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溫婉的青春教育詩 ——評付秀瑩長篇小說新作《青枝》
內容提要:付秀瑩的《青枝》是她“芳村系列”的又一部長篇,接續此前鄉土寫作并有所發展。小說塑造了米子這一少女形象,以特殊年齡段展開鄉村女性成長敘事,在多重空間疊加、拓展其成長經驗,其中校園生活的書寫,是鄉土文學難得的景觀。作品繼承了漢語小說的傳統,在書寫與口語的結合上形成了富有韻味的敘述腔調,對方言的藝術改造不僅強化了作品的風格,同時也具有文化學的意義。
關鍵詞:付秀瑩 《青枝》 鄉土 成長 教育
一、鄉土、風格化與自覺性寫作
在《青枝》之前,《陌上》《他鄉》《野望》已經被稱為付秀瑩的“芳村三部曲”,其實,比起《他鄉》,《青枝》似乎更加“芳村”,看來幾部曲的說法已經無法涵蓋付秀瑩的芳村小說世界了。
早在2016年《陌上》問世之前,付秀瑩已經開始了她的芳村寫作。按付秀瑩自己的說法,芳村最早出現在2009年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說《愛情到處流傳》中。從目前的文學編年看,付秀瑩的創作開始于2008年,也就是說芳村幾乎是與她的創作同時出現的,這就不是偶然的了。這一文學地理形象有著鮮明的設計感,它說明了付秀瑩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突出的自覺意識。有無自覺意識,或者自覺意識何時出現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相當重要。在神秘主義美學看來,創作帶有濃厚的先驗性,甚至不可知論。一個寫作者寫什么,以什么方式和文體進行創作往往不由自主。即便拋開神秘主義色彩,大多寫作者對自身創作的理解、發展,確實不易明晰,更難把握。所以從文學史脈絡來看,大多數創作者的寫作過程是多變的,試錯時間相當漫長,支付的成本也很高,風格的確立都要經過漫長的經營。但從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進入創作領域后,這一現象得到了部分改變。這與文學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家自我認知的提升,文學生產的高度發達,前輩作家創作經驗與教訓的傳承借鑒有關,尤其與文學市場化下的制作性轉向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也是后續更年輕文學代際登場后,創作自覺越發凸顯的原因。
在這一創作觀念演進的宏觀背景下,付秀瑩屬于創作自覺形成較早且憑此收獲創作實績的作家。這種文學自覺首先是對自己創作能力與資源的評估,也是對自己創作效能與傳播力的預判,所以付秀瑩一開始就確定了自己的鄉土寫作方向。雖然她說自己的城市生活時間要比鄉村生活時間長得多,但是從本質上講,付秀瑩對自己的鄉村生活經驗和童年經歷更有把握,情感的依賴性也更強,經過了生命與閱歷的沉淀、淘洗和發酵,后者的審美轉化也更加容易和充分。她說:“在城市生活這么多年,我依然認為,我的家在芳村,在華北平原那個小村莊。童年經驗對一個人的影響,怎么說都不為過。我的根脈在芳村,芳村是我的精神故園。至今芳村生活著我的眾多親人,步入暮年的父親,長眠在芳村泥土中的母親,我同芳村的關系是血與肉的關系,永遠無法割斷。我太熟悉他們的疼痛,他們內心的波瀾,他們瑣碎的苦惱,他們卑微的夢想了。他們就是我的鄰居,我的鄉親,甚至,他們就是我自己。”1從付秀瑩的創作來看,她確立鄉土文學寫作方向的選擇是正確的,文壇影響力與她的創作同步形成。她被文壇界定為鄉土文學領域成就突出的新銳作家,其作品也充分落地了自身創作意圖。以她的“芳村三部曲”為例:《陌上》再現了中國鄉土的文化景觀,《他鄉》呈現了中國鄉土城鄉變遷,《野望》寫出了中國鄉土在時代巨變中的發展躍升。
鄉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自中國文學開啟現代鄉土寫作之后,其底層邏輯立足于政治、社會、地理、文化等諸多領域,實現對中國鄉土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同時鄉土與創作者的出身、生活有著密切的情感聯結,是作家可以融入其中的“熟人社會”個案。因此,具體的鄉土既是作家的表現對象、觀察樣本,也是其情感投射的對象。所以我們看到,一般來說,作家們筆下的鄉土都有一個大致的范圍,大多能夠具體落實到個別縣域與村落,也就是福克納式的“郵票”。有了這樣的“郵票”,創作不僅擁有了個體化的表現對象,能夠形成專屬的鄉土寫作系統,同時也是作家實現創作風格化的便捷之道。所以,盡管這種方式已形成廣泛的路徑依賴,卻仍是許多作家鄉土寫作與地方性寫作的重要選擇。付秀瑩談及自身與故鄉的精神聯結時,也道出“芳村”命名的創作考量:“因為‘芳村’,我的寫作有了一個精神根據地,也有了一個鮮明的辨識度極高的標簽。往往是,提起付秀瑩來,就會提起‘芳村’。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這樣的例子也不在少數。我倒是不反對這樣的標簽。”2
