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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編劇成為中心之前,需要先“升維”
來源:文匯報 | 子方  2026年10月28日09:09

中國戲劇界存在著這樣的矛盾情形:一邊是劇團方不斷抱怨“劇本荒”,另一邊卻是大量青年編劇從業(yè)者手握大批存貨劇本而無法被看見;一邊是院團不斷花高價采購名編劇供不應求的劇本,另一邊卻是觀眾們對劇本內容不滿意,于是“吐槽”不斷。

于是,每隔一段時間,“編劇”都會成為話題,不斷被討論,可另一方面,討論的效率卻不能被客觀現(xiàn)實印證,基于此,討論似乎進入了某種周期循環(huán),反反復復。

當然,關于“編劇”的討論是必要的,但關鍵在于,“編劇”的存在與討論都不是孤立的,它處在某種整體環(huán)境之中。事實上,編劇的身份自覺是和導演的強勢崛起密切相關的,我們戲劇領域對“編劇中心制”的強調,往往與“導演中心制”互為對照。出于經(jīng)驗,人們往往認為是先有“編劇中心制”,然后才有“導演中心制”,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有了“導演中心制”,才有了對“編劇中心制”的強調。

一切都要從“戲劇危機”的論調說起。

戲劇危機與“導演中心制”

1980年代的戲劇人對這一場景依然印象深刻:在新的媒介——電視——開始流行的時候,那些平時在劇場里正襟看戲的觀眾,紛紛被電視所吸引,而與此同時,劇場票房外,門可羅雀。

這種情況讓戲劇人群體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于是,以“戲劇危機”為名,實際上是“戲劇人危機”的內省自查開始出現(xiàn)了。戲劇人們開始集體思考一件事: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讓觀眾放棄了戲劇?思考的向度是多樣的,人們眼光向外,說的是新媒介沖擊論,緊接著又眼光向內,于是就有了戲劇僵化說。問題是表征,反求諸己才是正道,于是,對“戲劇僵化”問題的思考越來越深入,最終,一場跨越形式和內容,并且由實踐和理論界共同參與的討論發(fā)生了,那就是“戲劇觀大討論”。

“戲劇觀大討論”對后世影響極大,它的跨度很長,幾乎跨越了整個1980年代,催生了如《絕對信號》《車站》乃至于探索性話劇《桑樹坪紀事》《狗兒爺涅槃》等諸多作品,與之相對的是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戲劇以觀演關系為中心的本體、戲劇作為藝術的本體以及以戲劇“假定性”為邏輯前提的本體。

基于此,戲劇作為發(fā)生在劇場空間中的藝術樣式就成為了戲劇活動從業(yè)者的集體共識。

這種集體共識使得戲劇人群體性地意識到,戲劇是劇場藝術、空間藝術、以表演為中心的藝術,于是,與之伴生出現(xiàn)的,就是小劇場戲劇和戲劇劇場的無限形式探索,當這成為戲劇藝術探索的潮流和方向的時候,當代戲劇劇場中的“導演中心制”就應運而生了。

伴隨著“戲劇觀大討論”的深入,格洛托夫斯基及其質樸戲劇理念被介紹到國內戲劇界時,戲劇理論界很快就意識到,發(fā)生在觀眾和演員之間的觀演關系完全可以不需要劇本,在此背景下,彼得·布魯克的著名論斷——“一個人在別人的注視下走過這個空間,這就足以構成一幕戲劇了”——也就傳播開來。如此可見,雖然在一般經(jīng)驗看來,作為一劇之本的劇本是戲劇藝術創(chuàng)作的第一道工序,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卻不是必需的。

于是,統(tǒng)籌“劇場語言”的戲劇導演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位,而與之相對的是,編織“劇本語言”的戲劇編劇則成為戲劇諸流程環(huán)節(jié)中的一環(huán),甚至成為導演統(tǒng)籌的一部分了。這一部分的具體工作是:編劇完成劇本后,還需要根據(jù)導演對作品的認知進行修改,甚至在具體的排練過程中,還需要隨機應變以達成符合導演期待的文本調整。

如此看來,編劇和戲劇文學的地位,似乎下降了。

“編劇中心制”是歷史常態(tài)嗎?

其實,戲劇界在強調“劇場性”的同時,也從未停止過對戲劇“文學性”的強調。早在2016年,孫惠柱教授就呼吁,“文學退場是對戲劇的最大誤解”,此后,他在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中也不斷重申此類觀點。保持同類觀點的學者、劇作家群體也不少,2025年,第十屆全國戲劇文學研討會召開,會議主題就是“讓戲劇回歸文學”。因此,對“編劇中心制”或“劇作家中心制”的 呼喚,也不斷地被提及。

問題在于,對于中國的戲劇創(chuàng)作而言,“編劇中心制”是否是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常態(tài)?

