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人:建筑、空間敘事與城市文學
建筑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包羅”空間,并利用這種關系來施加影響,使其得以長期保持下來。
——列斐伏爾
引 言
人類建造城市,與作家創作文學作品一樣,都是從無到有的創造,是用磚塊或語言將人類的想象用某種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可觀可賞、可感覺可實用的特殊空間。如果說早期的城市和傳統的文學更注重實用性,現代以來的建筑與文學卻都特別強調審美。現代以來的建筑師,也像藝術家一樣,要去感受這個世界,要努力設計建造出具有美感的、令人愉悅的且獨具特色的空間。如布萊斯基所言:“建筑師對于世界的理解要求他去感受,并不斷地返回到感性體驗的真實之中。這需要永遠重新開始,重新體驗空間:‘每一個境遇,在一個特定的空間里,都是獨一無二的’。”注重感性體驗的空間建造,與注重傳達個人經驗、表現個體感受的現代文學有著內在的一致性;“永遠重新開始”的建筑設計,也與文藝創作一樣,每一部作品都是“重新開始”。可見,城市的建筑與城市的文學藝術一樣,它們不是冰冷的物質或材料,而應是容納或承載生命經驗和生活故事的人性空間。當然,建筑與文學不僅僅是創作或創造方面的相似,更是一種相互填充、相得益彰的關系。城市的建筑所見證的故事,也需要文藝作品才能得到講述、記載并流傳下去。而一座城市的文學,若不觸及城市的建筑,不講述城市各類型建筑內部空間的人生故事,也就無所謂“城市文學”了。庫哈斯有言:“大都市的真正抱負在于創造一個完全由人類編造的世界,即在幻想之中生活。因此,設計一種特別具有大都市特征的建筑樣式,這種責任也相應加強:那些封閉的飛地——不斷膨脹的私人領域——就成為大都市的組成部分。這種建筑不僅創造了多種‘組合’的日常生活,而且還借助諸如文學、心理學等所有可能的手段和準則來定義它的內容。通過對所有可能層面上的人類活動進行神奇的編排,它為那些沒有臺詞的大都市臨時演員譜寫篇章。”各式各樣的建筑構建了現代大都市的空間輪廓,造就了各種各樣的城市景觀,而文學藝術則填充、定義了它們的內容。如果建筑是構成城市這個大舞臺的演員,文學則是演員的臺詞,它們共同成就了城市文明。
一、古代城市文學中的庭園空間及其敘事傳統
中國古代的城市題材文學中,寫建筑的作品不少。漢代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等,都是用華麗的辭藻、工整的形式描繪當時的京城、宮殿狀貌。比如《兩都賦》里描寫宮室的句子:“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閑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取象于天地的殿堂體制,取法于陰陽的宮廷結構,各種功能、形貌的離宮別苑將未央宮環繞在中間。如此恢宏、規整的宮廷建筑,唯有洋洋大觀的漢大賦才能彰顯其莊嚴性和神圣感。唐代時期,杜牧寫過著名的《阿房宮賦》,文章雖是借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宮為題材,用以勸誡唐朝的統治者不要勞民傷財、重蹈覆轍,但文中對阿房宮的描繪亦是精彩至極:“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司馬遷的《史記》雖在寫秦始皇的篇章中提及阿房宮,但只是記錄其建造緣起與過程,沒有像杜牧這樣用賦體文章描繪它的宏偉狀貌。阿房宮早已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中,成了歷史的灰燼,但因有杜牧等人的文學描繪,才成了中國城市文明的一部分。
都城賦類文章之外,明清時期世情小說也有諸多庭院建筑描寫,由此延伸的空間敘事傳統已是學界備受關注的問題。楊義在《中國敘事學》里指出:“《金瓶梅》《紅樓夢》是化市井社會或貴族社會的家庭生活為結構的,其間的家庭輩分結構、主仆結構,甚至住宅花園結構對全書的敘事結構都具有幾乎無所不在的滲透性。”比如《金瓶梅》里的西門慶宅院、花園以及清河縣的商業街道、勾欄屋舍等,以及《紅樓夢》里的寧榮二府和大觀園建筑,這些庭院空間,是人物活動、故事發生的生活場所,也是豐富敘事視角、參與敘事進程的有效媒介。張竹坡點評《金瓶梅》時,很早就注意到了西門慶的家宅空間與全書結構之間的關系:
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內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何則?既要寫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開,既難使諸人連合;全合攏,又難使各人的事實入來,且何以見西門慶豪富……故云寫其房屋是其間架處。