“標簽”在某種意義上是風格化的手段之一。當然,風格化不僅體現在主題與題材層面,也彰顯于表現手法與語言之中。就《青枝》而言,其藝術風貌與付秀瑩的整體創作高度契合,在她的長篇小說序列中尤為突出。這里需要加以辨析的是風格化與模式化的區別,從創作學的角度說,風格化的過程就是創作主體對自己藝術個性的發現和培育,風格化常常是漫長的探索過程,風格的形成便意味著創作者有自己的“語言”,有了與他者的區別性特征。所以在古典創作學中,風格建構是創作者的重要追求,而它的確立則是創作者成熟的標志。但是當風格形成之后,如何維護又成為新的問題,如果創作者輕易放棄自己的風格,那他將再次泯于眾人;如果他堅持自己的風格,又可能陷于自我重復的泥淖,這一矛盾常常成為創作者的難題。總體而言,風格的確立實屬不易,許多創作者終其一生也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因此對于一些清醒的創作者來說,他們一旦有了自己的風格,大都倍加珍惜并不斷完善。尤其在當下文學生產繁盛、創作者與作品層出不窮、文學信息高度發達的媒介社會,堅守并保有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如同打造藝術品牌一般至關重要。
但這并非說我們只能固守固有風格、拒絕突破創新;而是唯有在堅守整體創作風格的前提下持續尋求藝術新變,方能化解這一兩難困境,用付秀瑩經常說的兩個字就是“常”與“變”,這樣的風格辯證法在《青枝》中得到了體現。比如散點透視,《陌上》中的散點透視帶有鮮明的外在文體特征,作品二十五章,每章大多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相對獨立而完整,它們松散地聚合在一部長篇當中。從內容層面看,各篇章因共敘芳村故事彼此聯結;從敘事層面看,又憑借人物與情節的主次更迭、起落交織而相互勾連。
在《青枝》中,這種散點透視更內在化了。米子可以說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作品的敘事核心,但她并不是貫穿全場的人物。即便作為視點人物,她也常常隱于幕后。小說既可以將視點完全落在楊老師、小張老師身上,也能辟出獨立章節刻畫小釵、李聲華、偉剛、老趙、樊處等人物。這種手法同樣是一種散點透視,令《青枝》弱化了中心情節與矛盾沖突,在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上更顯隨性與自由。但它又是整體性的,不會讓人們感受到如同《陌上》那樣由短篇連綴為長篇的“散裝”感。在抒情、風景描寫與語言上,《青枝》在“芳村系列”中也體現出同中有異的藝術新變。比如在抒情上,小說運用了多樣化手法,比如常將具有符號性的流行藝術與風景描寫結合一起,烘托出特定時代的情感氛圍,“村里大喇叭里在唱著一首流行歌曲。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多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昂揚激越。白楊樹上的麻雀們側耳聽了一會兒,忽然間,仿佛商量好了似的,一下子撲楞楞飛走了”3,這樣的聲音幾乎貫穿始終。
付秀瑩這種風格上相對穩定的創作定位,在筆者看來是智慧的。當然,這并不排除她未來更大的甚至是徹底的轉型。從更高的藝術理想來看,當一個作家在創作上具有了不可撼動的地位時,他的風格轉化便進入了自由姿態,并帶有不可置疑的審美正當性。事實上,文學史上許多經典作家,其創作往往由不同時期的多樣風格構成,也成為審美生成研究的范例。我想,這一點大概也已納入付秀瑩自覺的創作規劃之中。
二、女性、成長與前青春敘事
