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鄉巨變”書寫的風格問題 ——以張繼長篇小說《喜上眉梢》為例
內容提要:隨著鄉村全面振興的推進,“新山鄉巨變”書寫成為百年鄉土文學延長線上不可忽視的創作潮流。在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入選作品中,張繼的《喜上眉梢》是一部高度風格化的作品。作者以民間思維和民間文化代言人的立場,接續趙樹理鄉土敘事傳統,以鮮明的喜劇風格,書寫當下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時代新質。作品通過小品化場景營造,巧用誤會、巧合和夸張的喜劇手法,形成了滑稽、俏皮、幽默的語言風格,體現出對民族形式的追求,為主題性寫作的風格問題提供了啟示。
關鍵詞:張繼 《喜上眉梢》 喜劇 “新山鄉巨變”
一、“新山鄉巨變”書寫的歷史邏輯與美學期待
今天的鄉村日益成為文學創作難以把握的對象。一方面,隨著脫貧攻堅、鄉村全面振興的社會—歷史實踐,鄉村的物質條件、生產方式和人居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另一方面,隨著“兩個結合”的提出,文化振興作為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內涵,鄉村文化保護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疊加全球數字化浪潮下的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媒介變革所帶來的巨變,鄉村人的現實感知正在重構。數字平權抹平了數字鴻溝,短視頻、直播等催生了農村新大眾文藝群體。當然還有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都讓鄉村與城市的界限日益消失。曾經作為啟蒙現代性批判對象的鄉村、作為審美現代性謳歌對象的鄉村、作為革命現代性改造對象的鄉村,如今都失去了其現實依托。在漫長的百年鄉村書寫傳統中,當代作家如何處理既往的文學傳統、文學經驗,以適配現實正在發生的鄉村根本性變革,是鄉村書寫急需解決的問題。
21世紀以來,有關“新鄉土文學”“新鄉土寫作”“新鄉土敘事”的討論層出不窮。這一系列有關“新”的命名,不論是從作家主體意識、敘事范式、美學風貌等方面界定,還是從更深層次的“超穩定文化結構”的發現和“鄉村敘事整體性的破碎”1來論述,究其根本,都在于現實之變、時代之變催生了文學之變。正如李震所指出的,“作為鄉土中國現代化進程及其文化投影的鄉村敘事,其更深層次的文化邏輯來自生產方式及其發展變化”2。首先,農民與農業生產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小農經濟、集體經濟向大規模現代化農業生產轉型,引發了農民與勞動、土地、糧食關系的巨大變動。隨著謀生途徑的多元,1980年代“陳奐生”式的人物早已退出歷史舞臺,城市已經不再是鄉村遙遠的背景,“上城”的農民工已經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歷史,積累了充足的城市生活經驗。今天的“農民工”也早已不再是當年的那一批,而是新生代農民工,伴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被視作新城市人,而具有了居留城市的合法性。因此,固守土地未必是首選。除了大量出走故鄉的農民之外,即使是留在農村的農民,隨著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也有了更多的就業選擇。農業向科技農業、綠色農業、生態農業、“互聯網+農業”轉型,特色產業、農產品深加工、農文旅融合等新興業態吸納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
