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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在酒樓上》:革命者的歧路、和解與新生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張高領  2026年10月27日11:52

原標題:革命者的歧路、和解與新生——兼論《在酒樓上》第一人稱敘事的復調與獨白問題

一 獨白還是復調:作為“思想戰場”的主人公關系構圖及其變奏

在“唯一經過魯迅批閱過的批評魯迅的專著”《魯迅批判》中,李長之認為《在酒樓上》是“魯迅在文藝創作上的失敗之作”,“寫得特別壞,壞到不可原諒的地步”,之所以“失敗”,理由在于“利用一個人的獨白,述說一個人的經歷,結果就往往落單調”。[1]深受李長之影響的日本學者竹內好,在其名作《魯迅》中做出了與李長之相反的判斷,盡管他也認為《在酒樓上》“不成熟”,但小說由于“被描寫的實際上卻是和作者極為接近的一個人”[2]而得到肯定。這一觀點在他1953年寫成的《魯迅入門》中表達得更為明確,即呂緯甫是“魯迅自畫像的半面”,并進一步闡述了《在酒樓上》“不成熟”的緣由:“以并無個性的‘我’為媒介,采用獨白的形式”,“‘我’只是引出呂緯甫。這一點成為破壞作品完整的一個缺陷”[3]。李長之認為“一個人的獨白”導致單調,而竹內好則認為“我”的存在是敗筆,理應采用更為徹底的“獨白的形式”。二者結論雖大相徑庭,但均聚焦于“一個人的獨白”,質疑呂緯甫與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關系結構失衡。

呂緯甫與“我”之間的不對等關系,在1980年代魯迅研究中逐漸得到扭轉。王富仁也認為“我”發揮了中介功能,不同之處在于被賦予了完全正面的意義:在采用“雙層次第一人稱”的《在酒樓上》,“第一個‘我’起到的是外化作用,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但有時進行主觀的議論、評判和抒情”。[4]由于“我”被置于啟蒙者的位置,其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竹內好所謂的“缺陷”轉而構成了小說不可或缺的構件。盡管“我”的存在得到相當程度的正名,但仍是附屬于呂緯甫的形式中介。這種局面在汪暉《反抗絕望》中得到徹底改變,呂緯甫與“我”構成一種“雙重第一人稱論爭性獨白”的對話關系,雙方都處于某種相對真理性狀態,并不構成價值上的不平等關系[5]。此后,嚴家炎借助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將呂緯甫和“我”視為魯迅的兩種分身,二者的對話“隱藏著20年代中期魯迅內心深處的沖突”,而這種形式是“魯迅富有獨創性的藝術嘗試”。[6]在此復調結構中,“我”與呂緯甫構成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不過,由于呂緯甫往往被視為妥協、頹唐的一方,二者平等的對話關系僅停留于形式層面。對此,錢理群的觀點可謂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同樣是魯迅自我的分身,“‘我’扮演的正是‘偉大的審問者’的角色,呂緯甫作為一個‘偉大的犯人’”。[7]顯然,“我”在對話關系中占據著實質性的主導地位。

在此脈絡中,吳曉東對于魯迅第一人稱小說復調問題的論述則相對審慎。他認為,“《在酒樓上》潛藏著的多重語義,在很大程度上與小說潛在的對話性相關”,之所以說是“潛在的對話性”是因為“對話往往并沒有真的發生”。[8]在此結構中,重新激活對話性需要高度重視敘述者“我”。然而,由于魯迅單篇第一人稱小說中“‘我’的形象都有一點單薄”[9],離開魯迅的論述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加持,“我”是否足以成為“有主體性的獨立形象”仍然存疑。或許正由于此,新近有研究者認為:“與其說《在酒樓上》等小說是復調小說,不如說它們是具有復調性質的小說。”[10]此后,研究者進一步指出,“我”與呂緯甫“更多的是互為鏡像的同一性,而非意在爭辯的對話性”[11]。看似兩種聲音,其實是同一聲調。于是,竹內好所關注的“我”與“獨白的形式”關系的疑問仍未得以真正解決。

與復調視域中的第一人稱敘事研究不同,王曉明對“我”與呂緯甫關系的論述接續了竹內好的觀點,他不僅認為呂緯甫“身上分明映著作者的影子”,而且“我”的始終在場也被視為“呆板的敘述結構”。[12]因此,呂緯甫的長篇大論導致了小說的獨白形式。不過,與竹內好不同之處在于,“我”是魯迅用以驅除呂緯甫——同時也是魯迅自身——虛無感的形式中介,對偶式的結構成為“魯迅驅逐內心‘鬼氣’的思想戰場”[13],然而,由于孱弱的“我”充當的是“一名呆板的聽眾”[14],導致魯迅難以真正驅除自身的虛無感,從而引發其思想的內在分裂乃至最終走向“傾覆”。

