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草,松潘草地的長征草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展柜里,兩株干枯發黃的植物標本并排放著。它們很小,小到如果不看展簽,很容易被當成果殼或碎葉。展簽上寫著:“紅軍過草地食用野菜標本。捐贈人劉毅。”
從葛曲河畔的松潘泥沼,到國家博物館的恒溫展柜,這兩株植物走過了四十年,跨越了三千公里。展柜不是終點。它只是把一個問題留給了今天:一株被戰士臨時命名的草,如何在九十年后的植物志和黨史敘述之間,被重新辨認?
一
這兩株黃花草的采集者,是紅四方面軍第31軍93師274團團部干部劉毅。
1936年7月的第一個清晨,松潘草地的霧靄尚未散盡。葛曲河在沼澤間蜿蜒如銀色蟒蛇,水面蒸騰著刺骨的寒氣。一支衣衫襤褸的隊伍正蹚過齊膝的泥沼——他們是紅四方面軍第31軍93師274團的戰士,已經在這片“死亡陷阱”中掙扎了數日。軍帽上的紅五星沾滿泥漿,綁腿被水草纏繞;每個人的臉頰都凹陷下去,刀削斧鑿一般。可眼睛亮得灼人——饑餓與信念在同一個身體里互相撐著,就撐出了那樣的光。
24歲的劉毅停下腳步,目光落在河畔一片明黃色的星點上。遠處,野草成片成片生長,緊緊貼附著大地,細密的葉片披著露水,晶瑩閃亮。野草的頂端,簇擁著紐扣大小的黃花,在灰綠色的草甸上如同跳動的火焰。
劉毅俯下身來,用凍得發紫的手指掐下一株,放入口中慢慢咀嚼。先是青草特有的澀,隨即是一股淡淡的苦,最后喉頭泛起隱約的麻。部隊《吃野菜須知》手冊上標注過:微毒,不得已時可食。作為團部干部,他比普通戰士更早接觸到野菜委員會下發的這本小冊子,也因此認得出眼前這片黃花是什么。
他小心翼翼——那雙慣于拿槍的粗糙雙手,輕柔得近乎儀式。他采下兩株品相完整的黃花草,從挎包里取出一個巴掌大的鐵皮煙盒——那是打土豪時分得的戰利品,盒面上的字跡已斑駁難辨。他將這兩株野草卷起來,平放在盒子里,合上蓋子。在隨時可能全軍覆沒的沼澤里,在下一頓不知何物的行軍中,保存兩株野菜,并不是出于實用——兩株標本救不了任何人。它更像一種確認:此刻還活著;也像一種銘刻:我們曾如此存在。
遠處,軍號聲響起,清脆嘹亮——部隊又要繼續前進了。劉毅將煙盒放進貼身的口袋里。寒冷的秋風里,煙盒留存著他微弱的體溫。
二
若要理解黃花草在1936年的重要意義,不能不首先直面松潘草地作為“人類生命禁區”的殘酷現實。
松潘草地位于川北至甘南之間,是長江與黃河的分水嶺,縱橫約300公里,面積約1.52萬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這里遺留了第四紀冰川退縮后形成的冰蝕洼地、蛇曲河道與苔草沼澤。濕地植被以沼生植被為主,黃花草多生長于嵩草——驢蹄草群落的草丘或丘間季節性積水地段,高濕、富有機質的生境為其積蓄淀粉和糖分提供了條件。
紅軍過草地之前,這里人跡罕至。草地表面覆蓋的草甸,看似堅實,實則浮于深不可測的泥潭之上。一旦踏入,后果不堪設想。有老紅軍回憶,一個戰士不小心踩破草皮,陷進泥沼,旁邊的同志伸手去拉,也跟著陷進去,越掙扎陷得越深。由于過草地時節正是雨季,驟降的暴雨讓地面更加濕滑,河水暴漲,掉入沼澤、被河水卷走的人更多了。
在紅軍戰士的記憶里,這是一片“吃人的草地”。到處是沼澤與泥潭,沒有固定道路,人們只能朝著北方,踏著草甸自己開辟路徑。一旦有人沒踏穩草甸,就會掉入泥沼,搶救稍不及時,轉瞬便被吞沒。過河同樣艱難。草地河流水面不寬,但水流湍急,水冷刺骨。身體虛弱的戰士經不起這種寒冷刺激,過河上岸時倒下的,不在少數。
行路難,宿營也難。到了夜晚,戰士們只能找一塊稍干的地方,幾個人背靠背坐著,用彼此的體溫取暖。找不到干地,就只能在泥濘潮濕的草甸上露宿。第二天清晨,常常有人再也沒有站起來。
