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時期以來湖南鄉土小說的城鎮化敘事
內容提要:鄉圩集鎮是農民農事生產以及日常生活場所的空間延伸,蘊藏著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革的內在動因。在新時期以來湖南鄉土小說中,鄉圩集鎮作為城鄉溝通的中介,既承載著傳統鄉土的人情與煙火,也孕育著現代文明的萌芽,作家們通過對趕圩場景的細致描摹、對人物命運的深切關懷,讓鄉土文學超越了單純的鄉愁書寫,成為記錄時代、反思發展、傳遞人文溫度的重要載體。在新型城鎮化政策背景下,以新時期以來的湖南鄉土小說為例,剖析檢視政策的演進和走向,既可厘清政策的內在合理邏輯,亦能更好確認此一政策的價值坐標和方位。
關鍵詞:新時期文學 集鎮 湖南鄉土小說 趕圩
引 言?
在新時期以來湖南鄉土小說的視域中,一批湘楚地域文化特色鮮明的鄉土小說蔚為大觀,僅從《浮屠嶺》《蒲葉溪磨坊》《爬滿青藤的木屋》《山道彎彎》《那山·那人·那狗》《栗坡紀事》《沒有航標的河流》等透露著濃郁山土氣息和水韻氣味的小說題目上,也可見“小說湖南”的鄉土特色端倪,有論者甚至認為湖南作家群“基本上是一個鄉土文學的作家群”1。就“小說湖南”的現代傳統而言,湖南的現代鄉土小說從來就自成一派,別具一格,無論從時間、出生地還是文化取向等方面來說,“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湖南鄉土小說家都比較分散,但湘楚地域文化內在的共性把他們凝聚在一起,他們的創作以鮮明的地域特色,蓬勃發展,前后相繼,形成了一個繼魯迅開創鄉土文學體式、引領浙東鄉土作家群之后較早出現的另一個地域特色鮮明的鄉土小說創作群體”2。而現代湖南鄉土小說的集大成者,無疑是構筑了“邊城世界”的沈從文。
如果說,“小說湖南”的現代鄉土文學傳統其來有自,那么在中國經濟建設及城鎮化取得驚人飛躍、現代化成就舉世矚目的新時代語境中來討論“小說湖南”的鄉土文學,實有必要回到“鄉土”概念的原初界定上來。有論者試圖將現代鄉土文學的“鄉土”空間邊界確定為“鄉土文學一定是要不能離鄉土的地域特色鮮明的農村題材作品,其地域范圍至多擴大到縣一級的小城鎮”3。將行政區域意義的縣城確定為“鄉土”的外延邊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其實質,這不過是出于概念外延界定的必要為之,嚴格說來,并無實質性的約束意義。我們看到,即便是現今地市一級的大城市,仍有很多地方保有城鄉結合部的痕跡。“鄉土”的空間邊界,說到底,還是從經濟角度予以界定的,即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程度,決定了“鄉土”的外延范圍。大體而言,在現代化進程尚未完全展開的20世紀前半葉,農業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大部分疆土可謂都是鄉土世界,就此而言,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其實也都是由鄉土文學的實績所支撐。以文學地理空間為例,我們看到,魯迅的“魯鎮”、沈從文的“邊城”、師陀的“果園城”、蕭紅的“呼蘭河”等,固然與農村、農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實際上也未完全脫離開城鎮的干系。
對新時期以來湖南鄉土小說呈現的地方特色,有研究者曾以“茶子花流派”來命名概括,欲以此跟“山藥蛋派”等當代文學知名的地方文學流派展開對話?!安枳踊髋伞笔且灾芰⒉槭?,“包括柯藍、周健明、謝璞、未央、孫健忠、古華、葉蔚林、譚談、彭見明等36位作家,主要是湖南的作家。他們創作了數以百計的優秀作品,得過的國際和國家級的獎勵三十余次”4。而就茶子花這一文學意象而言,周立波也的確曾創作過以茶子花為表現內容的文學作品:“我想起了/山茶花下的金色的年頭/……最難忘記的/是微風十月的秋山里,飄蕩著的/標致的藍布小圍裙/那正是潔白的山茶花,雜著紅葉,斑斕的/掩映在青松林里的時節/金色朝陽/已經布滿了林間/花片上的露珠還滴/誰最美麗?