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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豐泰庵》中的“物敘事”研究
來源:中國作家網 |  馬粉英 張哲  2026年10月28日09:59

《豐泰庵》是王彬2024年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以明末崇禎朝為背景,通過長平公主的日記與多重視角敘事,構建了一個虛實交織的歷史文本。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在建州鐵騎與西北義軍的夾擊下轟然崩塌。崇禎皇帝為了自己的兩個女兒不受凌辱,要將她們刺死。但大女兒長平公主只被砍掉了一條胳膊,頑強地活了下來。兩位年輕的歷史學者在研究長平公主的生平時,發現了她的日記,日記中詳細記述了崇禎時期的歷史事件,包括宮廷秘辛、胡同市井、民俗器物,揭示了許多新的歷史原委。小說構思宏闊而又活潑多姿,筆力縱橫遒勁,語言典雅細麗,不僅描繪了大明本土,而且將筆觸伸展到歐洲與南美,在大航海時代,波瀾壯闊地展開了獨具特色的歷史畫卷,極具風云激蕩與人物悲辛的震撼之力。

在波瀾壯闊的敘述中,王彬不僅全景式地復原了明代末年的歷史,而且通過“物敘事”策略實現了文本意義的多重增殖。小說中,動物、器物、建筑、服飾等“物”不僅是歷史真實的見證者,而且是權力、人性與宿命的象征符號,進而參與了情節的變化與發展,甚至成為小說的有力推動者。

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揭示“物”的符號系統以來,物經歷了從客體到行動者的范式轉型。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徹底顛覆了笛卡爾式的主客二分,強調“非人行動者”的能動性。這種“非人行動者”理論,與《紅樓夢》中通靈寶玉的敘事功能構成跨時空共振——當賈寶玉失玉引發賈府命運震蕩時,玉石不再是被凝視的靜態象征物,而是推動情節裂變、重構人際關系網絡的行動元。王彬的《豐泰庵》這部小說既延續了《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通過器物書寫世情的傳統,又通過物的跨文化流動重構了歷史小說的現代性維度。本文從物敘事理論出發,結合《豐泰庵》中的動物意象、建筑空間與服飾禮儀等物質符號系統,探討其如何通過“物”的書寫深化歷史真實性與文學虛構性之間的張力,以及重構歷史書寫的可能性。

一、動物意象:權力異化與人性鏡像

“‘物敘事’既指那些有‘物’參與其中的敘事,也指那些以‘物’為主要再現對象的敘事。”“物敘事”概念中的“物”不僅包括通常被認為無生命的物件,還包括通常被認為有生命的動物、植物、超自然物和人類等,甚至還涵蓋“事件”和各種人造物。在《豐泰庵》中,動物不僅是環境描寫的組成部分,更是推動情節與暗示主題的敘事符號。在《豐泰庵》故事的演進中,貓非常具有典型性。王彬通過貓這一核心意象,構建了明末宮廷權力結構的微觀隱喻系統,其象征意義涵蓋政治斗爭、人性異化與歷史宿命的多重維度。

《豐泰庵》中作者花了不少筆墨寫貓,一方面,這是明代皇宮蓄貓之風的現實主義映射。明代,宮中蓄貓之風頗盛,明宣宗的《花下貍奴圖》,就畫有兩只悠閑自得、相向踡踞于石下的貓兒。到嘉靖皇帝更甚,他寵愛一只叫作霜眉的獅子貓,這只貓死后,嘉靖帝將其葬于萬歲山(今景山),并為其立碑曰“虬龍之墓”。嘉靖帝還在皇宮設立了專門為皇帝養貓的貓兒房,給貓不同的稱呼。另一方面,小說中對貓的描寫呈現了多重隱喻,貓或成為人物命運的象征,或成為人物命運的推動者、施事者,或成為權力文化框架里的介質事物。

1. 田妃與白貓:寵物的權力投射

白貓的名字叫晴雪,這個“小丫頭”是田妃的心愛之物。在皇宮這一特殊權力環境中,貓的受寵程度、地位高低隱喻了政權內部的勢力關系。田妃的得寵讓她的寵物貓也隨之“得勢”。《豐泰庵》中描述的皇后給太子送蘆芽湯事件就值得深入分析。皇后派四個小黃門給太子送蘆芽湯,其中一個叫黃廷耀的小黃門在臨近廣和東門時,抱起了從這兒跑出來的晴雪,因而被田妃手下的人指責為偷貓賊,由此引發沖突。事后皇后讓田妃處置,“照例,田妃應該將樂勇和黃廷耀放還,帶著田豫階與小黃門來到坤寧宮檐下請求陛見母后而法外開恩。但是,田妃沒來,這一天母后數次詢問宮桂滋天色如何,得到的回答都是天色未變。”事發當晚崇禎帝在田妃宮中過夜,第二天,皇后的兩個小黃門樂勇與黃廷耀便被大刑伺候了。