其次,農民的精神生活與精神面貌今時不同往日。村超、村BA、村晚等農村文化活動,以空前的參與度黏合日漸疏離的鄉村人際關系,激活鄉村文化內生動力。隨著短視頻、直播的興起,大量“三農”題材創作者成為新大眾文藝群體。從早年的李子柒到這幾年風靡網絡的“沂蒙二姐”,農村在數字化浪潮中日益景觀化,展示鄉村風景、故事、非遺的各類短視頻,讓農民從文藝作品的表現對象嬗變為文藝作品的創作主體。字節跳動發布的《2025字節跳動助農數據報告》顯示,2025年抖音新增鄉村相關視頻13.6億條,1.3億網友用抖音記錄鄉村生活;新增2143萬條農技視頻,播放量達842億次3。此外,短視頻直播平臺的電商助農與文旅推介作用也十分突出。這在喬葉的《寶水》等作品中已經有所體現。應該說,當下鄉村發生的巨變與數字時代的到來密不可分,農民的文化主體性和文化生產力在這一過程中被充分激發。隨著5G和移動終端的普及,搭載人工智能技術的手機剪輯軟件,大大降低了短視頻的制作門檻,網絡平臺也抓住這一新的內容增長點,相繼策劃、推出創作者扶持計劃。不論是小紅書的“身邊寫作大賽”,還是抖音的“新農人計劃”,都是大眾文化與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相互借力。有論者將“三農”短視頻作為“新時代新鄉土敘事”的兩種典型形態之一,認為“受時代政治話語推動、借助網絡平臺興起的‘三農’短視頻,與主流話語提倡的直播經濟相耦合,一躍成為了當下社會的重要文化現象之一”4。
以上從物質生產與精神創造兩方面的分析,難免是粗疏的,這里意在說明的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鄉村“鄉土性”的指認和分析正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發生變異。李震有一個“三次文化裂變”的說法,認為當前我們正處于引發鄉村變革和敘事轉場的“第三次裂變”5。全球化浪潮、信息技術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以及超大規模人口的中國式現代化,注定要從勞動形式、自我認同、感知方式、人際關系、倫理道德、價值取向等方面全方位改變鄉村及其文學表征。也因此,現實的改變與鄉土敘事的新變是同構的。作家唯有更新歷史意識與知識儲備,才能洞察當下新一輪鄉土敘事之“新”的歷史和文化邏輯。在這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改變了我們對西方現代化作為現代化唯一模式的固有理解。將山鄉巨變及其文學表征納入這一視域下進行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超越啟蒙/革命/現代性視角的認知局限。王堯指出,“‘新鄉土中國’即現代化進程中的鄉土中國,其最終目標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完成鄉土中國的轉型;只有在鄉土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植根于鄉土中國的鄉土文學才會以它的新發現和新書寫產生‘新鄉土文學’,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6。也就是說,現代性理論作為認知工具,長期統攝文學研究與創作,對其單一性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與現實的諸多齟齬。現代化作為自晚清以來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動能,其歷史復雜性的多維側面,也有可能被西方單一發展觀所遮蔽。而當我們把鄉土中國的變遷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視域下,則會發現它勾連著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實踐,而不僅僅是關乎“三農”本身。也唯其如此,才能打開創作和研究的多維空間,將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虛擬與現實置于整體性語境中加以探查,解釋“第三次文化裂變”下鄉村及其文學書寫的新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試圖探索如何表現“變遷中的鄉土”這一當下鄉村書寫的根本問題。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式現代化帶來鄉村的根本性變化,給予作家書寫新山鄉巨變的現實依托與合法性,當然,更是一種吁求和呼喚。關鍵問題在于,即使有了認知高度的變化,也需要創作理念和手法的革新。也就是說,現實變化了,我們的鄉村書寫未必就一定能“新”起來。這里需要辨析的問題是,到底是現實“新”了,還是文學“新”了?抑或兩者都“新”了?這是不同層次的判斷。如果我們依然用老套路、老手法,寫新題材、新故事,算不算新?客觀地說,也算,但這是一種低層次的“新”。縱觀文學史,趙樹理、周立波、柳青、路遙、高曉聲等人都寫出了當時的鄉土現實之“新”,但同時他們也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個嶄新的文學世界,趙樹理的喜劇化手法、周立波的白描技術、柳青的敘述模式、路遙的情節營造、高曉聲的典型人物等,成功樹立起范式意義上的文學高標。這啟示我們,不能僅僅用“反映論”的模式滿足于復述現實之新,以現實之新彌補創造力的衰弱,或以主題優勢換取文學聲名,這類做法都難以成就經典,同時也將在媒介變革中喪失文學作品的競爭力。
