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俠”尋光 ——電影《我不是藥神》原型陸勇的24年抗癌尋藥求索之路
58歲的陸勇在健身房的拉力器前,發力、挺胸,雙臂肱二頭肌線條清晰可見。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將眼前這位精力充沛、身材精干的人,與24年前那個臉色蒼白、一走路就喘的白血病患者聯系在一起。
從2002年確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至今,陸勇已經吞下3.5萬多片藥。這些藥片挽救了他的生命,也給他帶來長達二十多年的身體損傷。目前,在醫生的指導下,他已經開始減半服藥,如果后續指標穩定,預計將于明年1月徹底停藥。
面對人生的重要轉變,陸勇直言:“24年前,確實沒想過會有今天。”
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曾是“絕癥”。靶向藥格列衛的問世,打破了魔咒,但一盒2.35萬元,讓絕大多數患者望“藥”興嘆。陸勇吃了2年格列衛,家底被掏空。為了自救,他發現了印度平價仿制藥,并無償幫病友購買,不幸被訴“銷售假藥罪”,在看守所待了135天,上千名病友聯名為他求情,起訴最終被撤回。
這起案件落幕后,他和病友的故事被拍成電影《我不是藥神》,如同一枚石子投入湖中,蕩開一圈圈漣漪。隨著醫療水平不斷提升、醫保體系逐步完善,如今,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可以像慢性病一樣治療,且多數治療藥物已納入醫保。
“現在很少再有人找我買藥了。”陸勇正在告別“藥神”光環,告別“藥罐子”,重啟新的生活。
24年來,每天中午吃藥是陸勇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也想做正常人”
陸勇瘦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他的體重減輕了18斤。
前不久,在無錫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解釋說,“以前總覺得自己是個病人,吃得多一點、好一點,其實營養過剩了。”
從去年起,陸勇開始健康管理。一日三餐吃什么、怎么吃,有嚴格的計劃表,“熱量不能超。”每天不管多忙,他都會抽一個小時運動,游泳、快走或者去健身房做幾組抗阻訓練。
在健身房,58歲的陸勇是年齡最大的一位,但他自信“身體狀態還不錯”。和記者閑聊時,他情不自禁地彎起左臂,右手捏著左臂的肱二頭肌,“你看,肌肉已經練出來了。”
練身體是為停藥做準備。
2002年8月,陸勇持續發燒十多天,一開始只當是尋常感冒,吃了藥卻遲遲不見好。到當地醫院檢查,醫生發現他的血液指標異常,白細胞高達21萬,懷疑他得了白血病。
一向身體健康的陸勇不愿相信,輾轉去上海瑞金醫院、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做了全面檢查。最終,他的確診書上寫著:慢性粒細胞白血病(以下簡稱“慢粒白血病”)。
慢粒白血病是一種源于骨髓造血干細胞的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病幾乎是不治之癥,絕大多數患者的生存期只有3年至5年。
陸勇至今記得,“拿到確診書的那一刻,我整個人愣了足足有一分鐘。”他回過神來問醫生的第一句話是:“我還能活多久?”