進一步說,《在酒樓上》中“我”與呂緯甫的關系構圖不僅是小說賦形過程中主人公間的“思想戰場”,也是魯迅思想研究的“思想戰場”。如果說復調相關的論述經由小說內在論辯性指向一種更高層面的完整性,那么獨白相關的論述則經由小說形式的不穩定性指向了魯迅思想的內在張力。這是兩種明顯存在緊張關系的闡釋路徑,不僅事關魯迅文學作品的解讀差異,也關涉理解魯迅思想生成過程的范式分歧。因此,在充分借鑒、綜合前述兩種闡釋范式的基礎上,筆者既反對將“我”錨定于形式中介層面,也不認同將“我”先驗地置于啟蒙話語結構的上位,而是重新回到《在酒樓上》文本本身,以細讀的方式對“我”與呂緯甫做更為細密的形式分析,重建《在酒樓上》雙重第一人稱敘事所蘊含的對話性顯影與失效的過程,揭示1920年代中期魯迅的思想困境及其形式表征。

二 “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激進理想主義者與務實革命者的分野

《在酒樓上》以“我”字為開端,但“我”的有效信息卻極為有限。小說展開過程中并不缺乏介紹“我”行狀的機會,比如呂緯甫詢問“別后的境況”,“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15],但這種完整的、有機的、可形式化的“組織起來的記憶”[16]卻被敘述者完全隱去。“我”的形象之所以“單薄”,源自作者刻意為之。所以,在呂緯甫登場前,“我”的身份信息相當模糊。無論是將“我”識別為革命的知識分子[17]還是啟蒙者,均通過呂緯甫講話的旁斜逸出之處才得以呈現。因此,對“我”的深度分析需要以呂緯甫為中介。

“我”與呂緯甫淵源很深,不僅是“學校時代”的舊同窗,而且是“教員時代”的舊同事。盡管呂緯甫多次防御性地冠以副詞“也許”修飾,仍不難看出“我”對其家庭狀況了然于胸,甚至對呂家的鄰居也很熟悉。雖然初逢時不無隔膜,但他們畢竟曾是相互知根知底之人。剛開始呂緯甫緊閉心扉,僅以高度選擇性的詞句提及他愿意說的信息,如“現在我在太原”以及在同鄉家里教書,均點到為止,不愿深談。但基于對呂緯甫既有了解與當下相貌、神態的觀察,以及從濟南遷到太原的同鄉家中教“私塾”的只言片語,“我”并不難推斷其大致處境。同理,呂緯甫對“我”也知之甚深,甚至洞悉后者的潛意識:呂緯甫說“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而“我”重逢之初的內心世界恰恰浮現了“不快”。盡管兩種“不快”未必能直接劃等號,但“我”的反應顯然并不在呂緯甫的意料之外,彼此的熟稔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正是這種知根知底的交流前提,使得他們的對話呈現了當局者清、旁觀者迷之勢。交流過程中必要信息的默會或欲言又止,符合二人面對面交流的情形,卻為讀者的深入理解增添了難度。這種以簡馭繁的寫法正是難以“說清這篇小說的意識底蘊”[18]的原因之一。不過,呂緯甫有意無意間提及的零星往事,仍為了解他們的過往提供可靠依據。

呂緯甫近乎應激式的自我辯護不經意間透露出二人的革命歷史:“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時候。”正如有研究者通過小說創作年份與文本中的十年不見的實證式關聯,將呂緯甫明確為“辛亥革命的參與者”[19]。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發現,不過,值得追問的是,呂緯甫以何種方式參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這一歷史限定既打開了理解呂緯甫的新視野,但也可能將作為個體的革命者抽象化。細讀“拔掉神像的胡子”的自述,令人不免聯想到《阿Q正傳》中趙秀才和錢洋鬼子的敲碎尼姑庵龍牌的“革命”,兩種革命固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拔掉神像胡子”——比如與推倒神像相比——顯然是相對溫和的革命。當然,此處無意強求呂緯甫推倒神像,也并非以此說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而是強調其革命行為并不是作為歷史概念的辛亥革命的個體演繹。呂緯甫對辛亥革命的理解或有偏頗處,但他無疑是知行合一的實踐者,拔掉、議論、打起來一系列動詞均指向行動性。他以愧疚和驕傲交織的語氣重提舊事,并非以后來者視角反思當年的不成熟,反而是對當年知行合一的留戀與向往。