“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入選作品,目前已蔚為大觀,包括楊志軍《雪山大地》、關仁山《白洋淀上》、王松《熱雪》、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等數十部,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對當下鄉土變遷的表現維度。比如,《雪山大地》回溯1950年代以來青海藏區民族融合的歷史;《花燈調》以現實人物為原型,刻畫駐村第一書記形象;《熱雪》在敘述語言上融入民間曲藝文化;《霍林河的女人》以女性視角重述東北農村經驗;《極頂》從林業角度書寫另一種山鄉巨變,相關作品較好地把握了鄉村現代化進程的內在邏輯,在藝術上也多有成功之處,但美中不足的是,該計劃的入選作品尚需更進一步地解決好創作主體“直接經驗”匱乏的問題。正如論者所言,“鄉土從一個天然自足、毫不懷疑的‘直接對象’,慢慢變成了一個需要靠近和發現、拆解和破譯的‘間接對象’”7。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深入鄉土文化邏輯、人倫關系以及人的思維方式內部,在書寫鄉村全面振興的同時,依然能夠讓鄉土世界的民間一面展露無遺,這極大考驗作家的生活積淀。在這方面,“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出的新作《喜上眉梢》有可圈可點之處。它用喜劇筆法,深入鄉村生活內部,以農民的世界觀和立場觀照現實,呈現鄉村全面振興背景下,不同代際的農民在現實面前的艱難抉擇與心靈嬗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品接續了趙樹理的鄉土敘事傳統,用鮮明的喜劇風格,在主題傳達與藝術構形方面實現了較好的平衡,體現出對民族形式的獨特追求。
二、敘事支點:以民間思維呈現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鄉村都是作為現代文明的參照物存在,而作為鄉村對立面的城市,則與現代化緊密相連。在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等作品中,作家對農民主人公的塑造堪稱是征候性的書寫。陳奐生看到城里賓館的沙發、新床單、寫字臺時的驚奇和小心翼翼,被迫交了住宿費后,“再也不怕弄臟,大搖大擺走了進去,往彈簧太師椅上一坐:‘管它,坐癟了不關我事,出了5元錢呢’”8。這樣的心理,典型地寫出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分野與隔閡。鄉土文學史中大量作品也是如此,鄉村與城市往往被視作傳統與現代、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代名詞,而被現代化視角抽象成符號式的存在,長期處于分裂狀態。“二元對立是鄉村敘事三種傳統中的主要文化邏輯,更是幾代作家的思維定勢。但在第三次文化裂變中,隨著鄉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幾乎所有層面的二元對立都在被化解。”9二元對立思維植根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及其衍生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在這種城鄉二元結構之下,農村是附屬于城市的,這在當代鄉土小說中若干交公糧情節中都有直觀體現。而到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新階段,二元結構和二元思維勢必都要打破,隨之而來的是對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吁求。
