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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新大眾文藝觀:從現(xiàn)象分析到理論探索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4期 | 劉大先  2026年10月27日08:25

內容提要: 從“新大眾文藝”現(xiàn)象的分析進入“新大眾文藝觀”的理論探討,需要考察綜合國力增強、經濟水平提高,教育程度上升、文藝需求加大的背景,“新大眾”與“人民”“群眾”“諸眾”等概念的復雜關聯(lián);剖析數(shù)字時代媒介技術重塑文藝的生產、傳播與接受機制,構成其嬗變的融合質態(tài),形成了“語境—文本”合一的樣貌;詮釋其作為“兩個結合”在文藝領域具體體現(xiàn)的理論品格,即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之“大”、中國古典文藝觀之“博”與現(xiàn)代性“分化”后審美自律文藝觀之“純”的批判性繼承與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揭示其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觀生動實踐的開拓,凝練其人民性、開放性與發(fā)展性的核心特質,展望其在構筑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中的文化潛能。

關鍵詞:文藝觀  人民主體  媒介融合  兩個結合  新大眾文藝

在互聯(lián)網與信息技術深度變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fā)展的時代語境下,人民群眾運用新技術新工具創(chuàng)新文藝形式和表達方式,呈現(xiàn)出共創(chuàng)共享的新型文藝形態(tài)。自2024年9月以來,關于新大眾文藝的討論已經成了一個堪稱現(xiàn)象級的話語存在。這個由《延河》雜志發(fā)起的話題,牽涉到當代文藝的根本性轉型,引發(fā)了普遍性的關注,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關部門也推波助瀾,重新考量新時代的文化領導權問題。但是,對于這種新型文藝形態(tài)的討論經過兩年的沉淀,依然沒有形成廣泛的共識。

蓋因新大眾文藝包羅眾多,其形態(tài)既有文字文化樣貌的文學書寫,主要是以非專業(yè)作家的“素人文學”為代表的大眾寫作;也有口頭文化傳統(tǒng)在新媒介環(huán)境中的復興,如脫口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媒體展演;同時也包括非語言類的大眾媒介藝術,如動漫和游戲;還囊括了各類新興的網絡文藝如短視頻、短劇、直播,以及文旅融合的實景與虛擬演出。“全民文化”性質是新大眾文藝的基本風貌1,作為“交流、連接、生成意義和認同的場域”,為凝聚“文化的、價值、情感的共同體”提供了基礎2,但因關注點和觀照對象的不同,就會產生出不同的言論,比如聚焦于大眾寫作,尤其是對比于信息過剩而經驗匱乏的職業(yè)化寫作,就會發(fā)現(xiàn)其經驗性的力量3;聚焦于新媒體藝術,則會發(fā)現(xiàn)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感性革命;聚焦于傳統(tǒng)與傳承,那么就會發(fā)現(xiàn)它包含了媒介文藝與人民文藝的雙重面相4,民間文學在數(shù)字媒介中得以重新激活5;聚焦于其內部的多樣與分層,則會推導出需要加強引導和組織6。

“大眾文藝”當然并非新興名詞與術語,但是加上了“新”,那就自然而然會引發(fā)其同之前的“老”“舊”“故”“陳”的“大眾文藝”的區(qū)別問題——雖然此類二元思維模式不值得提倡,卻不能無視其自然而必然的聯(lián)想。關鍵在于,如何來看待它,即具有什么樣的“新大眾文藝觀”——文藝的物質現(xiàn)實、主體認識與實踐發(fā)生了變化,相應的觀念也需要進行革新。

所謂文藝觀,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文學藝術上的具體體現(xiàn),它包含文藝是什么、來源于什么本體論和認識論,文藝的立場、題材、體裁、美學形式與如何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作論與風格論,以及如何評價和接受的功能論。“新大眾文藝觀”作為一種融合歷史脈絡、回應現(xiàn)實關切、指向未來發(fā)展的綜合性文藝觀念體系正在生成。如果要界定新大眾文藝觀的內涵,可以說它重新審視既有的文藝觀念,將文藝視作審美的意識形態(tài),人民在技術與媒介迭代升級語境中創(chuàng)造、評判與享用的文化產品,同時也是服務于黨和國家的文化事業(yè)與文化產業(yè)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繼承并發(fā)展了人民文藝觀,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時俱進的成果,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文藝領域的體現(xiàn)。這并非對既往“大眾文藝”概念的簡單延伸,而是新時代語境中,文藝在主體重構、技術賦能、理論融合與實踐創(chuàng)新等多重維度上進行的深刻開拓。

一、 主體重構:從“大眾”到“新大眾”

