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學勃興與生態寫作的整體性視野
近年來,全球博物學呈現出顯著的復興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因素是人們生態意識的覺醒。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日益嚴峻,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過去那種過度追求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觀念,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基于對生態系統的認知加深,自然整體觀開始深入人心,并逐漸成為人類新的共識。這種整體性的思維模式,與博物學的知識屬性高度契合,即重新喚醒一種整體性的視野,幫助人們重建個體與世界之間的本真聯系。
博物學形成一股熱潮
進入21世紀,博物學專家不斷涌現,同時還出現了一批在生物學、文學、哲學等領域開展跨學科研究的學者。盡管從數量上看這個群體相對小眾,但他們的研究工作卻具有重大的時代價值。博物學在中國的本土化演進也呈現出獨特的趨勢。早期的博物學涵蓋的是一種綜合性的自然知識,它包含了自然領域多個方面的內容。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學科分類變得越來越細致,各個學科朝著高精尖的方向深入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自然觀察和科學研究中本應包含的文化、情感因子被逐漸剝離,這一點在以實驗室科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研究中表現得特別顯著。隨著生態觀念逐漸被人們所重視,人們對環境的認知、構想和理解方式,越來越趨向于從整體的角度出發。生態化的博物學為人們關注身邊環境的“在地性”提供了知識層面的支撐。雖然它無法改變實驗室科學在科學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但能夠補充實驗室科學的不足,糾正其偏差。它讓“體驗觀察”這一實踐方式重新獲得了應有的地位,打破了專業壁壘,使普通大眾也能參與自然探索。每個人都有機會去了解自然、親近自然,而不再僅僅是專業科研人員的特權。
與此同時,城市中產階層的崛起也為博物學在中國的復興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基礎。依托社會經濟發展、教育普及等綜合因素,中國社會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截至2024年底,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7%的規模。這個數據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逐步從鄉村進入城市生活,并接受了較好的學校教育。城市中具有閱讀能力的群體也空前壯大。博物學知識對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人群具有較強的吸引力。這類書籍的大量出版,與閱讀人群的文化需求息息相關。對于深受焦慮、抑郁、疲于奔命等“現代都市病”困擾的人群而言,博物學類圖書所承載的自然、大地、動植物等相關知識及其相關的審美價值與實踐路徑,無疑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他們的精神困擾。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博物學活動當中,在對身邊自然物的觀察、欣賞與感受中,不斷強化了生態主義的理念。
在博物學復興的浪潮中,博物學的內涵與外延不斷得到拓展和豐富,人文關懷與科學實踐相互交融的傾向不斷加深。學者劉華杰在對西方博物學的分類研究中,提到了百科全書型、采集型、人文型、綜合型等近10種類型后,特別強調了“對于克服科學危機而言,其中最有價值的是人文型”。這種人文轉向正是博物學在中國復興過程中的一大特點,也是其吸引人文學界和大眾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以法布爾為例,他的《昆蟲記》長久以來被視為少兒科普的經典之作,作品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和藝術價值愈發受到關注。法布爾筆下人與蟲之間的有情對話,不僅啟發了朱贏椿、半夏、李元勝等當代作家、詩人的昆蟲書寫,也為博物學的本土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對生態問題的重視,成為當下文化現場的一種重要趨勢。這一趨勢不僅體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對生態危機的科學策略的探尋上,還體現為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對生態危機背后的文化根源的剖析。自然科學與人文社科之間的互動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這些為生態文學創作提供了科學基礎和理性視角,為生態批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它體現了博物學整體性思維的優勢,也為博物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這一過程中,“博物詩學”這一概念愈發受到關注。有很多學者提出,生態文學批評應以文學為本位,注重作品的審美特性和整體意蘊,從而捕捉作品所蘊含的生命體驗和精神深度。這種觀點為博物詩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即在強調科學性的同時,不能忽視文學的審美性和詩性特質。這要求我們從整體性的視角理解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互動。
“博物”和“生態”的交融