從主題上說,《喜上眉梢》的一個特點就是注意到了新型城鄉關系——城鄉融合,從而拓展了鄉村振興的文學書寫路徑。小說不再只關注城市對鄉村的幫扶,而是轉而補充了鄉村反哺城市這條重要線索,改變了傳統鄉村振興書寫的單一向度,呈現出城市與農村發展的雙向互動。一方面,這與脫貧攻堅后,農民手頭日漸富裕的社會現實相符合;另一方面,也集中反映出農民渴望有回報的投資,渴望發家致富的心理預期。兩方面因素使得小說中小橋村村民投資馬總電視劇拍攝的情節有了現實依托。彼時,馬總的投資遲遲沒有收到回款,而新劇《花開富貴》開機在即,流動資金已經支付給演員,資金鏈面臨斷裂風險,新劇也將隨之流產。在這危急時刻,馬六甲想到如果能讓村民集資,幫馬總渡過難關,不僅能解其燃眉之急,也為鄉親們創造了致富契機。這個想法最終得到村主任何大炮的支持。小說寫道:“何大炮沒有立即回答,其實這次進城對他觸動很大,以前他覺得鄉村振興僅僅局限于鄉村,但現在在他看來,讓鄉村走出鄉村應該更有意義。多少年了,他都沒有過讓資金進城的想法……當然這些話他不能說出來,他只是給大家說換一種活法。”10所謂“換一種活法”,就是主動參與城市創造,分享城市改革發展紅利。何大炮的思想轉變代表著當下一部分農民的心理,他們不甘心落后于時代進步大潮,不能接受置身事外的處境,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性進一步增強,甚至帶著點冒險精神。這與陳奐生畏畏縮縮,不敢搞副業的傳統農民心理判然有別。最終,幾百萬的集資款不僅令村人大為震驚,也令馬總驚嘆于小橋村村民的實力和仁義。巧妙的是,作家用喜劇手法寫出了這場集資背后,鄉村真實的人倫生態與道德境況。一開始,小橋村招商引資小分隊擔心把投資電視劇的真實情況說出來,村民不會積極注資,便謊稱村主任何大炮病重,急需救命錢,讓大家義務捐款。結果是,病重的理由吸引力差,村人遲遲不肯捐款,當投資的真實意圖不脛而走后,村民反而爭先恐后來村委會交錢。這種陰錯陽差與形勢誤判,在小說中多有出現,形成了喜劇效果。
除了鄉村反哺城市的線索外,作者也對鄉村振興進行了思考。首先,鄉村建設離不開資金,而資金的來源必須依靠發展集體經濟。小說開篇便有上級鎮政府要求各村招商引資的情節,這也是最令村主任何大炮頭疼的一件事。當馬總資助了村里一批驢后,何大炮把它們當成了寶,想盡辦法讓這批驢成為集體資產。小說寫道:“他當了這幾年村主任,深深地感覺到沒有集體經濟想在村里做點事情實在是太難了,他甚至認為所謂的鄉村振興山鄉巨變沒有集體經濟簡直是不可能的。”11當村里老人、老生產隊長四大爺看到村人集體蓋新驢場的場景,不禁感慨當年帶領大家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情景,懷舊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這個曇花一現的場面只是何大炮的“苦肉計”,為的是讓四排拍視頻推送給在外搞工程的村里人潘元方,感化他們回鄉參加義務勞動。這也由此引出第二個問題,農村沒有產業,人回來了如何留得住?小說給出的破局之法是延續小橋村傳統,“做驢文章”。潘元方等人回村后,雖然飽受親情折磨,但還得繼續外出打工。小說用戲劇化手法,將這種“苦”落實到紅粉的肚子上,用普通農村婦女缺乏夫妻生活導致肚子疼的情節,使外出打工、親人分離的生活窘境具象化,用家庭關系的矛盾隱喻社會發展的不均衡,進而凸顯產業對于留住鄉村人才的重要性。由此,小說導向最后一個問題,也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既要發展產業,發展什么產業,如何制訂計劃,又如何找來能人主導新產業的發展?小橋村養驢的歷史決定了村民對這項傳統產業、對驢有深厚感情。在馬總的策劃和上級的支持下,村里著手實施“驢業文旅一攬子發展計劃”,鎮上給了無息貸款政策,調研組認為要向內深挖小橋村養驢的歷史記憶、故事傳說,向外做好養殖,把與驢關聯的項目元素嫁接過來。不久,傳統驢棚整修起來了,小橋村支前驢棲息處建好了,驢文化驢歷史展館開門營業,五嬸的豆腐坊又改回了驢拉磨,王有才的驢肉館也開張了……小橋村的驢產業實現了多業態融合發展。作家以一個村莊為聚焦,通過戲劇化的情節展開了鄉村振興的實踐層次,在故事行進的同時,塑造了鄉村時代新人——馬六甲。
