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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本正經的生活——讀林檎小說集《藥師變》
來源:文藝報 | 魏 巍  2026年10月28日09:45

讀林檎的小說,突然讓我想起20年前的自己。那時候我也寫小說,也會讀卡夫卡、博爾赫斯、卡爾維諾、馬爾克斯,也會學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的意識流方法去寫小說,甚至本科論文也在討論馬原的敘事手法。可以說,在林檎的小說中,我看到了曾經的自己。但是林檎比我聰明得多,他對故事情節的把握,對敘事手法的應用,可以說是得心應手。他將荒誕與意識流結合起來,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創作路徑。

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突然就明白了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余華寫《十八歲出門遠行》時27歲,馬原寫《拉薩河女神》時31歲,莫言寫《透明的紅蘿卜》時不到30歲。傳統意義上講,先鋒小說就是從敘事的變化上來界定的。對敘事技巧的關注,基本上是先鋒小說,或者說是一個小說家在還沒有自己成熟的小說寫作理論之前的必經之路。一般來說,青春期寫作并不會注重技法,而是重在情緒的宣泄,因此也多表現為事件情節的堆積。青年寫作則開始關注小說的敘事手法,這可以說是提升寫作能力的第二階段。然而,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文學史,先鋒小說可以進入文學史,那是特定時代所造就的特殊情況,如果我們今天還是只關注小說的敘事的話,可能很難再有進入文學史的機會了。事實也證明,余華、莫言后來的創作已經開始將敘事技巧與事件情節相結合。單純依靠敘事,是不足以支撐一個作家進行長期創作的。

林檎無疑是敘事技巧的熟練工。在《藥師變》這部小說集中,所有小說都大量采用自由直接引語和意識流手法,讓人物的對話、心理,敘述者的聲音和情節推進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多聲部的復調效果。小說集以多個第一人稱視角構建系列故事,讓無數個“我”“成百上千個老莫”在虛擬的“江城”中相遇相知、相互影響,最終7篇作品組成一個互文的整體。這種敘事結構讓人想起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或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他試圖用這種碎片化、多聲部的敘事,去拼貼一座城市的眾生相。

保安、守廟人、養路工、殯儀館樂手……他們身處“江城”(重慶)逼仄的街巷與陡峭的地形之間,各自遭遇了荒誕、執念或難以言說的困境。之所以說是荒誕,是因為有的人行事是為了面子(《夜巡》),有的人是為了死后的撫恤金和家屬的工作(《重返暗河》),有的人是為了揚名立萬(《背鍋兒》)……這些看似荒誕的行為邏輯,恰恰構成了林檎小說最動人的戲劇張力。它們不是空中樓閣的玄想,而是從重慶梯坎巷陌的潮濕泥土里長出來的,帶著火鍋油漬的煙火氣。

《夜巡》里的闖隊,他的“面子”是這座城市底層社交場上的通行證。骨子里的“要強”,在逼仄的生存空間里被壓縮成一種近乎偏執的尊嚴感。他夜巡時挺直的腰板、對進出車輛一絲不茍的登記、夜巡時甩動的橡膠警棍,在外人看來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在扮演“重要人物”,但林檎用細膩的心理描摹讓我們看到,這個保安的“面子”里包裹著的,是一個被生活反復折疊卻不肯碎裂的靈魂。他用荒誕的“較真”對抗虛無、對抗生活,就像老莫用生命守護那車碎石子一樣,本質上都是在為自己的生活和存在尋找一個合理的理由。

到了《重返暗河》,荒誕的刻度加深了。養路工老莫的悲劇,表面上是為了一車不值錢的碎石子與盜采者拼命,但林檎層層剝開表象,讓我們看見底下的暗流:老莫真正在意的不是石子本身,而是某種價值體系在他生命里最后的余溫。當所有人都用“值不值錢”來衡量得失時,老莫的“較真”就成了荒誕。而“我”作為敘述者,為了保住飯碗,在關鍵時刻選擇沉默,事后又為了自我救贖而重返暗河,這是更隱秘、更日常的荒誕。每個人都在算計,每個人都被生活推著走,老莫的死亡像一面裂開的鏡子,照出所有人行為背后那種不得不如此的無奈。林檎沒有站在道德高地批判誰,他只是讓意識流的敘述在現實與回憶之間游走,讓我們在“我”絮絮叨叨的自白里,慢慢嘗出那種浸透骨髓的苦澀。

《背鍋兒》則將荒誕推向更戲謔的維度。篇名本身既是重慶方言里替人頂罪的意思,又暗合了小說中某人為了“揚名立萬”而主動攬下不屬于自己的罪責,以為這樣可以換來名聲、地位或者某種虛幻的“英雄感”。林檎筆下的這種“背鍋”行為,是一種被扭曲的自我實現欲——一個普通人想要“被看見”、成為主角,想要在人群里發出一聲響,有時候不得不選擇一種近乎自毀的方式。敘事在這里變得搖曳起來,現實、記憶、幻想模糊了邊界,這正是林檎將意識流手法化入日常的妙處——荒誕不再是外在的奇觀,而是內化為人物認知世界的方式。

綜觀這些行為,它們共享同一種底層邏輯:在逼仄陡峭的生存空間里,尊嚴、生計、名聲,這些本應是抽象的概念,卻被小人物們用身體抵換成了具體的執念。他們不是為了宏大的理想和抽象的道義,而是為了一個在旁人看來微不足道的“理由”,一個面子、一份工作、一個虛名,就把自己整個拋進荒誕的世界。林檎之所以能把這些故事寫得既不煽情也不刻薄,是因為他用敘事技巧為每個人物搭建了一個足夠復雜的內心世界,這些意識流的片段像拼圖一樣,逐步揭示出荒誕背后的真實情感。那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也是一種明知不值卻放不下的凡人的生活哲學。

這種對荒誕的處理,讓林檎的作品進入了一種更寬闊的文學視野。他不再滿足于拆解敘事時間、重組語言形式,而是讓這些形式服務于對人物精神狀態的探索。林檎筆下的人物就這樣用各自荒誕的方式踮起腳尖,試圖夠到一點光亮。他們可能失敗了,可能被嘲笑,但林檎選擇用他冷靜而克制的敘述,為這些失敗保留一份體面。

這些人物在自己的生活邏輯里一本正經地活著。林檎并沒有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樣,將主人公設定為一個毫無個人情感的個體。他筆下的人物都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思維、自己的情感,只是這些有著血肉的情感,最后都在現實世界中煙消云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林檎比他的前輩們走得更遠。他繼承了先鋒派對敘事可能性的探索,同時把這種探索牢牢扎根于一座具體城市、一群具體人物、一些具體困境中。林檎用荒誕與意識的混合體,為江城的普通人立傳,盡管這些普通人很難在文學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他卻用自己的寫作方式,為我們重新認識社會生活提供了一種可能。

(作者系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