醫生建議他做骨髓移植。這是國內治療慢粒白血病的主流方案。然而,無論是父母還是妹妹,配型都與陸勇不吻合。在找到合適的配型前,他只能先吃藥穩定病情。
當時國內常見的藥,有口服化療片和羥基脲干擾素,效果微弱且副作用大。陸勇“運氣好”,趕上人類首個抗癌小分子靶向藥——甲磺酸伊馬替尼(以下簡稱“伊馬替尼”)在中國上市。
“那時候,這個藥剛上市沒多長時間,連醫生也不太確定這種藥是否有效。”陸勇堅持吃了一年半,致病融合基因成功轉陰。此后22年里,他規律服藥,“融合基因一直是陰性”。
陸勇自己也沒想到,伊馬替尼真的讓他重獲新生。2007年,他和同學在杭州聚會,順道去靈隱寺燒香,心愿是再活10年。“誰能想到,我的心愿達成后,一晃又過去9年了。”
病情得到控制后,他的工作、生活“基本不受影響”。唯一讓他覺得麻煩的是,走到哪里都必須帶上“藥罐子”,“午飯一定要吃飽、吃好,才能服藥。”
24年來,他吃下去3.5萬多片藥。這些藥救了他的命,也帶來各種各樣的副作用:水腫、缺鈣、臉色蒼白、肌肉容易疲勞。他深受其擾。
最近幾年,他身邊的幾位病友,已經過上了沒有伊馬替尼的日子。“有一位江蘇南通的病友,停藥三年多沒有復發,整個人看起來狀態很好,臉色也沒有那么蒼白。”陸勇非常羨慕。
他被病友拉進幾個停藥的微信群,“最大的一個群有400多人。”大家在群里交流停藥的經驗和心得,“前10個月,可能會有戒斷反應,身體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疼,熬過去就守得云開見月明。”
當然,也有停藥失敗的病友。陸勇告訴記者,“陜西的一位病友,停藥后身體反應特別大,渾身肌肉疼,甚至不能下床走路,堅持了一段時間后,融合基因又轉陽了,只能恢復吃藥。”
考慮了很久,陸勇決定也試一試停藥,原因很簡單:“我想做正常人。”
停藥,在醫學上叫“無治療緩解”,是指慢粒白血病患者不吃藥、病情依然保持緩解的狀態。這不等同于徹底痊愈,不能想停就停,必須經過專業醫生的綜合評估。
10月7日一大早,記者隨陸勇到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做停藥前檢查。他掛的是血液科主任醫師陳蘇寧的專家號。“陳主任是東南大學的校友,國內治療白血病的權威專家,平時號特別難掛。”
面診時,陳蘇寧評估了陸勇身體的各項指標,認為他“可以嘗試停藥”。有兩種方案:一是直接停藥,二是逐步停藥,即先減半服藥三個月,再做融合基因檢查,結果理想的話完全停藥。
陸勇比較“小心”,選擇逐步停藥。10月15日至今,他已減半服藥12天,沒有預想中的戒斷劇痛,“反而身體更輕松了,副作用小了很多,早晨起來臉也不腫了。”后期如果融合基因保持陰性,他預計明年1月徹底停藥。
萬一復發,陸勇也做好了心理準備。“復發也沒關系,那就繼續吃藥,病情一定能控制住。”但對他而言,“哪怕停個半年、一年,至少這段時間,我不會把自己當病人。”
“一年吃掉一套房”
對于吃藥,陸勇的心態和24年前截然不同。那時候,他的想法是,“只要有藥吃,我就能活下去。”
陸勇最早吃的伊馬替尼,是瑞士諾華公司的原研藥,商品名叫“格列衛”,價格極高,一盒2.35萬元,全部自費。他算了算,每天吃4粒,一天800元,一年28萬元,“能在無錫最好的地段買一套房子”。
格列衛為什么這么貴?
醫藥界有一個著名的“雙十定律”,即每研發一種新藥都需要投入至少10年時間、10億美元。藥企研發格列衛下了血本,而新藥的專利保護期只有20年,到期后便向全人類開放仿制。所以,藥企要在專利保護期內收回研發成本并賺取合理利潤,這就使新藥上市初期價格高昂。
此外,“中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專門的部門負責和藥企進行定價談判。國外生產商報了高價,到中國再加上關稅、增值稅,還有層層經銷商的加價等,最終落到患者頭上就變成了‘天價’。”陸勇解釋道。
“那時候,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才一千多元錢。”陸勇生病后建了一個病友QQ群,里面有100多人,很多群友都因為吃不起藥,只能等死。幾乎每個星期都有頭像變灰,再也沒有亮起。
所幸,陸勇的家境比較殷實。他的父親在當地經營一家五金加工廠,是改革開放早期先富起來的那批鄉鎮企業家,家里不缺吃穿。1986年,陸勇考上了東南大學材料工程專業,是那個年代屈指可數的大學生。
大學期間,陸勇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也接觸了不少對外貿易的門道。畢業后,他在國營的外貿公司工作了10年。2000年,32歲的他注冊了自己的針織品外貿公司,主營禮儀白手套,繞開中間商直接找海外客戶,“生意還不錯”。
可即便如此,連續吃了兩年格列衛,陸勇花了56萬多元,再把各項檢查、治療費算進去,逼近70萬元,“家里的錢幾乎被花光了。”
照這么吃下去,還能吃多久?