寫西門慶的六房妻小,于是有相應的房間結構,如何讓這些人物之間的故事能夠發生發酵,必須是各自獨立又緊密相接。可以說,西門慶的家宅結構、花園空間等,都是為敘事服務的有效道具。比如寫偷窺,就很需要獨特的建筑設計作為輔助。中國古代的園林設計,是一門喜歡造景、講究意境、重視遮與透平衡的空間藝術,比如用假山假石來分隔空間,構造出獨特的空間布局。而且,家庭內部的園林,總面積未必大,被山石隔開的空間,只是為了視覺上的審美效果,并不能隔絕更多,天然地適合窺聽。在傳統小說中,庭園敘事就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學中的空間敘事。在庭園空間內部,故事靠的是人物因處于空間的不同位置而引發的看、聽以及由此衍生的猜與思來推進,這與時間為主線的歷史敘事完全不同。比如《金瓶梅》里的偷窺偷聽,往往與性色相關,更與人物之間發生齟齬、形成“妒寵相爭”局面有關。《紅樓夢》里也有許多窺聽情景,都有賴于賈府或大觀園內部的建筑條件。《紅樓夢》中最為經典的黛玉葬花場面,這不是敘事人直接講述出來,而是借助賈寶玉的耳朵和眼睛來講述。賈寶玉去找黛玉時,“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著,哭得好不傷感”,這是寶玉的“聽”,屬于無意間的“聽到”。因有園中的小山坡遮擋,寶玉還未看見,于是心中有了猜想:“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因好奇,于是“煞住腳步”開始“偷聽”,聽到了黛玉葬花時吟出的一首哀傷的長詩,“寶玉聽了,不覺癡倒”,由此就引向下一回。下一回時接著講黛玉如何會有葬花之舉,寫寶玉聽見是黛玉之聲后“不覺慟倒在山坡之上”,隨后黛玉才發覺山坡后面的寶玉。由寶玉找黛玉,到黛玉發現寶玉,“黛玉葬花”整個過程,“山坡”尤其重要,沒有山坡的遮擋就沒有寶玉的“癡倒”“慟倒”,或許黛玉的葬花也就直接被打亂,變得不完整了。
庭園的空間設計助益小說敘事之外,《紅樓夢》更有直接的建筑描寫。第三回寫林黛玉進京進了榮府,即以她的視角詳細地描繪了榮府的恢宏構造:“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眾嬤嬤引著,便往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后,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鉆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后面還有很多相關描寫,黛玉被引導著到各處見了榮府里的各種人,于是將榮府的建筑布局、方位特征等等全然呈現。相近筆法還如第十一回寫寧府的園中建筑,借的是王熙鳳的視角。王熙鳳看望病重的秦可卿,眼圈紅了好幾回,出來后就看到園內的美妙景致:“黃花遍地,白柳橫波。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臺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疏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如此美好的園子,王熙鳳是一步步地欣賞著,早已從感傷狀態中解脫出來,但假山石后面“猛然”冒出一個賈瑞來,故事就轉入“見熙鳳賈瑞起淫心”部分了。寫建筑最集中的,當然還是第十七回里賈寶玉陪同賈政游園題對額部分。按照人物的游玩路線,對大觀園展開了細致的描摹,由外而內,移步換景,面面俱到又極其考究:“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皆是細雕新鮮花樣,并無朱粉涂飾;一色水磨群墻,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他們“一面走,一面說”,一面介紹大觀園各處的景觀:“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筑就矮墻,墻頭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里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還有稻香村、牡丹亭、芭蕉塢、蘅蕪苑、怡紅院等等,建筑描繪穿插在詩意楹聯與人物對話中,閱讀起來既是見識寶玉的才情,亦是欣賞大觀園的內部景致。對于明清小說中庭園結構之于小說敘事的關系,有論者曾總結:“庭園之建筑格局在明清小說尤其在家庭題材小說中,其意義不僅鋪設了故事發生的場景,而且空間之轉換提供了情節演進的敘事動力,促成了有意味的審美空間與文化空間的營構,因此其意義是結構性和生成性的。建筑實體與小說文本構成了豐富而生動的互文關系。”
《金瓶梅》《紅樓夢》呈現的庭園建筑及其空間敘事,已構成了一種獨屬于中國小說的敘事傳統,對后世的小說創作形成了重要的影響。比如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孽海花》,也有諸多近似庭園敘事的內容,如第二十二回“隔墻有耳都院會名花”部分,作家寫人物故事之前,先對北京的東交民巷做了很詳細的描繪:“且說這東交民巷,原是各國使館聚集之所,巷內洋房洋行最多,甚是熱鬧……東西兩間,連著廂房,與中間只隔一層軟壁,對面開著風門……最奇怪的是,這鐵床背后卻開著一扇秘密便門,一出門來就是一條曲折的小弄,由這弄中直通大街,原為那些狎客淫娃,做隔意外遁避之所。”這種便于狎客遁避的空間結構,才可能出現熟人相撞卻不敢認的局面,而最重要的“隔墻有耳”之“窺聽”,也有賴于其中的“只隔一層軟壁、對面開著風門”的奇怪設計。