白貓晴雪作為田妃的寵物,其“得勢”與“消亡”直接映射了田妃在宮廷權力場中的浮沉。小說通過田妃與皇后因貓引發的沖突,揭示了寵物的“物性”如何被政治符號化:晴雪被偷的指控實為田妃向皇后宣示恩寵的籌碼,崇禎的默許則鞏固了田妃的權力半徑。

此外,田妃的白貓也是田妃性格和形象的一種具象化。白貓“潔凈”、高貴,就如同田妃一樣,美麗、驕傲,“田妃自恃受寵,在母后的面前總是擺出貓一樣的高冷顏色”。⑤田妃是崇禎的寵妃,但也是困居深宮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薄命女子,雖深受崇禎的寵愛,但也因此遭妒。小說幾次描寫田妃喜愛蕩秋千。

她的秋千蕩得好高,很快蕩過了我們的頭頂,母后喊她,讓她快下來,她笑笑,牙齒白白的,不說話,蕩得更高了,黑亮的長發飛起來,袍襟也飛起來,露出里面的中單,銀狐和淺粉糅雜在一起,仿佛風中翻飛的花朵,美麗極了,天空蔚藍是美麗的,田妃矯健,也是美麗的,我突然喜歡她了,希望她就這樣站在畫板上,永遠地蕩下去,神仙一樣在白云的海洋里恣睢徜徉。⑥

田妃的白貓晴雪也喜歡蕩秋千,“那只叫晴雪的貓,隨著畫板蕩啊,蕩啊,蕩了一會兒,那只貓突然跳下畫板,隨后又跳上來,畫板蕩得快,它的動作也快,跳下復跳上,隨著畫板蕩漾,那只貓也飛速上下,仿佛成了精。”⑦在此,白貓與田妃是一體的,它不僅是田妃的寵物,也是田妃性格與命運的具象化。田妃一生養育了三四個孩子都夭折了,在五皇子夭折兩個月后,在自己二十一歲的美好年紀薨逝。“然而,那只貓在田妃薨逝以后便渺無蹤影了。”⑧

后來,在田妃去世之后為她焚燒祭品時,

一只白貓,不知從什么地方沖出來,發瘋似的“嗷”的一聲把自己“扔”進烈焰奔騰的火焰里,火光灼灼,在辣人眼睛的通紅中立即沖出一道黑煙,直抵云霄散出毛皮燒焦的刺鼻氣味。

是那只叫晴雪的貓嗎?

在秋千的畫板上自由自在、蕩來蕩去的那只貓嗎?⑨

白貓的自焚行為,在符號學層面完成了從“寵物”到“祭品”的能指轉換,它沖破了“物”的客體性,以自毀式行動打破了“人-物”的主從關系。同時,白貓的自焚構成了雙重鏡像:既是田妃精神世界的物化投射,又是對宮廷人性的尖銳反諷。田妃表面有著高潔的身份與寵妃地位,但在虛偽的皇室宮廷中,沒有溫暖與真情,更多是權力之間的傾軋和人與人之間的算計與陰毒。反倒是白貓表達了皇宮中缺少的人之間珍貴的真情。蕩秋千本身體現了田妃肉體飛升與精神禁錮的矛盾,貓的縱躍比主人更具主體性——它能自主躍下又復返秋千,而田妃只能被動等待秋千的物理慣性。這種靈性自由與人性束縛的對比,在自焚場景達到極致:當人類沉迷于權力游戲時,動物卻以最原始的生命儀式——火中涅槃,完成了對忠誠的終極詮釋。同時,也隱喻了權力符碼的脆弱性,失去主體的象征物終將消散于權力暗流中,小說以動物性的悲壯反襯了人性的荒蕪。在人性荒漠中,唯有動物性的獻祭才能照亮道德的至暗時刻。這種倒置的倫理圖景,使得小說升華為對封建制度的深刻質詢。

2. 橘貓與長平公主:偶然性對歷史的解構

貓在長平公主的眼中開始是“不祥之物”,后來又成了她的“救贖者”,從而以其雙重身份映射了長平公主乃至明末歷史的多重悖論。長平公主不喜歡貓,甚至討厭貓,但是恰恰是那個她從心里嫌惡的橘貓反而救了她的命。

那是兩只綠眼睛的黑貓,我知道你們歐羅巴人也不喜歡黑貓,認為它充滿沸騰的妖氣,我也這樣認為,黑貓總是給我以不祥之感。因為我不喜歡貓,所以貓也不喜歡我,只要我走過去,無論什么顏色的貓便倏地消失,不像田妃,養了一只可以蕩秋千的白貓。貓是通靈的動物,因為我不喜歡貓,故而貓也不喜歡我,雙方充滿敵意,舉凡貓季(鬧貓),景仁宮紅色的圍墻與金色的屋頂上必然少不了貓的長呼短嚎,黑貓、白貓、橘貓、灰貓、藍貓、黑白貓、雜色毛,是刻意前來報復我嗎?討厭死了,當時哪兒想得到,那只趴在前檐窺視大殿的橘貓后來竟然救了我的命呢!⑩