他開始陷入恐懼和焦慮,“覺得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贅,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有時候半夜醒來,他渾身冷汗,“不知道明年這個時候,自己還在不在這里。”
更大的打擊,是父親的猝然離世。
父親那家五金工廠,一直是家里的底氣。陸勇生病后,這個中產家庭日子開始吃緊,父親為了拉業務、拉訂單,沒日沒夜地到處奔走,只想多掙一點錢,抵住疾病對這個家的消耗。
2005年,一次外出談業務的路上,父親不幸遭遇車禍,在醫院搶救了7天,“一句話沒說就走了。”陸勇至今愧疚不已:“如果我不生這個病,他本可以享受退休時光……”
為父親下完葬,回家的路上,陸勇接到一個盼望已久的電話:中華骨髓庫有和他配型成功的骨髓,“白細胞表面抗原HLA六個位點完全契合,從醫學上說,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骨髓供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可這個好消息,卻偏偏來得很不湊巧。
父親突然遇難,讓陸勇的心情跌至谷底。如果這時候再做骨髓移植,“家里的兩個小工廠就沒有人管,沒有經濟來源了,后續治療的醫藥費更是無從談起。”
另外,陸勇有一位山西的病友,和他患病情況類似,等了幾年,好不容易找到匹配的骨髓,2004年做了移植,第二年就復發了。這讓他意識到,“骨髓移植不是一勞永逸的治療辦法,有很大風險。”
糾結了幾天,陸勇最終決定:放棄骨髓移植。
“醫生覺得非常可惜,告訴我,這個骨髓捐獻者是北京的一個女大學生,馬上就要去美國讀書了,錯過這一次,也許就再也沒機會了。”陸勇經過反復權衡,沒有動搖。
時隔20多年,再談起這件事,陸勇不禁感慨,“也許我當時的選擇是最適合我的。”如果做骨髓移植,后果會怎樣,他并不知道,“就像走獨木橋,過去了就是重生,過不去就徹底垮了。”
放棄骨髓移植,想要繼續活下去,陸勇只剩一條路:繼續吃藥。
其實,從確診那天起,陸勇一直在琢磨:國外是怎么治慢粒白血病的?世界上還有沒有比格列衛便宜的藥?
2004年6月,陸勇在一個國外的白血病論壇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韓國的慢粒患者從印度買到了格列衛的仿制藥,價格只有正版的八分之一,折合人民幣三四千元。
這篇文章讓陸勇“欣喜若狂”。他立刻委托韓國的朋友幫忙打聽,并搜集相關資料,其中有一份韓國方面做的檢測報告顯示,“印度仿制藥和正版藥的主要成分,相似度達99.9%。”
半信半疑間,陸勇在網上搜到日本一家藥店正在銷售這款仿制藥,于是通過手套廠的一位日本客戶買了一盒。藥寄到的那天,他端詳著手里的白色塑料瓶,猶豫了很久。
瓶身英文說明標注的成分,確實與正版格列衛一致。但仿制藥的藥盒包裝簡單,藥片顏色也與正版的略有差異,怎么看都不太正規。他決定先試一試。
頭幾天,他一天只服一粒印度藥,其余三粒仍是正版格列衛,隨后每隔幾天就去醫院抽一次血,每隔幾個月做一次骨髓穿刺。兩粒、三粒,慢慢替換,直到四粒全部換成印度藥。一個月后復查,各項指標正常。
“我知道,我能活下來了。”陸勇后來形容那一刻,“就像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突然看到了一束光。”
“抗癌藥代購第一人”
陸勇把發現印度仿制藥的消息,發到了自己創建的病友QQ群里。
消息在群里炸開了鍋。不少病友質疑:印度仿制藥價格只有正版格列衛的八分之一,效果能達到正版的99.9%?世上哪有這么好的事?