房屋空間配合著敘事需求,若是實寫,可視作城市建筑引發的故事構想,若為虛構,就當是文學敘事由建筑內部填補了獨特歷史階段內的城市記憶。更典型地借鑒《金瓶梅》《紅樓夢》庭園敘事的,如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下半部分寫上海城內的“一笠園”時,直接照搬了《紅樓夢》里黛玉進賈府時的敘事筆法,以人物入園到各個樓閣見各種人物為線索,移步換景地呈現園內景致。如“竹窮徑轉,便得一溪,隱隱見隔溪樹影中,金碧樓臺,參差高下”等內容,不僅敘事筆法相似,所敘景觀也差不多。但“一笠園”與“大觀園”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庭園,它們在語言藝術、精神趣味等維度全然不同,“一笠園”只是“傳統士人心靈中那一方抹不去的浪漫凈土”,它孱弱且虛假,與園外的城市現實格格不入。《海上花列傳》被視作現代意義上的第一部城市小說,它表現了傳統鄉下人進入現代大都市的迷離感,其中的庭園街道等城市建筑,不再是傳統的家庭倫理空間,而是供消費、供爭奪的欲望空間。
二、現代文學中的摩登建筑與空間敘事
古典小說中的建筑書寫,多數是描摹,是實寫,它們以文字的方式,不僅承載一座城市的文化記憶,更于有意無意中保留了相應時代的庭園建筑或街道景觀,也是一種城市文化的傳續。近代時期,這種描摹式的城市建筑書寫,遍布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海外城市游記或相似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比如王韜的《漫游隨錄》中,記錄他去往西方“漫游”過程中的所見,對巴黎城的記錄也像是古典小說的筆法:“都中以宮殿最為巨麗。宮門外臨街,有樓翼然,其下可建十丈之旗,車馬皆由此而過。入內,樹木蓊然郁茂,一望青蔥……王宮左右,悉系大商巨鋪,格局堂皇。酒樓食肆,亦復櫛比。”還如康有為寫巴黎埃菲爾鐵塔:“鐵塔前,度橋,有園殿。萬戶圓周,上下左右,聳二小塔,乃故賽會地正堂,今為博物院。據岡營構,前斜坡皆植花木,莊嚴偉麗甚矣。”這些實錄筆法的城市游記,是晚清中國人對于西方現代化都市的觀感表達。晚清士人游歷西方,雖在描述西方都市生活方面還保留著道學眼光,但對于西方城市里的科技和物質文明,則是充滿欣賞和羨慕之心,因此相關記錄也算是客觀描繪。
進入現代時期,以現代大都市上海為故事語境的小說中,客觀呈現、描摹性的城市建筑書寫逐漸減少。在《子夜》以及“新感覺派”的作品中,建筑等城市意象也是沾染了現代“摩登”感之后的“心理意象”。比如《子夜》開篇寫上海蘇州河兩岸的景觀:“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這里面的城市建筑,都是著上了人物的情緒感受,因此浦東的洋棧是巨大的怪獸,洋房上的霓虹燈射出的是赤光綠焰。被聲光電等現代科技填充之后,現代建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屋舍樓房,而是照見人心、張揚欲望的“怪物”。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現代化建筑迅速增多,逐漸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摩登”都市。“這一時期發展最快、建造量最大的是商業類和供城市各層次市民使用的各種娛樂類公用建筑。南京路上歷時十年先后建成的先施公司(1917年)、永安公司(1918年)以及19層的新永安大樓(1933年)、新新公司(1926年)和大新公司(1936年),標志著大都市商業現代化與現代百貨公司時代的到來,也代表了南京路最為繁華的思念。新感覺派崛起的時代這四大百貨公司還僅僅呈現著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局面,卻已被劉吶鷗稱作‘三大怪物’,并把它們作為了現代都市的標志。”新感覺派小說中經常出現“百貨大樓”建筑,它們往往會用“怪物”來形容。如劉吶鷗作品中的表述:“鏡秋回頭時看見是青云一個人,手里拿著一大堆物品,被大百貨店的建筑的怪物吐出在大門口”(《流》),“市內三大怪物的百貨店便在眼前了”(《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還如穆時英的形容:“街有著無數都市的風魔的眼:舞場的色情的眼,百貨公司的饕餮的蠅眼,‘啤酒園’的樂天的醉眼……”(《PIERROT》)。當然,也有其他建筑被“怪物化”,如“從船窗望去,蒙霧里的大建筑物的黑影恰像是都會的怪物。大門口那兩盞大頭燈就是一對嚇人的眼睛”(劉吶鷗《熱情之骨》)。這些細節,都不是關于百貨大樓等城市建筑的實景描繪,而是一種心理感覺上的“怪物化”表達。現代建筑的龐大,對于普通人而言,可以構成一種壓倒性的威嚴感。個人在現代化建筑面前,只會顯得渺小。尤其像百貨公司這類容納了巨量物質商品的大樓,它們就像是饕餮一般,吞噬了各種物質,渺小的個人進入其中,既被建筑吞噬,也被建筑內部琳瑯滿目的物質吞噬。