……

我從小害怕貓、犬一類的小動物,從心里嫌它們臟,但是自從有喂養它與它的孩子的那次經歷,我對那只橘貓就不再那么討厭,而那只橘貓也和我混熟了,也不像往昔那樣高冷,反而時常趴下來貼近我,讓我撫摸,但我一次都沒有摸過,我還是從心底里懼怕它們,而且我是金枝玉葉怎能輕易撫摸一只野貓?橘貓看我沒有撫摸的意思,懊惱地離開我,重新跳上宮殿前檐,回頭瞅了我一眼,惘惘然,消失在骯臟的茫茫夜色里了。?

黑貓的“妖氣”,橘貓的窺視引發的不安,讓長平公主感到恐怖與厭惡。貓在小說中不僅是情節工具,更是觀察人性的獨特視角。橘貓被賦予“高冷”“懊惱”“惘惘然”等人類情感。很快事情發生了轉折,那只橘貓很長時間沒有來景仁宮,“突然有天又出現了,瘦骨伶仃地在大殿風門外面不停地哀叫,叫得讓人心煩。我讓絳雪走出去,不一會兒,她回來說這只橘貓帶她來到一處偏僻地方,在墻角地溝里畏縮著一群小奶貓——那時已入秋季,細雨連綿冷颼颼的,雨夾持風擰著身子從西北順長巷掃蕩,至少有五六只濕淋淋的,看見它們‘喵喵’叫,可憐極了。劉媽說,這應該是橘貓的崽兒,找咱們要吃的吶!說完看著我,我點點頭,讓絳雪找來食物和一只空箱子拿過去。佛說,萬事皆有因緣,哪兒想到我和橘貓居然有這樣的因緣!”?

橘貓的行為,帶路救幼崽、夜間窺視等不僅強化了宮廷的詭異氛圍,為長平公主的心理變化提供外化載體,更將貓人性化。貓不再是與人相對的“物”,而是和人有著一樣的情感和靈性。長平公主喂養橘貓幼崽的情節,暗含佛家因緣思想,她對幼貓的憐憫(盡管出于被動)成為日后獲救的“因”。“在景仁宮,父親刺傷了我,他原本是要將我刺死的,不知什么時候那只橘貓闖進來,在他刺我時,撞了一下他的右腿,使他那持劍的右臂抖動了一下,逼得那劍鋒向上滑動一寸,從我的左臂刺過,我當即昏死過去。”?在皇權崩塌的瞬間,橘貓以“非人”身份介入歷史,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敘事,暗示自然與偶然性對歷史的解構力量。

橘貓的“不祥”與“救贖”雙重身份,揭示了歷史進程中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張力。橘貓撞向崇禎右腿的微小動作,改寫了長平公主的死亡結局,其敘事功能超越了傳統因果邏輯,暗示了自然力量對皇權敘事的顛覆。這種設計呼應了王彬對歷史書寫的反思,那就是以細節重構歷史的創作理念,通過微觀敘事解構宏大史觀,展現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力與韌性的雙重性。貓不僅是情節的推動者,更是人性與歷史的鏡像,其象征意義超越了物種界限,成為解讀明末悲劇的一把鑰匙。

3. 魏忠賢與藍貓:權力規訓的身體表演

《豐泰庵》中魏忠賢的寵物是一只藍貓。“一日,魏逆在吉安所前殿東廡閑坐擼貓,那是一只珍稀的藍貓,茂密的短毛藍而發灰,大大的黑眼珠圍著黃眼圈,這是一只公貓,魏逆給它起名海龍,與客氏的那只白貓,叫山媚,當然是母貓,相互對應。”?藍貓“海龍”與白貓“山媚”構成陰陽對位,映射了魏忠賢與客氏的畸形權力聯盟,貓的“珍稀”也暗合閹黨集團對稀缺權力的壟斷。動物被賦予的公/母性別特征更暗示權力場中的性別政治,魏忠賢作為閹人,通過豢養寵物公貓也暗喻了其殘缺的性別身份。