新大眾文藝觀的核心樞紐,在于對“大眾”這一主體的歷史性、辯證性理解。概念的辨析并非文字游戲,而是理解文藝服務對象、價值旨歸與歷史動力的關鍵。相關的“大眾”“群眾”“人民”“諸眾”等范疇,纏繞著不同的歷史語境與理論譜系,而新大眾文藝觀的“新”,首先體現(xiàn)為對文藝主體的深刻復歸與能動重構。

在20世紀中國文藝的激流中,“大眾文藝”是貫穿時間最長并延續(xù)到當下的一脈。從晚清下層“啟蒙”與“新民”的文藝民眾化,到作為組織與動員民眾的革命手段與斗爭方略,再到確立“新的人民的文藝”7,“大眾化”往往與啟蒙、救亡、革命等宏大敘事緊密相連,有著強烈的政治性與民間性8。“大眾”在最初的精英知識分子那里,多被視為需要被喚醒、被教育、被組織的對象,隨著共產黨人領導革命實踐的深入,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被認定為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9。其內涵常與工、農、兵等具體階級身份疊合:“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士兵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10,指向于一種具有高度同質性與集體行動力的人民群眾。這一將身份明確界定而疏于流動性的概念與認識,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與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特定歷史階段發(fā)揮了凝聚人心、推動社會變革的巨大作用,最終形成了人民主體性。但是,在具體歷史情境中聚焦于宣傳與動員的工具性視角,當社會情勢發(fā)生變化,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逐漸深入后,某些時候會遮蔽個體生命的豐富性與審美趣味的多樣性。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與文化消費的興起,大眾話語從革命政治語境的人民群眾的外延拓展開去,市場供需、消費選擇、信息接收的邏輯部分替代了階級政治邏輯?!按蟊姟痹谶@個時候既繼承了革命年代和社會主義初期實踐中的內涵,同時也融入了市場與傳播語境的受眾(讀者、觀眾、聽眾)、消費者(顧客、用戶)等相關概念。大眾的人民主體性在被滿足的消費邏輯中呈現(xiàn)出新的復雜性,即它不僅僅是階級主體和歷史主體,同時也是消費主體和市場主體,文藝的宣傳、教育與審美屬性上更是疊加了娛樂和消費屬性。這一點到1990年代的全面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更加明顯,從而使得文藝也攜帶了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大眾文化”意味。在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中,大眾文化是文化工業(yè)的產物,以商品拜物教為意識形態(tài),以標準化、模式化、偽個性化、守舊性與欺騙性為基本特征,以欲望生產與制造虛假需要為主要手段,從而整合并統(tǒng)治大眾。世紀之交的中國通俗文藝與大眾文化野蠻生長時期的研究中,知識分子們往往持這種精英視角的否定性話語。但是,除此之外也有本雅明、洛文塔爾、馬爾庫塞、斯圖亞特·霍爾等人的另一條“肯定性話語”,即不能忽視大眾的主觀能動性——大眾不是簡單地被文化工業(yè)控制的對象,在新型的大眾文化形式(如搖滾、電影等)的新型功能(精神渙散、語言暴動、身體狂歡與本能解放等)中,有可能培養(yǎng)出新的革命意識與批判性主體。11在經過四十余年科技的日常生活化,新興文藝發(fā)生發(fā)展之后,中國的文藝格局已經不同于早先的劇烈變革期,由否定性到有限的肯定性,大眾的階級屬性融入市場屬性,構成了今天我們討論新大眾文藝觀的理論起點。

在全球技術、經濟、能源、政治、社會日益相互關聯(lián)而又充滿博弈的語境中,一種差異的、流動的全球主體“諸眾”(Multitude)涌現(xiàn)出來。諸眾確實體現(xiàn)出哈特與奈格里所描述的情形:他們是從事非物質化勞動、批量化智力勞動、“一般智力”勞動(情感、智力、溝通、符號生產等)的主體12。諸眾區(qū)別于人民(People),人民是單一性的、被主權統(tǒng)一的;諸眾是多樣性的、差異的、保持自身獨特性的集體13。諸眾在勞動中生產共同性,共同性反過來也生產諸眾,他們反抗全球化“帝國”統(tǒng)治的策略是去中心化、沒有主權的民主,以及逃離國家和資本的控制和規(guī)訓14。維爾諾也有類似的觀點,通過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論說將“人民”與“諸眾”做了區(qū)分,人民是政治的主體、國家的附屬、統(tǒng)一的整體,而諸眾是社會的主體、前政治的多樣性、自然狀態(tài)的“多”與“私”15。諸眾生活在后福特制的非標準化勞動語境中,他們的勞動是智力勞動和溝通勞動,他們的反抗是語言的反抗、游戲的反抗、創(chuàng)造力的反抗16??傮w而言,“諸眾”概念強調一種去中心化、網絡化、保持內部差異性與流動性的復數(shù)主體,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人民”概念的同一性想象,或者說為大眾主體增添了情感認同屬性與后現(xiàn)代維度。