百貨大樓象征的是現代都市人的物質欲望,舞廳、影院、會所等娛樂建筑則是滿足都市人的精神消遣。新感覺派小說最擅于寫的都市空間,正是舞廳、影院等一類娛樂場所,但相關內容也并不會用太多文字去描述作為建筑的舞廳、影院,而是將重心放在舞廳等空間里的宴會場景,尤其表現舞蹈的人群以及那種躁動的氛圍。比如劉吶鷗寫舞場:“紫色的黃昏支配著場內,一層薄霧的輕紗罩住著人們的頭上,辨不出他們的正體。人并不多,廳也不大。四面石竹色的粉壁上舞著一群有翅膀的小愛神,向人們張著危險的弓箭”(《流》),“五分鐘之后他們就坐在微昏的舞場的一角了。茶舞好像正在酣熱中。客人,舞女和音樂隊員都呈著熱烘烘的樣子”(《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還如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里描寫的音樂場所:“跑馬廳屋頂上,風針上的金馬向著紅月亮撒開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泛濫著的光的海,罪惡的海浪,慕爾堂浸在黑暗里,跪著,在替這些下地獄的男女祈禱,大世界的塔尖拒絕了懺悔,驕傲地瞧著這位迂牧師,放射著一圈圈的燈光。”燈光烘托了舞場的色調,人體構成了舞廳的氣息。對于新感覺派作家而言,建筑的具體模樣并不重要,建筑內部的氛圍感以及人物的迷醉狀態最值得呈現,它們最能表現現代都市作為欲望空間充斥著欲望男女的精神狀況。
新感覺派諸多作品中,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有諸多直接書寫都市建筑的內容,其表現方式也很有代表性,可做重點關注。穆時英的敘事,也是跟著一個外地人入城的目光去看上海,開篇就說:“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這種比擬,將上海這座現代都市的現代性特征概括出來了:它的基石是地獄,它的頂端是天堂,它是罪惡與美麗的綜合體。隨后寫鐵軌、鐵道交通部、別墅小洋房等等,其中關于街道上的電線桿的描繪最為經典:“上了白漆的街樹的腿,電桿木的腿,一切靜物的腿……”街道景觀人體化,一切設施都指向欲望。后面再寫舞場、音樂場等等,最值得說的是空地里的建筑場景:“街旁,一片空地里,豎起了金字塔似的高木架,粗壯的木腿插在泥里,頂上裝了盞弧燈,倒照下來,照到底下每一條橫木板上的人……人扛著大木柱在溝里走,拖著悠長的影子。在前面的腳一滑,摔倒了,木柱壓到脊梁上。脊梁斷了,嘴里哇的一口血……死尸給搬了開去。空地里:橫一道豎一道的溝,鋼骨,瓦礫,還有一堆他的血。在血上,鋪上了士敏土,造起了鋼骨,新的飯店造起來了!新的舞場造起來了!新的旅館造起來了!”穆時英的都市新感覺是典型的“現代性感覺”,他投身到街道上去游蕩,卻又難以徹底地融入其中,其對于上海都市建筑的表現,也是典型的現代性敘事,他將多種意味著不同文化屬性的建筑景觀并置起來,形成矛盾的、對立的都市印象。現代都市里的現代化建筑,是建立在尸體上的,底下埋著血、藏著罪惡。接著這段工地場景敘事之后,是對華東飯店內部空間的描述,作者用了三段一模一樣的內容來形容二樓、三樓、四樓的情況,“白漆房間”“古銅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古龍香水和淫欲味”“娼妓掮客”“陰謀和詭計”……全是一些與娛樂消遣、放縱欲望相關的信息。還在建的工地里埋著罪惡,建好的飯店內部也藏著罪惡,現代都市里的超大建筑,“摩登”感只是表象、是幻覺,內在本質是血淚與臟污,是資本家對于無產者的壓迫與剝削。當然,穆時英并不是無產者、革命者,他的寫作也非純然地站在現代都市的對立面,他對于都市的感情充滿矛盾,一方面是批判審視,另一方面卻又沉浸其中。“他雖然痛恨人的物化現象,但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流露著對于物質世界的偏愛和欲望,他對于地獄般都市罪惡的揭露始終沒有壓抑他對于天堂般都市繁華的熱愛。”
與穆時英不同,革命詩人殷夫的詩作中,對于上海等都市建筑景觀的呈現,其批判性就表現得更直接也更徹底。比如《流浪者短歌》中,以一個“落拓的窮人”的視角去逛都市的夜,看到的城市景觀就是頹廢與罪惡。“電燈也高傲地向你眨眼”“跳舞場里漏出頹廢樂意”“咖啡店的侍女揚著嬌音”“巍峨挺天的郵政總局/鐵的門兒深深緊閉/氣窗也漏出人類幽哭”“橋的這邊多白眼/橋的那面聳高屋/蘇州河邊景凄涼”……城市里的現代景觀,包括各類建筑等,它們與窮人無關,具有階級屬性。還如《無題》一詩,表現得更直接:“呵,此地在潰爛/名字叫做‘上海’”“都市有電燈/不裝給窮人”。在“窮人”眼中,上海這樣的摩登都市,只是一座腐朽的、迫害底層勞動者的罪惡之都,當然也是一座需要解放、需要新生的革命之都。新中國成立后,文學作品中的上海形象,也的確從摩登都市轉變成了革命都市、工業城市。對于新中國之后的上海城市建筑和空間敘事問題,張鴻聲有很好的概括:“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對國家工業化藍圖的憧憬,高大建筑還被作為一種工業化現代性符號而必須加以強化。”“新感覺派要突出的是建筑空間中的西方性,回避小巷里弄中的東方性內容,而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則強調建筑空間的現代性,而回避其西方性。因此,這一時期雖大都以高大樓房作為背景出現,但又將空間迅速轉移至他處,很少進入實寫范圍。”