“很多人都對仿制藥有誤解。”陸勇向記者解釋,“仿制藥其實是在原研正版藥專利到期后,合法仿制出來的。它的成分、效果與正版藥幾乎一樣。由于它沒有研發成本,所以價格比較低廉。”
那時候,格列衛專利保護還沒有到期,印度為什么會有仿制藥?
“因為印度對藥品專利保護條例不買賬。”陸勇說,印度政府執行的是“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即當專利危害到民眾健康和國家安全時,國家有權不經過專利所有者同意,將它強制許可給本國生產廠家進行仿制。
也就是說,印度仿制藥是得到國家支持和認可的。因此,印度可以大規模仿制其他專利藥,甚至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如今,印度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仿制藥供應國,號稱“世界藥房”。
中國為什么不能仿制?
“2001年,中國為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全面收緊了藥物專利保護法規,不能仿制生產在專利保護期內的相關藥物。直到2013年,格列衛的專利保護到期,中國才生產仿制藥。”
一開始,陸勇也不清楚這背后錯綜復雜的原因。作為病人,他深知吃不起藥的絕望,“身邊很多病友因為買不起藥,只能回家等死。我想讓更多病友吃上藥,活下來。”
但陸勇不插手群友買藥。他費了很大力氣把申請郵件和匯款單的模板放進群里,讓大家對照著中英文翻譯,自己聯系印度藥廠自己買。病友們照著他教的辦法,陸續從印度買到了仿制藥。
安徽省馬鞍山市中心醫院的外科醫生王梅是陸勇的病友之一。她患病后吃了3年格列衛,“實在吃不起了”,通過陸勇介紹買到印度藥后,讓醫院藥劑科的同事幫忙用正版格列衛和印度仿制藥做了分型對比,結果發現“化學分子結構式基本雷同,藥效是幾乎一樣的。”
陸續有病友傳來服用反饋:藥效與正版格列衛相差無幾,價格卻便宜得多。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的病友找上門來,陸勇建的病友QQ群不斷擴大,最多的時候有7個QQ群,4000多群友。
然而,從印度公司購藥,要填寫購匯申請單、國際電匯單,打款后還得把憑證發給對方,等錢到賬,印度公司才發貨。這些表格全是英文,一些白血病患者是農民、普通工人,不懂英文,不會操作。
很多人開始寫信、打電話,央求陸勇幫忙代購救命藥。“一開始我父母是比較反對的,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但陸勇本著同病相憐的心,最終答應了,分文不賺,純粹是熱心幫忙。
當時一盒印度仿制藥4000元錢,對一些病友來說,仍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為了拿到更低的價格,2006年,陸勇找到印度的源頭藥廠,通過郵件經過幾輪議價,把價格壓到了一盒2000元以下。
看到群里還是有病友連1000元也拿不出來,陸勇心里很不是滋味。2013年夏,他決定親自去印度,把仿制藥的價格再壓一壓。“那會兒,從中國到印度還沒有直飛航班,我從泰國曼谷中轉,坐了22個小時飛機才到達印度。”
憑借多年的外貿經驗,陸勇和印度藥商多輪協商,最終把伊馬替尼的“團購價”壓到了每盒200元。這意味著,每個慢粒白血病患者只需花2400元,就能吃上一年的續命藥。
也是在這一年,為了方便病友給印度公司付款,陸勇先使用了患者羅某提供的其本人與妻子楊某的賬號,后來羅某擔心會出事,不愿再提供賬戶。
