的細長針線”,這些動物的叫聲都是有根的。反觀機械的聲音,它們的叫聲不僅沒有顏色也沒有根,“拖拉機的聲音沒有根,汽車、摩托車,還有喇叭里的聲音也沒有根”。通過將聲音與色彩相融,劉亮程使聲音變得具體而生動,城市的與鄉土的聲景對抗顯露在有色與無色的對比中。“聲音與環境的交互影響,使劉亮程的散文具有鮮明的話語風格。”江飛的散文《聲音》則堪稱城市聲景對鄉土肉身改造的優秀范本,在其中他展現出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對城鄉兩種聲景的創造性表達。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文中提出“震驚”概念。震驚體驗表現在對異于生命內容(不同于傳統經驗的內容)的非連續性體驗過程。在接連不斷地遭遇之中,大眾的“體驗都變得十分偶然、瞬間和單一……以至于被對象物所同化,失去抵御,失去自我”。在《聲音》中“我”被塑造成一個被城市聲景弄得神經衰弱的形象,在“我”的耳中,原本熟悉的鄉土聲音都成了陌生的經驗,甚至成了“讓我輾轉反側的噪音”。關于聲音的數量詞成了文本中顯眼的表達,風扇扇葉轉動時是“八瓣兒,或十二瓣”,鐘“敲了四下”,狗不是叫了兩聲,而是“叫了一聲,然后又叫了一聲”等。不同于羅偉章等人對城市文明的反思,江飛對鄉土聲景放大鏡式的敘事意在刻畫出被城市所改造的主體及其背后的城市形象。鄉土中的每一種聲音都成了清晰可見的噪聲,而這意味著“震驚”防御機制的失效,主體所培養出來的一套用于應對快速、刺激、短暫的城市體驗的防御機制在鐘聲和雞鳴這種循環性的、綿延性的聲音面前喪失了效用。這種通過“聽覺震驚”之失效來進行的隱性建構,比任何直接描寫都更有力地表明:城市幽靈對鄉土的征服,已從物理空間、經濟結構,深入到了最微妙的神經末梢與感知無意識之中。它留下的最頑固的痕跡,或許就是我們那被城市重塑過的、再也無法安然聆聽故鄉的耳朵。然而城市聲景也是“我”排斥的對象,“我緊閉的窗戶,也難以阻擋各種聲音的穿透,空調外機滴滴答答的滴水,一直滴進我干燥的夢里……每一夜,我又都能聽見夜晚由遠及近再由近至遠的聲音,重型火車一次次碾過我的夢境,留下一地的碎片”。在這里,敘述人身上出現了裂隙,他用種種負面修辭來形容城市聲音,而鄉土聲音也是一種“噪聲”。這是新鄉土散文作家的困境,當他們的身體與心理早已被城市聲音(城市文明)格式化而無法適應鄉土的聲音時,他們卻無法認同城市。江飛的《聲音》深刻之處在于,他指出了這種困境,不是城市化下的鄉土淪陷了,而是“我”淪陷了。
新鄉土散文作家通過聲音景觀的敘事來建構城市形象的方式基本就是上述兩種:一種對“靜”的臨摹,這種靜并不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恬靜,而是聲音被抽走之后的空洞的靜。作家們通過對“靜”的強迫性放大從而突出城市幽靈的無聲壓迫;另一種是對異質的“動”的描寫。這種“動”也并非鄉土本身生命力的體現,相反它是城市聲景對鄉土聲景的大規模入侵與干擾,“動”是一種侵略與殖民。通過聚焦聲音景觀的侵蝕與對抗,新鄉土散文將城市的影響推進到知覺與身體經驗的最深層。城市幽靈在此顯現為一種重組感知秩序的力量。它讓讀者意識到,城市化不僅僅是地理和經濟的變遷,更是一場深刻的感官革命,它正在重新定義何為悅耳、何為噪音、何為和諧。這個隱性的城市形象,因其作用于人的感性層面,而顯得更加無孔不入、難以擺脫。
三、結語
不同于傳統的鄉土散文,新鄉土散文自一出場便與城市化浪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城市形象勢必是新鄉土散文書寫版圖中極為關鍵的部分。新鄉土散文中城市形象的書寫,走出了一條與鄉土散文敘事完全不同的隱形建構之路。新鄉土散文文本中,城市很少作為正面描寫的客體登場,而是以一種“幽靈”的形態存在——它不在場,卻無處不在。它隱匿于文本的表層敘事之下,通過鄉土時空的斷裂、空心地理的“負像”、記憶敘事的“顯影”,以及聲音景觀的侵蝕與抵抗,被強力地感知與言說。新鄉土散文中城市形象的“幽靈性”建構極具啟發性。城市恰恰是一種“未來的幽靈”:作為一個尚未徹底實現卻又被宣稱為歷史必然終點的巨大存在,它以其確定性(必將到來)與不確定性(復雜程度)的雙重特質,從“未來”的位置向“現在”的鄉土施加著近乎絕對的引力與壓力。新鄉土散文作家在城鄉之間的懸置狀態,使他們的寫作成為一種“臨界”的書寫——既是對正在消逝的鄉土的挽歌,也是對城市幽靈的隱性指控。新鄉土散文不僅記錄了鄉土的變遷,更創造了一種理解時代變遷的獨特方式——在時空的蒙太奇與聲景的回響中,讓那個徘徊于鄉土上空的城市幽靈,得以被看見、被聽見、被思考。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