就在魏忠賢閑坐無事擼貓的時候,王紹徽給魏忠賢送來了《東林點將錄》,這個《東林點將錄》“將《水滸傳》一百單八將和東林黨人——也挑選一百零八人,天罡星三十六,地煞星七十二,相互對應,纂成名錄。”?王紹徽是想拿《東林點將錄》在魏忠賢跟前邀功獻媚,果然博得了魏忠賢的歡喜。《東林點將錄》將水泊梁山的江湖倫理閹割為政治迫害的工具,水滸英雄的諢名在此淪為權力獵殺的標簽。這種文字游戲是福柯所言的“話語暴力”的具象化,將文化經典異化為權力規訓的編碼系統,暴露出晚明政治話語的荒誕性。小說接著寫:“那只藍貓不知道什么時候又溜進來,圍著王紹徽的腿打轉。王紹徽是有潔癖之人,討厭貓狗之類的小動物,但是在魏逆的寵物面前卻顯得格外有愛心,伸出雙手準備把藍貓抱起來,但是藍貓只把尾巴旗桿似的豎起來,沖他輕輕叫了兩聲又溜出去了。魏逆看著王紹徽笑笑說:‘王大人也喜歡貓?’王紹徽附和說:‘是的,大人這貓有多可愛!’魏逆有多精明,看著王紹徽呵呵笑起來。”?王紹徽本是一個討厭貓的人,但是為了討好魏忠賢卻表現出對貓的極大愛心,在這段關于貓的描寫中,貓成為宮廷權力結構中一種特殊的作用于人際與階層關系的文化符號,于此,貓的作用成為權力文化框架里的介質事物。魏忠賢豢養的藍貓“海龍”成為測試臣屬忠誠度的試金石。王紹徽“伸出雙手準備抱貓”的諂媚姿態暴露了權力場中身體的規訓:潔癖者的生理抗拒被馴化為政治表演,貓尾“旗桿式豎立”則象征了權力儀式的無聲旌旗。作家王彬的這種書寫呼應了福柯的“話語暴力”理論,將動物異化為權力編碼的工具,折射出晚明政治文化的荒誕性。

王彬在小說中讓藍貓在權力網絡中完成了三重敘事:首先作為魏忠賢的“寵物”珍玩,藍貓被魏忠賢客體化;繼而它成為測試王紹徽忠誠度的試金石;最終又將其升華為權力圖騰。而王紹徽的自我物化在小說中更甚于貓,這也彰顯了權力機器對人性異化的終極勝利。“貓”于是成為宮廷內權力文化交際互動的一個符號和象征物。“貓”在此既是非人行動元,也是本雅明式的辯證意象,凝聚了晚明時期權力文化的全部矛盾性。當動物的自然屬性被政治符號暴力改寫,折射出的不僅是歷史特定時刻的權力圖譜,更是權力本質對生命存在的永恒侵蝕。作家王彬的這種文學書寫超越了單純隱喻,構成了對權力異化的現象學解剖。

小說《豐泰庵》通過動物的象征敘事,將歷史事件、人物命運與深層隱喻緊密結合,既展現了明末宮廷與社會的復雜面貌,構建了一個微觀與宏觀交織的歷史圖景,又賦予文本豐富的文學張力。小說中“貓”作為具備主體性的敘事客體,已然掙脫了動物性的符號束縛,在敘事場域中構建起多重語義空間。“貓”是權力斗爭的工具,貓的物性特質在權力政治層面顯影為異化的暴力符號,明熹宗朝慧妃幼子夭折事件中,客氏集團通過“裝貓叫”的巫蠱之術實施政治謀殺。客氏的供詞中說“宮里有三千陰兵,宮里的貓邪乎,小心為是”。?這種對貓科動物夜嚎特性的異化使用,將生物本能轉化為規訓肉身的恐怖修辭,使宮闈陰兵傳說與權力運作的幽冥性形成互文。同時,“貓”也是整部小說的重要敘事線索,從第一章“薇妮”中臺階上慵懶的橘貓,到檐角哀號的黑貓,橘色絨毛的暖調意象隨著王朝傾頹漸次褪色,最終凝固為黑貓眼中“潮水似的寂靜”。?而長平公主的“垂淚貓臉”的幻視,更將物的客觀性融入人物主觀感知,在創傷記憶的維度完成歷史見證者與敘事媒介的雙重賦格。“很長時間,每當深夜難寐之時,閉上雙眸,我就看見一張橘色的貓臉,雙目垂淚,綠森森地向大殿里看。”?“貓”還是明王朝覆滅的象征。“橘貓跟我來到南堂,又隨我到豐泰庵,終老在那里,安葬橘貓時天邊突然迸射一道霞光,玉娥師傅說它往生海天佛國去了。后來聽說,大順軍進入大內后,貓咪都逃走了,只剩了一窩‘子神’老鼠精,在溟濛的夜色里放肆地啃嚙金色宮殿里的大紅柱子。”?明王朝的覆滅是老鼠所象征的內部腐敗和外部沖擊共同作用的結果。護駕的貓群離散象征了禮樂崩壞,鼠輩橫行則暗示了道德體系的坍塌。這種動物界的權力翻轉,呼應著人間“闖王”對朱明正統的顛覆,構成天象示警式的末日預兆。《豐泰庵》的這種敘事策略不僅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單一視角,更以“小歷史”折射“大歷史”,在細節中凝練出對明末社會崩潰的深刻反思。