一度“打起來”的呂緯甫與“我”并非尋常意義上的知己,更是坦誠無私的革命同志。然而,久別重逢,“我”的第一反應卻是“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當時“我”對分別后呂緯甫的情形幾乎一無所知,卻防御式的判定后者可能不承認自己是朋友。在既有研究中呂緯甫怕“我”不認他為朋友的狀態得到充分關注,但實際上這種自我質疑姿態最早卻是“我”做出的。那么,原因何在?如果分別前呂緯甫已經頹唐了,“我”為何如此心虛?

其實,所謂“以至于打起來”固然表現了他們對于理想的赤誠,但也委婉地承認存在分歧,甚至是難以調和的分歧。見面后“我”第一次將自己與呂緯甫合稱為“我們”時,也“頗不自然”。面對“我”同坐的邀請,呂緯甫也是“略略躊躕”才接受。雙方都意識到的隔閡并非久別重逢的生疏感所致,而是分別前他們已不再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二者的分歧并非一時意氣之爭,而是事關“改革中國的方法”的道路之爭。當年“拔掉神像的胡子”而非推倒神像的象征性革命行為,大概正是不同革命策略博弈后的折衷之舉。雖然呂緯甫并未解釋“打起來”的原因,但顯然并非源于革命理想的差異,而在于實踐層面的分歧。

對于“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呂緯甫和“我”,李歐梵認為二者都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20]。有研究者認為“我”比呂緯甫“顯得世故些”,“更知道怎樣愛自己”,“懂得拒絕,懂得逃離”,[21]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如果說呂緯甫是徹底失敗的革命者,那么“我”則是相對成功的革命者。呂緯甫認為“我”是一個飛得遠的人,有能力從容脫離是非之地。“我”在冬季向東南旅行也說明有余暇,且經濟狀況良好。更關鍵的是,由尋訪舊同事的閑情逸致,可知S城銘刻著“我”的諸多美好記憶。當然,這并非質疑“我”的品格,借用王瑤先生的話說:“辛亥革命以后,知識分子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統治階級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很沉重,不是他們的個人奮斗所能解決的。”[22]

因此,若進一步區分,與“世故”的“我”相比,恐怕呂緯甫的激進程度更甚。即使現實生活并不具備任何實現理想的外部條件,他仍將理想轉化為一種苛刻的、彌散性的自我審查與批判,以一種消極的形式延續著他對于“理想”的忠誠。這注定呂緯甫不可能退回到個人或家庭層面來實現自我救贖,乃至于將對母親的情感撫慰轉譯為事關理想的原則性妥協與退讓。在小說結尾處,當“我”問呂緯甫以后打算怎么辦時,基于生計問題的務實提問卻被后者轉化為了革命理想失落之后的自我拷問。即使落魄至極仍不忘“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見其內心的理想主義在至暗時刻都不曾止息。可以說,理想主義既點亮了他的生命,也燃盡了他的肉身。

堅持理想主義,又原則性極強,再加上“敏捷精悍”的行動力,因此激進理想主義者呂緯甫走向失敗具有某種必然性。正如丸山升評范愛農時所說,“在辛亥革命后的狀況下,范愛農對于周圍的激烈反撥與蔑視”,“這樣的人物不得不死”。[23]而“我”的“世故”則指向務實的理想主義,因此沒有重蹈呂緯甫的絕境。面對自我獻祭的呂緯甫,作為“幸存者”的“我”難免心生愧意。這與魯迅面對范愛農時所懷愧意異曲同工,也是“我”何以一見面就怕呂緯甫不認自己作朋友的心理動機。

當年呂緯甫選擇的革命之路更理想化,而且行動也更決絕。這可以在“我”對呂緯甫的觀察中找到依據,“我”對其“行動”的能力極其敏感,一見面便發現“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即使“我”認為呂緯甫的精神頹唐了,但仍對其行動力格外敏感。“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于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這些觀察均以呂緯甫早年精悍的行動力為基準,令“我”印象極為深刻。若結合先前便怕去訪人的自述,革命者呂緯甫還帶有某種獨行俠意味。呂緯甫的激進可能使他不免魯莽乃至不切實際,但他顯然并非軟弱之人。呂緯甫從“敏捷精悍”到“很沉靜”的轉變,對“我”來說頗具震驚感。