馬六甲是小橋村鄉村振興的關鍵人物,也是作家書寫城鄉要素(勞動力)雙向流動的重要支點。但馬六甲與當下很多作品中的鄉村時代新人不同,他有著更濃烈的民間色彩與更明顯的民間思維。鄉土文學是產生時代新人的一片沃土,時代新人往往也是典型人物,他們是《登記》中的燕燕,是《我們村里的年輕人》中的高占武、孔淑貞,是《李雙雙小傳》中的李雙雙,是《山鄉巨變》中的鄧秀梅,是《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是《人生》中的高加林,是《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是《寶水》中的孟載。他們或受組織委派,或得到組織培養,或自學成才,或經受一番歷練后重回故里,他們作為歷史使命的承擔者,往往體現著時代共名,昭示著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在處理時代新人時,一些“新山鄉巨變”書寫往往過于正面化,以至于窄化了對鄉村新人的想象。有論者認為:“考察鄉村百年變革書寫,當然要把目光聚焦于鄉村變革力量的滋育、鄉土新人的成長、新的社會階層的分蘗;與此滋育、成長、分蘗相聯系,形成了鄉土小說中的新人、離鄉者、敘事者等形象。”12這種對鄉村新人的開放式理解,不僅擴大了鄉村新人的范疇,同時也帶有貫通式的觀察視野。也就是說,站在百年鄉村書寫的延長線上,我們會更加明確,書寫“80后”“90后”鄉村新人,不能簡單移植“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和新時期文學鄉土書寫的固有模式,而是要從現實中當下青年的代際特征出發。
張繼站在民間文化代言人的立場,將馬六甲塑造成一個從當下鄉村生長出來的鄉村新人。作家沒有把馬六甲處理成通體透亮、天降神兵似的角色,他的歷史擔當意識并不強,更多是在鄉村人倫的規約下、在形勢所迫的環境中,接過振興小橋村的接力棒。作為進城打工的年輕一代,馬六甲在維多利亞酒店老板慧姐的高薪聘用和女友王小花的情感依戀面前,本不想回村接手驢場,回村對其自身而言是做出了重大犧牲——不僅犧牲了事業,也犧牲了愛情。他何以能放棄城市誘惑、戀人的期許,甘愿投身一個可能成功更可能失敗的養驢事業?小說沒有從倫理道德和情懷擔當的角度出發尋找根據,而是弱化了個人選擇問題中人物的主體性,寫出了主人公緣何被動就范。
從根本上說,盡管馬六甲也喜歡驢,但他的返鄉不是“高大上”式地投身鄉村振興事業,而是無奈之舉。這個決定背后是一張密不透風的鄉村人際關系網和鄉土根性的集體無意識。但恰恰是這種中國經驗、中國語境、中國倫理,讓中國的鄉村振興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一開始,馬六甲就對回村這件事非常抵觸,幾次拒接村里的電話,但架不住父親馬廣田的軟磨硬泡、村主任何大炮的情感攻勢,不過最終驅使人物回村挑起重擔的原因,還是擔心辜負馬總,怕養不好馬總資助的這批驢。這其中有馬六甲的仁義,他怕對不起朋友,但不能否認的是,也有怕村里和自己栽面子的民間思維。作者深入挖掘鄉村人情世故和處事原則的深層邏輯,洞悉禮俗社會、面子社會、人情社會的運行密碼,將馬六甲回鄉由一個自主選擇問題轉化為一個“感情算法”問題,通過外界不斷在馬六甲身上增加回村的精神砝碼,最終使人物做出上述選擇。當然,這種選擇也并非完全被動,面對驢場養殖經營的窘境,馬六甲身上的鄉村基因和集體主義觀念復活了。小說寫道:“馬六甲也是一腦門子不開心,盡管他原來的夢想是辦個養驢場,可是如果僅僅是為了王小花,他可以放棄這個夢想。可是現在的情況是辦養驢場是村里的事情,是村里的夢想,不是他馬六甲個人的事情,不一樣了啊。”13由此想到劉慶邦的《黃泥地》,這部作品對“抬轎子”“戴高帽”的鄉土經驗進行了深刻表現,通過村民對房國春的“架”(說好話加道德綁架,以達到利用他人的目的),寫出了國民性中的暗面。《喜上眉梢》當然與《黃泥地》的批判否定向度截然相反,但對“抬轎子”背后的民間處事邏輯與人情運行肌理有相同的體認。
在這里,張繼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鄉村振興何以可能?其實際效果如何達成?人才的返鄉是否都取決于略顯凌空高蹈的“挺膺擔當”?或者說,這“挺膺擔當”背后有著怎樣的彎彎繞繞?實際上,與其追求“義理”,鄉村主導的實用理性似乎更在乎“事功”。不論其前情如何,主人公終究是做出回鄉創業、扛起大旗的抉擇,這固然使馬六甲這個鄉村新人形象略顯另類,但作者卻因此可能給主人公充分的理據,使其行動擺脫一味唱高調,從而避免落入陷阱——以意識形態先行的思維虛造一個所謂的“時代青年”。應該說,在民間世界的構建方面,作家有充足的鄉村生活經驗,也可以由此看出張繼對趙樹理的繼承。有論者認為,“《三里灣》寫出了農民的要求、農民的可愛與落后農民的可笑,之所以說趙樹理了解農民,一個表現就在于小說中‘落后’農民并沒有被‘教育’過來,更沒有被改造成‘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新農民。他們最多只是在利益面前‘后悔’”14。張繼的寫作立場和出發點同樣如此,他長期生活在鄉村,明白鄉村的人情世故和倫理價值體系,因此不會用空想來虛構鄉村。其創作理念并沒有被精英意識或主流話語過度浸染,作品往往能從更深層次的民間文化系統出發,為主人公的行為提供支撐。
