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與“去批評”:新時期《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修改
導論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是新文學研究中的經典之作,也是本學科的奠基性著述。研究這樣的文學史經典,版本研究是“初步工作”,包含著“修改增刪等問題的考證”[1]。就《史稿》而言,它的版本本身情況已得到充分討論[2],但書稿版本變遷中的修改還需進一步論述。尤其是《史稿》從“新文藝完整本”至“上海文藝修訂本”,跨度近三十年,歷經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與“新時期”,王瑤所作的修改頗有意味,但關于它的版本修改研究多集中于20世紀50年代的那次修改,新時期的修改卻為研究者所忽略。
關于“上海文藝修訂本”中的修改,王瑤曾在1980年國慶之夜撰寫的《重版后記》中有所交代:
作者目前既無力重寫,而此書又非略加修訂即可改觀,因此此次重版,大體上仍采取了保持原貌的辦法。但承北京大學孫玉石、樂黛云,華中師范學院黃曼君及魯迅研究室王德厚四位同志熱情協助,分別就第一至第四編詳細校改了一次,于語句之間,略有增刪,但體例框架,一仍其舊;作者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謝意。其后又經作者看過一遍,增入《“五四”新文學前進的道路》一文,作為“重版代序”;又刪去了初版下冊附錄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部分[3],以保持它屬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史的比較完整的體系。因此總的來說,它仍然是一部舊作。[4]
這份“重版后記”易給初讀者留下“略加修改,不值一提”的印象。而且,著者王瑤還曾多次表露自己的低落情緒[5],似乎既無心也無力修改《史稿》,這更令人覺得新版《史稿》是一部未多修改的“舊作”。但這里有處細節,在“重版后記”中王瑤用了“大體上”“略有”“總的來說”等含混表達,略加概述了修改的大致情況,對于修改的內容及為何修改卻只字未提。這是為何?且王瑤所謂的“于語句之間,略有增刪”并不符合實際修改情況,“上海文藝修訂本”中不乏大幅修改,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論述甚至近乎重寫。如此看來,王瑤像是不愿多說,又似有難言之隱,寥寥幾句,反倒顯示出心緒上的波瀾,值得探究。
對此,我們不妨先大致梳理與修改密切關聯的史實,以及通過對校版本,歸納具體修改內容,以便后續論述“上海文藝修訂本”中的修改問題。
一、《史稿》寫作與出版年表
1948年
王瑤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漢魏六朝)”一課,學生要求“將課程內容改為‘五四至現在’一段”[6]。
1949年
本年,清華大學添設“中國新文學史”一課,王瑤擔任教師。而這門課程的講稿,便是后來《史稿》的前身。在編寫《史稿》時,王瑤“家庭經濟負擔重,新文學方面的圖書資料又非常缺乏,也沒有助手,只能在教課之余查找資料,晚上寫稿到深夜”[7]。
1950年
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規定“中國新文學史”是各大學中國語文系的主要課程之一,且說明其內容:“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8]
12月,王瑤完成《史稿》(上冊)的編寫。
1951年
元旦,王瑤完成了《史稿》初版自序,序中交代了自己寫作《史稿》的緣由及具體寫作中的一些情況。
2月至5月間,王瑤開始寫《史稿》下冊。在此期間,王瑤與李何林、蔡儀、老舍等一同參與了教育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草擬工作。
7月,《新建設》四卷四期發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署名: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
9月,《史稿》上冊由開明書店出版,初印5000冊。
11月,文藝界在配合“三反”“五反”運動中開始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王瑤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12月,《新中華半月刊》發表了《對〈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商榷》的一組文章,并轉載《新建設》刊登的《大綱初稿》全文。本月,《史稿》(上冊)又印3000冊。