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作家投入到生態文學的創作中。大批作家通過文學的方式,從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國大地上的生態保護實踐。一方面,生態文學作品中大量嵌入了自然科學的專業知識和術語。自然科學的詞匯,以及現代生物學、氣象學、地理學、物理學、現代醫學、營養學,甚至土木工程學等學科的術語,成為文學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譬如,葉廣芩的秦嶺系列作品,通過專業的氣象術語和地理學詞匯展現了秦嶺的地質多樣性,使讀者對自然生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半夏的《與蟲在野》不僅利用現代生物學分類體系和概念術語對昆蟲進行科學介紹,還以精確的語言描述了昆蟲的形態和習性。另一方面,生態文學作家還通過實證考察、田野調查等方式,精確記錄生態保護的真實處境,支撐文本的內在張力。阿來的《西高地行記》《去有風的曠野》《成都物候記》《蘑菇圈》等作品都體現出強烈的生態意識。在《西高地行記》中,阿來就以大量的實地考察記錄,真實地呈現了生態現狀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這種基于實地考察的真實記錄,不僅能讓讀者直觀地感受生態問題的現狀,也增強了文本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博物寫作甚至成為了一門“顯學”。當代作家通過大量的報告文學、生態小說、生態詩歌,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鄂溫克族的馴鹿文化為背景,展現了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陳應松的《森林沉默》則以神農架為舞臺,重申了文學的“森林立場”,追問現實之殤。劉華杰的《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學》從博物學的角度探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強調了生態意識的重要性。李少君的《自然集》《海天集》、臧棣的《詩歌植物學》《最美的梨花即將被寫出》、胡弦的《沙漏》《猜中一棵樹》、雷平陽的《云南記》、李元勝的《無限事》《我和所有事物的時差》、江非的《自然與時日》《泥與土》、沈葦的《詩江南》、林莉的《跟著河流回家》等詩集,都表達了對自然生態問題的關注。與此同時,龍其林、汪樹東、謝超、韋清琦、馬春光等學者也將研究視野集中投向生態文學批評。
這些生態文學作品體現了一種生態整體主義的觀念。作家們試圖打破人們習慣的類型化與碎片化思維模式,重新喚起一種整體的視野。生態整體主義主張將自然共同體的整體福祉確立為人類文明存續的根本尺度。一切的價值判斷,以維系生態整體的動態平衡為基準。這種平衡狀態,同時也是評估社會發展方向的核心坐標。基于這樣的原則,生態文學寫作回歸了生命倫理的本源,即對所有生命形式的普遍關懷。
在生態文學寫作中,作家通過構建一個完整、有機的敘事世界,展現人與自然的深度聯系,而非將自然僅僅視為人類活動的附屬或背景。例如,在“我們是從云霧深處走出來的人”“我們從此成為了云霧派遣的特使”等詩句中,詩人并沒有將人凌駕于自然之上,而是將人納入自然的整體之中,讓人意識到自己只是生態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對生態道德的發現,不僅是對自然的尊重,更是對人類自身位置的重新定位。人類應融入自然的秩序之中,而非居高臨下地主宰自然。
地方性知識與整體性的觀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態文學寫作愈發需要扎根于本土性知識與文化中,從而構建出與具體時空緊密相連的地方性表達。這種表達以本土場域內生成的經驗積累為基礎,注重特定地理空間形成的在地化知識系統,而非致力于構建具有跨文化適應性的普適性框架。這就涉及我們常常提到的“地方性知識”概念。地方性知識產生于具體的環境之中,能夠精準地回應具體的人地關系問題。
近年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學作品呈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人們在評價這些作品時,經常用到“民族志”“地方志”等術語。作為貼近大地的文學實踐,民族志和地方志以地方文化體系為根基,與日常見聞緊密相連。它們能夠迅速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紐帶,有助于鞏固當地居民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聯系。同時,它們又是生態寫作與地方知識相結合的作品,向讀者展示人與自然密切互動的全新圖景。事實上,地方志不僅嘗試打破傳統文學闡釋的學科壁壘,是一種具有介入性特征的文化實踐,肩負著在現代化背景下守護鄉土文化的重要使命,還體現出更廣泛的平等精神和切實可行的生態主義訴求。
地方性知識的深度開掘往往構成全球生態對話的認知基礎。學者梁治平認為:“所謂地方性知識并非同質性知識,更非靜止不變的知識。其本身包含異質因素及不同層次,并且是開放的和變化的。實踐中,不同的地方性知識互相影響、滲透,其邊界不斷變化,進而不斷生成新的地方性知識。”這種辯證關系在生態寫作中體現為:越是深入特定地域的生態肌理,越能觸及具有普遍意義的生態命題。
生態文學不再局限于對單一地域生態現象的描寫,而是將目光投向整個地球乃至更廣闊的宇宙空間,通過建立地方經驗與全球生態的關聯網絡,以全球視野和格局審視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這種敘事轉向將特定地域的生態問題置于地球生命共同體框架中加以觀照,既保持對地方性知識的尊重,又強調作為地球公民的共同責任,促使人們從全球視角重新審視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文明建設的全球意義。譬如,詩人沈葦在《一個地區》等詩作中就常常從地方性景觀出發,去觸及全球性的生態與文化議題。這種多時空維度的敘事方式打破了傳統文學對生態背景的狹隘認知。它將物象置于整個地球生態系統乃至宇宙生態鏈的宏觀視野中,為人類看待生態整體性提供了視角參照。
總之,盡管生態意識已經受到人類的廣泛關注,但在當前的文學創作中,這種全球化、整體性的生態敘事仍處于探索階段。如何通過生態文學的全球化敘事構建更具共生性與整體性的文化未來,已成為亟待突破的創作命題。這不僅關乎文學題材、敘事方式的選擇,更關乎跨越國族邊界的生態共同體的想象與建構。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