行動力不僅是“我”觀察呂緯甫前后變化的標準,后者的自我評價亦如此。提及拔神像胡子和打起來的激烈行為之后,呂緯甫立即做出否定性的自我評價:“我現在就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以及后文中“敷敷衍衍”與“隨隨便便”的出現往往與行動失敗相關。“敷敷衍衍”與“隨隨便便”并非怯于行動,而是行動失敗的產物。而富于行動力的激進理想主義者在革命的“第二天”是很難不碰壁的,“給什么來一嚇”而不得不敗退。對比《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他與早年呂緯甫頗為神似。魏連殳明知發議論招人恨,但依然故我。不難想象,呂緯甫訴諸行動所遭遇的阻力,無疑遠比魏連殳采用的言論批判來得更嚴重。不同之處在于,魏連殳可以選擇自殘式復仇,因為“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24],而呂緯甫尚有老母在堂,他只能選擇屈辱地活下去。魯迅自陳“我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但由于“愿我平安”的母親的緣故,“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25]。這無疑也是呂緯甫做出屈辱選擇的內在情由。

不僅魏連殳與呂緯甫異形同構,而兩篇小說中的“我”也頗為神似。《孤獨者》中的“我”比魏連殳“世故”,碰到攻擊“只好極小心,照例連吸煙卷的煙也謹防飛散”,即使如此仍難免“運交華蓋”。正如魏連殳對“我”說“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十年前的“我”和呂緯甫即使未曾徹底決裂,但充其量只是同路人。二者不通音信并非由于“實在懶得太難”,而是彼此間隔閡已非言語所能消除。概言之,頹唐的呂緯甫并非不忠于革命理想,相反是由于其純粹性而一敗涂地。呂緯甫的頹唐并非“不再做夢”[26],而是欲忘情于革命理想而不能。

若不與呂緯甫偶遇,“我”由于預想中的故地重游模式難以落實,陷入一種悵然若失的懷舊狀態。然而呂緯甫的出現卻讓“我”與S城的既定關系出現了縫隙,“我”必須面對自己與呂緯甫的關系。這刺穿了“我”的懷舊心態,與其說“我”是居高臨下的審視者,不如說處于被審視的位置:在“我”成為“偉大的審問者”之前,首先是心虛的“自我質疑者”,在呂緯甫成為“犯人”之前,“我”早已被置于自我質疑的“犯人”位置上。同理,呂緯甫也將自我相對化了,以“我”為參照看到自身是怎樣的失敗與落魄。故地重游,他們原本都可以選擇各自適宜的懷舊內容或形式,而偶遇使原有軌跡不得不重新校正。在二人見面卻未開口前的一瞬間,他們已經開始了無形的對話,而這種對話遠比以言辭呈現的有形對話更加曲折、復雜。

三 獨白的形式奧秘:第三種“無聊的事”與驅逐“鬼氣”的努力及其挫折

上文通過重構激進理想主義者與務實革命者的關系,將呂緯甫從被審視乃至被批判的位置上解放出來,從而激活他與“我”的無形對話。然而,一旦進入真實的對話關系,呂緯甫便占據著主導位置發表長篇大論,造成了竹內好與王曉明所說的獨白形式。此處的獨白并非字面意義上的獨自抒發個人情感,因為“我”不僅是呂緯甫的聽眾,同時以動作與插話的形式介入了呂緯甫的發言過程。所謂獨白形式指的是呂緯甫占據著話語主導權,“我”幾乎處于一種旁觀者的位置。這種旁觀者的位置,被竹內好批評為“并無個性”的聽眾,王曉明則進一步指出“我”的在場導致了“呆板的敘述結構”。復調論中的“我”由于被置于審視者的位置獲得了不言自明的鮮明形象,從而擺脫了“呆板的聽眾”的批評。然而,一旦成為被審視對象的“我”無法居高臨下地發出審視的目光,呂緯甫自我批判的源頭將指向其自主行為,那么,在呂緯甫講故事的過程中“我”是否又淪為旁觀者,講故事的形式又再次成為獨白?