/是含露的山茶花/是花下的人的微笑/還是人的情意?/……”5這是周立波1930年代在上海參加左翼后,創作的早期詩歌之一。我們看到,在這首名為《我想起了山茶花下的笑和情意》的現代白話詩中,山茶花成了一種寄托鄉愁的意象。以山茶花的自然景物來命名一個有待證實的文學流派,還主要是就這些風格大致相似的小說所體現的審美旨趣與文本風格而言的,即主要還是在比喻的意義上來確證湖南的鄉土文學特色。但具體到“小說湖南”的“鄉土”實質內容構成上說,茶子花并不足以支撐起湖南“鄉土”的全貌來:湖南現代鄉土文學著墨茶子花的并不多見,新時期以來的湖南鄉土小說,即使寫到茶子花的,也大多是以襯景形式出現。
新時期湖南鄉土小說的文學魅力,更藏在湘楚山水的肌理與煙火人間的褶皺里。作家們以湘方言為骨、湖湘文脈為魂,將沅水辰河的濤聲、湘西吊腳樓的剪影、湘南圩場的喧囂,都糅進文字肌理。彭見明《那山·那人·那狗》以細膩筆觸,寫鄉郵員父子在山間郵路上的同行,將湘西山野的蒼茫、人情的溫厚,藏在每一次腳步與溪流的共鳴中;葉蔚林《沒有航標的河流》則借辰河上的放排生涯,串聯起湘地百姓的苦難與堅韌,河水的奔騰與停滯,恰是時代變遷的隱喻。這些作品不刻意雕琢鄉土符號,卻讓湖南的山、水、人自然交融,既保留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鄉愁底色,也藏著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樸素向往,為新型城鎮化的前史書寫,添上了濃墨重彩的文學注腳。
一、鄉圩集鎮:貿易集散與社會融通
就湖南鄉土小說的“鄉土”內涵,及其區別于其他地域鄉土文學的特質而言,水邊“碾坊”與邊地“集鎮”,或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景觀。而以“小說湖南”的現代傳統而論,在湖南鄉土小說的集大成者沈從文那里,“集鎮”與“碾坊”恰恰構成他筆下最“鄉土”的兩個母題。大家一般都比較熟悉沈從文的“邊城”世界,但在以愛情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邊城》中,作為一個特色小鎮,“邊城”更像是一塊虛構的飛地6,集鎮生活的枝枝葉葉并沒有得到過多的展現,在《又讀〈邊城〉》中,汪曾祺就認為:“‘邊城’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說這是個邊地的小城。這同時是一個時間概念,文化概念?!叧恰谴蟪鞘械膶α⒚?。這是‘中國另一地方另外一種事情’。”7反而在他的另一部長篇力作《長河》中,鄉圩集鎮“活色生香”的景觀才得以生動呈現?!堕L河》的故事周轉站是一個叫呂家坪的小水碼頭,據小說交代,呂家坪離辰溪縣約一百四十里,是辰河中部一個腰站,作者稱之為“小埠”,究其實質,就是一個靠水邊的鄉圩集鎮:
三八逢場,附近三五十里鄉下人,都趁期來交換有無,攜帶了豬、羊、牛、狗和家禽野獸,石臼和木碓,到場上來尋找主顧。依賴飄鄉為生的江西寶慶小商人,且帶了冰糖、青鹽、布匹、紙張、黃絲煙、爆竹以及其他百凡雜貨,就地搭棚子做生意。到時候走路來的,駕小木船和大毛竹編就的筏子來的,無不集合在一處。布匹花紗因為是人所必需之物,交易照例特別大。耕牛和豬羊與農村經濟不可分,因為本身是一生物,時常叫叫咬咬,作生意時又要嚷嚷罵罵,加上習慣成交以前必盟神發誓,成交后還得在附近吃食棚子里去喝酒掛紅,交易因而特別熱鬧。飄鄉銀匠和賣針線婦人,更忙亂得可觀。銀匠手藝高的,多當場表演鍍金發藍手藝,用個小管子吹火焰作鑲嵌細工,攤子前必然圍上百十好奇愛美鄉下女人。此外用“賽諸葛”名稱算命賣卜的,用“紅十字”商標拔牙賣膏藥符水的,無不各有主顧。若當春秋季節,還有開磨坊的人,牽了黑色大叫騾,開油坊的人,牽了火赤色的大黃牯牛,在場坪一角,搭個小小棚子,用布單圍好,竭誠恭候鄉下人牽了家中騍馬母牛來交合接種。野孩子從布幕間偷瞧西洋景時,鄉保甲多忽然從幕中鉆出,大聲吆喝加以驅逐。8