為了繼續幫助病友購藥、付款,2013年8月,陸勇花1500元從網上買來三張用他人身份信息開設的銀行借記卡,其中兩張無法使用。他把唯一能用的一張郵寄到了印度,作為收款賬戶。
為什么不用自己的銀行卡?陸勇當時的想法很簡單:“為了避嫌,避免被誤會從中牟利。”然而,正是這個無心之舉,觸碰了法律的紅線,為他引來了牢獄之災。
司法應有的價值觀
2013年11月,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在查辦一起特大網絡販賣銀行卡案件時,順藤摸瓜查到了陸勇的購卡記錄。
警方發現,陸勇購買的一張銀行卡流水很大,短短3個月內進出資金高達180萬元。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覺。
“那天,我剛開完會,在辦公室處理一些事情,沅江市公安局5名便衣警察推門進來,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將我刑事拘留。”由于事發突然,陸勇毫無心理準備,家人聽說后,也被嚇得驚慌失措。
被連夜押解至沅江后,面對警方的訊問,陸勇問心無愧地交代了一切。他反復強調,自己只是個白血病患者,買卡完全是為了幫病友代購救命藥,“我從來沒有從中賺過病友一分錢。”
兩天后,陸勇被轉押至沅江市看守所。高墻之內,陸勇一肚子委屈:“幫助別人是積德行善的事情,我只是做了對得起良心的事情,何罪之有?”
2014年3月,因陸勇患有白血病被取保候審。7月,沅江市人民檢察院對陸勇提起公訴,指控他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兩項罪名。
陸勇代購的這批印度仿制藥,在原產地印度是合法生產,療效也得到患者認可,但因為沒有取得我國進口藥品注冊證,按照當時舊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以下簡稱《藥品管理法》),被歸類為按假藥論處的藥品。
得知“救命恩人”面臨牢獄之災,靠著這些“假藥”活下來的病友們徹底坐不住了。
一位病友在QQ群里發起倡議,號召大家聯名上書湖南警方、檢察院、人民法院,替陸勇求情。沒過多久,上千名白血病患者在聯名信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下紅手印。
聯名信里寫道:“為了我們白血病患者能多活幾天,不要懲罰我們這種自救的行為并請對陸勇免予刑事處罰,他是我們許多白血病患者的救命恩人,正是由于他的英勇行為,我們才能活下來。”
王梅是當年聯名的病友之一。在她眼里,陸勇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她說,“我2010年患病時,身邊很多病友都吃不起正版格列衛,也不知道有印度仿制藥。陸勇發現了這個藥,指導大家買藥,且沒有借此牟利,我必須站出來說話。”
“陸勇案”迅速發酵為全社會關注的公共事件。各大媒體紛至沓來,掀起了一場關于“法理與情理”“生命權與專利權”的大討論。
輿論場上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一種觀點認為,陸勇動機純粹,行為極具社會公益性,情有可原,應從輕或免予處罰;另一種觀點則堅持“法不容情”,認為無論動機如何,觸犯了法律就必須承擔相應后果。
與此同時,《藥品管理法》中關于“假藥”的定義也引起爭論。
經濟學者胡釋之在接受采訪時直言:“藥品真假與否,銷售是否有罪,不是看藥品本身,而是看有沒有經過政府部門批準,這樣一來,你就弄不明白法律到底是在保護受害者,還是要不顧受害者以保護藥品主管部門的審批權?”