有敏銳的批評家已經注意到了《青枝》的“少女視角”4,這一判斷依據的是小說主人公米子,小說第一章第一節就叫“村里有個閨女叫米子”。因為米子,在閱讀這部長篇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在如何判斷它的類型歸屬上猶疑不決。如果只從米子的年齡上看,會讓人恍惚它是一部兒童文學。作品的故事時間有些跳脫,并沒有嚴格地依照自然時間進行。小說開始時米子已經上了小學,從學校生活的描寫上看,大概是四五年級。不久,米子就考入了縣城的初中實驗中學,作品的時代背景是1980—1990年代,那時的小學已經恢復六年制,如果以六七歲入學來算,那米子大概是十一二歲進入了《青枝》的敘述。考上初中后,因為生病米子休學了一年多,這段時間,米子通過同鄉的關系到省城石家莊打工。小說的最后,米子決定中斷打工繼續上學。這樣排下來,米子在《青枝》里有五六年的故事時間,她從一個女童長成了少女。盡管嚴格來說,0—18歲都屬于兒童,但是這個年齡段的文學敘事既可以生發出兒童文學,也可以生發出成人文學表達,像賽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戈爾丁的《蠅王》中的人物都還是一群孩子,但卻不能說它們是兒童文學。《青枝》也是如此,小說中出現的米子、軍子、環環、葉知秋、小賓、青青等,在年齡上都屬于兒童,但作品的敘事方向更近于成長小說,是鄉土背景下的前青春敘事。
性別與年齡是文學創作,尤其是人物形象刻畫的重要依據,也是需要重點書寫的內容。從發展心理學上講,每個年齡段群體有著區別于其他階段的相近思維特點、情緒發展與行為方式,而這些年齡心理差異又與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與教育水平密切相關。米子一出場就有點不一般,她有個性,這個性是父母寵出來的。這種“寵”是華北平原農村家庭的常態,也是傳統。米子是家里頭一個孩子,父母最是稀罕,“鄉下人的嬌慣,怎么說呢,比城里人還要厲害”“鄉下人,尤其這地方的鄉下人,大都重視子嗣,把子孫看作自家命根子”。但在重視的程度上,比起男孩子,女孩子又略遜一籌。男孩子是香火,承擔著家族的傳承與興旺,用芳村人的話就是“發人”。米子的同村同學軍子,父母親在前頭生了五個女孩,為的就是能等到一個男孩,所以軍子受到的寵溺自是米子不能比的。不同的寵愛自然會有不同的結果,米子因為寵愛有了一些傲嬌,而軍子因為一家人的小心疼愛而多了陰柔之氣,“有點面,有點軟,有點女孩氣”。不但性格如此,連身體也柔弱起來。在小說的前半部,軍子與米子上演了對手戲,一個男,一個女;一個弱,一個強;一個膽小,一個膽大。總是米子在前面,軍子在后面。在華北農村,受這類傳統影響,雖然在同一片天空下,男孩子與女孩子實際上經歷的是不同的成長。女孩子的成長要走在前面,她們早早地參與到了家庭事務之中,這些家務讓她們較早地知道了維系家庭生產與生存的諸多環節,在不知不覺中習得了許多生活本領,這不但激發起她們身上潛藏的母愛的本能,“細致,體貼,包容,犧牲”,也為她們嫁人后重組家庭打下了勞動的底子,在華北農村,如果成了別人家媳婦卻什么都不會,“十指不沾陽春水,白叫人家笑話”。
所以,相比起來女孩子要早熟得多。這只要看看一個班的男女同學就能明白。當女孩子們開始注意裝束,矜持起來時,男孩子還在那兒野著,是一群“混沌未開的糊涂蛋”。這源于傳統習俗,既有性別層面的關照與對未來角色的期許,也存在生理層面的性別因素。《青枝》在米子女性意識覺醒的刻畫上非常細膩,女孩發覺自己和旁人不同,或是他人察覺步入成熟的女孩有所不同,往往都是從身體開始的。在芳村的孩童中,環環是第一個體現出性別特征的。小說描寫她女性成長時用了“震懾”一詞。同樣是女性的成長,環環的身體走在前面,而米子的心理走在前面。環環身體發育引得同學驚奇避讓,她本人卻毫無察覺;而米子雖然是孩童的身貌,但心思卻有著與之不相稱的細密和敏感。她看到小張老師修長挺拔的腿時會“腦子里一陣陣轟鳴”,面對這種具有男性荷爾蒙的形體,她一開始是“緊張”的,充滿“敵意”的,甚至帶有“嫌惡”,進而對本來好看的小楊老師也不親近了,她感受到她“身上散發著一種強烈的小獸的氣味,雌性的,濃郁的,有點咄咄逼人。叫人感到一種莫名的威壓”。而小楊老師與小張老師的親密動作則讓她覺得“害臊”“羞恥”。米子初潮后,她的心理變化就更加強烈了,“她開始特別留意男女之間的事情”。所以,當她無意間窺見小楊老師與別人幽會時,那種沖擊無異于晴空響雷。而她對小張老師做出連自己都難以言說的親昵舉動,自然是少女心緒萌發時近乎本能的反應。當兒童的性發育到了一定程度后,他們能夠從生活中的許多細節,去學習那些與人類繁衍有關、與性活動相關的知識與能力。比如在小說中,孩子們從小就知道從說媒、提親到婚嫁一整套的流程;日常許多不雅的“臟話”中也包含著性的知識,“小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其實是從大人們的笑罵里完成性啟蒙的”;包括那些“閑書雜書”,也會讓米子們知道“男女之間的秘密”。總之,社會環境為后代這方面的成長準備了豐足的條件。“它必須要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在華北平原農村,女孩子們出嫁都早。米子初中時因病休學,病剛好,米子娘就安排請人說親,用她的話說,十好幾歲的人了,誰不張羅著說親事?”