現代階段,包括新中國成立后的50—70年代的城市文學,都較少出現古代城市題材作品的寫實型建筑書寫。不再寫實,意味著城市建筑被賦予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含義,也意味著城市會被符號化、簡單化。直至改革開放之后,作家能夠更自由地講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后,城市的真面目及其復雜性才得以表現。
三、新時期城市文學的建筑書寫及其“現代化敘事”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城市化主要是工業化建設,是建設生產型社會主義城市的現代化,那么改革開放之后的城市化則逐漸推進了一種學西方、學“亞洲四小龍”的現代化。在城市建筑方面亦是如此。以廣州為例,1979年廣州市委提出,要把廣州建設成為一個以輕工業為主、原材料工業和支農工業協調發展,科學文化、對外貿易和旅游事業發達的現代化城市。這一城市建設規劃,相比于1954年廣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逐步使廣州由消費城市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城市”建設方針,有了很大的調整。廣州是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最先開啟了學習港臺的城建和商業模式,相應地文藝層面也較早地開始了重新向海外、向港臺學習的“現代化”步伐。比如1979年創刊的《花城》,其特設的“海外風信”欄目,發表了很多海外游記作品,都是突出表現海外城市的現代化一面。如創刊號發表的華嘉游記《曼谷行》。曼谷的現代化建設,在80年代之前是走在中國前面的,作者很直白地表現了自己對于曼谷這一現代化城市的欣賞,并講述了這座亞洲城市的現代化之路:“寬闊的道路走著好像蟻隊一樣的無數的汽車,兩旁是裝飾華麗的商店,到處是引人注目的廣告牌,一座座高層建筑物,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寺廟,一座座豪華大旅館,真有點使人眼花繚亂。耳邊是一片喧喧嚷嚷,這就是曼谷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它繁華,喧鬧,當然,也很美麗。”作者對曼谷現代化一面、現代景觀的熱情記敘,與今天我們作為游客去曼谷等城市旅游時主要關注其傳統文化、民間文化很不同。說明的是當時的中國人出國,感興趣的是城市現代化、世界性的一面。當然,作品也關注了曼谷城市交通繁忙、堵塞的不理想一面,但總體而言是欣賞和向往。“有一次我們走上人行天橋,居高臨下看那穿梭來往的高速汽車,確實像一列一列的‘蟻隊’奔馳而過,那一瞬即逝的景象,使人感到又吃驚又有趣。這是繁華的鬧市特有的奇異景象。”這種向往之情,與近代時期晚清士人到歐美或日本城市訪游時的感受有相似之處,而且在記敘或描繪城市建筑的筆法上也有一致性,都是寫實為主,是以學習者的目光在描繪和記錄。與這種筆法相似的,還有大量如實記錄改革開放初中國城市化建設的報告文學。比如1981年柳嘉記錄廣州白天鵝賓館等新型建筑工程的作品《移山填海造花園》,即以一種寫實加抒情贊頌的語言風格呈現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對于城市高樓大廈的熱情:“以沙面的慢慢長堤、婆娑綠樹、艷艷花圃為襯托,在堤岸外的水域上聳立著一座高達二十八層的連云大廈。這是一座在建筑藝術上推陳出新、高低層相結合的建筑群。”二十八層的大廈,在今天已經很平常,但在新時期初的中國,卻屬摩天大樓了。廣州的白天鵝賓館,是當代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五星級賓館,也是由當代中國人自行設計、施工和管理的大型現代化建筑。白天鵝賓館不僅是當代廣州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標志性建筑,也是中國實現改革開放、推進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事件。投資人霍英東先生曾闡述廣州建成白天鵝賓館的意義:“從白天鵝賓館的興辦過程,可以充分說明,我們國家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改革政策,是非常正確的。既然白天鵝賓館可以突破,其他各行各業的改革也一定會出現更大的突破。”
改革開放之初的城市呈現現代化的城市建筑之外,建筑內部的都市日常生活也有了新的內容。同樣以廣州為例,改革開放不僅給廣州城帶來了新的高樓大廈,更激活了這座“千年商都”的商業傳統。其中一些直接意味著城市新潮的理發店、音樂茶座以及飯店等,這些空間內部的物質陳設等等,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生活變革。比如張奧列、黃莘的短篇小說《青春正當年》,以廣州城內理發店為故事背景,講述都市男女在個人裝扮等方面的變化,突顯了港臺時尚文化對內地青年的影響。小說中的理發師啟亮喜歡新潮文化,他將理發店裝飾得很迷人。進入其中的都市青年女性,開始喜歡西方世界的時髦發型,喜歡剪那種短的蘑菇式發型、爆炸款等等。人物江燕進入理發店剪發時,小說即以她的目光描繪了店內情況:“不錯,你真會布置,這粉紅色的墻紙,有一種溫暖、親熱感,各種芳香的洗發精、護發素,令人陶醉,還有播放著抒情樂曲的音響,使人輕松愉快。噢,好一種浪漫的情調。