《長河》中的這段略帶導覽性質的趕場(或曰趕圩)描寫,活潑輕松,生靈活現。我們看到,在呂家坪的集市上,三教九流各顯神通,販夫走卒應有盡有,既極富鄉圩集鎮的底層生活氣息,同時呂家坪的集市也可說是現代中國農村經濟的一個縮影。作為內陸農業大省的湖南,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曾一度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不光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也未得到明顯改觀。進入“十一五”后,湖南全省不斷推動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城鎮化率由2000年的29.75%提高到2012年的46.65%,年均提高1.41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但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截至2012年,湖南全省的農業從業人員仍有1668.99萬人之巨9。而農村勞動生產的物質需求與農民日常生活的物質資料補給,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集鎮來完成的。在題為《小城鎮·大問題》一文中,費孝通談道:“我早年在農村調查時就感覺到了有一種比農村社區高一層次的社會實體的存在,這種社會實體是以一批并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口為主體組成的社區。無論從地域、人口、經濟、環境等因素看,它們都具有與農村社區相異的特點,又都與周圍的農村保持著不能缺少的聯系。我們把這樣的社會實體用一個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稱之為‘小城鎮’?!?0費孝通將小城鎮分為三種層級,縣屬鎮(縣行政中心所在地,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縣城),鄉屬鎮和村鎮。其實小城鎮三種層級的邊界也并不是那么涇渭分明,比如鄉屬鎮與村鎮這兩級,有時往往是混為一談的,本文所說的鄉圩集鎮即屬于這一類。
鄉圩集鎮是農民農事生產以及日常生活場所的空間延伸,農村生活、生產物資的補給更新無須上縣城,更沒必要去省城一類的大城市,一般通過鄉圩集鎮貿易就能得以實現。而追溯鄉圩集鎮的形成,其本身就是由地處要塞中心、交通往來便利的村莊發展而來,因此,鄉圩集鎮的常住人口,也大多是由剛脫離農村生活的人而來,他們在鄉圩集鎮或通過某一門手藝活,或長期從事一種買賣生意,形成最初的原始積累,從而得以擺脫相對繁重苦役的農村生產勞動??梢哉f在鄉圩集鎮,自發地形成了初等級的市場經濟。北方人俗稱的“趕集”,湘南老百姓一般叫“趕圩”“趕鬧子”“趕場”,類似說法在“小說湖南”的長中短篇中屢見不鮮、比比皆是,即使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這種說法也仍在沿用。而湖南當地的很多集鎮,干脆就是以“圩”來命名的。以湖南永州為例,該市就有像井頭圩、凡龍圩、零頭圩、菱角圩、太平圩、上江圩、回龍圩、金盆圩、祠堂圩、郵亭圩、牛角圩等以“圩”為名的鄉圩集鎮(村)不下20個11。
湘南各鄉圩集鎮每月的圩期,一般都是交叉錯開,因地而異,此地一三五逢單,他處則就二四六逢雙。正如沈從文《長河》所描繪的那樣,逢圩日,四里八鄉的農民,聚集到鎮上的集市,進行農副產品交易和日用零雜買賣。集鎮的集市一般都是臨時的露天場所,買賣生意甚至都沒有固定攤位,趕圩從一大早開張,能持續整個上午,約大半天的時間,下午一二點散圩收場。在湘南有的地方,每年還會有一次趕圩的“大狂歡”,即“趕社”,類似于北方的“廟會”。趕社的那天,可以說是一年中最隆重的圩日,甚至連整個縣城的主干道,都會成為臨時攤點的擺放場所。與現當代鄉土文學中常見的地方景觀一樣,湖南鄉土文學最獨特的還是所謂的城鎮,更準確點說,是鄉圩集鎮。以古華聲名遠播的《芙蓉鎮》為例,嚴格說來,芙蓉鎮是集鎮而非城市,更談不上是繁華都市。