雖然呂緯甫講故事的內容與形式源于其自我批判意識,但“我”并非旁觀者,相反,“我”作為一個外部存在參與呂緯甫所講故事內容與形式的產生。二人不約而同地選擇到一石居舊地重游,可見懷舊心態具有某種相似性。如果不曾與“我”偶遇,呂緯甫大概是沉溺往事難以自拔,然而這種狀態因為“我”的出現而改變,他由懷舊轉向了拒絕回憶。重逢寒暄之際,關于“別后的境況”,“我”很直爽地告訴呂緯甫“一個大概”,而呂緯甫則拒絕向“我”袒露任何事關過去的痛苦回憶:“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沒有做。”呂緯甫幾乎全是講述當下:掘墳發生在前天,監工是昨天的事,而送剪絨花則“正在今天”。即使講述當下,也近乎是“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為張大”之后的“非理性”行為。

故地重游,他不可能不回憶,只是拒絕在“我”面前舊事重提。當他說“老年人記性真長久”,與其說是埋怨母親,不如說怨恨無法忘卻往事的自己。而拒絕回憶的姿態,正是對于記憶的忠誠生產出來的。盡管刻意提防,呂緯甫講述故事時,被壓抑的“先前”仍在不經意間閃回。無意識中的懷舊情緒總會溢出拒絕回憶的理性姿態,回憶的標志性詞語“先前”先后6次不經意間浮現。總之,回憶與拒絕回憶構成了他難以掙脫的分裂狀態。

所以,呂緯甫始終難以對“我”敞開心扉。每當他即將直面難以直面的過去時,回憶的深入無一例外地被肢體語言阻斷,比如“我”問呂緯甫到太原前做了些什么,其肢體動作是“從衣袋里掏出一支煙卷來,點了火銜在嘴里”,而當他觸及曾經的激情歲月并黯然神傷時,“他又掏出一支煙卷來,銜在嘴里,點了火”,動作如出一轍,區別僅在于微調的語序。主動中斷深入狀態說明,呂緯甫的戒心并未真正松弛,與“我”爽快地“告訴他一個大概”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呂緯甫因“我”而起的心態變化,構成了獨白形式展開的前提。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呂緯甫為什么向“我”講述遷墳和送剪絨花的故事而非其他內容?無論是復調論還是獨白論往往將此問題與魯迅的相關事跡相聯系[27],這種外部闡釋方式無疑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它并不能回答故事何以如此呈現的形式動因。與復調論相似,竹內好在呂緯甫身上讀出了魯迅的影子,但他并不能解釋作為“魯迅自畫像的半面”的呂緯甫與魯迅的整體思想之間的關系。王曉明則進一步指出,魯迅借助呂緯甫實現“對自己內心‘鬼氣’的一次專注的描述”[28],然而,由于魯迅不愿意喪失精神上的平衡,出于“下意識的自衛本能”與呂緯甫劃清界限,從而不愿“設身處地地去表現呂緯甫的內心苦悶,不愿意自己在情緒上和這個頹唐者過分親近”[29]。魯迅由于難以直面“無法直面的人生”不得不采取自衛手段以獲得暫時的精神紓解,這無疑深刻揭示了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內在張力。但呂緯甫并非“頹唐者”,而是一個失敗的激進理想主義者,那么他所講述的故事還能被視為魯迅內心“鬼氣”的描述嗎?“鬼氣”與遷墳和送剪絨花散發出的濃郁人情味又是怎樣協調一致從而保持形式的完整性?

與以往研究者相似,王曉明的闡釋路徑也受制于呂緯甫的說法將遷墳和送剪絨花視為“無聊的事”,與從S城遷到濟南后所做“無聊的事”,以及教子曰詩云之類的“無聊的事”等量齊觀,因此忽視了它們之間的差別。同樣是自我否定,掘墳和送剪絨花蘊含著溫暖詩意的人情味[30]。與其他兩件被迫而為不同,掘墳和送剪絨花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所做之事固然是日常瑣事(甚至有迷信之嫌),但他追求的不是高蹈的姿態與空談,而是日常生活中改變的可及性。更關鍵的是,呂緯甫試圖以此掙脫“什么法也沒有”的無力狀態,重獲某種行動力。這種行動力再次復活的幻覺既是呂緯甫重振“舊我”的癥候,也是革命的失敗者/激進理想主義者重溫“革命舊我”的一種替代形式。

因此,第三種“無聊的事”是對前兩種“無聊的事”的否決與克服,而呂緯甫之所以反復鋪陳前者,一方面是從身邊小事做起以恢復任何可能的行動力,另一方面也說明后者帶來的創傷是怎樣如影隨形、創深痛巨。魯迅“偏要讓呂緯甫那樣發長篇大論”的緣由,并非不愿“設身處地地去表現呂緯甫的內心苦悶”,反而是因為對他有更深刻的體認與同情。呂緯甫的自我掙扎固然也可以歸入魯迅“對自己內心‘鬼氣’的一次專注的描述”,但描述得以展開的前提是抵抗“鬼氣”。換言之,“鬼氣”并非難以直視的本質化的存在,其自身也充滿了不穩定性,呂緯甫的頹唐之中也蘊藏著自尊、自救的可能。