但米子當然不愿意。米子的成長雖得益于這片土地深厚綿長的力量,可時代之風襲來,一切便和從前不大一樣。付秀瑩創作的年代感十分強烈,她說她的芳村一直在時代的河流中。所以她的鄉土小說不是文化考古,也不是靜態的地方知識,而是時代的鏡像,她“渴望通過以文字的方式,發現和重建故鄉與世界、歷史與現實、個體命運與時代生活之間的關系”,“渴望通過對一個村莊的書寫,記錄當代中國滄桑深刻履痕,為一個時代珍藏鮮活而真實的國家記憶”5。《青枝》試圖傳達的就是1980—1990年代中國城鄉的社會風貌,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新舊交替、相互重疊。改革開放不久,一切都在改變,小張老師、小楊老師上了師范,老趙幾年里就積攢下不小的財富,小釵和偉剛先是到省城擺攤兒,后來竟然開起規模那么大的新南商場,米子家后來也辦起了皮革加工企業……
鄉下的生活雖然不大寬裕,但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一夜之間,仿佛是轟隆隆一片大潮,涌動著奔騰著,席卷了大江南北。廣播里天天喊著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包產到戶,生產力,整個國家被一種熱氣騰騰的激情鼓脹著,激勵著。人們的眼睛閃爍著光澤,人們的臉龐也閃爍著光澤。
這是大氣象,它們到了付秀瑩筆下、落在芳村,是細致的,溫潤的,朝氣蓬勃的。它們映照到了米子的身上,滲透到了她的心里,讓這個鄉下的小姑娘從小就認定了走出去的理想。這理想使她在小小的年紀便有了跳躍式的沖動。初中休學那段時間,她先是一個人到縣城尋路子找工作,既而真的靠老鄉招工跑到省城去打工。當她以城里的打扮“衣錦還鄉”時,那種已經走出去的幻覺和虛榮心讓她生出不可名狀的驕傲。小說的結局,米子雖然因為挫敗和傷害打碎幼稚幻想回到了芳村,但是學校的門是敞開的,帶著同齡人少有的生活經歷,復學后的米子依然有不滅的希望與無限可能的人生,“天空高遠,大地遼闊”。
三、空間、小社會與城鄉教育詩學
鄉土文學本質上是空間敘事,這空間常常是一種復雜的存在,即使是最小的村落,依然可以細分至自然方位、姓氏家族,乃至個體家庭。事實上,更為常見的是復合式的空間敘事,這些空間延展、交叉,既是獨立的意義生成單位,又形成關聯性的坐標,從而構成具有邏輯性的空間線性鏈條。如何建構空間的邏輯鏈條,取決于作家需要表達的核心語義。在《青枝》中,芳村不是孤立的存在。從垂直的縱向軸上看,以自行車為交通工具就可以到達大谷縣城,對芳村人來說那已經是城里,是大地方;如果乘坐長途汽車,就可以去省城石家莊,那是絕大部分芳村人沒有去過甚至無法想像的大都市。從水平的橫向軸上看,芳村的周圍是與它差不多的村子,如郭呂村、張段固村、東燕村等,芳村與這些村子不僅互為近鄰,還因為家族、姻親、經濟等關系成為地方共同體,但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在習俗、方言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細微的差別。水平軸不是芳村空間表現的重點,其重點在縱向軸上,在這個軸向上,《青枝》的空間敘事是閉環的,它從芳村開始,經過縣城,再到省城,最后又回到芳村。這樣的空間布局與線性邏輯,與付秀瑩賦予作品特定時代的表達功能有關。