1952年
2月26日,寫成《我的檢討》[9],在中文系教師會上宣讀。
5月28日,完成《史稿》下冊的撰寫工作。《史稿》初稿的寫作都是在清華大學完成的,直到這年9月,全國院系調整,清華文科并入北大,王瑤才入北大中文系。
8月30日,下午《文藝報》召開座談會,對《史稿》(上冊)提出批評意見。出席者有吳組緗、李何林、孫伏園、林庚、李廣田、臧克家、鐘敬文、黃藥眠、孟超、蔡儀、楊晦、袁水拍、王淑明、葉圣陶、傅彬然、金燦然、王次青、唐達成。其中葉圣陶、吳組緗、李廣田、李何林、林庚、楊晦、鐘敬文、黃藥眠、王淑明、蔡儀等做了發言。“座談會其實開成了‘批評會’,總的缺點是《史稿》忽視文學革命斗爭線索,忽視黨對文學的領導作用,忽視階級分析的方法;寫作上有材料主義、客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弊端。”[10]
10月,《〈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在《文藝報》上發表,王瑤根據這些意見對《史稿》進行修改。
11月14日,王瑤把《讀〈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一文寄給《文藝報》。
12月1日,王瑤寫出關于《史稿》修改的《修訂小記》。其中提到決定另寫一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附于下冊之后。王瑤認可王淑明在座談會上說的“這本書的缺點,我以為是在總的方面,不是部分的修改,可以改好的。因為這里涉及方法問題,與體例問題”[11],所以王瑤的修訂“只是就著者目前的能力和認識程度,根據許多同志的幫助,所作的一些重點的修改”[12]。他希望能像王淑明所說的那樣由領導上約集專家,集體研究,分工合作,以期完成。3日,王瑤收到《文藝報》對《讀〈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一文的回信及退稿。
1953年
8月,《史稿》(下冊)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954年
3月,新文藝出版社完整出版《史稿》上、下冊。其中,上冊是王瑤修改后的版本。此次上冊印數15000冊,累計35000冊;下冊印15000冊,累計28000冊。此版本上冊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王瑤于北京大學中關園寓所寫作的《修訂小記》。
1955年
2月,文藝界開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全面“批判”,王瑤寫了批判文章。
10月,《文藝報》第19期“文藝評論”登載了甘惜分對《史稿》的評論文章《清除胡風反動思想在文學史研究工作中的影響》。“這篇文章意在討論一個新興的問題:隨著當下文藝運動的發展,如何回溯并重述與之有關的文學歷史?而甘的回答頗斬釘截鐵——聽從現下的判斷。基于這種邏輯,甘文既要求一部能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為發展線索的現代文學史,又要求文學史能把這種‘革命現實主義文學與各種反動的、反現實主義文學流派斗爭’規律還原到‘客觀的歷史事實’中去。”[13]此后王瑤在《文藝報》上發表《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檢討《史稿》中的“客觀主義的寫作態度和它的危害”。“主體在防止被歸類于胡風分子,剖白自己與胡風分子在行動上無接觸,《中國新文學史稿》論及相關人員屬于堆積材料的錯誤。不過,對以其時討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斗爭線索重述現代文學史,王瑤沒有做出回應。王瑤此文得以被刊出,代表了其時官方對這部文學史的看法。在《文藝報編輯部閱稿意見表》中,審稿意見提道:‘有些問題談得似嫌不夠具體(尤其是甘惜分文章中提出的:為什么作者對一些作家熱愛而對另一些冷淡),但作為作者對自己作品中錯誤的初步認識,一些根本問題都是觸及了的,如敵我不分的客觀主義立場,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思想等,因而我覺得可用。’”[14]
1958年
5月,在“雙反交心”運動中,北大師生開始批判王瑤的學術思想,王瑤被視為走白專道路典型。
王瑤寫了文章,批判自己的學術思想[15]。北大中文系學生紛紛寫批判《史稿》的文章。
10月,從本月出版的《文藝報》第19期開始,王瑤不再擔任《文藝報》編委。
1979年
5月,孫玉石、樂黛云、黃曼君、王德厚協助王瑤校改《史稿》,準備重新出版《史稿》。王德厚曾說:“王先生教導我關注對于作家的‘改正'與‘平反’的動態及狀況,注意公開的相關文件,否則,‘出言無據,不好下筆’。”[16]25日,致信王德厚,表示仍未看《史稿》。
1980年
