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腔調”指的是我對18歲到28歲那十年的認知,同時犯難的是,如何選擇獨特的表達。由《十八歲面對侏羅紀》到《我們臟的時候》,是一種“腔調”更換,經過30年淘洗,時代乃至個人,思考的角度、情感的積累,都大大地變了。 陳建功:要找準自己的敘事腔調
《前科找樂及其他》收入陳建功以北京市民和煤礦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八篇,這部書和《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互為印證,讀完后最大的感受是誠實——誠實地寫作,誠實地面對心靈。
“文學,譬如小說、散文、詩歌等等,當然需要想象,需要虛構,但即使是你重新鑄造的那個世界,也務必展示你情感的誠實。”陳建功回憶起40年前,《鐘山》首發《前科找樂及其他》時附之篇末的小文章里,他寫了那篇《小說起碼……》。他坦率地說:“我的《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一書,其實就是描述了面對卑微,面對時代的冷落,我個人的心路歷程。這中間當然需要克服一些東西,譬如有關文學的認知。初入文學之門,我只是為了拯救一個卑微的自己,相比之下,做礦工很辛苦,寫寫文章,跑跑報社,回城逛逛,倒是很舒爽的事。當時代的認知飛升、自我意識的覺醒之后你會發現,許多文章,就算是發表了,就算是獲獎了,難免為世人笑,為后人笑。為此,我們需要巴金先生那樣的自省,對時代,對人生,對自己,巴金先生是永遠的榜樣。”
中華讀書報:重新閱讀您的舊作,感覺并不過時,人物依然鮮活,栩栩如生。今天您也依然常和老朋友相聚,但現在寫煤礦生活的作家好像不多了,大家提到的作家,還是陳建功、劉慶邦,以及已故的作家荊永鳴等。
陳建功:您提到的這幾位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寫過很多令我佩服的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還有不少,如譚談、梁瑞郴、孫少山等等,恕不一一。煤礦工人出身的作家們,都知道“鹽打哪兒咸,醋打哪兒酸”,真誠、坦率。這就使許多反映煤礦生活的文學感情充沛、人物個性鮮明,當然,還有他們從個性紛呈中萃取的多樣的藝術表達。隨著時代的變遷,礦山和外部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人物構成也愈發多樣,充滿了民間表達,又和海外的藝術表達相融合,為反映煤礦生活的作品提供了更具現代氣息的可能。
中華讀書報:重新審視那段歲月,您創作的心態是怎樣的?
陳建功:我想以自己為線索,寫18歲到28歲那段煤礦生活,是1996年前后的事,有這心思時,我離開煤礦也有近二十年了。而等到作品真正完成,又過了近三十年。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我被調到了中國作協,由專業寫作者變成了文學組織工作者。所謂“歷盡劫波尚有淚,寫完‘簡報’已無詩”,這是某次我在主席臺上寫的一句牢騷,當即把紙條傳給了坐在旁邊的王蒙,王蒙用鉛筆把其中的幾個字勾出來,挪了挪次序,注曰:“這樣平仄好”,這字條還被我保存著,本擬找出來,拍照放到《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里做插頁的,面對家中一摞一摞的紙箱,無從下手,只好作罷。其實,忙于俗務也并不是我推延至今才寫出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那時候未能找準自己的敘事腔調。
“腔調”一詞,是《繁花》之后從“老爺叔”那兒躉來的。當然,也就是借用而已。這里的“腔調”指的是我對18歲到28歲那十年的認知,同時犯難的是,如何選擇獨特的表達。30年前我想寫這本書的時候,那認知就是《十八歲面對侏羅紀》,腔調就是“青春面對蒼涼”。之所以沒完成,就是覺得無論是“青春無悔”還是“青春有悔”,都無法從固有的認知中跳脫出來。直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維奇的話里找到情感的出口。
中華讀書報:《十八歲面對侏羅紀》這題目其實也不錯,甚至沒準兒更能吸引年輕人。您把題目改為《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是因為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這句話讓您找到了“進入靈魂的入口”。在題目的考量上,您更看重什么?