大體上說,在中國鄉土文學的空間表達中,如果只聚焦鄉土文化,包括自然風物與民俗人情,其空間往往以某一村落為圓心做水平擴散;而村落的歷史、時間層面的延展,往往依托家族敘事的模式承載,這一模式在中國鄉土文學中有著強大的傳統。如果要表現鄉村的現代性進程,和這一進程中鄉土文化的新舊價值的復雜糾纏,就必須引入城市空間,無論是對鄉村傳統文化的懷舊式緬懷,還是對鄉村城鎮化的欣然書寫,不管是哪一種空間方式,特定時代的風氣與價值觀都是其內在的邏輯支撐。付秀瑩的“芳村系列”偏重后者,雖然在價值判斷上她極為審慎,經常表現出感性上的懷念與理性上的思考的雙向并置。但在不同的作品中,她都從其設定的時代坐標上,對空間的意義有所側重。在《青枝》中,她著重凸顯1980—1990年代的時代特質:這一時期,城市對鄉村完成了第一次本質性引領,鄉村傳統生產方式迎來第一次顯著轉型,鄉村人口也開啟了首次大規模、非農式的進城轉移。不同層級城市的切換,意味著為芳村人打開了更廣闊的世界。因此作品設置了由芳村到大谷縣城、再到石家莊,乃至延伸至深圳等更遠開放地域的縱向敘事脈絡,這也正是米子等芳村子弟從懵懂走向清晰的人生成長軌跡。
雖然鄉土文學具備這樣的功能,卻很少自覺以空間為環境載體,并從教育角度呈現其育人作用。人物形象是通過環境塑造的,這個創作上的經典表述實際就可以轉譯成環境對人的教育。因為《青枝》的前半部敘述的是米子的學校生活,類似于教育小說和校園小說,所以也可以變換認知的角度,將校園以外的敘事納入教育敘事的觀察框架內,從人物成長角度去理解小說不同空間環境的教育作用。人們在環境中獲得知識、形成價值觀、展開行動,所以知識、價值和行為,都與人物所處的環境相配。在農耕文明中,環境的教育功能異常強大,它的作用就是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適應環境,因此人會因環境不同而顯出差異,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米子出生在芳村,芳村給了她人生的啟蒙,而家庭給了她對生活與人情事理的初步認知,以及待人接物的基本能力與性格取向。芳村的人誰不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呢?女性在這樣的環境中學會了家務與相父教子,男性則學會了農事和生計,“從他們的爹到他們的爺爺再到他們的老爺到老老爺老老老爺,祖祖輩輩,不都在芳村?”但縣城給了米子完全不一樣的觀感,她第一次去縣城,是去實驗中學上學,她的城鄉差別意識就是從這兒開始的。馬路、商鋪、紅綠燈,這些都是芳村沒有的,那些深層次的落差就更不用說了。芳村也有人在縣城,米子為了工作曾去過一個熟人家,這個小官員家其實算不上豪華,但他們家的院落、客廳、廚房,所有一切,都與芳村的農家不一樣。至于到省城打工,對米子來說稱得上脫胎換骨。她雖然只是個臨時工,待的時間也不長,不能說真正進入到城市,但就是那些邊緣與外圍就足以使她體驗到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與精神氣質,從衣食住行到人際交往,讓她經受到了無數個人生的第一回。小說用大量的細節描寫呈現出了米子的身心感受:
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多種糖呀。還有巧克力。這個只在書本上看見過的東西,現在真實地出現在她眼前。巧克力,她知道這是英語的音譯。她回味著那英語單詞的拼寫,發音,在嘴里反反復復,就是巧克力的滋味。那種滋味,怎么說呢,不是那么直截了當的傻甜,而是那種含蓄的,委婉的,留有余地的,甜中有一點苦,但正因為這點苦,更加烘托了那點甜美。因為有了那點甜,那點苦才越發顯得珍貴難得。米子癡癡地想,嗯,難道這就是巧克力的哲學,飽含著豐富的隱喻和暗示,像生活本身。也是第一次,在新南商場,她知道了椰蓉蛋糕,草莓夾心餅干,蜜三刀,果丹皮,奶油棒,知道了甜品還可以這樣豐富多彩。這么說吧。米子是有點眩暈,眩暈過后,有一點心酸,也不是心酸,是有一點氣憤。憑什么呢。憑什么城里人就能享受這樣豐富多彩的甜品,享受這樣豐富多彩的生活?