也許最初呂緯甫以迷信視之,但回到故鄉并付諸行動時,他對掘墳有了新的認知,這是“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這一轉折出現的原因。細讀掘墳部分,動詞密度很高,并且均由呂緯甫發出,而反復出現的“我”——先后共17次,其中“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一句就出現4次——也經由行動獲得某種主體性和決斷力。這使得呂緯甫的語調不無亢奮,三個感嘆號(全文共計有七處感嘆號)也可以看出其情感強度。這種富于行動感的講述也感染了“我”,使其再次識別出“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于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雖然小兄弟的骨殖已經蹤影全無,但通過自身行動發現這一事實,并自作主張將“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重新安葬在父親墳地旁。如《野草》所示:“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31]

與掘墳在行動中獲得能量不同,送剪絨花在回鄉前已賦予呂緯甫以極強的行動力:“我先在太原城里搜求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可見呂緯甫孜孜以求,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狀態。恰在此時,廢園花木也展現了最具生命力的瞬間:在“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時,“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廢園似乎也感受到了呂緯甫充沛的行動力所渲染的熱情,后者激昂的情緒與廢園花木旺盛的生命力同頻共振,交相輝映。

呂緯甫之所以如此盡力,源于他無法在濟南謀生轉而與母親一同投奔太原的同鄉之際,阿順曾給予他真誠的情感支持。這種情感并非男女之愛,因為他介紹阿順時特別強調彼此年齡差,以及后者的相貌平平。呂緯甫感念阿順之處有二:一是,阿順不僅在呂緯甫落魄時仍待之如上賓,而且是他自我反省的鏡鑒:她幫助家庭擺脫窘境日益向好,而他卻讓讀書識字、出身很好的母親隨他漂泊異鄉。二是,借助阿順的期待,以“放開喉嚨灌下去”的動作擺脫了長富認為文人缺少行動力的打趣。盡管長富不過是重彈傳統偏見的老調,無疑擊中了呂緯甫的要害,正是他的無能導致了母親被迫背井離鄉。自以為“很世故”的長富認為“他們文人,是不會吃東西的”,幾乎完全否定了呂緯甫的行動力,甚至連吃這一本能行為也成了調侃對象。文人對于長富并非貶義詞,但對呂緯甫完全是負面的,自詡革命者的他直接被視為知識者,而且是舊式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而呂緯甫的失敗又使其不愿也無力反駁。阿順期待的眼神使他“決心”行動:“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吃得和長富一樣快。”“決心”與掘墳時的“偉大的命令”均屬大詞小用,以反諷形式強調行動者的決斷。

然而,被理想化的阿順形象卻已經黯然凋零,因為她既不敢直面生病的現實,也無力應對未婚夫相關的流言,竟至自暴自棄:“好在我已經這樣,什么也不要緊了。”“我已經這樣”儼然是呂緯甫“我現在就是這樣”的另一版本。阿順之死不僅使呂緯甫此前的行動落空,更讓他以阿順為中介看到了瀕臨自棄的自己。與可怕的病癥相比,面對病癥的逃避心態危害更深。至此,兩個故事一度賦予呂緯甫行動力的幻覺已然破滅。呂緯甫所謂“我的事情又完了”,即重振“舊我”的努力失敗了。他坦陳對母親實行瞞和騙,這是對自我的批判,也從虛假的行動性中掙脫出來予以自我否定。因否定衍生出的直面失敗的勇氣使他獲得直面真實與自我的動力,由此放松戒心,故意說出“教我的‘子曰詩云’”。這與其說他將“我”的外在審視目光內化,不如說以自我暴露使自己無處隱遁。因此,呂緯甫的獨白不僅是個人的自我表達,也是尋求與“我”深度對話的修辭策略,同時構成小說深層對話性的一部分。

四 “毫不以深冬為意”:迎向未知的不確定性與廢園詩意的誕生

面對真正自我袒露心跡的呂緯甫,“我”重新獲得了老朋友的位置,最初“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的自我懷疑也最終冰釋。而呂緯甫不僅暴露了自我的無能,而且以懷舊的方式重申了“我們那時豫想的事”的革命理想。正由于此,和解后的“我”像“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模樣主動結賬,并在小說最后一段理直氣壯地說出“我們”,并且與呂緯甫“一同走出店門”。他們不僅直面并跨越分歧,再度確認共同的“先前”,重新成為心有戚戚的朋友。盡管前路充滿未知,清醒者的無力也不能借助言語消除,但他們選擇以各自的方式走向天地之間的“羅網”,掙扎著走向新的生活。