三、風格特征:以喜劇筆法探索鄉村書寫的民族形式
《喜上眉梢》的藝術特色是什么?書名中的“喜”道出了部分玄機15。張繼曾做過電視連續劇《鄉村愛情》的編劇,在電視劇中,劉能和謝廣坤這對“死對頭”的矛盾、斗法令觀眾津津樂道。到了《喜上眉梢》,依然可以看到這樣二元對立的人物設置。馬廣田和王有才,不僅都是村里的養驢能手,將來還可能是兒女親家,但這兩人卻誰也瞧不上誰。小說開篇即寫到王有才的驢跑到馬廣田的菜地里,被李廣田一番追趕,不幸落水而死,二人由此展開了一場斗智斗勇的激烈較量。這也是全書可圈可點的名場面之一,充滿喜劇性。小說主要人物的結構在馬廣田和王有才這對歡喜冤家之外,延伸到他們的下一代——馬六甲和王小花。這對情侶的加入,讓馬王兩家的關系更加復雜,也使父輩的關系更加微妙,形成了一個核心人物矩陣。在這個矩陣中,四個角色的相互關系具有千變萬化的無限可能,一個電話就會激起層層波瀾,這是小說細節得以豐盈充實的內在原因。一方面,馬廣田和王有才有自己的小算盤,但又礙于潛在的兒女親家關系,在矛盾處理上處處掣肘;另一方面,兩位年輕人的關系也受到父輩不睦的牽連,頓感阻力重重,兩位父親用流行語來說是典型的“作爹”,不斷給子女增添麻煩。這集中體現在馬廣田賠王有才驢錢的片段中,精明的馬廣田希望兒子從王小花那兒借錢,用閨女的錢還爹的錢;亦體現在馬六甲因回鄉與王小花冷戰時,對退掉王有才家種驢這一敏感問題的處理上;當然還有馬廣田、王有才二人同為驢場副站長,不間斷發生的摩擦。小說敏銳抓住了鄉土人際關系的要害——“勢”,不論是何大炮的觀察形勢,還是李廣田時有時無的心理優勢,抑或王有才因女兒婚姻問題而覺察到的勢不如人,“勢”的變化推動了故事情節的展開,揭示了人物行為的走向。小說通過內外結合的筆法,使外部現實形勢與內在心理勢能組裝成內外循環的閉環,展示出一幅生機勃勃的流動性鄉村圖景。
《喜上眉梢》是一部高度風格化的小說,作者善于通過小品化場景,借助誤會、巧合和夸張等古典小說和戲曲手法,制造戲劇沖突。比如招商小分隊進城,眾人獻計找馬總,又如姚瘸子捐款,惹怒王大云,其中可以看到章回小說的影子,亦可見影視劇的鏡頭語言。誤會、巧合和夸張等手法則幫助實現了小說的喜劇效果,讓《喜上眉梢》名副其實地成為“喜”劇,充滿“喜”感。先說誤會,楊成聽王有才斷斷續續地轉述,將驢掉水里誤認為是馬廣田掉水里了。楊成正想自己到底需要不需要過去看看,王有才又返了回來,喊他“你快派幾個人、人、人手……去馬廣田的菜、菜園……掉、掉到水里了,越、越快越好……”16之后,“村道上一下子熱鬧起來。前面是上身長下身短的王有才,他的肩上背著一捆繩子,繩子亂了,一個繩頭在地上拖著,并且隨著王有才的跑動,越拖越長,像老鼠長長的尾巴。后面不遠處是木器廠的老板楊成以及他的幾個員工,這支荒唐的隊伍,遠遠看上去就像楊成帶領著一群員工在追趕著偷繩子的王有才”17。這個隊伍所到之處都引起村民興趣,滑稽的場面使誤會越來越大,直到最終點燃了救驢的情節高潮。再如村里派出招商引資小組到城里找馬總談項目,僅憑“花開富貴”的名字,兩路人馬一路找到了“花開富貴”樓盤售樓處,見到了一位女“馬總”,另一路陰錯陽差找到了洗浴中心。馬廣田和王有才滿懷期待地準備談招商引資,結果連馬總的性別都搞錯了;何大炮作為村主任,為了招商引資,竟成了誤闖女澡堂的“流氓”,身份與行為的背離,令人啼笑皆非。對“花開富貴”名字的誤會引發一連串的鬧劇,“名”與“實”的強烈反差,形成小說的滑稽風格。對于滑稽,黑格爾寫道:“任何一個本質與現象的對比,任何一個目的因為與手段對比,如果顯出矛盾或不相稱,因而導致這種現象的自否定,或是使對立在實現之中落了空,這樣的情況就可以成為可笑的。”18《喜上眉梢》中,人物的愿望與行動、動機與效果經常出現悖逆的情況,這是小說滑稽風格形成的因由。