置于1978年以來“小說湖南”的文學視野下,古華依托《芙蓉鎮》的成功,其鄉圩集鎮敘事流傳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盾饺劓偂穼懡夥胖酰饺劓偟嫩灼谝蜓f例,逢三、六、九,一旬三圩,一月九集。而1958年的“大躍進”,加上區、縣政府的批判城鄉資本主義勢力運動,則使得“芙蓉鎮由三天一圩變成了星期圩,變成了十天圩,最后變成了半月圩”12,圩期的頻繁更改,給當地農村生產勞動和農民生活造成極大不便,農村經濟由此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直到1961年下半年,縣政府下公文改半月圩為五天圩,但終究是元氣大傷,“芙蓉鎮再沒有恢復成為三省十八縣客商云集的萬人集市”13。古華實際上是以芙蓉鎮之小,來見中國之大,從而反映出“文革”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的傷害。在古華后來的小說《“九十九堆”禮俗》中,同樣也有趕圩場景的描繪,不過《“九十九堆”禮俗》則是以主人公的視角來打量集市的趕圩場景,“楊梅姐不覺來到了山口芭蕉圩上。如今上級政策放寬,開放農貿土產市場,但見滿圩滿街人成河,攤攤擔擔,花花綠綠,叫叫喊喊,拍拍滿滿……真是吃的穿的用的耍的,五花八門,賣什么的都有”14。與《芙蓉鎮》不同的是,《“九十九堆”禮俗》中的趕圩描寫匯入了主人公的視野,即小說敘事者的視角與小說主人公的眼光重疊到了一起。
芙蓉鎮的圩期,由原來的半自發的形成約定,到人為的政策干預規定,圩期的更改延長,也一定程度地重新塑造著農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圩期周期越改越長,也就意味著農民們自發集會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農民間的往來聯系,越來越受到嚴格的政治干預控制。因為趕圩或趕場所承擔的并不僅僅是經濟貿易的功能,同樣還有社會交際、消息傳遞的民間交往功能。趕圩的這一額外功能價值在莫應豐的小說《美神》中就有很好的體現:
這一天是農歷十二月二十五日,逢五逢十,趕場的日子……常有那許久不見的親戚在街上碰面了,讓開擁擠的人流,走到僻靜一些的地方,或站著,或蹲著,拿出煙包來,用從算術本上撕下來的硬紙片卷上兩支煙,吞云吐霧,談起各自的家事。臨別前招手說一聲:“過年來耍呀!”15
又到了趕場的日子,山民們穿著寬大的棉布衣褲,挑來了他們的時令土產。太陽烤得人頭上冒汗,人們把貨擔子擺在街市的一側,陽光充足的另一側留給過往的行人。除了做買賣,還兼傳遞新聞,這是山鄉集市的一大特色。16
趕場或趕圩,塑造的是一個流動混雜的公共空間,它不僅暫時將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也為親朋的聯系見面提供了機會,節省了時間成本。與此同時,趕圩讓農民得以置身社會輿論的生成現場,甚至參與到民間公眾娛樂活動之中——正如沈從文的《長河》所揭示的那樣,走江湖的民間藝人多喜歡在觀眾集中的趕圩、趕鬧子的場合亮相表演。鄉圩集鎮承擔起了農村溝通城市的中介功能,“中介性使小城鎮擁有了與城市和鄉村相同又相異的社會、生活場景和文化特性,或者說它調和了處于鮮明對比中的城市與鄉村,那些大多由農村小集市、小村落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必然與廣大的鄉土中國血脈相連,保留了更多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化,擁有豐富而復雜的地域文化;而介于城鄉之間的獨特位置,也必然使小城鎮比鄉村有更早和更多的機會、途徑,接觸到來自城市的新生事物與文化”17。但在一個特殊的年代,趕圩這種自發的不可控的空間流動性,對有著嚴格秩序訴求的政治運動來說,顯然是一種存有風險的不穩定因素。
因此,從社會秩序控制的角度講,政府對圩期的一再更改并且是越改越長,也就不難理解了。與《芙蓉鎮》圩期頻繁更改大致相似的,還有土家族作家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18中的里耶小街:
離桴木寨十多里遠近,有一條行得機帆船的叫做酉水的大河;酉水拐彎處,有一條將近五百戶人家的叫做里耶的小街。當地習俗,每逢四、九趕場。近年里,上級貼出布告,為著少耽擱生產,把五天一場改成十天一場,把場期定為每月的初十、二十、三十三天。
今天逢十,是春耕大忙前的最后一個場期。下街趕場的人真多??!有人是來看姑娘家背起竹背簍甩同邊手的;有人來趕狗肉、豬雜碎下酒的口福;有人來賣脫豬兒、羊、雞和雞蛋,采辦一些火柴、鹽和各色零碎的東西,備足大忙期間的繳用。因為往后的個把多月,每逢場期都是“冷場”,忙得兩頭黑的土家人,那些天是沒得工夫再到里耶來光顧的。19
看得出來,里耶小鎮的規模,跟芙蓉鎮大致相當,其趕圩的場景,也跟芙蓉鎮大致相似。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里耶的圩期跟芙蓉鎮一樣,也是越改越長。反諷的是,“文革”期間,趕圩周期的延長依據是“少耽擱生產”,但這種調整事實上是對自發的市場經濟的人為干預,非但不能達到“少耽擱生產”的目的,往往還會適得其反。另外,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農村經濟并未獲得長足發展,我們看到里耶集鎮的商品貿易,仍基本以農副產品交易為主。
在這次趕圩過程中,畢蘭大嬸,也就是桴木寨的黨支書,知道了女兒竹妹跟布谷寨的黨支書向塔山交往的情況,她極力反對女兒跟向塔山的戀愛關系,但竹妹不聽母親勸告還是跟他走到了一起,并最終釀成了一段婚姻悲劇。從小說情節進展的角度說,趕圩成了整篇小說的一個轉折點,即竹妹的感情由之前的三牛倒向向塔山,在趕圩這得到了反映。
二、趕圩:流動的風景
以趕圩來結構小說,并以此呈現獨具地方特色的城鎮景觀,并不僅限于孫健忠《甜甜的刺莓》,某種意義上也是新時期湖南鄉土小說的一大特色,前文所述莫應豐的《美神》可以說表現得更為典型,《美神》上部便采用對稱式結構,以趕圩場景開啟全篇、收束段落:
凍得鼻子通紅的山民們,挑著籮筐,提著籃子,挎著背簍,或三五成群,或單行獨步,從若干條崎嶇的山間小路上走來,陸續踏上了那條僅能行駛一輛卡車的土公路,匯成一股斷斷續續的人流,朝小集鎮走去。
這一天是農歷十二月二十五日,逢五逢十,趕場的日子。
集鎮上擠滿了人,交換的貨物大都是不值錢的。紅薯米、干辣椒、白蘿卜、芋頭片、竹籃子、木火箱、棕蓑衣、紙燈籠、大石蛙、穿山甲、麂皮鞋、虎骨酒,就連最難找到買主的粗糠殼也有人挑來賣。運氣好的早早地賣掉了挑來的土貨,擁進供銷社打一瓶醬油,買兩包廉價餅干,扯一段花布,高高興興地穿過街市回家去。20
在莫應豐筆下,開篇的九龍山趕圩,成了一道展示當地民風、民俗、民情的流動風景21。這一本地山民無比熟悉的生活場景,在接下來出場的女主人公節節青眼里,卻顯得異常的陌生而有趣,“像到了外國似的,一切都很新鮮”22。而也恰恰是她這種不明就里的好奇與無知者的無畏,加上心地善良純真,讓她做出了于鬧市中救風眼婆于困境的舉動,從而一下子將自己無形地置于本地復雜的人物關系網中,結構性地推動了小說情節的緊湊進展。
從另外一方面說,鄉圩集鎮也可謂農村經濟的晴雨表,集市的農副產品交易,一定程度反映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對比莫應豐《美神》與沈從文《長河》中的集鎮趕場片段描寫,我們明顯可以看出,湖南農民的生活水平,在解放之后似乎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提高,集鎮的貨物貿易基本上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這一現實后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革”造成的,我們或許很難逐一細細量化。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文革”給農村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但農民們樂天的生活熱情,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這從農民們的趕圩態度上也可見一斑。