公訴期間,辦案檢察官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時任沅江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白峰回憶,“當時,我們檢察官心里也很矛盾,在情與法上面臨偏重哪一邊的問題。”
轉機出現在2015年1月16日。
這一天,湖南省人民檢察院主要負責人注意到這起案件的“異常”,當即要求調取案卷進行審查,并聽取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沅江市人民檢察院的匯報。此后,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盧樂云兩次組織專家學者及湖南省多名優秀公訴人,對陸勇案展開分析論證。
檢方深入審查發現,偵查階段存在關鍵證據缺失的問題:警方未對核心證人充分取證,忽略了陸勇建立QQ群及幫購藥物的真實公益性質;在取證時選擇性地采用材料,而檢察機關此前也沿襲了這一思路,忽視了陸勇行為的實質。
于是,檢察官挨家挨戶去找那些白血病的病友,把陸勇的情況一點點全部查實。
據白峰回憶:“那些白血病的病友都愿意給陸勇做證,說陸勇的行為是善舉,請求我們從輕處理。他們證實了陸勇代購的藥是有療效的,也證實陸勇的動機不是為了牟利。”
在一次討論上,一位負責人首次提出“銷售”的概念問題,認為陸勇幫病友買藥的行為不存在營利性質,不構成銷售。這個概念的厘清,拓寬了辦案思路,成為本案定性、罪與非罪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很快,沅江市人民檢察院組織“陸勇案”公開審查,邀請公安辦案人員、陸勇及其辯護人,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藥品食品監督機關代表等參加,就案件事實認定廣泛聽取各方意見。
省、市、縣三級檢察院經過反復討論,從案件的背景、動機和目的來分析,認為陸勇代購印度藥品,不是為了牟利,而是為了幫助病友,他的行為不能視為銷售,不構成銷售假藥罪。
2015年2月,沅江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陸勇做出了不起訴決定。湖南省人民檢察院為此出具了一份堪稱法治范本的《不起訴釋法說理書》。
這份說理書指出:“陸勇的行為確實觸及了國家對藥品和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這點危害,與白血病群體的生命權、健康權相比,難以相提并論;若不顧后者,把一個在主觀和客觀上都有惠于患者的舉動認定為犯罪,有悖司法為民的價值觀。”
收到不起訴決定書的那天,陸勇百感交集。對于司法機關,他心中只有無盡的感恩。說理書中那句“如果認定陸勇的行為構成犯罪,將背離刑事司法應有的價值觀”,被他深深地刻在了腦海里。
《我不是藥神》
案件告一段落后,陸勇的生活逐漸回歸平靜。
2015年4月,他收到了一封來自青年編劇韓家女的郵件。韓家女表達了希望將他的真實經歷改編為電影劇本的想法,希望讓全社會對白血病患者的醫療條件與處境更加了解和重視。
“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個電影最后能不能拍成,但只要對白血病患者群體有益的事情,我都樂意配合。”陸勇絲毫沒有猶豫,同意將自己的故事,授權給韓家女寫成劇本。
韓家女用了2個月時間,完成了劇本初創。導演寧浩買下她的劇本后,又交給導演文牧野、制片人王易冰等打磨,經過好幾輪修改,最終完成了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劇本。
然而,陸勇對劇本的戲劇化改編起初并不知情。
2017年初,他在網上看到這部電影的預告片后,直接傻了眼:片中的主角“程勇”不僅不是病人,還是個賣神油、打老婆、唯利是圖的市井小販,滿身劣跡。直到后來目睹了患者的慘狀,才喚醒了內心的良知……
在陸勇看來,電影里的程勇,除了“勇”字和他一樣,其他都不一樣。“我本身就是慢粒白血病患者,沒有從事販賣牟利行為,我的初衷是自救,同時希望幫助更多病友活下去。”