怪不得來這兒燙發的女性特別多。”變幻的燈光、玫瑰型花環、粉紅色的墻紙、抒情的樂曲,以及各種新鮮的洗發產品,這些都是消費屬性的商業元素,是供都市青年打扮和享受的玩意兒,若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前,只會被視作生活腐化的資本主義作風。江燕與啟亮因為理發相識并互生感情,小說還寫他們去舞廳跳舞的情景,于是又呈現了一段“活色生香”的舞廳空間敘事:“賓館之夜,令人銷魂。弧形的舞場,環形的燈光,赤、橙、黃、綠、青、藍、紫……先進的燈光、音響設備,顯出神奇的魔力。美國著名黑人歌星米高積遜,施展他那略帶女性味的歌喉,唱出節奏強勁的、令人心蕩神搖的、具有時代感的流行歌曲。”如此“令人銷魂”“心蕩神搖”的弧形舞場,直讓人聯想起現代時期“新感覺派”筆下的上海舞會。
“廣州城像個萬花筒”,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廣州就是個超大型批發市場,它是全國商業程度最高的大城市。這一階段的廣州城市文學,有很多作品都是在講述這座城市的商業故事。比如因影視改編而著名的《雅馬哈魚檔》,以廣州城市最普通的魚檔、菜市場等商業空間為背景,直接彰示了一種全新的日常景觀和商業精神。小說中賣魚專業戶葵伯,其負責的檔口就是一個典型的商業空間。葵伯“開魚膛,挑魚鰓,把凈魚肉、凈魚頭、軟邊、硬邊乃至魚腸,一一分門別類地擺成一個‘百鳥朝鳳’的拼盤模樣”“葵妹則手勤腳快地刮魚鱗,戽活水,報賬收款,送往迎來”,葵妹還直接回懟了那些瞧不起商人的顧客:“賣魚的要有個賣魚的道德,買魚的也得講個買魚的規矩。要,請付錢;不要,我把魚放回水里,歡迎你下次再來光顧。”“為國家分憂,自謀職業,為群眾服務,吃苦耐勞,這就是我們街邊仔街邊女的本事!”這些內容,很直白地借著人物的口吻說明了菜市場賣魚賣菜也是一門嚴肅的職業,也有自己的專業性和道德感。《雅馬哈魚檔》被視作改革開放背景下“為個體戶立傳”的代表作,以它為代表的廣州商業題材故事,可與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等講述改革開放后北方城市工廠管理觀念變革的作品形成呼應,它們共同記錄了中國當代城市的市場化步伐,也更新了中國城市文學的空間內涵。
四、新世紀城市文學中的建筑空間
新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城市快速擴張,規模化建筑越來越多。從南到北,由東往西,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建造了無數的高樓大廈,但恢宏氣派的建筑能給生活于其中的人帶來怎樣的感覺?相關的文學作品又會表現出怎樣的情感心理?這些則與城市中不同身份的個體或人群屬性相關。底層打工者看到的豪華都市,是他人的生活,與自己無關;新一代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城市打拼追尋理想,容易滋生出漂泊感、虛無感;當然還有很多逐漸融入城市的新移民群體,他們慢慢習慣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定居、把城市當家園,這些人群也有一個身份轉變過程,他們由外來者轉換為本地人,這里面內含著一個復雜的城市文化認同過程。就城市建筑方面來看,打工者、逐夢者與新移民群體以及本土市民所愿意看到或更傾心的建筑景觀、空間類型也有很大差異。
二十一世紀初,最早引起關注的城市題材文學是“打工文學”。顧名思義,“打工文學”是描寫城市打工生活的作品,其中多數作者本身就是由農村進入城市謀生的打工者,比如王十月、盛可以、鄭小瓊等。但打工文學作品中表現的城市建筑、生活空間,多數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市場經濟起步階段的城市狀況,因此主要是工廠一類相對破敗的景觀。王十月的小說就經常出現“廠房”“工廠”字眼,而且基本是灰暗、荒蕪特征:“一眼相中山腳下這處廢棄的廠房,連同后面大片的荒山”(《白斑馬》),“工業區一共有兩排廠房,每排十間,共二十間。中間一條寬闊的街道”(《無碑》),“這是一棟四層的廠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建了毛坯就爛尾了”(《收腳印的人》)。打工群體最熟悉的城市景觀,就是工廠、廠房。1990年代以及世紀初的工業區廠房,都是簡陋的建筑,基本建在城市邊緣、郊區,為此打工群體對于城市的印象,多數時候只是城市郊區、工業園區生活體驗。打工群體屬于社會底層,以他們的目光去看城市,即便是面對城市的繁華熱鬧景象,也會有隔膜。如盛可以筆下女性打工群體到夜總會這類繁華喧囂的娛樂場所時,也有一種蕭索感。“‘海上明珠夜總會’幾個大字忽紅忽綠,明明滅滅,動感撩人,遠遠看就像行走鄉間小道的華貴的女人,近看時面容還富麗逼人,只是周圍有點荒涼,四通八達的路面正在修建……”打工妹錢小紅進入酒店,“一邊覺得自己寒酸得要命,一邊后悔沒有搞套漂亮的衣服出來”。豪華氣派的城市建筑,對于底層打工群體而言,只會比照出他們的寒酸與落魄,因此不可能是欣賞式的目光和心理。多年后,像寒郁、陳再見等更年輕一代的“80后”打工群體進入到已經變得更繁華、更盛大的大城市時,這種隔膜感依然存在:“華彩初上,霓虹閃爍,在立交橋上往下看,私家車如川流不息的河,LED立體廣告顯示大屏上不斷滾動著這個城市高端的繁華信息,旁邊開盤的樓群上掛著巨幅的宣傳標語……他抱著臂膊看著,置身事外,這些繁盛都不屬于他。”