新大眾文藝觀正是在對上述概念的批判性揚棄中確立起“新大眾”的主體維度。它以“人民”為最終落腳點,但不是簡單地回歸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造時代,而是一種在繼承了階級屬性、市場屬性與情感認同屬性基礎之上,于媒介融合、教育普及、文藝需求增加的歷史條件下被重新賦能的“人民”。 這里的“人民”并非某種凝固、靜態(tài)的集合,而是數(shù)字時代由無數(shù)鮮活個體構成的有機整體?!叭嗣癫皇浅橄蟮姆?,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17人民是新大眾文藝的來處。文藝的素材、靈感、最深沉的悲歡與最磅礴的力量,源自億萬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偉大實踐。人民更是其歸途。新大眾文藝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其價值最終由人民來評判。

從主體重構的角度,“新大眾文藝”可以斷句為“新大眾—文藝”,其“新”體現(xiàn)在主體性的空前高漲。得益于數(shù)字媒介技術與通識教育的普及,昔日的單向度的受眾如今深度參與了文藝生產的全流程:他們不僅是讀者、觀眾、聽眾,更是創(chuàng)作者(如素人寫作、短視頻制作者)、傳播者(如二次創(chuàng)作、彈幕互動、社群分享)、評論者乃至文藝文本意義的共同建構者。這種參與不再是被動接受,而是積極投入。個體的聲音、小眾的趣味、邊緣的經驗得以浮現(xiàn)并匯聚為大眾可見的作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民主景觀。此種文化民主盡管具有“諸眾”的表象,諸如一般智力水準、直播的非物質勞動、網絡文藝中的“趣緣”共同體等,卻并沒有拆解掉國家、主權與民族觀念,或者陷入到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工具已經介入到繪畫、文學寫作、數(shù)字人生成、短視頻創(chuàng)生當中,也就是說非人主體與人類主體的協(xié)作已經成為新大眾文藝生產的常規(guī)現(xiàn)象,“后人類”文藝時代隱然來臨,但只要持有對人本身的主體性自覺,那么科技作為工具、手段乃至生產關系,就依然葆有其屬人的本性18。

因此,新大眾文藝觀的“以人為本”,是以具有高度文化自覺、媒介素養(yǎng)與創(chuàng)造活力的“新大眾”為本,它既繼承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宗旨,又體現(xiàn)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精神,在數(shù)字時代賦予了“人民”以更具能動性、交互性與差異性的內涵,實現(xiàn)了從“為人民”到“由人民”與“屬人民”的辯證統(tǒng)一。這一主體重構,是新大眾文藝觀區(qū)別于過往一切大眾文藝理論的基石。

二、技術增維:重構媒介文藝觀

之前文藝觀往往將文藝的元素分為內部與外部四種:外部的世界/時代背景/社會語境、文藝家、受眾與內部的文本。新大眾文藝觀則在技術尤其是數(shù)字媒體技術的加持下,將媒介從“世界/時代背景/社會語境”中凸顯出來成為獨立的元素。新大眾文藝觀的生成,與技術/媒介的裂變式革新構成互為表里的共生關系。正如麥克盧漢所說:“任何媒介(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19從口傳與身體展演、書寫印刷到電子數(shù)字化,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深刻重塑了文藝的形態(tài)、感知模式與文化邏輯??趥魑乃嚕ㄊ吩?、歌謠等)是身體、聲音、動作現(xiàn)場互動的展演,而非靜態(tài)文本,書寫/印刷將其去語境化,數(shù)字媒介又部分回歸到了展演性和互動性,媒介的革命對應的是文藝本體的重塑20。媒介自身就是內容,當前以互聯(lián)網、移動終端、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shù)字媒介,不僅構成了新大眾文藝的生產平臺與傳播渠道,更深度嵌入其肌理,重構生產關系,成為形塑整個文藝本體的語境與架構,催生出內部與外部、語境與文本、手段與內容一體化的新質21。