4月26日,王瑤致信王德厚:“關于肖軍的改正、平反情況,您如有辦法看到‘文件’,能夠抄幾句有關的話給我,當然最好。我同意您所提的處理辦法,只是出言無據,不好下筆而已。我想肖軍同志本人處也一定有‘抄件’,‘北京文聯’是他的工作單位,當然知之最詳,可能比‘作協’更解決問題。承您愿代為探問,十分感激,如果進行有困難,那就只好采用干脆刪去之法了。”[17]
5月12日,王瑤致信王德厚,表示已經收到王德厚寄來的關于胡風的文章、材料及關于肖軍文件的抄件。
10月1日晚,王瑤完成了《史稿》重版后記。
1982年
11月,修訂好的《史稿》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筆者參閱了《王瑤年譜》《王瑤書信選》《王瑤畫傳》《風雨讀師》等各種關于王瑤的研究資料,并擇出其中關于《史稿》寫作、修改、出版,以及其間王瑤的情況整理成上述年表。作此年表是出于如下考慮:第一,梳理脈絡,便于讀者整體性了解相應情況;第二,此前暫未有學者對此做出較為完整的梳理,作此年表是補足缺憾;第三,年表所提到的內容與之后的論述密切相關,如本表所提及的王瑤曾與王德厚就胡風、蕭軍等問題有過通信。
二、“去政治”
史家對史著的修改有時出于藝術的完善和史實的準確等考慮,不涉及思想觀念的變遷,這方面如潤色詞句、排查錯謬[18]等,但某些內容上的修改卻不是如此,更需重視。遇上后種情況就需要研究者排查出具體的修改內容并加以考釋。通過對校[19],可發現王瑤在“上海文藝修訂本”內容上的修改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其中之一便是“去政治”。
所謂“去政治”,指修改那些與政治相關部分,這首先就表現在政治敏感、忌諱之處的修改。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瑤對原初引用過的胡風言論進行了幾近無保留的刪節,僅是與胡風相關的語句也未能逃脫被刪去的命運。例如“新文藝完整本”中“譬如抗戰勝利前在《希望》等刊物上對于姚雪垠的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中色情傾向的批判,一直繼續了兩年多”(二四〇,下)一句,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變為了“譬如抗戰勝利前對于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中色情傾向的批評,一直繼續了兩年多”(五八六,下)。這里未出現“胡風”,但因《希望》是其主編的刊物,故也遭到了刪節。對胡風的修改發展到極致就是《關于“主觀”問題的論爭》一節的修改,其幅度之大,堪稱重寫。當然,盡管王瑤對《史稿》中的胡風部分改動較大,一些修改甚至隱去了他在文藝上的貢獻,但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王瑤卻有肯定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愛國熱情。如在《“七月詩叢”及其他》一節中,“新文藝完整本”這樣論述胡風:
他寫的詩雖不多,但感情很豐富。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倡和鼓勵了詩底發展,排斥了一些單純追求技巧的作風,而把生活在戰斗中的詩人像田間、魯藜他們的詩來介紹給讀者;他對詩的扶植和培養是有功績的。(六四,下)
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這段文字被改為:
他寫的詩雖不多,但愛國的熱情是很強烈的。(412,下)
除胡風外,其他忌諱之處也多被做了修改。如艾蕪《山野》論說抗戰中的人物時,原文中有“由于階級基礎不同而反映到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分歧復雜的關系,在這里有很清晰的表現”(三五九,下)這樣一句,“上海文藝修訂本”對該句做了刪節。論述綠原為抗戰勝利所寫的《終點,又是一個起點》時,王瑤刪去了“這是//九死一生的//勝利,與失敗幾乎沒有距離的勝利呀,//中國人民//再前進!"(三〇六至三〇七,下)。
有些直接牽連到具體作家的政治忌諱,王瑤也進行了修改。典型便是刪去了老舍對通俗文藝大眾化問題的看法中一些存在忌諱的地方:
我開始寫通俗讀物,那時候,正當臺兒莊大捷,“文章下鄉”與“文章入伍”的口號正喊得山搖地動。我寫了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寫了大鼓書,寫了河南墜子,甚至于寫了數來寶。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避重就輕——舍棄了創作,而去描紅模子。(就是那肯接受這種東西的編輯者也大概取了聊備一格的態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們:設若一經質問,編輯者多半是皺一皺眉頭,而答以“為了抗戰”,是不得已也。)但是從我的學習的經驗上看,這種東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對,要作得對,就必須先去學習。把舊的一套先學會,然后才能推陳出新。無論是舊劇,還是鼓詞,雖然都是陳舊的東西,可是它們也還都活著。我們來寫,就是想給這些還活著的東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們前進。使它們對抗戰發生作用。(這就難了。你須先學會那些套數,否則大海茫茫,無從落筆。……你若不割解開它,從新配置,你便丟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沒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舊的是舊的,妥協就是投降!因此,在試驗了不少篇鼓詞之類的東西以后,我把它們放棄了。)(一七至一八,下)
引文中括號內的文字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被刪去。而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便是這些文字實際上表現了老舍等人對通俗文藝大眾化問題的結構性矛盾的抱怨,這較為敏感,故王瑤對此做了刪除。
有些政治表述即便未曾犯忌,但它對文學的解讀是政治化的,是“我注《六經》”式的解讀方式,故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也被做了修改。如在評價詩人李金發的詩歌形式時,“新文藝完整本”中有“這種離奇的形式其實正是為了掩飾他那種頹廢的反動內容的”(七九,上)這樣一句,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則被刪去。又如王瑤在“新文藝完整本”中批評陳夢家在“一·二八”事變后寫的《前線四首》“不只態度是旁觀的,而且也沒有反帝的表現,好像這些士兵的遭遇是命中注定的一樣。這就是新月派詩的內容,在當時是發生了麻痹人心的不良作用的”(一九八,上)一句,被換為“但卻缺乏反帝的熱情”(二二三,上),且對他的詩在藝術上給予了一定的肯定,說“他的詩格律嚴謹,形式完整,特別在一些小詩上更其如此”(二二三,上)。如此修改,“新文藝完整本”中的泛政治解讀的意味變淡,對新月派的評價也多了藝術層面的探討。
除去政治忌諱、泛政治化解讀這兩種典型的“去政治”修改之外,一些與文學無關的政治表達也是被修改的對象。如:
當馬奇諾防線在被突破的時候,所謂“世界第一的陸軍”竟然是不堪一擊;而在蘇聯,卻獲得了很大的戰果。(六七,下)
像這樣的句子,完全是與文學無關的政治表述,對此,王瑤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也做了改動(這里是刪除)。甚至,一些有政治意味的稱謂也發生了變化,如將毛主席改為毛澤東同志,朱總司令改為朱德總司令,周副主席改為周恩來副主席,等等。又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類”帶有特定年代的階級論式的表述也都被王瑤加以修改。
三、“去批評”
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與“去政治”相對應的另一種典型修改方式是“去批評”。它一方面具體表現在將口語化、意氣化的批評表述方式轉變為嚴謹的歷史化表述,如將“中心問題”改為“重要問題”,把“根本”改為“簡直”,把“絕對沒有”改為“的確沒有”,把“多少”改為“一定程度”等等;同時還刪去了“的”“啊”“這個”等冗余的口語詞,進一步弱化原有的主觀批評色彩。
除詞語外,一些較為隨意的口語化表述也被刪去,如評價作家黑炎的《戰線》時,刪去了“因為寫這種題材的小說實在太少了”(二一九,上);又如評價茅盾的《鍛煉》未能完整連載時,刪去了“我們所看到的還只是一個開頭,希望這作品以后能夠完成問世”(三五二,下)。《史稿》最初是王瑤的課程講稿,出版時又較為匆忙,故留下了這些隨意性的表述。到“上海文藝修訂本”時,王瑤已有進行修訂的諸項充分條件,因此也勢必會將這些批評性質的論述變成更為客觀的歷史化表達。
另一方面,“去批評”則主要表現在內容上修改了對作家作品的貶抑論說,尤其是修改了對新月派、現代派等社團流派及其作家作品的詬病。如在論述新月派的文藝創作時,“新文藝完整本”中說:
這些人的文藝觀點本來是典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理論,因此在詩歌的創作上也一樣地表現了病態的甚至反動的意識;為追求形式格律的完美,而競尚雕琢,復以形式至上主義來掩飾那內容的空虛纖弱,以迷惑讀者的感覺,所發生的影響是很壞的。而且即使僅就他們所標榜的形式格律的追求而論,也并沒有能超過了徐志摩的成就,反而更使新詩鉆進牛角尖里去了。(一九七,上)
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這段文字被改寫為:
這些人仍然是沿著徐志摩以來追求形式格律的老路,也并沒有能超過徐志摩的成就。(二二二,上)
批評新月派具體作家作品也是如此,如評價徐志摩,原文中有“但內容極空虛。他是新月派詩人的主腦,文藝傾向是很壞的”(七四,上)一句,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被刪去。批評新月派代表詩人陳夢家“用全力來追求形式的完美,用以掩飾那內容的空虛和麻醉讀者。我們如果檢查一下這些詩的內容,那就會發現其中是充滿了毒素的”(一九七,上)這類文字也被刪去;批評卞之琳,則說他“正是自詡他的形式上的特點來掩飾那內容的空虛的”(一九九,上),修改后則肯定了卞之琳寫作技巧上的成就。
批評現代派詩人時,“新文藝完整本”中寫道:
他們受資產階級沒落期的所謂法國象征主義的影響很深,以為詩只表現一種情緒,甚至以人家看不懂為妙;這種荒謬的主張也曾在中國發生過相當的影響,客觀上起了使人逃避現實的麻痹作用,影響是很壞的。(二〇〇,上)
又說戴望舒“作詩態度是非常不健康的”(二〇〇,上),甚至說新月派和現代派的寫作皆有“以形式文字的排比來掩飾內容空虛纖弱的特點”(二〇一,上),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這些文字皆被刪去。此外,原文在批評戴望舒的《夜行者》時,說“他的詩中有一種顯著的逃避情緒”“內容是極其病態的”,說戴望舒詩歌的風格是“有過一些讀者和作者”(二〇一,上)。而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這些話則變為“他有一種自己也不大愿意有的逃避情緒”“內容是不很健康的”以及“當時也有相當數目的讀者和作者”(二二五,上)。
又如批評胡適《嘗試集》,“新文藝完整本”中有如下文字:
當然,我們這樣講只是為了說明初期新詩的健康特質,說明就連胡適這樣人的詩也都不能不受到當時澎湃的革命思潮的影響。至于就《嘗試集》本身來說,那這點僅有的內容絕不占主要的地位,因為其中更多的是消極的不良因素,或毫無意義的語言。譬如《一笑》一詩中說:“十幾年前,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我當時不懂得什么,只覺得他笑得很好。”再舉一首他自認為得意的《老鴉》:“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這算一些什么內容呢!(六二至六三,上)
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這段文字則被刪去。此外,原文這樣評價沙汀的心境:
說明了他自己的心境也和書中人物頗有相同之處,有點被黑暗勢力壓扁了的傾向;因而對那群知識分子就只能同情而缺少批判了。(三六二,下)
后修改為:
說明他自己的心境也是相當煩悶的,因而對那群知識分子就有點同情過多了。(六九九,下)
在評價《北京人》時,王瑤曾有過不少負面看法,甚至還曾援引胡風的話論證《北京人》存在“主題內容的孤立把握”及“人物性格的單純”兩個方面的問題。但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王瑤的看法就變了,他增加了肯定的評論:
但作者至少已經肯定了在現實社會中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那里的生活與這些追求自由與幸福的青年人的理想是協調的,而與曾家那種氣氛是對立的;這里的確表現了作者的理想,也能給讀者或觀眾以鼓舞。這個劇本由于寫出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根據人物性格展開沖突,有深沉動人的藝術風格,因此雖然在社會意義上遜于《日出》,但在曹禺劇作中仍然是一部優秀的作品,而且也是抗戰時期劇本創作的重要收獲。(五〇三,下)
凡此種種,皆可謂是“去批評”。當然,這里所謂的“去批評”也與政治密切關聯,甚至有些重合,畢竟不少批評也實在是因政治而起。不過正如胡適所說,“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系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里去”[20],不夠“整齊”并不能否認“去政治”與“去批評”是《史稿》修改中兩個相對突出且分明的特征。
四、政治意識、學科抱負與晚年心境
在《史稿》重版后記的落筆之處,王瑤記下了一個別有意味的時間——“一九八〇年國慶之夜”。王瑤應是有意在這天完成《史稿》的修改工作,或是有意將落筆時間記錄成此,以此向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致敬。這時,面對著再度修改好的《史稿》,王瑤是否會悵然若失,回憶起自己受命講課、到《史稿》的編寫、成書,再到歷次批判、修改……三十多年的坎坷竟都與這部《史稿》脫不開關系,這真是“豐富的痛苦”了!