次說巧合。張繼是善于制造巧合的作家,在《喜上眉梢》中,有幾個經典的巧合,促使情節實現突轉。首先是開頭王有才家的驢不慎跌落水塘溺亡,馬廣田為撇清責任把驅趕驢的鋤頭藏起來,卻意外絆倒了何大炮,導致真相被揭開。單看這個巧合,雖有喜劇效果卻不足為奇,重要的是,這個巧合帶有情節推動功能。最后一頭驢的消失,引發村人對驢的懷念,也使敘述者借機展開小橋村養驢的歷史,細數村民喜愛驢的心理基礎,為后續驢產業發展埋下伏筆。另一個巧合則是馬六甲為了幫父親賠驢錢,到信貸公司借款,在湖邊打電話說“說不定我真跳了”,被路人聽到,叫來保安追著他跑。狼狽的馬六甲“怎么看也不像個有閑心搞健身鍛煉的人,不協調,也不好看,尤其是后面還有兩個保安追著,整體上看上去有點像警察抓小偷”19,結果他反而救了真正落水的馬總。被當成要輕生的人,結果成了救人英雄,身份的反轉充滿喜劇效果。馬六甲由此開始了與馬總的不解之緣,這正是小橋村招商引資得以成功的關鍵。此后,馬六甲醉酒住院,隔壁床正是他和招商引資小分隊苦苦尋找的馬總,一場酒意外“喝”出來個馬總,命運的捉弄又令人哭笑不得。還有王有才家的公驢高大威猛,被當作種驢時威風凜凜,作家的渲染越夸張,之后被查出驢竟然不孕不育就越荒誕。總體上說,小說中設計的諸多巧合,既是為了推動情節需要,同時又使命運的嘲弄不斷落實在這些小人物身上,帶來諸多意外,當然這種嘲弄在善意的范圍之內。
再說夸張。姚瘸子是《喜上眉梢》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丑角”,他的行為總是煞有介事。他醫術不精,因給自己吃錯藥差點“因公殉職”,學了人工呼吸,好不容易要用,卻被病人家屬拒絕。但他始終以醫生的形象要求自己,被叫去“救”馬廣田還帶了一塊紗布準備做人工呼吸,甚至殺驢還負責食品衛生,張羅著要給刀“用酒消一下毒”。與大云的私情就更為荒誕,為自己找了一個“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借口。這樣一個丑角形象,帶來的喜劇效果當然是滑稽和荒誕的。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丑只有到它不安其位,要顯出自己不是丑的時候才是荒唐的……說老實話,只有不得其所的東西才是丑的……只有到了丑強把自己裝成美的時候這才是滑稽。”20姚瘸子的一系列向“美”靠攏的舉動,包括他對鄉村醫生角色的認同和自我要求,在表層造成了滑稽的效果,其背后則深藏著人物的無奈。因摔壞了腿,他無法從事正常勞動,被安排當村醫,而這個村醫當得也不稱職,被村人視為笑料。這個鄉村畸人固然可笑,但他也有自己對愛情婚姻的渴望,有參與集資項目致富的愿望。正是在這重意義上,作家寫出了“畸人”和“丑角”的生命力。張莉在分析《呼蘭河傳》時說:“異類并不會一直是異類,庸眾也不會一直是庸眾。無論是異類還是庸眾,他們都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而那似乎也并不能用麻木、愚昧一概而論。”21同樣,對《喜上眉梢》中的人物而言,固然有令人發笑、以丑充美的一面,根底里又蓬勃著鄉土社會的活力與朝氣。
在語言上,《喜上眉梢》善于通過人物語言形成滑稽、俏皮、荒誕的風格。小說中多次使用“大詞小用”的修辭技巧,如用政治語言修飾生活場景,用官話套話的“高級”與現實生活的瑣碎形成反差。比如姚瘸子自己吃錯了藥,而且也沒有真死,明德在擬悼詞時用“鞠躬盡瘁”“積勞成疾”“因公殉職”這些大詞。又如當了驢場副經理后,馬廣田的說話水平一下提高了,令王有才十分羨慕,“一個人如果說話有水平,光有水平光有知識估計未必行,還得有點官氣,馬廣田原來說話土得很,離不開房前屋后,最多加點生辰八字風水學,今天一當上副經理就帶著官味了,竟然用上‘被歷史的車輪淘汰’。王有才想自己的職位跟馬廣田是一樣的,他也不能輸了,也想弄一個洋詞,搜腸刮肚一番,竟然沒有弄出來”22。官詞官腔本來用在這些地方就驢唇不對馬嘴,卻令王有才感受到語言的威力,產生了嫉妒和羨慕的心理,形成了雙重喜劇效果。還有四排拍姚瘸子做人工呼吸的視頻,發到網上為賺取流量,遭到大云抵制后,“四排笑著說告吧,姚瘸子是搞人工呼吸,好人好事,正能量不怕告”23。“正能量”用在這里難以掩飾四排拉大旗,作虎皮,用“擦邊”賺取流量的動機,突出了人物的狡黠。小說通過語言和運用語言的主體、語言及其指稱對象之間的背離,獲得強烈的喜劇效果。叔本華曾說:“實在的客體總是在某一方面通過概念來思維的,笑的產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發覺這客體和概念兩者不相吻合。除此而外,笑再無其他根源;笑自身就正是這不相吻合的表現。”24大詞小用的修辭策略,正是作家有意通過背離(不吻合)生產笑點,營造喜劇風格的具體實踐。