數(shù)字媒介消融了專業(yè)化壁壘,帶來創(chuàng)作力的解放,引發(fā)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爆炸性增長。低成本、低門檻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布工具(如智能手機、編輯軟件、直播平臺),使人人皆可創(chuàng)作成為現(xiàn)實。無數(shù)之前在“底層文學”或者“鄉(xiāng)下人進城”敘事中作為客體和對象的農民、快遞員、家政女工、服裝店員、燒烤攤主、街頭小販、建材商人,正是在便捷工具的輔助下才得以作為表述主體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表達自己的情感與觀念。網絡文學的海量作者、短視頻平臺的億萬播主、自媒體賬號的廣泛運營,更是構成了新大眾創(chuàng)作主體的直觀呈現(xiàn)。文藝生產從傳統(tǒng)的專業(yè)人員創(chuàng)造與專業(yè)機構傳播,轉向了專業(yè)(PGC)、用戶(UGC)、專業(yè)與用戶結合(PUGC)多樣并存的格局。如果說此前是創(chuàng)作(生產)到傳播(銷售)、欣賞(消費)的單行道,如今已經不僅僅是三個層面的網絡聯(lián)結,甚至已經是立體的互動性生產與流通。

新媒介與流媒體的特性深刻改變了文藝的文本形態(tài)與美學特征。超文本鏈接解構了線性敘事,數(shù)據(jù)庫美學取代了經典敘事邏輯,因果性走向相關性。網絡文學的互動連載、隨時修訂模式,挑戰(zhàn)了封閉的文本觀念;微短劇、短視頻追求“黃金三秒”的開篇與高密度反轉,塑造了碎片化、強刺激的節(jié)奏感;直播文藝的當下在場與實時互動,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體驗與情感共同體。即便是從事傳統(tǒng)文學寫作的作者們,也會采用聲音誦讀、短視頻等方式去推廣、營銷自己的作品,并且在創(chuàng)作伊始已經有著跨媒介的思維,進而體現(xiàn)在文本的情節(jié)、結構與語言當中。很多時候作品周邊比作品本身還要重要,最為典型的是劉楚昕的《泥潭》,其“現(xiàn)象級影響并不是來自文本自身,而是來自作者講述的故事”22。文藝的“作品”觀念,正在向流動、開放、可參與的“文本網絡”或“文化事件”轉變——這就是內部與外部、語境與文本、手段與內容的一體化。

算法推薦與社群傳播重構了文藝的接受與評價體系?;谟脩舢嬒竦膫€性化推薦,使文藝接受呈現(xiàn)出信息繭房與興趣圈層化的趨勢,大眾的“共同時刻”被分割。同時,彈幕、打榜、轉贊評、社群討論等形成了強大的參與式文化,讀者、聽眾、觀眾通過即時反饋、二次創(chuàng)作甚至影響情節(jié)走向,深度介入到意義生產當中。事實上造成的結果是,文藝的評價權不再僅由專業(yè)批評家完全掌控,而是形成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引導、圈層口碑、數(shù)據(jù)流量(播放量、點贊、打賞)與專業(yè)評論并存的新機制。這固然帶來了評論的創(chuàng)造力解放與參與度提升,但也帶來了新一輪的分化與控制。信息平流層很容易形成一個個差異化共同體,普遍性共識被消解。資本與權力擁有技術、平臺、渠道、數(shù)據(jù)等各種資源,不僅能夠展開病毒式、指數(shù)級的傳播,同時也能夠形成巨大的遮蔽,對學院和個體形成了碾壓式的優(yōu)勢,實際上成為綜合性評價體系中權重最強勢的存在。

數(shù)字媒介的產業(yè)化與資本邏輯,為新大眾文藝帶來活力也提出挑戰(zhàn)。平臺經濟將文藝創(chuàng)作迅速納入流量變現(xiàn)、IP開發(fā)的產業(yè)鏈,激發(fā)了巨大的市場潛能,孵化了如網劇、網絡電影、有聲書等成熟業(yè)態(tài)。然而,對流量與數(shù)據(jù)的過度追逐,也可能導致信息鴻溝與壟斷、內容的同質化、淺薄化與唯市場的傾向。這也是新大眾文藝很容易同“文化工業(yè)”相混雜的地方。因而,新大眾文藝觀中,必須包含對技術資本邏輯的清醒反思與人文駕馭,倡導在技術賦能中堅守文藝的價值理性。許多年前,歌手左小祖咒為樂評人郝舫的一部著作做推薦的時候說:“商人是批評家,藝術家是發(fā)明家,批評家才是藝術家”23,如今看來相當有啟發(fā):在偏見與庸見盛行,話語講述語言的時候,大眾接受者、評論者與互動者,應該更像一個不被流行裹挾的藝術家。

