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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四千里》:讓一千只動物做主角,寫一段抗戰史
來源:澎湃新聞 | 高丹  2026年10月28日08:49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夕。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場場長王酉亭帶著幾名教職工,趕著荷蘭乳牛、美國種豬、澳洲羊等一批引進的國外良種畜禽,從南京出發。牛、馬、豬、羊,還有裝在木籠里馱在牛背上的雞鴨,隊伍綿延四百米,他們跨越五省,歷時一年,行程四千多里,最終將這些牲畜護送至重慶。

出發前,校長羅家倫的指示很明確:這批牲畜可以宰殺、變賣、食用,唯一底線是不能落入日軍手中。學校也已經為教職工買好了撤離的船票。但王酉亭和同事們放棄了船票。多年后,羅家倫在回憶錄中寫到隊伍抵達時的場景:“趕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個技工,更是須發蓬松,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我的感情振動得不可言狀。”

這段歷史,作家羅偉章記了十多年。十多年前寫《太陽底下》時,他翻閱抗戰史料,偶然讀到動物西遷的記載,記在了日記里。多年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原總編輯韓敬群邀他寫一部知識分子抗戰題材的長篇,舊日的記憶重新浮上來,長成了《四千里》。長篇小說《四千里》以肖小玲回鄉祭祖時發現的無名烈士墓碑為引子,講述了王酉亭和八名教職工帶著一千余只進口動物西遷的故事。值此書出版,一場新書分享會舉辦。

活動現場

給動物起名字,它們不是道具

韓敬群介紹:西遷隊伍中的八個人物,只有王酉亭一人有明確的歷史原型,其余七人都是文學虛構;關于遷徙路線的材料大致存在,但完整的過程已經難以復原。可考證的史料,撐不起一部長篇的每一個細節。

這恰恰是《四千里》面對的核心問題:當歷史只留下一個名字、一條粗略的路線,文學還能做什么。羅偉章的答案,是把虛構放進史料的縫隙里。小說以肖小玲回鄉祭祖時發現一座無名烈士墓碑作為引子,帶出整段西遷往事。書中,王酉亭帶領的八名教職工各有性格,從畜牧場的技術員到趕車的工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路和牽掛。西遷路上,他們翻山越嶺、跨溝繞澗、餐風宿雨,既要躲避日寇,又要應對匪患,還要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條件下想辦法讓牲畜活下來。

書中為每一頭牲畜取了名字,讓它們不再是“一千多頭”這個數字,而成為具體的、有體溫的生命。韓敬群引用庫切的話來解釋這種寫法:“文學的高貴在于設身處地為別的生命著想。”

小說中一個容易被忽略、卻被反復討論的設定,是動物本身的地位。韓敬群說,書中“為牲畜賦予名字,讓它們不再只是數量和運輸對象,而成為故事中具體、可感的生命”。在一部以西遷為主題的長篇小說里,這個選擇本身就意味著某種立場:被護送的,不是物資而是生命。

動物西遷的題材在抗戰書寫中幾乎是唯一的。評論家李明泉在發布會上談到,這段歷史具備稀缺性和唯一性,動物在書中承擔的功能,也不止于象征,它們的存在,讓守護這個抽象的詞有了具體的對象——你要為一頭牛找草料,為一匹馬處理傷口,在日軍逼近時決定先帶走哪一群、暫時放棄哪一群。責任在具體的動作里變得可見。

書中還寫到了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層面:人與動物的關系并非單向的保護。在漫長的跋涉中,牲畜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應著人。有評論者注意到,羅偉章沒有把動物寫成被動等待拯救的對象,它們有自己的脾氣、習性和生命力,有時甚至反過來支撐了人的意志。

扛著責任的人,在極端處境下的相互理解

發布會上,韓敬群特別提到書中真正打動他的人物,除了王酉亭,還有盧作孚。故事寫到宜昌大撤退——這場被稱為“東方敦刻爾克”的轉移中,大量難民和物資堆積在宜昌等待轉運,畜禽西遷的隊伍也要在極度緊張的環境中爭取轉運空間。盧作孚面臨艱難抉擇:首要任務是保障人員與大宗物資轉移,一千多頭牲畜的優先級看起來很低。

書中寫了王酉亭三見盧作孚的場景。韓敬群評價這三個場景沉郁頓挫,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王酉亭一次次去找盧作孚,不是為了爭搶,而是去說明這批牲畜對于國家未來畜牧業的意義。盧作孚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最終為這支隊伍讓出了一點空間。兩個人在戰爭洪流中的短暫交集,寫出的不是英雄相惜的傳奇,而是兩個各自扛著責任的人,在極端處境下的相互理解。

書名最終定為“四千里”,而不是一個更抒情的名字。羅偉章說,韓敬群認為那些偏抒情的備選承載不起整部作品的厚重分量。四千里是實際走過的路程,也是一個足夠樸素、足夠沉的詞。它不修飾歷史,只是把那段跋涉的長度擺在那里。

羅偉章自己在分享會上說,王酉亭本可以宰殺、變賣牲畜,換一筆錢,沒有人會苛責他。但他沒有。“使命感并非對人的基礎要求,人的精神追求本就存在層次差別。”他說,民族需要完整的精神骨架,個體同樣需要建立自己的精神骨架。

小說中有一句話被主持人反復提及:“改善自己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和責任連在一起。”書里的人物沒有一個是站在歷史舞臺中央的傳奇英雄,他們做的事情甚至顯得瑣細、笨拙,但正是在這些具體行動中,責任不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成為一個人面對現實處境時做出的選擇。一本小說能做的,或許就是讓讀者看見:在已知的歷史結論之外,還有一群人,在一條四千里的路上,做過一些本不必做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