在小說開篇的這段趕場描寫中,集市上隨處可見政治口號與大幅標語,但趕圩的山民“差不多完全無人注意街市兩邊墻上的標語,好像山民們都是不識字的”23。對九龍山山民來說,盡管強制性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席卷了整個九龍山區,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生活重心還是圍繞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展開。
“小說湖南”呈現的鄉圩集鎮盎然生機,除了多以本地人的熟悉視角加以觀照,還設置了外來者這一陌生觀察維度——莫應豐《美神》中的主人公節節青即是一例。置于“小說湖南”的集鎮敘事視野下,外來者與本地人的視角差異,為我們多維考察鄉圩集鎮風貌創造了不可多得的條件。與落難遷徙至九龍山的節節青母女處境相似的,還有此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群體。在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中,作家就是以一個外來者的知青身份對集鎮風情做了詳細描繪:
這是靠甘溪的一個小鎮,四周有小城墻,是以前為防土匪修建的。墻內麻石“管道”通小碼頭,有各種店鋪。碰到“趕鬧子”,總是人群擁擠不通,熱熱鬧鬧。其中最引知青們興趣的是竹器、草田柚、大板栗,還有一些老婆婆叫賣的粉紅色糖酸蘿卜。24
“趕鬧子”即趕圩、趕場、趕集,在地攤前或買或賣,討價還價,人聲鼎沸,“趕鬧子”的說法,可謂再形象不過了。在韓少功那里,鄉圩集鎮的“趕鬧子”是作為知青眼中的一大特色風俗出現的,某種意義上說,“趕鬧子”是知青們農村生活的一大節日。韓少功對知青時代“趕鬧子”的記憶歷久彌新,這在他后來的長篇小說《日夜書》中,同樣得到了貼切的展現:
每逢農歷三、六、九,農民們來此趕集,交換一些土產品,以貨易貨,調劑余缺,大多聚集在豬市、牛市以及竹木市。知青們則大多是沖食物而來,見到甜酒,米粉,豬血腸,糍粑,包子,板栗,菱角,楊梅一類必興奮不已。本地小販都不大喜歡這些外地人。有人說,這些街痞子,太沒規矩,用磁鐵塊暗貼稱砣,一個錢買兩個錢的貨,太歹毒了。還有人說到更無聊的事:買一個包子,吃完半個后假裝失手,把剩下的一半落在油鍋里,氣得女店主欲哭無淚,“祖宗,你吃包子就吃包子,這一下吸走我二兩油呵?!?5
在這段以知青視角展開書寫的文本中,趕圩成了一道具有熏染色彩的故事背景。但也恰是在趕圩這一并不多見的生活場景中,我們看到知青跟當地百姓的關系得到了另一種呈現?;蛘哒f,知青跟農民的關系,在一個陌生的語境中反倒顯得更加真實。作為下鄉接受勞動鍛煉的外來群體,知青在日常農事勞作中并無優勢可言,其源自城市身份與知識水平的優越感,在鄉土環境中持續受到抑制——事實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正是知青下放運動的初衷。只有置身趕圩這一臨時性的集市空間,知青見多識廣的閱歷優勢、城鄉落差形成的身份優勢,才能獲得釋放與顯現。他們玩弄手段伎倆,占盡小便宜,這既帶有年輕人的天性頑劣,其實也不乏知識分子對農民的作弄,因此本地農民并不喜歡這些行為略顯輕浮的年輕知識分子。
然而鄉圩集鎮的“趕鬧子”場景,無論依托本地人視角還是外來者目光,終究屬于置身事外的旁觀;唯有扎根其間的親歷者,才能以“在場者”的身份審視集鎮百態。如前所述,在孫健忠《甜甜的刺莓》中,限于中篇小說的篇幅以及小說的主旨,政府干預圩期帶來的影響,以及熙攘的趕圩場面在小說中都并未完全鋪展開,有些意猶未盡,這在他后來的長篇小說《醉鄉》中得到了“補償”?!蹲磬l》里集鎮趕圩的場面描寫,以一個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參與者的主人公視角,而達到了一個相當繁復的高度:
從地理位置上說,此刻,矮子貴二正在龍溪坪場集的中心。這里有一條河,河的兩岸,木、石、火磚結構的房屋櫛比鱗次,形成兩條青石板小街。各種款式的吊腳樓、騎馬樓和轉角樓,隔河憑窗相望。一座蓋瓦、吊檐、有欄桿的長橋,橫在河上,將兩條河街連結攏來。長橋現在成了集市的中心,除去幾座肉案,還有擺地攤的,借了居民戶的門板和長凳,架起一個攤子的,也有將貨物抱在懷里,拿在手上做生意的。橋上人擠人,背簍擠背簍,前邊的人走不動,后邊的人推著走。污濁的空氣里,散發出刺鼻的汗臭,霉腐味、騷味和腥味,飄蕩著討價聲,還價聲,賣主的自夸吹牛聲,買主的挑剔詆毀聲,各種各樣的喊叫聲和爭吵聲。這些聲音混合起來,形成嗡嗡嗡一片,將平時顯得很大的河水聲壓下去了。如果透過這捉摸不定的聲音,透過這繁榮和熱鬧,深入仔細地研究一下,便會發現這里是一座人生的大舞臺,同時表演著一千出內容豐富的戲劇。到處有生存的競爭,有智力的較量,有心理的考驗;有真誠,有虛假;有欺騙,有上當;有吹牛者的成功,有謙遜者的失敗;有公平合理的交易,有乘人之危的落井下石;有賺了五分錢而心中竊喜的,有虧了一角錢而捶胸頓足的;有分明賺了錢反以為蝕了本的,有蝕了本卻誤以為賺了錢的……26
可以看到,小說敘述者頗具耐心,以將近整小節的篇幅著力鋪寫矮子貴二的趕圩見聞,呈現出新時期以來湖南鄉土小說集鎮敘事中最為豐富立體的全景畫面。難能可貴之處在于,面對這場趕圩圖景,孫健忠摒棄了對農民形象進行單一道德美化的創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客觀持平的觀察視角。在原始粗放的初級市場經濟環境中,作家將農民小富即安、計較微利的傳統小農心態細致鋪展,描摹絲絲入扣。如果圍繞“趕圩”解讀這部作品,“醉鄉”之“醉”擁有兩層內涵:既有農村經營體制改革收獲成效而生出的陶醉,也暗含農民目睹市場經濟興起之際,內心無所適從的眩暈與迷茫。
1980年代初實施的“包干到戶”政策極大活躍了農村經濟,帶給農民生活的希望。恰恰是這次為籌備宴席前往趕圩的見聞,使矮子貴二嗅到鄉村發展的潛在機遇,打算在雀兒寨興辦油榨坊。憑借靈活的商業頭腦與敏銳的政策感知,貴二搶先承包老碾坊,成為雀兒寨第一個富裕起來的人?!霸凇蹲磬l》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提供了一種強大的動力,它震塌了雀兒寨原有的價值觀、愛情、婚姻結構的基礎,導致價值觀、愛情、婚姻形態的巨大變動?!?7但論者顯然是就農村新政策的歷史結果而言的,事實上,農村的生產經營體制改革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般順利,從改革之初落后觀念的羈絆拖延,到改革深入之后的利益糾纏不清,這期間伴隨有很多隱秘的陣痛,這些并未都通過鄉圩集鎮敘事得以全面體現,而在“小說湖南”的碾坊故事那里,我們才有所認知。
結 語
新時期以來的湖南鄉土小說,多以湘楚大地的鄉圩集鎮為核心敘事場域,用細膩的文學筆觸、鮮活的地域意象與真摯的人文情懷,記錄了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土中國的變遷軌跡,也完成了對湖湘鄉土精神的文學傳承與時代詮釋。這些作品跳出了單一的鄉土敘事框架,將鄉圩集鎮的趕圩場景、市井煙火與農民的生存狀態、精神訴求深度綁定,既有著沈從文《長河》式的鄉土本真,也有著古華《芙蓉鎮》、孫健忠《甜甜的刺莓》式的時代反思,更有著彭見明、葉蔚林等作家對湘楚山水與人情的細膩描摹,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學風貌。
在文學表達上,湖南鄉土文學作家們以湘方言為語言肌理,將茶子花、沅水、吊腳樓、圩場等地域符號融入敘事,既保留了鄉土文學的質樸質感,又賦予其鮮明的湖湘文化標識——茶子花雖未成為鄉土敘事的核心意象,卻以襯景的形式點綴著湘楚大地的詩意;趕圩不僅是經濟貿易的場景,更成為文學情節推進、人物關系展開、民風民俗呈現的重要載體,讓鄉土敘事有了流動的生命力。這種文學書寫,既還原了新型城鎮化起步階段鄉圩集鎮的真實面貌,記錄了農民在時代變革中的迷茫、堅守與向往,也為鄉土文學的地域化創作提供了寶貴的范本。