由此可見,從技術/媒介維度上,可以將“新大眾文藝”斷句為“新-大眾文藝”。這意味著在科技與人文融合中,文藝的生產機制、文本樣貌、傳播路徑、接受模式和產業(yè)生態(tài)發(fā)生了系統(tǒng)性變革。新大眾文藝觀立足于這一技術哲學與媒介環(huán)境,思考文藝在與技術的共生中,既能擁抱形式、內容與觀念創(chuàng)新,又能持守其哺育情感、滋養(yǎng)人心、啟迪思想的價值功能,同時生發(fā)出文化經濟、人文經濟的產業(yè)形態(tài)。

三、“兩個結合”視域下的新大眾文藝觀

作為看待藝術起源、創(chuàng)作、欣賞的底層邏輯,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都有不同的立場與觀念。新大眾文藝觀作為人民文藝觀的當下形態(tài),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深植于中國文藝理論與實踐歷史的土壤,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在文藝領域的生動體現(xiàn)與理論成果。它批判性地繼承與發(fā)展了既有的三大文藝觀念資源,并在融合中創(chuàng)生新質。

其一,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繼承與發(fā)展,彰顯其“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美學“既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又是一門科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它應該屬于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一部分,應該充分表達無產階級的愿望和情趣;作為科學,應該對人類審美活動的本質和規(guī)律做出最高最符合客觀真理的概括和表達”24。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新大眾文藝觀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整體性、全息化的大視野。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將文藝置于社會歷史的總體結構中考察,強調文藝與政治、經濟、社會的有機聯(lián)系。新大眾文藝觀繼承此點,不僅關注文藝的內部規(guī)律,更注重分析其與數(shù)字資本主義、社會心態(tài)、國家文化戰(zhàn)略的復雜互動。二是歷史化、動態(tài)化的大視角。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將文藝視為隨社會存在變化而發(fā)展的過程。新大眾文藝觀以此審視文藝形態(tài)從口傳身授到文字符號,再到數(shù)字符碼的流變,理解與詮釋了新大眾主體與本體的歷史生成。三是現(xiàn)實感、實踐性的大關懷。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強調文藝源于生活、反映與表現(xiàn)生活并能動地介入生活。新大眾文藝觀激勵創(chuàng)作者扎根時代現(xiàn)場,從人民生活的現(xiàn)場實踐中汲取養(yǎng)分,使文藝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力量。這種“大”,是一種宏闊的、歷史的、實踐的理論氣度。

其二,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藝觀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彰顯其“博”的底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堅實根基。”25中國古典文藝觀博大精深,“文學”“文藝”“文苑”都是外延闊大的詞語,歌樂舞一體、文藝與祭祀、節(jié)日、慶典儀式結合的泛文藝形態(tài)始終不絕如縷,即便經過精英士大夫的個人化發(fā)明與淬煉,也從來并沒有停留在個體與私人、形式與審美層面。新大眾文藝觀中的復合型文類認知,主要從三個方面汲取了古典文藝觀的營養(yǎng),并進行了現(xiàn)代的轉換:一是“詩以言志”與“文以載道”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化。將個人情志的表達與社會責任的擔當相結合,在新大眾文藝中體現(xiàn)為既鼓勵個性抒寫、情感抒發(fā),也倡導作品應承載積極的價值觀,彰顯時代精神。二是抒情美學與意境追求的當代延續(xù)。古典詩詞、戲曲、書畫中含蓄蘊藉、情景交融的抒情傳統(tǒng),以及對“韻外之致”“象外之象”意境的追求,可以調和數(shù)字文藝直白、迅捷的美學傾向,提升其審美品位與精神深度。三是遣興娛樂功能的包容與提升。傳統(tǒng)文化中小說、戲曲、說唱等具有強烈的娛人樂眾功能。新大眾文藝觀充分肯定文藝的娛樂性,承認網文、短視頻、脫口秀的消遣價值,同時引導其超越純粹感官刺激,追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寓教于樂、樂而不淫的更高境界。這種“博”,是一種深植于歷史積淀、民族文化心理、兼收并蓄的文類整合力和審美包容力。

其三,對改革開放以來引入的西方現(xiàn)當代文藝觀的批判性借鑒,體現(xiàn)其“純”的參照。 “純文藝”觀念是一種現(xiàn)代性分化后的產物,在中國文藝漫長的歷史中到20世紀之后才萌生為一種獨立主張,從未成為主流,但其影響卻不容忽視。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接受美學等西方理論,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藝批評的武庫,其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對文藝內部規(guī)律研究的深化與“純”化:對文本結構、語言、敘事技巧的“純”形式分析,對作者意圖的祛魅與讀者中心地位的“純”接受確立,對文藝自律性與審美獨立價值的“純”審美強調。1980年代中期,“純文學”話語最為興盛的時候,“后純文學書寫”已經冒出苗頭,21世紀以來更是進入到我之前一本著作所謂的“從后文學到新人文”語境中26。新大眾文藝觀批判地借鑒這些理論資源,用以精細分析新媒體文本的構成機制、解讀受眾的接受心理、捍衛(wèi)文藝在商業(yè)化浪潮中的某種美學自主性。但同時,它警惕脫離社會歷史語境、陷入純粹形式游戲或相對主義迷宮的傾向,始終將形式探索與內容建設、個體解讀與集體共識、審美自律與社會擔當結合起來。