底層人物看豪華都市,很自然地會浮現一種自卑感、缺失感,但也可能萌發占有欲。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就寫了一個底層女性如何攀爬滾打成為“風光人物”,最后又失去一切的都市夢幻故事,而其中就夾雜著諸多都市建筑內容作為輔助。小說敘事者“我”與陳金芳,一個是北京本地人,一個是外來戶。中學時代剛認識時,“我”和陳金芳住的樓房就顯示出了差異,“我家住在東邊某棟紅磚板樓的一層,她則要前往西圍墻邊上的那排平房”,這一階段的住房情況或許不重要,但與后續陳金芳“發達”時期的住房或出入的建筑比較起來,可以感知到作家是用城市建筑或者人物出入的空間場合來突顯人物的身份變化。比如“我”多年之后再見陳金芳,是在北京著名的音樂廳:“正是一個夕陽艷麗的傍晚,一圈水系的中央,那個著名的蛋形建筑物熠熠閃光。蒼穹之上,飄動著鳥形或蟲形的風箏。”在這樣奢華尊貴的音樂會場再度相遇之后,“我”與她重新建立了聯系,之后更見證“她”像一個都市上流、精英人士一般出入各種豪華的藝術場所。但最后,作家又讓陳金芳“回到”一個破舊的筒子樓:“逼仄的土路兩旁擺滿了小攤,生銹的自行車橫七豎八地堆放著。”“屋里除了一桌、一床、一張塌陷的沙發,就再也沒有其他家具了。”陳金芳的人生,就是希望在城里打拼一下,“想活得有點兒人樣”,她理解的“人樣”,就是不被城里人嘲笑和“孤立”,包括能夠與“我”這個玩藝術的城里人站在一起。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她不擇手段,的確也體驗到了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但終究是幻夢一場。小說末尾,“我”與陳金芳分開后,感觸頗深,于是“靈魂出竅”俯視了城市:“我的靈魂仿佛出竅,越升越高,透過重重霧霾俯瞰著我出生、長大、長年混跡的城市。這座城里,我看到無數豪杰歸于落寞,也看到無數作女變成怨婦。我看到美夢驚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人們煥發出來的能量無窮無盡,在半空中盤旋,合奏成周而復始的樂章。”這里沒有直接的城市建筑景觀,而是看到城市內部的夢幻人生。對于“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城里人而言,出入怎樣的空間場合并不能引發什么波瀾,生活于其中的房屋建筑是否恢宏現代也不要緊,但陳金芳需要這些。“我”可以俯瞰這個城市,陳金芳卻是被城市吞噬的人。
《世間已無陳金芳》并沒有刻意寫城市的建筑,其中寫及的個別建筑只是作為一種城市景觀參與了人物的生命軌跡。新世紀以來大多數的城市小說,在建筑景觀的呈現方面多數都是這種情況,小說敘事的重點是人物、是城市日常,建筑內容只是附帶出現。為此,新世紀城市文學更強調空間問題,建筑相關細節是為配合小說敘事。但也有作家能夠抓住城市中重要的建筑空間,用以表現某種難以言說的城市現實。比如鄧一光的《離市民中心二百米》,即圍繞深圳城市市民中心這一特殊建筑空間展開故事,以此說明當代青年對于渴望成為“城里人”的強烈欲念。小說中的一對青年情侶,女孩長期在深圳工作賺錢資助男孩獲得了海外博士學位,男孩回到深圳后,他們租住到深圳市民中心二百米外的公寓。小說直接描繪了市民中心的氣派:“這是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廣場是這座城市里最大的市政建筑群,西區是政府的辦公區,東區是人民代表大會和博物館,中區是著名的紅黃雙色塔。”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市民中心,在普通人心中具有一種象征意味。住進離市民中心兩百米的公寓之后,女孩特別興奮,覺得自己就是住進了市民中心,但男孩一直提醒她,強調住所離市民中心還有兩百米。他們到市民廣場,“四周是高貴的大理石、氣派的金屬、流線型玻璃和濕潤的昂貴木料,完美無缺的聚光燈、掃描燈、天幕燈、地幕燈、圖案燈和冷光燈的光效。廣場巨大,他們是環繞里的中心,恍若仙子”。興奮的女孩,經常去市民廣場閑逛,感覺自己成了真正的深圳人,她迷戀市民中心的一切,她“向一塊彩色的花崗巖鋪地石跑去”“那是城市中心的南北中軸線,她的中心,她的中軸線”。但當她發現離市民中心最近,甚至就是在市民中心工作的廣場保潔工從沒進入過市民大廳之后,她的信念崩塌了。小說最后,女孩追問廣州保潔工為什么這么多年了從沒進去過,保潔工說:“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從來不是,一直不是。”這是女孩最害怕的“現實”,她即便住到了市民中心,也成不了深圳人。成為深圳人,與你住在哪里并沒有關系,與你離“市民中心”這棟城市中心建筑有多遠也沒有關系。如楊慶祥的評論所指出的,清潔工的回應說出了“這座城市的集體無意識”:“地理的符號由此變得虛幻了,無論是在龍華還是在萬象城,無論是在蝸居的廉租房還是在豪華的西餐廳,這些符號并不能確定這座城市的意義,具體來說,是不能確定‘深圳’這個詞的意義。”市民中心不能代表深圳,住在城市中心也不是深圳人,那些漂泊在這座城市的青年該如何確認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系?