二、建筑空間:權力編碼與永恒性解構

建筑是制度的凝結物。《豐泰庵》對宮廷建筑的描寫,不僅還原了明代的禮制規范,更通過空間隱喻解構了權力的“永恒性”神話。

1. 宮廷建筑的空間政治學

“物敘事中的物既指單一的物, 也指由不同類物組成的物空間——故事發生場所。”?《豐泰庵》中細致描寫了翊坤宮、鐘粹宮、承乾宮、景仁宮、文華殿、乾清門廣場、慈寧宮等宮廷建筑,這些建筑不僅僅是小說中人物活動的物理空間,更是權力關系的具象化。

“田妃居住的承乾宮,原本叫永寧宮,作為田妃的寢宮后,父皇便改了這個稱謂,乾者天也;承,承接,父皇自然是天,承乾,承接來自上蒼的雨露恩寵,可見父皇對他的深情美意。”?承乾宮的命名不僅體現了崇禎對田妃的寵愛,更深層折射出“乾”與“坤”的宇宙秩序隱喻。這種命名策略將建筑空間轉化為權力話語的載體,使物理空間成為君權神授理念的物證。

坤寧宮是母后居住的地方,南面是交泰殿,再南的乾清宮是父皇居住的地方。坤寧宮與乾清宮都不設東西廂,但是兩側都設有朵殿(夾室),為了符合“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的古制,這四座被當作“室”的朵殿,四周都圍以紅墻,從而形成四個獨立小院,即: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小院,西側的弘德殿小院;坤寧宮東側的東暖殿小院與西側的西暖殿小院。坤寧宮后面是坤寧門,東西兩側也有兩個小院,稱坤寧門東小院與坤寧門西小院。這樣一共是六個小院,從而形成三宮六院,民間流傳的三宮六院,反映在內寢的建筑格局上就是這樣。?

《豐泰庵》對明代宮廷建筑的精微刻畫,構建出一套嚴密的空間權力編碼系統。坤寧宮通過“坤”的方位屬性完成了對“后”權的地理學定位。乾清宮與坤寧宮的軸線布局,通過“無東西廂”的建筑規制,將“帝后二元”的權力結構凝固為空間形態。六個附屬小院構成的“三宮六院”體系,既是禮制規范的物質載體,也是權力網絡的空間投射。這種建筑布局的等級性(如昭仁殿與弘德殿的方位差異)與封閉性(紅墻圍合的小院),將封建皇權的垂直統治結構轉化為可視的空間秩序。

2. 皇極殿的物象敘事與明末權力寓言

《豐泰庵》中關于皇極殿的描寫,不僅展現了其作為權力象征的宏偉壯麗,更通過其屢遭火災與重建的歷史,隱喻了明朝政治、天命觀念與王朝命運的交織。皇極殿即明初的奉天殿,嘉靖后更名為皇極殿。作為明朝舉行大典的核心場所,皇極殿的建筑形制與裝飾彰顯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在小說中,袁崇煥贊嘆皇極殿“與天上宮闕何異”?,但是其“肯堂肯構”的表面壯麗背后卻暗藏著脆弱性:這種以木材為主的建筑結構,使其極易因雷擊或人為縱火而遭到損毀。

歷史上皇極殿也是三度被焚,分別是在永樂十九年、嘉靖三十六年和萬歷二十五年,而每次重建均需耗費巨資。這種輝煌與脆弱的矛盾,也成為明朝統治合法性的隱喻——權力雖可通過“升金梁”彰顯天威,卻也難逃“瓦礫場”的宿命。小說中許譽卿感嘆“圣人云天象示儆”?,直接指向明朝火災頻發背后的政治敘事。歷史記載,永樂帝曾因三大殿遭雷擊而焚毀而下“罪己詔”,將火災歸咎于“天意”對遷都的警示。嘉靖帝則因奉天殿額題字“違制”而改名“皇極殿”,試圖以符咒般的更名來消弭災禍。在小說中,作者詳細描寫了熹宗在暴雨雷電中赤膊登梁的情景,這種描寫既凸顯了皇帝作為天子與天象的直接對話,但也暗示了人力對天命的抗爭——雷電如“魔鬼的手”般威脅建筑,而熹宗的禱告與行動最終換來“雷歇雨霽”,象征君權在“天譴”中勉強維系平衡。這種敘事將建筑災變與王朝合法性危機緊密勾連。

小說中熹宗親歷皇極殿重建的場景,是對歷史事件的戲劇化重構。熹宗“精通木作”“提斧攀梁”的細節,既符合其史實形象,我們知道,明熹宗以擅木工聞名,同時,作者也將重建工程塑造為一場權力表演。通過皇帝的身體力行,強化“君權神授”的儀式感,掩蓋國力衰微的現實。而小說中袁崇煥與許譽卿對“糟朽飛椽”的討論,則指向更深層的諷刺——盡管新帝崇禎皇帝“厲行節儉”,但建筑局部的衰敗已無法修繕,這實際上也隱喻了明朝后期的財政崩潰與統治失效。