“兩個結合”指引下的新大眾文藝觀,正是在融合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宏觀指導之“大”、中國古典文藝觀底蘊滋養(yǎng)之“博”與西方現(xiàn)當代文藝觀方法參照之“純”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理論上的綜合創(chuàng)新。它不是簡單的拼貼,而是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化實踐中進行的有機化合,旨在構建一種既具歷史厚度、理論深度,又充滿時代活力與實踐品格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觀。

四、 新大眾文藝觀的實踐拓展

理論的生命力在于觀照現(xiàn)實、指導實踐、引領創(chuàng)造。新大眾文藝觀并非書齋里的玄想,而是正在當代中國廣闊的文化土壤上,通過層出不窮、活力迸發(fā)的文藝形態(tài)得以生動展開與弘揚。這些實踐為文藝增添了新的文類、美學與體驗,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觀的鮮活注腳。像3A動作角色扮演單機游戲《黑神話·悟空》、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這樣已經成為公眾話題的作品自不待言,下面略述一下新大眾文藝的其他樣式。

新大眾文學,如素人寫作、網絡文學、新工人文學等,打破了傳統(tǒng)文學出版的門戶壁壘,形成了世界罕見的巨大創(chuàng)作與閱讀市場。東莞新大眾文學群體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們身份各異,本無相似之處,卻在新大眾文藝的框架中集結在了一起27,紀錄片導演、說唱歌手、PNSO啄木鳥科學藝術小組創(chuàng)始人李青則搖身一變成了創(chuàng)意敘事者28。脫口秀是口頭文學在新媒介時代的再生,以幽默犀利的語言,吐槽社會熱點、解構生活壓力、表達青年態(tài)度,形成了強烈的圈層認同與情感共鳴,其線下開放麥與線上綜藝結合的模式,體現(xiàn)了新大眾文藝從線下社群滋生到線上大眾傳播的路徑。它們既是民間情感、欲望與想象力的噴發(fā)口,也通過類型化敘事(如玄幻、穿越、現(xiàn)實題材)構建了龐雜的中國故事譜系,其IP全產業(yè)鏈開發(fā)(影視、動漫、游戲),塑造豐富的中國形象,成為新大眾文藝產業(yè)化的成功范式。

網劇與微短劇在題材、審查、播出模式上相較于傳統(tǒng)電視劇更具靈活性,已經部分替代傳統(tǒng)電影電視,成為一種主流影像文化。網劇深耕垂直領域,滿足了分眾化需求,并出現(xiàn)了像《沉默的真相》(2020)《漫長的季節(jié)》(2023)《邊水往事》(2024)這些媲美甚至超越衛(wèi)視劇質量的精品。微短劇也涌現(xiàn)出《家里家外》(2025)《盛夏芬德拉》(2025)《冒姓瑯琊》(2025)等影響廣泛的作品,憑借其短平快、強情節(jié)、高爽點的特性,在下沉市場與移動觀影場景中爆發(fā)式增長,展現(xiàn)了新大眾文藝對用戶碎片時間、情緒焦點的精準捕捉與滿足。

短視頻與直播是最具滲透性的新大眾文藝形式。短視頻不僅是記錄與分享的工具,更是創(chuàng)意表達、知識傳播、非遺傳承、社會記錄的新載體。直播則將表演、互動、消費融為一體,催生了直播帶貨、直播演唱會、直播話劇等新形態(tài)。它們極大地釋放了普通人的創(chuàng)作潛能,也重塑了大眾的審美習慣與文化消費模式。

新媒體藝術融合數(shù)字技術、視覺藝術與互動體驗,在公共空間、美術館、線上平臺創(chuàng)造出沉浸式、參與性的藝術體驗。它探索著科技與人文的前沿交界,并廣泛進入創(chuàng)意產業(yè)與文旅事業(yè)中,代表著新大眾文藝在創(chuàng)新領域的發(fā)展方向。