松潘草地氣候變幻無常,晝夜溫差極大。清晨大霧彌漫,午后烈日暴曬,傍晚驟雨傾盆,入夜后氣溫驟降至冰點。衣衫單薄的戰士,伴著風雨冰雹,隨時都有凍餓之虞。路難走,覺難睡,天難測。但所有這些,都還不是最要命的。饑餓才是最熬人的。進入草地前籌集的糧食遠不足用,進入草地數日后便徹底斷糧,每個人都被饑餓和疾病所折磨。
在松潘草地上,比黃花草安全的野菜,如灰灰菜、車前草,已經被先頭部隊采得差不多了。比黃花草劇毒的植物,如狼毒、烏頭,觸目可及。在草地常見的毒草中,花色鮮艷的不少含有強心苷類成分,氣味刺鼻的則常常帶有神經毒性——當然,這只是老戰士們用命換來的粗略經驗,并非植物學的嚴格分類。黃花草占據的是中間那個極其狹窄的位置:毒性慢,癥狀看得見,不直接致命。它不是被“選擇”的,是被絕境篩選后剩下的。它成為“長征草”,不是因為它可口,而是因為它勉強能咽下去,又不至于立刻要命。
三
黃花草能在絕境中成為支撐生命的食糧,從來不是命運的偶然垂青,更非孤勇之士的靈光一現,而是紅軍在絕境中將求生的欲望,轉化成生存的偉大創造。
在那段啃食草根、吞咽樹皮的艱苦歲月里,一個臨時機構應運而生——野菜委員會。
1936年四五月間,紅四方面軍駐于康北爐霍,為接應紅二、六軍團北上做準備,在川西北高原已經停留了數月之久。藏區地廣人稀、糧食儲備匱乏,數萬將士面臨斷糧危機;松潘草地沼澤密布、毒草叢生,誤食毒草致死的事件頻發。統籌野菜辨識、加強食物安全,成為迫在眉睫的使命。
朱德總司令牽頭,把熟悉本地植物的老鄉、有醫藥知識的醫生和炊事人員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二十余人的野菜委員會。委員會下面,還有一個由炊事員、飼養員、警衛員組成的十余人調查小組,負責實地采集。他們的任務很樸素:在漫山遍野中,搜尋一切可以吃的東西。
委員會將六十余種可食野菜按毒性、口感等整理進一本薄薄的《吃野菜須知》,印成小冊子下發到連隊。關于黃花草,手冊里寫明的方法很清晰:有毒,需要反復蒸煮、多次漂洗后才能食用。就這一句話,是拿胃、拿肝、拿浮腫的腳踝試出來的。
朱德在爐霍還主持過野菜展覽會。這些野菜分門別類鋪在油布上,各部隊派代表排隊參觀,委員會成員現場講解。紅軍大學組織學員分批參觀野菜展覽,現場辨認、當場講解,把野菜識別納入部隊教育。這套辦法說不上什么“科學程序”,但每一步都帶著樸素的謹慎:先問人,再試吃,然后把經驗寫下來。它的語言不是“毒理學”,是“這個吃了肚子脹”“那個要煮兩道水”“這個一天不能超過兩碗”。
野菜委員會解決的是“怎樣把一個人的經驗變成所有人的知識”。但在知識還來不及覆蓋的地方,仍然需要有人用身體去試。
四
朱德向身邊的同志發出了“嘗百草”的號召,希望大家在茫茫草地上,找出一些無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過難關。有些戰士為了讓更多戰友獲得生存的機會,不惜以身試毒,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張思德就是這樣站出來的。
1936年夏,紅四方面軍第三次穿越松潘草地。某日傍晚,部隊在一片水洼邊宿營。一個小戰士發現水邊一片葉形肥厚、狀似蘿卜纓的植物,興奮地喊“野蘿卜”。饑餓驅使他伸手去拔。張思德搶上前來,奪過植物,先放進自己嘴里,細細嚼了嚼。不一會兒,他感到頭昏腦漲,全身無力,肚子絞痛,大口嘔吐。他急忙對小戰士說:“這草有毒,快告訴……”沒等說完,就摔倒失去知覺。半個小時后,張思德慢慢醒來,第一句話是:“有毒……快去告訴其他同志……不能吃。”
那株“野蘿卜”究竟是什么,當年沒有條件鑒定。在草地行軍、斷糧、沒有任何植物分類學條件的現場,不可能進行物種鑒定,更不可能得出什么“致死量”的藥理數據。張思德的力量不在毒物學標簽里,在他把風險從別人手里拿過來、放進自己嘴里的那個動作里。