小說中袁崇煥眼中“復建的皇極殿”,實為天啟年間短暫回光返照的投影——僅六年后,李自成入京焚宮,明朝終結。這種“建—毀—建”的循環,最終在小說中凝縮為“丹雘金檐”與“雷火殛中”的悖論,揭示出權力建筑無法逃脫歷史周期規律的宿命。建筑不僅是權力展演的舞臺,更是天命、民力、歷史暴力的交匯點。從“天上宮闕”到“瓦礫場”,皇極殿的敘事最終指向一個深刻的隱喻:當王朝將合法性寄托于象征物時,其崩塌亦從象征物的朽壞開始。

《豐泰庵》中有大量的關于建筑的細致描寫,這些建筑既是人物生活和活動的空間,更是作者向中國偉大傳統文化的致敬。比利時漢學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認為“中國文化中的永恒并不依附在建筑文物上,而是存于人心。文化的延續無法通過死物的不變不動來實現,只能體現于一代代人不斷地繼承、遺忘和改變當中。白云蒼狗,永恒并非阻止世事的變遷,而是賦予它意義與生命。”?對建筑的精細描寫本身既是作者所制造的“語境”,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建筑書寫“賦予它意義與生命”。“探索物與社會歷史的象征性關聯(無論是否強調物的商品屬性),正是把‘物’視為文化表征這一研究緯度的精髓所在。”?宮廷建筑作為“永恒權力”象征的凝固性,又通過“損毀與修補”的敘事策略解構了這種永恒神話,暗示了權力結構在穩定表象下潛藏的脆弱性。展現了永恒并非靜態存續,而是在損毀與修補的循環中實現意義再生,這種“破損的永恒性”顛覆了傳統史觀的線性敘事。

《豐泰庵》通過解構宮廷建筑的空間密碼,我們可以復現被正統史觀遮蔽的權力微觀機制;借助邊緣空間的物質嬗變,可以重構個體命運與歷史洪流的對話關系。作者的這種敘事策略不僅實現了歷史記憶的文學轉譯,更在建筑的物質性與敘事的虛構性之間,開辟出反思中國傳統時間哲學的新維度。

三、儀式與服飾:等級制度的視覺化

王彬對明代服飾與儀式的考古式還原,將抽象的等級制度轉化為可視的符號系統。在《豐泰庵》中,作者在服飾描寫上嚴格遵循明代規制,對不同人物的服飾有著細致的描寫,如長平公主、崇禎、皇后、田妃、袁妃、內侍等人的服飾。朝堂上大臣們的服飾,不同品級有著不同的佩飾,這種通過物來體現等級制度的描寫,生動地展現了封建王朝森嚴的等級秩序。還有他們所穿的赤羅青緣之衣,衣服的樣式、質地等都是當時明代服飾文化的具體展現。

同時小說還濃墨重彩描寫了皇室生活的一些重要儀式如大朝會、中秋、七夕、皇帝閱兵、皇帝祈雨、宮中喪儀、朝賀皇后等。儀式中人物的服飾不僅僅是一種裝飾和實用,更是一種權力符號的視覺化表達。

1. 儀式與服飾作為權力美學的表演

比如小說中對朝賀皇后儀式的描寫,通過嚴格的空間劃分和物品陳設,展現了宮廷內部的權力等級與社會結構。貴妃帷帳位于“西側靠北”,公主帷帳在“東靠南”,命婦帷帳“再向南”,這種方位安排不僅遵循古代禮儀的“尊卑有序”,更通過物理空間的分割,象征了后妃、宗室與官僚命婦之間的地位差異。宮殿外的儀仗由內侍(男性)負責,內部的儀仗由宮女(女性)承擔。這種分工既符合明代宮廷規制,也暗示了權力運作中性別角色的固化,強化了“內外有別”的秩序感。

按照規制,朝賀皇后的禮儀是:

內侍在坤寧宮的明堂內陳設皇后寶座,在坤寧宮門外陳設女樂,西側靠北的地方設立貴妃帷帳,以東靠南的地方設立公主帷帳,再向南陳設命婦的帷帳。宮殿外的儀仗由內侍負責,宮殿內的儀仗由宮女負責。禮儀準備好了,皇后身穿禮服,走出閣門,在儀仗的簇擁與音樂的伴奏聲中,登上寶座,之后音樂便停止了。這時,司賓引導命婦走出帷帳從御道的東側行進,在接近坤寧宮時,在御道的東西兩側分班排列。命婦們站好了,司賓再引導貴妃、妃子走出帷帳亦在東行進,在臺階的行禮位置上站好,引導官宣唱:行禮、奏樂,拜四拜,起身。音樂止住后,再引導他們從坤寧宮的東門進入宮內,這時又開始奏樂。內贊官引導他們到宮內行禮的位置站好,樂聲便停止了。?