這似乎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尾,然而,“我”與呂緯甫之間的對話真的已經完成了嗎?或者“我”真的理解當下的呂緯甫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正如王曉明所指出的,“呂緯甫的故事再打動人,‘我’總是隔在中間,破壞讀者與主人公的情緒共鳴”[32]。不過,與其說這種敘事效果出自魯迅的外在干預,毋寧說是小說內部的“我”缺乏共情能力。正如呂緯甫總是以抽煙阻擋自我陳述的深入,而“我”往往以酒為理由回避直面呂緯甫真實的內心世界。當呂緯甫通過掘墳獲得行動力,進而情緒激昂之時,“我”的反應卻是“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可見“我”雖捕捉到呂緯甫微妙的心理變化,但徑自以所謂“酒意”帶過。當呂緯甫真正自我暴露心跡時,“我”又重蹈覆轍,以“似乎很有些醉”來解釋。以酒為擋箭牌,“我”總是有意無意地回避與呂緯甫實現真正的共情。在作為道具的煙與酒背后,二者似乎進行著你來我往的感情“游戲”。

雖然呂緯甫緊閉的心扉一度敞開,但“我”始終未曾真正打破自身相對自足乃至自得的心理狀態。這不僅使“我”對老友缺乏真切的共情,而且決定了他處理與S城的人、事、物關系時的超然心態,即使是他最為投入的觀看廢園雪景時的情感狀態也不例外。如今“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可見在選擇徹底搬離的“我”眼中,S城已經被對象化。盡管“幾株老梅竟斗雪開著滿樹的繁花”等景象令“我”深感“驚異”,但“也曾眺望過許多回”的廢園僅被視為一種觀看對象,作為外在的景色被阻隔于自身生命經驗反思之外。在這段往往被視為景色描寫的段落中,僅有一處“我”將廢園景象讀入自身經驗,即“如蔑視游人的甘心于遠行”。此處發出“蔑視”動作的主體是廢園,“我”之所以感受到“蔑視”,原因在于“我”當年并不曾堅守革命理想而選擇徹底離開。剛見面時,呂緯甫“似笑非笑”地向“我”說“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既有其自我反思之意,但也暗含著對“我”徹底離開的嘲諷。與之相比,廢園植物卻“毫不以深冬為意”,在最寒冷的冬天仍“斗雪”盛開。然而,“我”的反思迅即被南北地理差異的思考所轉移,進而被堂倌上酒的動作中斷。于是,廢園雪景被“我”定格于相對客觀的審美對象的位置上。

與之相對,呂緯甫完全將廢園雪景讀入了自身生命經驗之中,“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廢園對他來說并非外在的客觀審美對象。“我”與S城的關系已得到有效的清理,但呂緯甫越是失敗越是忠誠于革命理想。看到當年雪天也曾眺望過的廢園,他抑制回憶的理性機制失效了,近乎本能地切換為激情歲月的興奮狀態。在此意義上,廢園雪景并不能簡單被視為風景描寫,而是小說人物批判性反思自身生命經驗的契機。看似客觀風景的廢園其實蘊藏著最豐沛的情感熱力,在“我”與呂緯甫之間構成另一種情感主體。它不僅是小說最富生機的景象,而且對兩種革命者都構成了無聲的質詢:“我”應為廢園花木在嚴酷環境中斗志不改而慚愧,而呂緯甫則應學習它們極強的柔韌性與生命力。

“廢”字之于廢園不僅并未帶來毀滅性打擊,反而使之重獲新生。盡管魯迅對呂緯甫懷有更多的同情,但毋庸諱言后者終究未曾如廢園一樣絕地重生。對于分別作為半幅自畫像的“我”與呂緯甫,魯迅均持批判立場。雖然“我”以呂緯甫為媒介重溫了革命往事,呂緯甫也以“我”為傾訴對象試圖重新召喚行動的可能,但和解卻以誤認的方式完成,彼此均未真正體察對方當年的選擇背后不得不然的緣由。而對話性的產生必須經由實質性的觀點交鋒,而非僅依賴于空洞的對話形式。換言之,呂緯甫和“我”之間并未進行真正有效的對話,他們再也無法像十年前那樣辯論、交鋒、碰撞以至于“打起來”。對話性的喪失顯然并非源于二者久別重逢后的隔膜、自我保護或對他人隱私的尊重,而是肇因于魯迅也無法涇渭分明地判定兩條道路的是非曲直。魯迅呈現了呂緯甫和“我”的局限性,但二者道路選擇背后的合法性與必然性未曾經由對方的中介而得以闡明,因此,對他們的批判并未真正完成,也無法在批判的基礎上指出一條更高明的道路。不妨設想,無論魯迅選擇肯定任何一方,小說的纏繞郁結的敘述基調都將被更清晰果決的氛圍所替代。王富仁所說難以“說清這篇小說的意識底蘊”,與其說源于魯迅思想的深刻和小說形式的特別,毋寧說是他試圖以文字掙脫苦悶而不能。在呂緯甫和“我”之間,魯迅本身處于一種掙扎、匱乏乃至撕裂的痛苦狀態。