“干部先嘗、黨員先嘗、老兵先嘗”,這是草地上不成文的規則。這個規則的深層邏輯不是不怕死,是用最有經驗者的生命風險,降低整體隊伍的生存成本。試毒者的篩選遵循殘酷的效率原則:身體強健者代謝能力強,中毒存活概率高;經驗豐富者能更準確描述癥狀,為后續判斷提供依據;黨員和干部政治覺悟高,更可能自愿承擔風險。每一次以身體驗毒,都可能伴隨著痛苦;每一次試探劑量,都可能付出健康的代價。張思德,以及無數個張思德,用自己做引子,在生物毒素與人體耐受之間尋找那個微妙的臨界點。
十年后的1944年,大生產運動的號角吹遍邊區。張思德主動請纓前往安塞山區燒炭,因窯洞崩塌犧牲。毛澤東在他的追悼會上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一個在草地上替戰友嘗毒草的戰士,最終以“為人民服務”五個字被歷史記住。這五個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草地上那一口一口的苦澀里長出來的。
五
展柜里的黃花草已經炭化了。葛曲河邊的草甸上,每年六七月,黃花草還在開花。
走出草地后,劉毅帶著那個鐵皮煙盒輾轉南北。盒中的兩株黃花草,跟著他走過了此后近四十年。1975年10月,在參觀紀念長征勝利四十周年的展覽后,劉毅把珍藏了近四十年的兩株標本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他在捐贈說明中寫道,和他一起采野菜的戰友,“有的為黨為人民光榮地餓死、凍死、戰死在雪山、草地”。
這兩株標本被安置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展柜里。展簽上還是那行字。劉毅珍藏的那兩株黃花草標本之所以珍貴,正因為它們不是孤立的紀念品——每一株背后,都站著成千上萬參與采食的紅軍戰友,都連著一個龐大的、無名者的集體經驗。那些未留下姓名的犧牲,如同草甸下看不見的根系,托舉著這片草地繼續生長。
展柜中的黃花草,它的物質形態已脆弱到了極點,但它的精神價值卻在時間中不斷生長。從充饑之物到記憶載體,從個人記憶到國家典藏,從生存工具到精神象征——這個過程,就是長征精神在民族精神中的沉淀、深化、結晶。
長征之所以被反復書寫,不在于它完成了某個具體的戰役目標,而在于它證明了一件事:在看似不可能的條件下,一支隊伍可以靠組織、紀律和犧牲,走出一條路來。
黃花草并不是一種野草的名字,而是許多開著黃色小花的野草。戰士們叫它“黃花草”,其實草地上開黃花的野草不止一種,他們采食的是其中毒性較緩、經過反復蒸煮可以下咽的那一類。它的故事,為這個判斷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注腳。當人在絕境中學會從有毒的草木里提取生機,他們實踐的不僅是一種生存技術,更是一種信念:再卑微的東西,也可能托住一條命;再苦澀的東西,也可能轉化成走下去的力氣。
那些關于毒性與轉化、邊緣與韌性、個體與集體的體驗,并沒有隨長征結束而消失。它們沉淀為一種深層記憶:關于人在極限處還能做什么,關于一群人如何通過犧牲與共享彼此支撐,關于最不起眼的東西可能蘊含的生機。
這些記憶無須言說,它們已內化為一種本能,就像黃花草在草原上年復一年地綻放。
纖弱,樸素,沉默,這就是黃花草。它不在乎是否有人記得它的故事,只是沉默地完成著生命的循環——從泥土中萌發,在風雨中挺立,把苦澀轉化為生機。
然后,送走寒風瑟瑟的冬天,等待生機盎然的春天。
【李舫,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學者、作家,文藝評論家,曾獲魯迅文學獎等,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