而《史稿》之所以能造成王瑤半生困苦,還是因為與政治牽連太過緊密。《史稿》開頭便說“中國新文學史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路線也就規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21],可以說《史稿》從一開始便有用文學為政治作注解的傾向。或者更確切地說,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其實一直有著熱切的政治追求。如夏中義所說:“潛心而論,先生雖以學為隱十余年,但內心卻是不甘于隱的,故1949—1952年間的《史稿》寫作,實是賜予了先生重溫舊夢之良辰。”[22]也的確如此,王瑤對政治不乏熱情與能力,這點在其青年時代就已凸顯。入學清華后,王瑤便積極投身于政治活動,如參與游行示威,主編《清華周刊》,撰寫時事評論等,甚至曾兩陷囹圄……到了西南聯大時期,據季鎮淮回憶,王瑤“努力學習,并不脫離現實。他和那些埋頭讀書昧于時事的同學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見解,關心現實,認識形勢的發展”[23]。如此看,撰寫《史稿》反而是其釋放熱情與施展才華的契機與選擇。
不僅是撰寫《史稿》,對《史稿》的修改也是出于政治的考慮。只是原先撰寫《史稿》時多是出于熱情和抱負,但修改《史稿》卻有出于避開政治忌諱與明哲保身的意味。尤其是歷次政治運動中所遭受的挫折,更加重了他的敏感。陳平原說1952—1977年間,王瑤“更多的時候被當局視為自私自利、落后分子、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反動學術權威,一遇政治運動必挨批斗,寫檢討成了家常便飯”[24]。即便到了晚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很久之后,王瑤仍“心有余悸”。據錢理群的觀察,“好幾次我和先生一起出席某個會議,先生在會上作了發言,會后在私下里總要問我,他說話有沒有‘出格’;我有時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妥’之處,先生總要自嘲似的說:‘我確實老糊涂了。’看著滿頭白發的先生失悔不安的神色,我心里真是說不出的難過”[25]。曾經的遭遇令其后怕,催促他修訂《史稿》,更何況《史稿》中又的確存在許多犯忌諱之處。最初寫作《史稿》時,王瑤“當時覺得理論上沒把握的,就引用權威的話,從周揚到馮雪峰到胡風等等,可沒想到這些人后來一個個倒下去了”[26]。盡管在王瑤修改《史稿》時,這些人的平反工作已經陸續展開,但畢竟剛剛開始,且王瑤又未必能及時知曉平反工作的具體開展情況。可以說,這些人物在當時依然是敏感的存在,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難免要被修改,而王瑤心中所念的第一原則無疑是刪去政治忌諱。
另一方面,王瑤在修改《史稿》時,“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被錯判了的作家的平反工作也在陸續展開,王瑤對作家的認識也開始有新的變化。正如王德厚所說:“這個時期思想界也非常活躍,所以王先生抓住這個時機修改自己的《史稿》,把過去由于一些成見不得不寫的對作家的評論盡量清除。”[27]王德厚所說的“成見”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判定,所以史家“不得不寫”。而到修改《史稿》時,作家政治上的誤判都陸續被更正,史書自然也要隨之改寫。這方面的典型就是論述蕭軍部分的重寫。王瑤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解釋說:“本書初版本沿用《蕭軍思想批判》一書材料,作了錯誤論述,今據復查結論改正。”[28]在“新文藝完整本”中,蕭軍被扣上“反動的立場”“個人主義”等罪名。而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王瑤則說:“歷史證明這次批判是錯誤的。蕭軍當時雖然也不免有缺點錯誤,但畢竟是人民內部的問題,而當時的批判事實上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29]而王瑤此番論述的依據則是1980年4月北京市委《關于蕭軍同志問題的復查結論》,該結論說1948年東北局《關于蕭軍問題的決定》缺乏事實根據,應予改正。
當然,王瑤思想觀念的變革不局限于更正政治判定所造成的成見,也有其他方面。在“新文藝完整本”完成后的幾十年里,王瑤對作家作品的看法也難免發生變化。只是說在影響他思想觀念變革的眾多因素中,政治無疑是最為顯著的一種,這種歷史局限性是在所難免的。就連王瑤自己也曾說“任何人也離不開時代氣氛的限制,我也參加了對胡適和俞平伯先生唯心史觀的批判,這就如同天氣冷了,我們大家都要多穿衣服一樣。”[30]這不是說王瑤徹底繳械,反而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中,做出了一定的抵抗和掙扎,保留了一定的知識分子和學術的尊嚴。如1952年《文藝報》召開座談會批評《史稿》中的問題,但在1953年修改版的《史稿》當中,“很多地方王瑤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意見,座談會上有的批評者的意見,王瑤并沒有接受,至少在1953年的版本上沒有體現”[31]。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胡風等人的論述并沒有被完全消除,甚至保留了胡風愛國主義的論述。盡管當時為胡風平反的工作已經陸續展開,但在沒有徹底的定論以前,在史著中能如此表達,難能可貴。