這樣的感受是以芳村為底色,也因此堅定了米子遠超同齡人的、想要走出芳村的心愿:
家里的好,她都知道得很,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外頭的好就不一樣了。外頭的好,每一個好像是都在她的意料之外。嗯。外頭,城市生活,充滿了意外,迷人的意外。米子忽然發現,她喜歡意外,喜歡挑戰性,對于意料之外的人和事,充滿了期待。她是不是一個冒險家?至少,她有一顆蠢蠢欲動的不安分的心,喜歡冒險,喜歡未知。要是在鄉下,嗯,估計她會悶死。是的,一定會。
從芳村到縣城,再到省城,是米子一路的人生教育課。其實,對“米子們”來說,狹義的教育也起于芳村。這片土地一直有耕讀傳家的傳統,“鄉下孩子,自古以來,就知道讀書是一條出路,一條,怎么說,正路,光明大道。沿著這條光明大道,一直能闖到‘外頭’去”。這幾十年的鄉土小說留給教育的篇幅實在不多,《青枝》之所以大篇幅書寫校園教育,與付秀瑩將故事背景設定在1980—1990年代有深層潛在關聯,畢竟“科教興國”正是那時最響亮的口號。殊為難得的是,付秀瑩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敘說得那么真實,其中對中等師范、教師進修學校細致入微的刻畫,更是少見。中等師范是為中小學,主要是為小學培養師資的,招生的對象是初中生,學制三年,學費全免,畢業轉戶口、包分配,擁有事業編制,屬于國家干部。這樣的學制和待遇對農村子弟很有吸引力,那時大學還沒擴招,上高中需要學費。當時大眾對中專、中師、大專的區分不甚明晰,一概稱作“大學生”。小說里的小楊老師、小張老師,還有大谷實驗中學的多位教師,都畢業于中等師范。
《青枝》校園生活的重點還在于成長,有老師的成長,也有孩子們的成長。那是一段或許再也無法復刻的教育場景。如今還有張老師、楊老師、孟老師那樣的老師嗎?他們在教學之余,也擁有屬于自己的生活。看看楊老師在村小宿舍前面的小花池,“楊老師整理出來,撒上花籽,月季,雞冠子,美人蕉,還有一種花,叫做一丈紅。高高的莖,亭亭直立著,開碗口大的紅花,十分驚艷。辦公室前頭這片空地上,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有那么一種世外桃源的意思,又沒有世外桃源的安靜幽閉,與外界隔絕,恰恰相反,這里是吸引人的,對,有一種說不清的吸引力”;再看看實驗中學的孟老師,他是個初中的英語老師,但吹拉彈唱樣樣精通。他是個激情四射的人,情緒來了,上著課也會時而唱起歌,時而又朗誦起詩來,“孟老師的聲音低沉蒼涼而富有激情,具有一種特別的感染力。孟老師的臉龐閃閃發光,孟老師的眼睛閃閃發光”。現在還有這樣有個性且能在課堂上展露自身個性的老師嗎?這樣的老師,牽動了多少少男少女心底的愛慕與憂傷。
學校就是個小社會,甚至班級、宿舍也是小社會,米子就是在校園里學習社會的。她在這里接觸到了不同的老師、同學,在這里開始了獨立的生活,獲得了女性的意識,完成了對男性懵懂的想象,尤其是從同學的身上近距離地意識到了城鄉的差別。這種差別不是芳村與縣城外觀上的區別,而是如何過日子的差別。在芳村,是四季的莊稼,在城里,是單位,“單位,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國家,體制,保障,穩定,意味著體面,榮耀,身份,權力”。是這些陌生詞語背后的人,是這些人的后代、米子的同學身上獨有的精神氣質,不同生活成長環境賦予城里同學的見識與性格,他們的神態、走路姿態都和鄉下孩子不一樣。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讓米子堅定自己的理想:
米子愛上學,愛念書,愛考試。并且,米子人不大,野心不小。米子是一心要考出去的。至于考到哪里,她倒不大去想,反正是,她就一心想要出去。怎么出去呢,當然是要考出去。很小的時候,米子就明白,她沒別的本事,除了念書。她要憑著念書,憑著手里的一支筆,遠走高飛。遠走高飛。
這樣的理想與米子的父輩不一樣,他們也讓孩子讀書,也想讓孩子走出去,但卻并不強求,鄉下的日子也一樣好過。但到了米子這兒,這份念想就變得不可動搖了,她無意中踩在了科教與人才的時代鼓點上。
四、話語、調子與小說之“說”