旅游景點的各種“印象”(《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印象·西湖》《印象·大紅袍》……)和“千古情”(《宋城千古情》《西安千古情》《三亞千古情》《張家界千古情》……)之類的文旅融合山水實景、真人演出與數(shù)字技術輔助,也可以歸入新大眾文藝。盡管這樣說來,新大眾文藝似乎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筐,失去了其邊界,也就缺乏了理論探討的焦點。但是,外延問題暫時可以擱置,詞語不能成為規(guī)約現(xiàn)實的束縛,打破邊界、跨越藩籬的實踐在不斷嘗試與創(chuàng)造,需要大眾的檢驗與時間的沉淀,也并不能急于將新大眾文藝的范圍削足適履地限定得過于明確。

這些文類形態(tài)雖有差異,但共同彰顯了新大眾文藝觀的實踐特質:創(chuàng)作的去中心化與全民參與、傳播的社交化與圈層化、內容的類型化與分眾化、產業(yè)的高效轉化與跨界融合、審美接受的碎片化與互動化。它們在市場化競爭中充滿活力,但也面臨過度娛樂、內容良莠不齊、算法主導等挑戰(zhàn)。

新大眾文藝評論與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者對其核心概念、文類樣貌、美學特征、發(fā)展前景以及產業(yè)化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探討29,但是到目前為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及物的,很多時候停留在概念解讀、術語闡釋、現(xiàn)象描述的層面,所以應該走向個案研究的深化與細化30,以及理論的階段性總結和發(fā)明。在我看來,新大眾文藝觀的實踐開拓體現(xiàn)在至少六個方面:關于世界的認知,文藝來自現(xiàn)實,但現(xiàn)實是多重維度的,包含了物理、心理與虛擬超現(xiàn)實的疊合;關于創(chuàng)作者的認知,人類文藝經過了集體無意識的共創(chuàng),到文藝自覺后的個體獨創(chuàng),再到集體自覺后的共創(chuàng)和共享,更增添了人力與算力相結合這一之前沒有的層面;關于文本的認知,開啟了文類融合與動態(tài)文本的開放理念,固化、定型、靜態(tài)的作品,延伸為事件性、過程性的“語境—文本”;關于媒介的認知,將其從工具、技術拔擢為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改寫了文藝史31;關于接受者,跳出了讀者、觀眾、聽眾、消費者的被動思維,在互動和共創(chuàng)中認識到其主動性和能動性;關于文藝的性質,確立了其不惟是個人的興趣、表達與志業(yè),更是文化事業(yè),乃至于創(chuàng)意產業(yè)和文化產業(yè),從而將個人表達、理念追求、美學探索、經濟訴求與文化領導融合在了一起。這些開拓突破了習以為常的文學文藝“四要素”論,召喚著新的行動。弘揚新大眾文藝,就不僅僅是在學術、學科層面就文藝談文藝,同時也是在鼓勵創(chuàng)新、繁榮市場的同時,加強價值引導、品質提升與行業(yè)治理,使之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的高品質精神文化需求。

結  語

新大眾文藝觀作為一種正在成形中的、富有生命力的文藝觀念體系,其核心特質可凝練為以下三點:

第一,深刻的人民性是其根本價值:“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是文藝之母,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人民的需要就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2新大眾文藝觀超越了將大眾視為被動受眾或同質化集體的傳統(tǒng)觀念,在數(shù)字時代重新發(fā)現(xiàn)并確立了人民共同體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者、文化享有者和文藝能動主體的地位。這種人民性,體現(xiàn)在題材上對人民生活的廣闊呈現(xiàn),情感上與人民悲歡的深度共鳴,價值上對人民立場的堅定持守,以及機制上對人民參與的充分激活。它要求文藝創(chuàng)作“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最終實現(xiàn)“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與“人民是真正英雄”的歷史觀、審美觀的統(tǒng)一。

第二,動態(tài)的開放性是其科學結構。新大眾文藝觀不是封閉、排他的體系,而是充滿彈性的開放結構。它向新的技術可能性開放,積極吸納媒介變革帶來的新語言、新形態(tài);向多元的創(chuàng)作主體開放,包容專業(yè)、業(yè)余、跨界等各類創(chuàng)作者;也向豐富的文化資源開放,融匯古今中外一切優(yōu)秀成果;更向差異化的受眾需求與審美趣味開放,承認并尊重文化消費的圈層化與多樣性。這種開放性使其能夠成為一種科學的觀念而不是僵化的教條,從而能夠根據(jù)現(xiàn)實的變化而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與時俱進,保持旺盛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持續(xù)的發(fā)展性是其歷史實踐。“總是要歷史化!”33新大眾文藝觀拒絕本質主義的靜態(tài)定義,它將自己理解為一項未完成的、在歷史實踐中不斷生成的事業(yè)。其內涵、邊界與實踐形態(tài)將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技術的發(fā)展、人民需求的提升而不斷豐富、調整與深化。它既是對過去大眾文藝傳統(tǒng)的繼承與超越,也是對當下紛繁文藝現(xiàn)象的概括與提煉,更是對未來文藝發(fā)展方向的探索與引領。這種發(fā)展性,要求我們以歷史的、辯證的眼光看待其成長,在支持其蓬勃生長的同時,也肩負起對其批判性反思與建設性引導的責任。