鄧一光筆下的青年是想進入城市而不能,還可看王占黑筆下進入了城市卻想著逃離的青年。王占黑擅寫上海舊街區老弄堂里的故事,多數小說并沒有刻意描繪這些老街小巷的建筑特征,而是講述弄堂內部人物的生活處境時順便寫及。但在《清水落大雨》一篇,卻用了很多筆墨寫城市的民居建筑。小說講述一對上海年輕夫妻的日常生活,一次吵架后,妻子李清水賭氣離家出走,打車上高架開始看這座城市:“高架,又是高架,十年前李清水第一次隨大巴駛入這里時,她驚呆了,層層疊疊的房子相互遮掩,無從觸及盡頭,而自己像在天上,與移動的星光并列。車一拐彎,自己又像要隨時栽下去,摔進樹林、廣場,或居民樓,一層一層,見不到底。這個城市到底有多大,住著多少人,她想不出,可高架兩邊的房子近到幾乎能從陽臺爬上來,她清楚地望進每一個房間,考究的雕花頂燈,橘黃或乳白色的光,古銅的吊扇葉子呱嗒呱嗒撩著圈。與窗戶齊平的飯桌上,有人吃飯,有人看電視,更高一點的房間,窗簾背后透出模糊的人影和衣架。”李清水的婚姻生活壓抑,她“逃離”出來的所見,讓她回想起多年前剛來到這座城市時的所見與所想。十年前,李清水剛進入這座城市,她看到高架兩邊層層疊疊的房子,看到居民樓內部各種考究的家具,看到那些互不相擾、安定神閑的市民生活,這讓她感動,她決定要融入這個城市,離開與姆媽一起生活的那個“太小、太熟了”“人人議論別家丑事”的老家。后來,她與上海本地人結婚,融入了這座城市,成為城市居民樓里的一個“市民”,身份發生了大轉換。但是,“現在她覺得這些房子糟糕極了,每戶人家都在吵架,或冷戰,因為陷入幾樁人事的泥潭而焦頭爛額。黃色的燈光是焦慮,白色中加點灰暗是長久的貧窮。還有緊閉的陽臺,無法拒絕灰塵和噪音,也關不住錯買靠馬路房后所流露的怨憤。白底黑字的投訴橫幅被雨水沖淡,逐漸成了失去意義的裝飾品,誰也搬不出去”。成為城里人,才知曉城市居民樓內部有著怎樣的日常生活。以外來者的視角看城市,層層疊疊的建筑是美好的景觀,生活在這些建筑之中,密密麻麻的樓房就成了牢獄,這也是一種“圍城”心理。
城市是人造物,其中最直觀的“物”就是各類建筑。現代以來的城市文學,未必會刻意寫建筑景觀,但所述故事必然發生在城市建筑所構造的各種各樣的空間內。現代時期新感覺派文學喜歡表現舞廳、飯店等摩登化的建筑空間,新中國成立后的城市文學集中書寫工廠、車間等生產性空間,改革開放初期的城市文學恢復了對于飯店、舞會等消費化、市場性空間的書寫熱情,新世紀以來,不同角色的作家所呈現的廠房、出租房、公寓以及城市的舊街小巷等等,都是相對日常化的城市生活空間。當然,城市文學所表現的空間不僅僅是建筑構造的、物質維度的空間,按列斐伏爾等人的分類,也還有知覺、概念等精神維度的空間。我們由城市文學的建筑書寫作為切口,探討的是由城市建筑構造而成的更具體的城市空間敘事問題,由此看到現代以來中國城市文學所熱衷表現的都市空間類型變化。
在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城市與眼睛”的第四部分,談及城市建筑和城市空間的差異。來到費利德城,你會被各種建筑景觀所迷惑,“城市的每個地方都向游人展示著她令人驚奇的景色”,你會羨慕那些每天都能看到這些景致的人,但你若在城里住上一段時間,甚至在其中度過余生,“眼前的城市很快就會褪色,圓花飾彩色玻璃窗、梁柱上端的女王雕像、洋蔥式圓屋頂都會消失”。城市那些眼花繚亂的建筑,對于游客而言是景觀,對于長期生活在城里的人而言,建筑只是構造不同功能的日常生活空間。“費利德是一個空間,虛無中各點之間都連著通道:你可以走快捷的路線,不必經過某債主的門口就到達某商販的帳篷。你的腳步追隨的不是雙眼所見的事物,而是內心的、已被掩埋、被抹掉了的事物。如果你覺得兩個拱廊之中的一個更為愜意,那是因為在三十年前曾有一個穿繡花寬袖衣服的姑娘走過那里,或者是因為那個拱廊在某一時刻里的光線使你聯想起另外一個地方的什么拱廊。”游客目光與市民心理的差異,也能解釋現代以來的城市文學何以越來越少建筑描寫。城市化起步階段,或者說傳統的、鄉土的中國人入城時刻,城里的高樓大廈是摩登事物、是奇異景觀;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城里人再來講述城市生活時,城市建筑已成了生活的通道,成了存儲情感和記憶的空間。“上百萬只眼睛向上望著窗戶、橋梁、刺山柑,但他們看見的也許只是一張白紙。”直接寫城市建筑的文學,未必能夠呈現一座城市的真面容。同樣,只字不提城市建筑的作品,未必就不能讓我們看見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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