這些細節不僅還原了歷史場景的“真實性”,更通過儀式物象的鋪陳,將抽象的等級制度轉化為可視、可感的符號系統,使讀者直觀體會到專制皇權的森嚴與壓抑。

小說中關于閱兵儀式上崇禎帝和田妃的服飾也頗值得玩味。

父皇沒有穿戎裝(他不喜歡戎裝,從心里排斥),只穿了一件半舊的白色盤領窄袖四開衩的長袍,長袍前后與兩肩柿蒂窠各織有一條金盤龍,所謂的四團龍。腰束深青色玉帶,頭戴烏紗翼善冠,腳上穿了一雙穿了多年的黑色長靴。那個田妃居然陪父皇來了,她也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窄袖長袍,只是長袍上的圖案不是龍而是鳳,不是金色而是銀紅色,所謂的四團鳳。腰間系了一條墨綠宮絳,烏黑的長發盤起來戴著一個黃金鬏髻,上面插著幾只彩色鳳釵,鳳嘴里銜的珍珠,吐出的白光眩人眼目。她穿了一雙織金云頭鳳靴,踩在朱紅的馬鐙里又小巧又有一股颯爽之姿。?

閱兵儀式中,作者通過崇禎皇帝和田妃的服飾構建了一個精密的政治編碼系統。崇禎帝閱兵時選擇了“半舊白色盤領窄袖長袍”,這種刻意簡樸的著裝策略實為權力美學的雙重表演:四團龍紋的保留暗示皇權不可動搖的神圣性,而衣物的陳舊感則試圖塑造“勤政節儉”的君主形象。這種服飾選擇與田貴妃的“四團鳳紋銀紅長袍”形成鏡像對照,金銀配色暗示陰陽調和的政治隱喻,而“半新不舊”的質地則暴露了權力分配的矛盾性,而田貴妃的織金云頭鳳靴與朱色紅馬鐙構成微型權力裝置,將后宮干政的禁忌轉化為視覺合法性。

2.從袞冕到覆面的服飾敘事與王朝終局

明代冬至大朝會作為國家最高規格的禮儀活動,皇帝的服飾是禮制與政治神學的集大成體現。小說中寫大朝會上崇禎的服飾,崇禎皇帝在大朝會上“沒有戴翼善冠,也沒有穿黃龍袍,而是戴了一頂樣式古怪的帽子,帽頂平坦,帽檐前后懸掛著許多珠串,璀璨地泛出柔和的光澤。我后來知道這是袞冕,是最尊貴的帽子,只有在大朝會才戴上的。父皇今天的服飾也不同往常,他的上衣是玄色的,下裳是黃色的,襪子是紅色的,鞋子是赤色的。”?

崇禎在位期間可謂是內憂外患,他試圖通過嚴格遵循古禮顯示自己的勵精圖治,以此來挽救明朝的衰亡。這也可以反映他性格的嚴謹和固執,以及對傳統禮制的重視,以對抗當時的混亂局勢。袞冕作為周禮體系中最高等級服飾符號(《周禮·春官》載“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折射出末世帝王對禮制原教旨主義的執著,反映了他試圖通過恢復禮制的純凈性來重構搖搖欲墜的皇權合法性。這套本應彰顯永恒性的禮服飾物,最終成為王朝祭服的歷史反諷。

與大朝會袞冕服飾的皇權威儀形成對照的是“發覆面”所造成的視覺遮蔽,最終從“神圣不可逼視”逆轉為“無顏見祖宗”。小說中這樣寫道:“父皇以發覆面,穿白祫(白色的交領)黑邊藍色短衣,外罩白棉綢子背心,下面是白綢褲子,左腳光著,右腳穿綾襪、赤方舄。”?“發覆面”違背了《孝經》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禮教規訓,崇禎皇帝以披發毀容實現了自我放逐。素服體系的服飾“白祫(白色交領)”“白棉綢子背心”“白綢褲子”則突破了《大明會典》“天子素服唯祭天及日食”的限定,將白色禁忌色升格為王朝葬禮的主色調,單舄形態則解構了“天子雙舄承天”的禮制根基。由此我們看到,當袞冕的十二旒珠簾化作煤山老槐的枯枝,當玄黃五色褪為天地素縞,服飾符號系統的坍塌實則是華夏禮樂文明遭遇“禮崩樂壞”的完整隱喻。在小說中,作家王彬通過服飾符號的考古學書寫,既暴露了皇權自我神圣化的努力,也預示了其終將崩塌的歷史宿命。