以上從《喜上眉梢》的人物矩陣搭建,誤會、巧合、夸張等敘事手法的運用,以及語言修辭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小說鮮明風格的具體體現。由此延伸的思考是,“新山鄉巨變”書寫如何構建屬己的民族形式。有關文藝民族形式的討論,從延安時期一直延伸到當下。“中國當代文學對民族形式的討論、倡導和實踐,主要是通過傳統化形式的借鑒和群眾化語言的汲取,創造當代文學的民族風格,形成中國化的文學風勢,達到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境界。”25當然,論者同時強調了與世界文學的有機關聯和參照。民族形式問題一方面關涉文學資源的汲取,另一方面關涉文學風格的創造。它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不僅緣于主流話語對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的倡導和期許,更緣于它依然是當下文學創作的真問題,尤其對于書寫“變動中的鄉村”而言。鄉村飽藏著農耕文明的遺產,是民間文化的沃土,如何從中提取出民族形式的創生因素,以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鄉村振興的書寫,是當代作家急需解決的課題。在這方面,《喜上眉梢》未必在藝術上達到了我們的期許,但毋庸置疑的是,作家以喜劇的民族形式做出了探索,這在“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入選作品中還不多見。我們期待這類題材的作品有更開闊的境界,更多元的風格,更符合大眾審美的表達。
注釋:
1孟繁華:《百年中國的主流文學——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新鄉土文學的歷史演變》,《天津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2 5 9 李震:《新鄉村敘事及其文化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
3 《字節跳動發布2025助農數據報告:過去一年,抖音新增2143萬條農技視頻》,引自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5/09-25/10489269.shtml。
4 王仁寶:《在場與返場——當代文學的當下性與歷史化研究》,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5頁。
6 王堯:《鄉土中國的現代化敘事——從鄉土文學到“新鄉土文學”》,《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9期。
7 李壯:《歷史邏輯、題材風格及“縫隙體驗”:關于“新鄉土敘事”》,《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8 高曉聲:《陳奐生上城出國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
10 11 13 16 17 19 22 23張繼:《喜上眉梢》,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83、219、291、8、9、53、314、226頁。
12趙順宏:《中國式現代化與鄉村百年變革的文學書寫》,《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
14劉旭:《底層敘述:現代性話語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頁。
15《喜上眉梢》初名《驢的喜劇》,直接點出了作者對喜劇筆法和喜劇風格的追求。
18[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91頁。
20[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中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頁。
21張莉:《她走過無數人間:蕭紅和她的文學世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168頁。
24[德]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00頁。
25王本朝:《民族形式與當代文學的中國作風》,《江漢論壇》2024年第1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