此外,電影中患者全員佩戴口罩的細節也與現實有出入:“慢粒患者經過規范治療后,免疫力與常人無異,平時根本不需要隨時戴口罩。”更重要的是,電影里的主角被判刑入獄5年,而現實中,檢察院對自己做出了不起訴決定。
注重個人聲譽的陸勇擔心,這種高度戲劇化的塑造會導致觀眾誤解,進而損害其名譽。他輾轉聯系上劇組,提出了幾點修改建議。雖然出于商業電影敘事規律的考量,這些建議未被完全采納,但陸勇最終選擇了理解與包容:“電影畢竟是藝術創作,不可能與現實一模一樣。”
2018年7月,《我不是藥神》正式公映。影片上映首日票房即破3億元,口碑橫掃全國。一句“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刺痛了無數觀眾。
影片不僅斬獲了近31億元的票房,更掀起了一場全社會關于現實主義電影與平民英雄的大討論。
陸勇成了名人。電影上映那幾天,找他采訪的媒體排成了隊,“一天要接十幾家”。他不厭其煩地重復著相同的故事,配合擺拍,有時采訪拖到深夜。他向記者坦言,“沒有人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生病,但只有站出來,才能讓社會聽到這個群體的吶喊。”
這部電影,陸勇去電影院看了不下4遍,“每一次看都深感震撼。”片中最觸動他的一幕,是劇中的慢粒患者“黃毛”,為了不拖累家人而遠走他鄉,最終為掩護同伴不幸車禍身亡的鏡頭。這讓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當年也是為了給我多賺點醫藥費,出車禍去世了。”
《我不是藥神》火了后,有人稱陸勇“藥神”。他聽了直擺手,“我要是神,就不會得病。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患者,一個幫助了大家的病人。”
相比之下,他更喜歡“藥俠”這個稱號。“這世界上沒有神,但是應該有俠義的精神。”他把微信和微博名字都改成了“藥俠陸勇”,一直用到現在。
救命藥納入醫保
電影《我不是藥神》如同一劑催化劑,將“因病致貧”的社會痛點推到了時代舞臺中央。
事實上,早在電影上映之前,國家解決重病患者“用藥貴、用藥難”的改革大幕就已經拉開。
從2015年開始,各省相繼將格列衛納入大病醫保目錄。2017年,格列衛被納入新版醫保目錄(乙類),其報銷比例約為80%。經醫保報銷后,患者自費部分從每盒2.35萬元降至2200元左右。
降價不只發生在醫保報銷環節。
2018年,國家決定自5月1日起對包括格列衛在內的部分進口抗癌藥實施進口關稅零稅率;同日起,進口抗癌藥進口環節增值稅減按3%征收。一系列政策加持下,進口抗癌藥大幅降價。
與此同時,醫保談判和藥品集中帶量采購逐步推進。
2018年,國家組織藥品集中帶量采購在全國11個城市試點破局。國家打包全國患者的巨大用藥需求,直接與原研藥及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制藥企業展開“國家級”談判。醫保、衛生健康、藥品監管等部門協同推進,確保藥品降價落到實處。
截至2026年,國家已累計開展12批藥品集采,覆蓋555種藥品,涵蓋高血壓、糖尿病、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等大病與慢性病用藥領域,患者告別“用藥貴、用藥難”。
藥品監管制度也在不斷完善。
2019年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中,對何為假藥劣藥重新做出界定,進口國內未經批準的境外合法新藥不再按假藥論處;“未經批準進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藥品,情節較輕的,可以依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
這些變化,陸勇有著切身感受。隨著慢粒白血病相關藥物陸續納入醫保、藥品價格下降,向他求助購藥的病友越來越少。他說,大家不再需要像過去那樣四處尋找低價藥源,“是一件好事。”
有人將大病醫療負擔的大幅降低歸功于陸勇,但他說:“我只是個案,我也是一個普通患者。真正推動醫療進步的是人大代表、醫生、無數患者共同的訴求。醫改以后,因病致貧或吃不起藥的現象很少見了,我們要感謝制度的改變。”
作為這一歷程的見證者,陳蘇寧同樣感觸良多。