陳建功:還是敘事的腔調。《十八歲面對侏羅紀》是三十年前初擬的題目,到了2025年《北京文學》節選發表時題目改成了《我們臟的時候》,在《花城》發表、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都以《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為書名。您這個問題涉及到了“創作心理”的探究,我很喜歡。由《十八歲面對侏羅紀》到《我們臟的時候》,是一種“腔調”更換,經過30年淘洗,時代乃至個人,思考的角度、情感的積累,都大大地變了。年齒日增,再用如此青春的題目,用時尚的話來說,就是“裝嫩賣萌”啦。三十年后,忽然在陀翁那里找到了共鳴,就是所謂的“靈魂的出口”。那么為什么又要把《我們臟的時候》改成《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推敲一下,前者的確直抒胸臆,后者則委婉低徊,避開燥氣,或許能讓讀者獲得更多層次的情感分享吧。
中華讀書報:《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這部作品被稱為“非虛構小說”,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您如何設定自己的寫作邊界?
陳建功:我最初也對“非虛構小說”這一文體有所疑惑,因為過去講到小說,都和虛構連到一起,既是小說,何以是“非虛構”?因我的非虛構創作僅此一本,故我之感受,只能說是一孔之見罷了。在這本書中,我的心路歷程、所涉遭遇、人物乃至細節,都是非虛構的。但筆法是小說筆法,如敘述的腔調、性格的展示、環境的渲染、景物的描寫等等。至于其他“非虛構小說”作品秉持的原則,我就沒有言說的資格了。依我斗膽的想法,文學寫作在文體上其實是沒有邊界的,或者說,“非驢非馬”,反倒會鬧出點動靜來。古今中外,實例甚多。其實,把非虛構和小說敘事擱到一塊,我早在小說《放生》《前科》里就試了,只不過那時沒有想透,淺嘗輒止就是了。
中華讀書報:您多次談到汪曾祺、老舍等作家對您語言風格的影響。您如何看待“京味文學”的精神質地?“新京味”在當下該如何延續與突破?
陳建功:這兩位都是我敬佩的作家,我認為,如果我們所理解的“語言風格”僅僅是北京的方言特征,兒化韻啦,雙聲疊韻啦,那就太局限了。所謂“京味文學”的精神質地,呈現為敘事的精神優勢,幽默處理悲劇的自我化解,設身處地的寬容姿態等等,這里無法一一探討,更不敢說概括得全面。但我要說,北京在發展,“京味文學”的精神特質,的確面臨著突破的必要,其實也已取得了不起的成績,比如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就堪稱新時期京味文學的經典。傳承與突破,理論家們盡可見仁見智,而對作家而言,更是一個實踐的過程。
中華讀書報:您強調要向生活學習語言,尤其是民間話語中的“思維方式”。您如何評價自己的語言?
陳建功:就小說而言,語言,特別是人物對話,永遠服務于人物的塑造,因此不能簡單地一概否認粗話。譬如《紅樓夢》焦大的憤激之罵和薛蟠粗鄙下流的酒令等等,即便是粗話,也都各個出彩。因此不能簡單地抽出一段“女兒令”,就罵曹雪芹下流。我的小說里也寫過粗話,甚至如果是以第一人稱展開的小說,而主人公又在“氣不憤兒”的情感狀態,罵罵咧咧才傳神。當然借用一個觀點,那得是“藝術考量”后的粗話,咱不能把小說當成糞坑。向生活學習語言,這是常識,但文學實踐表明,作家也要向書本學習語言,比如汪曾祺對晚明小品的融匯(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王蒙、莫言對現代派的借鑒。
中華讀書報:您強調文學的“誠實”與“有趣”,為什么如此看重這兩項?在您看來,這兩者在創作中如何統一?
陳建功:其實這都是我對自己的期待,當然也是有感而發。“誠實”,已如前述,為人之起碼,為文之起碼。無論心懷“經國之大業”,寫的是“書表章奏”,還是自嘲“壯夫不為”,做的是“辭賦小道”,你都得誠實,不欺人,也不自欺。而文學之“有趣”,亦不可或缺。所謂有趣者,因人而異,蘿卜青菜,各有所愛,故我所說的有趣,就是個性的展示而已,當然到了書里,就是有自己的、可挑逗讀者的滋味和腔調罷了。這腔調養成于人生閱歷,也養成于生活中的采擷,所謂“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而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