雖然魯迅無法開出任何藥方,但他拒絕指向虛無。廢園的絕地重生構成了魯迅不屈精神的象征,而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動詞而非限定性的形容詞。所以,魯迅最后通過“我”和呂緯甫“走”的動作——“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33]——強調改變的契機。“走”并不預設出發點,更不規劃目的地,這是對希望或反抗絕望所導引的任何既定道路的拒絕乃至超越。正如廢園在廢墟感之上綻放出一種攝人心魄的詩意一樣,“我”與呂緯甫只有執著如“過客”,徑直投入外部的未知狀況,在無路的地方開拓出一條路來,庶幾可以撥云見日,重新賦予辛亥革命的理想以新的生命。

進一步說,反思辛亥革命及其挫折不但關乎魯迅切身的革命經驗,構成他觀察當時中國社會的重要參照,也造就了“將革命作為終極課題而生活著的魯迅”[34]。后來他南下革命策源地廣州,正是試圖激活辛亥革命理想的可能性的積極行動,而對于革命理想的忠誠也成為他之后批判國民革命的思想資源。在此意義上說,“我”與呂緯甫最終將走向何處,不僅是小說人物的思想困境,而且是魯迅必須回應的現實難題。而真正可及的未來只有通過不斷的掙扎與行動才能創造出來,在《在酒樓上》的延長線上,魯迅對辛亥革命理想可能性的探索不僅深刻重塑了小說家魯迅的文學認知與與形式構造,也對革命者魯迅的思想演化和現實抉擇產生了深遠影響。

注釋:

[1]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頁。

[2]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61頁。

[3]竹內好:《從“絕望”開始》,靳叢林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11~112頁。

[4]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頁。

[5]汪暉:《反抗絕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33~335頁。

[6]嚴家炎:《論魯迅的復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頁。

[7]錢理群:《“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讀〈在酒樓上〉、〈孤獨者〉及其他》,《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頁。

[8][9]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復調問題》,《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

[10]李國華:《革命與反諷——魯迅〈在酒樓上〉釋讀》,《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11]張麗華:《如何安頓自己的“過去”——〈在酒樓上〉的空間詩學與記憶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12][13]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3、103頁。

[14]王曉明:《雙駕馬車的傾覆——論魯迅的小說創作》,《王曉明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

[15]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文中所引《在酒樓上》均出于此,不另出注。

[16]關于“組織起來的記憶”與作為“除不盡的余數”的“不能忘卻的記憶”之間的互動關系的論述,參見羅崗:《記憶的聲音》,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281頁。

[17]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魯迅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頁。

[18]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第106頁。

[19]李國華:《革命與反諷——魯迅〈在酒樓上〉釋讀》,《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20]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頁。

[21]路文彬:《為現實的愛放棄飛翔的理想——重讀魯迅〈在酒樓上〉》,《群言》2023年第8期。

[22]王瑤:《談〈吶喊〉與〈彷徨〉》,《魯迅作品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頁。

[23]丸山升:《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王俊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24]魯迅:《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101~105頁。

[25]魯迅:《250411 致趙其文》,《魯迅全集》第11卷,第477頁。

[26]錢理群:《“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讀〈在酒樓上〉、〈孤獨者〉及其他》,《魯迅作品十五講》,第66頁。

[27]這種實證化的闡釋方式始自周作人,參見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71~382頁。

[28]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102頁。

[29]王曉明:《雙駕馬車的傾覆——論魯迅的小說創作》,《王曉明自選集》,第31頁。

[30]吳曉東、倪文尖、羅崗:《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

[31]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2卷,第163頁。

[32]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103頁。

[33]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68頁。

[34]丸山升:《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王俊文譯,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