汪曾祺說過,小說最難在于找到它的“調子”6。葉兆言也曾對筆者說過類似的話:“我在寫小說時基本上不怎么去設計,只有一個大概的故事框架就可以了,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節奏上,怎樣造成文氣、文勢,也就是說調子要好。這種考慮就超出了情節,但情節就在其中。節奏好了,成了調,情節哪有沒味道的?小說的其他玩意兒也與此相仿佛。”7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中國古代文章學的審美原則。調子的含義很豐富,內容、氛圍、情感等都在其中,但語體、語調,文章中隱含的聲音顯然也是重要的方面。付秀瑩正是從這些綜合性上理解小說的,她的作品可以說是對日常生活的言說,“最好的小說語言,是樸素家常。兩個人在街頭閑談,一遞一句,一問一答,可不都是家常話么。陽光照下來,有風吹過。人的姿態是閑散的,神情是松弛的,心境是悠閑的,語調呢,自然也是慣常的——這便是小說的調性了。倘若小說端起架子,坐直身子,板起面孔,甚至間或還要拍一下驚堂木,大喝一聲,那恐怕是要把讀者嚇跑的吧。既是閑談,聲音則不宜過高。是誰說的,小說就是小聲說話,面對生活,面對人世,輕聲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8。內容的日常性和與之適配的輕言細語的文風,一同構成了她作品的調子。
這就說到漢語小說的傳統和內在基因。在現代文體學中,小說屬于書面敘事藝術,但從源頭看,它脫胎于口頭敘事,又經由話本的藝術化處理。口頭敘事有它的特點,比如敘事的直接性、敘事人與接受者的在場性、敘事行為發生的具體語境,同時敘事者還可依托發音、表情等話語符號之外的方式輔助表達。脫胎于日常口語的說書藝術是一種特殊的口頭表達,說書人在一種互動性的說話與聽話的關系中直接面對聽眾,以口語為主將故事內容表演出來,而書場氛圍如同舞臺,構成敘事不可或缺的場景。當口頭敘事(包括說書)演變為書面表達后,故事內容、敘事形態、言說聆聽的互動關系及現場情境,都會內化進書面藝術,成為小說等書面敘事的形式構成要素。人們一般也是這樣理解口頭敘事與書面敘事尤其是小說的傳承關系。所以從本質上講,在話語形式中,有聲的口頭敘事與無聲的書面敘事天然地存在聯系。要理解這種聯系,并在藝術實踐中自覺用于小說的創造性轉化,需要轉變對書面敘事性質的理解。
現代文學強調書面敘事與口頭敘事的差別,強調書面藝術的“書寫性”,強調“看”即對書面文本識讀的特性與價值,因此現代小說藝術創造了許多形式技巧,這些技巧看上去在口頭藝術中很難施展,比如最簡單的時空錯位,因果鏈的切割重組等,都難以在即時性的口頭表達中實現。不過對二者區別的強調,恰恰為二者的結合提供了前提9。許多小說家能夠智慧地對待小說的書寫性,認為口頭敘事的特點在現代小說中依然具有活力,他們從審美多樣化的角度自覺地維護口頭與書面的內在聯系,認為書面并不是單一的,也可以是口語的書面化,書寫能夠留住口語的聲音、再現生活中的話語場景,口頭敘事的許多特質能夠為書面敘事的藝術創作提供新的機遇。
正是通過這方面的辨析,不妨說付秀瑩不僅是一位擅長“寫”的小說家,也是一位擅長“說”的小說家。有時候,與其說我們是在“看”她的作品,不如說是在“讀”她的作品。她的許多作品不但是有聲的,而且保留了話語在生活中的原生態,一些敘述語言好像就是口語。付秀瑩沒有將它們納入“文”的系統,而是巧妙地讓它們留在“白”的話語形態。一旦借鑒了日常口語的“說”,小說的話語形態就變得搖曳多姿了,它不僅擁有聲音質感,視角切換也更為自由:敘事人可以自述言說,可以模擬他人口吻,也可以悄然退至一旁,交由人物直接發聲,如小說中的這段敘述:
小張老師剛從師范學校畢業,怎么說,還沒有從“大學生”的夢里醒來——村里人都大學生大學生地叫他。雖然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大學生,只不過是中師生,中等師范學校,可是擋不住別人這么叫呀。他真是又慚愧,又歡喜,還有那么一點暗自得意。他們張家祖上,世代種地,很少出讀書人,像他這樣念書考學,吃上國家飯的,可算是家族里頭一個了。他父母喜歡得什么似的,腰桿子也挺起來了,人前說話呢,底氣也足了。雖說都是本分莊稼主子,不慣張狂,可是哪里藏得住呢。有那平時不對付的,不免看不慣——不過是個教書匠,孩子王么。有道是,家有二斗糧,不當孩子王。張家小子念了這么多年書,到最后出村邁舍,當個孩子王。把他給能的。顯擺!輕狂!二兩骨頭!