“人類認識慢粒白血病其實已經有200多年歷史了。”但在2003年,他剛到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當臨床醫生時,這種病幾乎只能靠骨髓移植,治療手段匱乏,且天價進口藥讓絕大多數家庭絕望。
“而現在徹底不同了。”陳蘇寧介紹,如今通過常規體檢,慢粒患者在早期就能被明確診斷。治療藥物也從一代的伊馬替尼,發展到了二代的達沙替尼、尼羅替尼,乃至三代的博納替尼和國產創新藥奧雷巴替尼,療效實現了質的飛躍。
更令人欣慰的是,患者的經濟負擔巨降。“現在,患者每月只需花不到200元就能用上國產伊馬替尼。即便是二代高端藥,醫保報銷后每月自費也僅需500元左右。”
“現在科技發展非常快,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新藥研發正邁入快車道。”陳蘇寧相信,“未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絕癥’像慢粒白血病一樣,變成可控可治的慢性病。”
“還想做更多事情”
減半服藥這幾天,陸勇正在新西蘭出差。記者問起身體的變化,他說,“主要是水腫減輕了。新西蘭的陽光很厲害,曬得有些臉紅。”
這次去新西蘭,陸勇帶團隊赴當地保健品工廠溯源走訪拍攝,做幾場直播。從去年開始,他注冊了一個文化公司,用“藥俠陸勇”的IP在社交平臺和電商直播間里帶貨,賣保健品。
“就是想賺點錢。”陸勇說得很坦蕩,生病頭幾年,精力都在治病上。“那時候,中國剛加入WTO不久,正是做外貿的黃金時期,我錯過了很多機會。如果不生這場病,我的外貿生意或許會發展得更好。”
這些年,他經營的手套廠,“狀況總體還算穩定,目前每年有1000多萬元的產值”。采訪時,記者參觀了這家工廠,規模不大,十幾位工人不緊不慢地忙著手里的工作。陸勇對手套廠充滿了感情,“雖然是小企業,但是我的醫藥費都是一雙手套一雙手套掙出來的。”
隨著身體狀態逐漸好轉,陸勇有了更多精力,嘗試新的賽道。
然而,當“藥神”出現在帶貨鏡頭前,評論區的氣氛復雜了起來。大多數粉絲在打氣支持,但也有一些質疑劃過屏幕:“人設崩塌了”“藥俠變味了”“到底還是為了撈錢”。面對這些聲音,陸勇沒有回避,“人終歸要回歸現實生活,需要面對生計問題。”
從傳統外貿跨界到互聯網電商直播,陸勇坦言,“隔行如隔山。”去年一年,他踩過各種各樣的坑。有人告訴他“早上6點是流量爆發期”,他便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6點準時坐進直播間,播到深夜12點。
“從早播到晚,真的累壞了。”陸勇回憶,那段時間下了直播間,回到家已是凌晨2點多,躺下迷糊兩三個小時,天一亮還要回自己的手套廠處理事務。
在一次次摸索中,他逐漸摸清了流量的脾性。“現在我們懂規則了,知道怎么去做內容、怎么宣傳、什么東西好賣。”如今,在他的主打賽道上,陸勇的直播間甚至能沖上保健品分類的小時榜第一名。
但在風浪里滾過大半生的陸勇,有自己的底線。在他的直播團隊里,幾乎清一色都是“90后”和“00后”,年輕人負責鏡頭背后的腳本、選品和運營,陸勇手里攥著絕對的把控權。
“所有商品都必須經過嚴密把關。”陸勇說,“我有一票否決權。只要我覺得這個東西質量不好,或者有貓膩,不管多掙錢,我說不賣就不賣。”
當下的直播江湖,早已過了野蠻生長的黃金期。“以前大家只要跟風做個動作都有流量,現在不行了。”陸勇切身體會到背后的變化,“沒有優質的內容、好的選題,根本吸引不到人。”
“不是每場直播都能盈利,虧本也是常有的事。”陸勇解釋道,直播間背后,是一個20多人的專業團隊,選品、上架、客服回復……每走一步都需要人力與運營成本。“如果東西賣不出去,或者銷量達不到預期,那一場下來肯定是虧本的。”
從“藥神”到直播帶貨,盡管外界質疑他“跌落神壇”,但他心里始終明白,“我還想做更多事情。”做直播賺到的資金、積累的資源,正在為他多年前的愿望蓄力。
2018年,《我不是藥神》制片方和演職人員曾計劃捐贈200萬元,用于支持針對重癥、罕見病患者的公益項目。“我一直在推進公益基金會注冊工作,國內基金會注冊審核流程嚴苛,目前仍在努力中。”陸勇透露,未來基金會一旦建成,“將聯動藥企與醫學專家,為重癥、罕見病患者提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