3. 儀式的解構與私人視角介入

小說中的宮廷器物、服飾、民俗物品等都是當時歷史文化的見證者,通過詳細描寫,能將讀者帶到當時那個具體的歷史時期,對于歷史文化的再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傅修延所說,“一些與人關系密切之物,如服飾、飲食和住宅等,往往攜帶著多種復雜微妙的意義;與物相關的許多行為,如對物的保有、持用、分享、饋贈、消費、呵護和毀棄等,也需要對其做深入文本內部的細究和詳察。”?小說對明代宮廷儀式的描寫具有考古學般的細致。但同時,儀式中人物與事件卻揭示了更深層的意義。明末宮廷的祭祀、朝會等儀式在小說中被解構。

小說中借崇禎最貼心的內侍王承恩之口講述了大朝會的壯觀,不僅勛戚、朝臣們都要參加,要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而且“錦衣衛、神樞營的將軍,好幾千名將軍都要參加的!”?“金盔金甲、明盔明甲、紅盔青甲,金瓜、鐵瓜、大紅刀、大黑刀,金槍、叉刀,閉上眼都可以看得見,咱們的大明朝有多么威武!”?大朝會上“金盔金甲”“紅盔青甲”的將軍陣列,以及“金瓜、鐵瓜、大紅刀”等武器,通過金屬質感的視覺沖擊,象征了軍事力量對皇權的拱衛。然而,這種威武表象在明末亂世中形成反諷——表面的強盛與實際的衰敗形成張力,暗示王朝的脆弱性。“大朝會”儀式中,崇禎帝懷抱幼年長平公主面對群臣,雪花“如醉如癡”的描寫消解了儀式的莊嚴,暗示了王朝的失控。服飾與儀式的并置,既還原了歷史語境,又通過物的“失效”暗示了傳統秩序的崩塌。值得注意的是,長平公主的日記體敘事,又讓私人情感介入公共儀式。長平公主的視角對儀式細節的觀察難免充滿生活化視角,這種個人視角消解了官方敘事的宏大性,凸顯了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無力感。

結語

《豐泰庵》這部小說,在物象系統中達成了完美共振。通過動物、建筑與服飾等物象系統,實現了歷史書寫的多重突破。這種創作路徑預示了一種歷史小說的新可能:當器物不再沉默地陳列于歷史博物館,而是成為攜帶文化基因的敘事主體時,文學便獲得了重構歷史認知的考古學力量。正如王彬所言,語境書寫不僅是歷史細節的堆砌,更是通過物的物質性叩擊歷史本質的哲學實踐。

我寫這小說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我主張小說要有語境,要有歷史背景,包括服裝、建筑、官職以及風俗,包括化妝等,但是現在的小說大都沒有語境了,只是故事,寫故事很容易,展開想象去寫就完了,但是寫語境就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專業性,而且細節往往和語境相聯系。

……

小說的功能之一就是要通過語境,把讀者帶進歷史,帶進故事,帶進環境里去。有了語境就可以把讀者‘浸入式’地帶進故事,這是語境的長處也是它的好處,但是這種方法做起來比較麻煩,因為它涉及到很多知識,需要作者研究很多問題,所以現在作者一般不做。我是想通過《豐泰庵》這部小說把語境的方法提示出來,引起大家注意,而重新恢復出來。?

王彬的物敘事既是對傳統歷史小說的繼承,也是對現代敘事學的創新,最終以“物”為媒介,實現了歷史真實與文學想象的高度融合。小說延續了《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對器物與生活場景的極致考究,建筑、服飾、器物、儀式等描繪,均與明代典籍記載絲絲相扣。同時,王彬通過物象的跨文化流動,重構了“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圖景,體現了對傳統物敘事空間維度的拓展。《豐泰庵》的物敘事,既是對《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傳統的致敬,也是對其超越。通過物象的細節性復現、功能性實驗與文化隱喻重構,王彬將歷史敘事從“宏大史詩”轉向“微觀日常”。這種創作路徑不僅為歷史小說提供了新的范式,也重新定義了物象在文學中的多重價值——它們既是歷史的碎片,也是人性的棱鏡,更是跨越時空的文化紐帶。

注釋

?尹曉霞,唐偉勝:《文化符號、主體性、實在性:論“物”的三種敘事功能》,《山東外語教學》2019年第2期。

參見王彬:《豐泰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第67頁。

④⑤⑥⑦⑧⑨⑩????????????????????王彬:《豐泰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第67,69,389,91,95,410,411,367,378,367,457,113-114,114,118,78,104,79,456,73,87,168,168,394,162,36,464,32,34頁。

?許建平、許在元:《中國物敘事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社會科學戰線》2024年第7期。

?李克曼:《中國文化對于“過去”的態度》,《上海采風》2015年第1期。

?傅修延:《文學是“人學”也是“物學”:物敘事與意義世界的形成》,《天津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朱又可、王彬:《關于<豐泰庵>的專訪--訪談》,引自“中國作家網”,2024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