王瑤的修改是在政治大變革之中完成的,有時并不能及時得到作家平反的消息,所以有些已經得到平反的作家,《史稿》在修改時卻并未給予他們本應有的更為妥當的評價。至于像胡風那樣,平反工作持續時間久,《史稿》就更不能對其進行客觀評價。而王瑤修改《史稿》時,他的文藝思想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年表中交代王瑤曾致信王德厚,尋求胡風的材料,但在當時,即使找到胡風平反的相關材料,但那也僅是政治上的平反。因此,王瑤不可能對胡風文藝思想有超越性的表達,故《史稿》仍然延續了批評胡風思想。大概正是因為胡風政治上被平反,王瑤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才保留了對其作品中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的論述。
“去批評”中有將口語化、意氣化的批評表述方式轉變為嚴謹的歷史化表述的一面,這與王瑤的學科抱負密切相關。在新時期,王瑤在個人著述上不算突出,他認識到了自己精力與學問的界限,開始將心力轉向學會、叢刊及學科建設。“王瑤先生的一系列論文及會議發言,如《“五四”新文學前進的道路》《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回顧和現狀》《關于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等,曾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現代文學研究是一門歷史學科的強調,不僅凸顯了學科自身的主體性,規劃了一系列研究的課題、方法,后經弟子們的不斷闡述,也帶來了一種厚實、凝重的學科氛圍。”[32]這些著述或多或少地呈現著王瑤修改《史著》的“密碼”。如在《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回顧和現狀》中,王瑤說:“確認文學史具有‘文藝學’的性質,首先是對長期存在的‘以政治鑒定代替文學評價’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的一個否定;并由此明確了文學史應該以創作成果為主要研究對象。”[33]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中王瑤又說:“文學史既以創作成果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對作家的評價也主要是看他的作品的成就和貢獻,不能牽扯到作家的其他許多方面。”[34]在這里的“許多其他方面”可能尤其是指政治評價,難怪王瑤在修改《史稿》時,又刪去了許多政治表述。此時王瑤的表述就已包含著“純文學”研究的傾向,如此來看,王瑤亦是“重寫文學史”浪潮中不可忽視的角色。
另外,“去批評”或許也與其晚年心境直接相關。王瑤一生歷經坎坷,1949年以前的艱難自不必說,就是1949年以后也少有消停的時光。然而,即便是歷經這些風雨滄桑,晚年的王瑤卻沒有對此耿耿于懷,反而多了許多釋懷與平靜。趙園回憶王瑤時說:“重回北大后與他的相處中,偶爾聽他提及與我同班的某某,說:‘我記得他,他是領著喊口號的。’語調輕松自然,甚至有談到共同的熟人時的親熱。我終于明白了,他已將我所以為不堪的有些往事淡忘了。在累累傷痕中,那不過是一種輕微的擦傷而已。他承擔的,是知識分子在那個瘋狂年代的普遍命運——先生大約也是以此譬解的!”[35]也許正是王瑤晚年在心態上的平靜,使得他在評價作家作品時,少了年輕時的苛責,多了寬容與理解,故而對作家作品多了肯定與褒揚。
與文學作品的修改一致,史著的修改也顯露著時代話語與個人話語。新時期王瑤對《史稿》的修改反映了他對舊作與舊我的部分否定,也反映了他對革命史觀、斗爭史觀的抵牾。盡管他一直保持對政治的敏感,歷歷往事也讓他心存余悸,但天空終究是變色了,此時的他再也不必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壓力了。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的修改多少出于政治強迫,有些心不甘情不愿,而此時正是應放開手腳,移去思想的束縛,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的時候。所以,對《史稿》修改的研究就具備了考證版本本身情況之外的價值,它成了管窺王瑤思想、心態乃至時代的一面鏡子。而史著修改原因或許不難想見,但不同史家修改文學史的具體過程卻是獨特而多彩,它是對人之豐富的考察,顯現出了文學研究中的溫度。
注釋:
[1][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修訂本),劉象愚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頁。
[2]謝泳曾梳理過《史稿》版本本身的情況。據其考證,《史稿》有多個版本,包括“開明初版本”“新文藝完整本”“日文翻譯本”“波文書局本”“上海文藝修訂本”和“一山書屋本”。詳見謝泳:《〈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版本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6期。之后,2015年12月,《史稿》(上、下)又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此外,《王瑤文集》(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12月)與《王瑤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2024年4月版)中也均有收錄。
[3]所刪去的附錄文章分別是《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文藝普及工作與工農兵群眾文藝活動》《戲曲改革工作》《理論批評與思想斗爭》《創作情況》《文藝界整風運動》,筆者按。
[4]王瑤:《重版后記》,《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783頁。
[5]王瑤在寫給親友的書信中也多次吐露自己心力交瘁,如1979年5月25日,王瑤致信王德厚:“大概是老了的關系吧,我痛感工作效率奇低,忙于瑣事,做不出事情來。《史稿》仍未看,即一例。”在1979年8月31日致王德厚的信中,王瑤又說自己“蹉跎歲月,垂垂老矣。雖欲振作,力不從心”。詳見王瑤:《王瑤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89、292頁。