較早對中國早期戲劇有描述的文獻材料顯示,如角觝戲、參軍戲等,都是藝術樣式,并非劇作家文本,換言之,人們側重的正是某種表演形態(tài),而非文本修辭。

對劇本文本的重視也許出現(xiàn)在宋元時期,尤其是進入元代,文士群體在失去了科舉晉升的路徑以后,選擇投身勾欄,伴隨著書會老郎群體的出現(xiàn),中國戲劇也走向成熟,元雜劇適時成了中國古典文學里的璀璨成果。

但隨著王朝更迭和科舉秩序重建,文人士大夫又回歸士林,作為公共表達的勾欄雜劇被文人群體悄然置換為了家班傳奇,戲劇原本的公共性質被置換為了半公共、半私密的有限交游,到了清廷統(tǒng)治時期,統(tǒng)治者將劇作家心靈世界的公共表達空間壓縮到了極致,孔尚任因《桃花扇》被罷官,洪昇因《長生殿》被國子監(jiān)除名,而與此同時,民間演劇以表演形態(tài)為中心,迎來表演技術的積累和勃興。

兩相對照的顯現(xiàn)是:面對封建專制制度,自明以來典型的以文人劇作家為中心的“編劇中心制”,不過短暫存在過一段時間罷了,更多的時候,它停留在文人私交的曖昧地帶,一旦走向公共表達,必將遭遇摧折乃至于最后被迫阻斷。

晚清以降,梁啟超等人試圖以劇作家身份重整傳統(tǒng)戲劇作為公共表達的屬性,但幾乎只停留在報刊文本層面;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提倡建立現(xiàn)代戲劇制度,卻是以“批判舊戲”為前提,于是,這場單方面的批判更多也只發(fā)生在知識界和思想界;乃至于抗戰(zhàn)救亡時,人們側重的則是戲劇演出的宣傳屬性,劇作家生產劇本,執(zhí)行宣傳的則是表演者。

如此梳理下來,會詫異地發(fā)現(xiàn),當我們不斷強調戲劇文學的重要性、戲劇編劇的重要性的時候,歷史上真正讓劇作家、編劇成為戲劇生產中心的時期,其實并不常見。從這個層面來看,“劇作家中心制”,或“編劇中心制”,在中國戲劇藝術的生產發(fā)展史中,也就并非常態(tài)。

從“編劇超人論”到“編劇升維論”

然而,為什么人們會在潛意識中認為編劇曾經(jīng)是中心?

關鍵就在于,每每劇作家可以主導演劇活動的時候,其實他所身負的職責遠超編劇的權責范圍。以戲劇活動特別活躍的田漢為例,自南國社時代開始,他所身兼的身份就包含了劇作家、導演、演員、制作人、教師、社會活動家等。只有如此,他才能保證劇作家的作品符合團隊的演出需求、匹配團體的技能點,他的大量劇本都是在如此語境中形成的。

事實上,這種演藝模式中的田漢不僅僅是劇作家,而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演劇團體的總負責人。如此經(jīng)驗,同樣延續(xù)到了田漢后來的四維劇校階段和中國劇協(xié)主席階段,他幾乎以全能型的戲劇活動者身份來統(tǒng)籌、策劃、執(zhí)行戲劇活動。從這一點看,僅僅將田漢定位為劇作家,是不合適的,在戲劇行業(yè)中,他更近于尼采所論的“超人”。換言之,只有劇作家是田漢這類“超人”的時候,“編劇”才有可能成為一切的“中心”,“編劇中心制”才有可能名副其實。

必須要強調的是,讓所有的編劇都成為“超人”,這是不可能也不切實際的。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認知一個客觀事實——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戲劇藝術的基礎環(huán)境也在發(fā)生變化。尤其是,當互聯(lián)網(wǎng)戲劇發(fā)展至今,某種戲劇生產的傳統(tǒng)模式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在過去,信息傳播的模式是以單一信息源為基礎從而衍射影響的“太陽系”模式,但在今天,信息傳播模式變成了“多星系”模式,即多元信息源同時可進行傳播,這呼喚的是更迅捷但也更碎片化的信息群,同時,也會作用于戲劇行業(yè),改變傳統(tǒng)的“編劇-導演-演員-舞美-宣發(fā)-演出”的鏈條模式。

時代對戲劇行業(yè)產生了新的要求,資源整合的路徑也產生了變化,于是,我們一方面看到劇場藝術在技術維度的空前發(fā)展,這和各種觀念潮流結合在一起,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宣發(fā)的重要噱頭;另一方面,我們也感受到了戲劇文學的日趨空洞,形式大于內容,或分裂于內容的實際水準經(jīng)不起現(xiàn)場實地的藝術檢驗。當“打卡”體驗成為戲劇受眾的某種傳播目的的時候,實際的作品內涵變成了不具備流量價值的負累,編劇也好,導演也好,乃至于演員的自我藝術要求,都將被這個時代“懸置”。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必須要亮明態(tài)度,作為藝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我不接受藝術創(chuàng)作中意義的“懸置”,意義必須要和藝術本身被共同重建。

關鍵是,如何重建。

如田漢這樣的“超人”可遇而不可求,但是,我們也許可以通過重新建立當下戲劇的行業(yè)邊界來進行進一步的權責細分。如何細分,也許可以一點一點探索,但“升維”勢在必行,比如打破編、導、演各司其職的流程分類,建立文本總監(jiān)、導演總監(jiān)、舞臺監(jiān)督三位一體的劇組決策團隊。其中,文本總監(jiān)就是編劇的升維,接近于“戲劇構作”的概念,文本總監(jiān)可以不直接進行劇本創(chuàng)作,而負責領導劇本寫作團隊,同時,全流程參與項目醞釀、執(zhí)行乃至于演出后的學術總結。在此過程中,原本的“編、導、演、燈、服、道、效、化”模式中的分工斷裂地帶,可被文本總監(jiān)、導演總監(jiān)、舞臺監(jiān)督團隊所彌補,這種彌補,也許可以讓現(xiàn)代劇組運作的制度得到更大提升。

最后,必須要強調的是,編劇的升維是長期實踐積累的結果,此文只能做到話題的提出,升維之后,戲劇的形態(tài)也將走向未來,這需要所有從業(yè)者聚沙成塔的共同努力。

(作者為云南藝術學院戲文系教授、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