展望未來,新大眾文藝觀有著巨大的潛能,其理想狀態(tài)應該是“建構一種真正代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敘事與文化形態(tài)”34。它有望在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方面,通過更普惠、更互動、更個性化的文藝供給,提升全民審美素養(yǎng),滋養(yǎng)時代新人;在推動文化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方面,激發(fā)出源于人民、生機無限的創(chuàng)作活力,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在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和影響力方面,借助數(shù)字媒介的快捷全球可達性,以當代感、親和力、多樣化的形式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價值。新大眾文藝觀在實踐中的塑形,將為鑄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輝煌、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貢獻不可替代的文藝力量。它源自人民,為了人民,也將在人民生生不息的創(chuàng)造中,走向更加廣闊的天地。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民族文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4VRC02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邱運華:《如何從藝術本體層面把新大眾文藝講清楚、說透徹》,《中國藝術報》2026年3月13日。

2 李敬澤:《加強對新大眾文藝的理論研究》,《人民日報》2025年4月15日。

3 謝有順:《重新認識經驗的力量——談新大眾文藝》,《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4 單小曦:《新媒介文藝與新人民文藝:“新大眾文藝”的雙重面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5年第8期。

5 意娜:《從文本到事件:新大眾文藝的民間根性與主體復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2026年第2期。

6 賀桂梅:《新大眾文藝的基礎與理想狀態(tài)》,《文藝報》2025年1月13日。

7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頁。

8 郭國昌:《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眾化之爭》,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頁。

10 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頁。

11 趙勇:《法蘭克福學派內外: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6頁。

12 [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3頁。這個譯本中,譯者將Multitude譯成了“民眾”,而不是“諸眾”。

13 14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xiv, pp.99-227.

15 16 [意]保羅·維爾諾:《諸眾的語法:當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3—31、58—67頁。

17 25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求是》2024年第20期。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重申了這一點,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日。

18 劉大先:《過去未去——論人工智能時代屬人的文學》,《揚子江文學評論》2025年第3期。

19 [美]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3頁。

20 單小曦比較早對這個問題做過系統(tǒng)思考,參見單小曦《媒介與文學:媒介文藝學引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21 劉大先:《擁抱變化——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的實踐途徑》,《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22 劉大先:《難以馴服的歷史》,《文藝報》2025年8月18日。

23 左小祖咒推薦語,參見郝舫《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

24 閻國忠、楊道圣:《作為科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美學:中西馬克思主義美學比較》,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頁。

26 2018年,我曾經在《小說評論》第1至6期開設“后純文學書寫”專欄,后來專欄文章與其他一些論文整合為《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于2021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27 2025年10月,花城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批東莞新大眾文學作品,包括溫雄珍的《在炭火上安居》、曾為民《趕石頭的人》、瑛子《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章新宏《從江右到嶺南》、沈漢炎《有些光不會消失》、易翔《東莞時間》。這些作品有的可以清晰地識別為詩歌或者散文,有的則只能籠統(tǒng)地稱之為自敘傳式的非虛構,精英視角下的文類部分地失效了。

28 李青以行為藝術的方式自創(chuàng)了一種讓“事件真實發(fā)生、把過程忠實記錄、對內容誠實選擇”的“三實小說”《恐龍滅絕以后:一個精神病人類的自救史》(太白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盡管其內容和形式對于很多習慣了常規(guī)小說的讀者來說可能難以卒讀,但不啻為一種試驗,也體現(xiàn)了新大眾文藝的另一面——它未必是“通俗”的,分眾和小眾也構成了大眾的組成部分。

29 晚近結集的文集,參見閻安主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新大眾文藝大家論》,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版。

30 劉大先:《新大眾文藝研究的深化與細化》(“新大眾文藝研究專輯”第一期主持人語),《粵海風》2025年第6期。

31 劉大先:《當代性與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學史寫作》,《江淮論壇》2020年第3期。

32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82頁。

33 [美]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

34 賀桂梅:《新大眾文藝如何是“新的”》,《文藝研究》2025年第11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