[6]王瑤:《初版自序》,《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開明書店1951年版,“自序”第3頁。
[7]王瑤:《王瑤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73頁。
[8]王瑤:《初版自序》,《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開明書店1951年版,“自序”第3頁。
[9]詳參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王瑤文集(七)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505頁。
[10]孫曉忠:《大學內外:建國初期王瑤的新文學史寫作》,《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11]參見《〈中國新文學史稿〉座談會記錄》(上冊),《文藝報》1952年10月20日。
[12]王瑤:《修訂小記》,《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第4—5頁。
[13]陳平原、袁一丹編著:《王瑤畫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54、156頁。
[14]陳平原、袁一丹編著:《王瑤畫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56頁。
[15]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自我批判》,《王瑤文集(七)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64頁。
[16]王得后:《王瑤先生的學術智慧》,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頁。王得后即王德厚。
[17]王瑤:《王瑤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98頁。肖軍即蕭軍。
[18]如王瑤在“新文藝完整本”中說臧克家詩集《烙印》出版于1933年,而在“上海文藝修訂本”中出版時間被改為1934年。
[19]筆者以“新文藝完整本”為底本與“上海文藝修訂本”進行對校。《王瑤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在收錄《史稿》時也曾與初版本進行校勘,并在注釋處標注了修改說明。但注釋處的修改說明較少,未能反映修改全貌,且上冊的校勘以開明書店的版本為底本,這就跳過了“新文藝完整本”中對上冊修改的考察。故筆者又重新進行了對校。
[20]胡適:《致羅爾綱》,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頁。
[2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開明書店1951年版,“緒論”第5頁。
[22]夏中義:《清華薪火的百年明滅——謁王瑤書》,孫玉石、錢理群編:《閱讀王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392頁。
[23]季鎮淮:《回憶四十年代的王瑤學長》,孫玉石、錢理群編:《閱讀王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24]陳平原:《風雨讀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54頁。
[25]錢理群:《從麻木中擠出的回憶——王瑤師逝世一周年祭》,孫玉石、錢理群編:《閱讀王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頁。
[26]陳平原:《風雨讀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17頁。
[27]陳平原等:《精神的魅力——在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學“王瑤與20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28]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592頁。
[29]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頁。
[30]孫玉石:《風雨燕園四十載——王瑤先生與北京大學》,孫玉石、錢理群編:《閱讀王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頁。
[31]孫曉忠:《大學內外:建國初期王瑤的新文學史寫作》,《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32]姜濤:《思想方法的內在支援——重讀王瑤1980年代有關現代文學學科重建的論述》,《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33]王瑤:《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回顧和現狀》,《王瑤文集(五)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頁。
[34]王瑤:《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期。
[35]趙園:《王瑤先生雜憶》,孫玉石、錢理群編:《閱讀王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