仔細品讀,好像敘事人在和別人說話,一幫人圍著她(總覺得敘事人是個女性),眉眼生動地向別人講述小張的故事,那語氣、表情都極其生動。最后幾句話,可以當作敘事人轉述的別人的話,語氣也變了。她不說這話是誰說的,否則就是搬閑話了。甚至還可以把最后三句話想象成是旁邊聽眾的評說,這人不屑地撂下三句話走了,說在這兒有了戲劇的場景。
當作品的話語風格進入“說”的有聲狀態時,方言便有可能參與其中。不難發現,閱讀付秀瑩作品的讀者,是否為芳村人甚至是不是大谷縣人,閱讀體會都會差別很大,讀下來味道絕對兩樣。付秀瑩對如何運用方言有自己的態度和方法,“我不反對用方言。《野望》和《陌上》出來以后,我家鄉的讀者讀到時會心領神會,他們知道我在說什么,他們能讀懂,又感覺很親切。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小說家在語言上需要去探索和追求的風格和質地。方言可以用,但是不能影響表達,既要保持原汁原味的地域色彩,又要融入小說敘事的過程中。有的作家寫起來不管不顧,不考慮讀者,那可能就會有局限性。我覺得要藝術性地改造方言,既保留方言的特點,又要考慮讀者的閱讀體驗”10。不只付秀瑩,小說中的芳村人也很看重方言。一方面,芳村人天生覺得就該說本地話,“這地方人,對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還‘撇’普通話,有著天然的反感和拒斥。若是贊美一個人不忘本,頭一個就是鄉音不改。說你看人家那誰,在外頭這么多年,口音一點沒變”;另一方面,芳村人又覺得本地話在外面的世界里是“土”的,“青青一口芳村話,把‘掉’說成‘跳’,把‘俺’說成‘那安’,把‘做飯’說成‘揍飯’,把‘累’說成‘使哩慌’,‘晚上’說成‘黑價’,動不動就叫我的娘,有時候表示感嘆,有時候表示驚訝。第一次,米子覺得芳村話真土呀,土得掉渣兒。平時說慣了的那些芳村話,那些語氣詞,現在聽起來,叫人覺得臉上發燒”。面對這兩種態度,付秀瑩走的是第三條路,那就是她所說的對方言進行藝術改造,既不影響閱讀,又能留住方言的味道,實在繞不開的話就加上轉譯解釋,如同一個芳村人和外面人說話,講的是芳村話,遇到方言里的冷僻詞,就貼心地用普通話再說一下,這不但不影響調子,反而增加了對話性、場面感、親和力。比如:
說過的,大平原上的村莊,都是一馬平川,沒有山,連微微的起伏都少有。廣闊平坦的田野大地,培育了這地方人們直爽熱烈的性格氣質,燕趙之氣概么。這地方的人們,樸直,方正,有點“耿”,“耿”是這地方的方言,意思挺豐富,大約就是犟,擰,不靈活,不大變通,在某一點上,愛鉆牛角尖。因為“耿”,就容易得罪人。說話辦事呢,直通通來去,不懂得委婉……
從一開始就是口語的方式,中間遇到了“耿”這個方言詞,就解釋一下,再出現,就不解釋了,默認聽的人懂。
對方言不妨多說幾句,方言的意義在當下越來越重要。從文學角度來說,評判一位作家的文化氣質,沒有什么比他對方言的態度、對方言的運用更有說服力。因為方言,付秀瑩成了華北平原的代言人。其實在當下,方言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方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載體,也是文化最后存活的地方,許多物質文化消失湮滅了,但還存活在方言中。方言和各地生活方式貼合緊密,方言間的差別就是自然與社會的差別,也是生命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差別。所以在文學作品中適當地使用方言,就不僅僅是修辭和語體的問題,而是保持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策略。幾十年前,作家們還在為如何褪去方言的外衣而苦惱;而現在,能在創作中自由運用方言、改造方言的作家已經不多了吧?文學語言的來路無非三個,古典和經典、外來語、口語,而口語本來是與方言同一的,如果沒有了方言,文學語言便會缺失最關鍵鮮活的語言滋養,這不能不讓人憂慮。所以,付秀瑩,以及還在、還會運用方言寫作的作家,他們的創作意義兼具警示性和示范性。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家庭敘事研究”(項目編號:2022EWY00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舒晉瑜:《付秀瑩:〈陌上〉吐露鄉土中國的隱秘心事》,《中華讀書報》2016年12月7日。
2 付秀瑩:《在虛構的世界里再活一遍》,《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3 付秀瑩:《青枝》,《收獲》2026年第2期,本文所引內容均出自此處,下文引用不再另作注釋。
4 劉小波:《“年輪流轉,而歲月終是有情”——評〈青枝〉》,收獲志雜公眾號2026年5月10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fFjbwALj2DnGLwMgxTSMwg。
5 付秀瑩:《“芳村”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長篇小說選刊》2022年第4期。
6 參見汪曾祺《“揉面”》,《汪曾祺文集·文論卷》,陸建華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7 汪政、曉華:《小說的調子》,《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中國言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頁。
8 付秀瑩:《小說的風度》,《小說評論》2023年第3期。
9 參見汪政、曉華《敘事行為漫論》,《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中國言實出版社2017年版。
10 付秀瑩:《把根扎進鄉土深處》,《天津日報》2022年8月9日。
[作者單位:江蘇省作家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