新型城鎮化進入與鄉村振興協同推進的新階段,更加注重城鄉之間的互動與融合,強調集鎮、縣城在連接城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致力于構建城鄉一體、均衡協調的發展格局,新型城鎮化的路徑和目標日益明晰。我們看到,新時期以來的湖南鄉土小說提供的集鎮故事和趕圩場景,既可視為新型城鎮化的前史和序曲,也為“壯大縣域富民產業”新型城鎮化的未來走向提供了一種可能。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重點扶持研究項目“新時代文學批評:現象與癥候”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湖南新時期十年優秀文藝作品選》編委會:《湖南新時期10年優秀文藝作品選·文藝理論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頁。
2 張瑞英:《地域文化與現代鄉土小說生命主題》,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頁。
3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頁。
4 蔣靜編著《茶子花流派與中國文藝》,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5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4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458—459頁。
6 吳曉東:《邊城世界的虛構性》,《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
7 汪曾祺:《又讀〈邊城〉》,《讀書》1987年第1期。
8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9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0頁。
9 數據源自湖南省統計局,引自http://www.hntj.gov.cn/fxbg/2013fxbg/2013jczx/201312/t20131224_106367.htm。
10 費孝通:《小城鎮四記》,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詳見湖南地名網,引自http://www.hndmw.gov.cn/。不妨再以深圳為例,“深圳”作為地名最早出現于明代早期(1410年),在原居民的傳統理解上,只是指現今東門市場一帶,即“深圳圩”。
12 13古華:《芙蓉鎮》,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14 古華:《“九十九堆”禮俗》,《浮屠嶺》,中原農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頁。
15 16 20 22 23莫應豐:《美神》,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19、3、41、42頁。
17 趙冬梅:《溯源與比較:當代海峽兩岸的小城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
18 孫健忠《甜甜的刺莓》初發表于《芙蓉》1980年第1期,后獲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二等獎。
19 孫健忠:《甜甜的刺莓》,《1977—1980全國獲獎中篇小說集》(下),《文藝報》編輯部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2頁。
21 1980年代中期,古笛作詞、黃有異作曲的民歌《趕圩歸來啊哩哩》,生動再現了趕圩場景熱鬧歡快的氛圍,一度唱響全國。該曲目不僅被列為文化部聲樂比賽必唱曲目,編入全國音樂院校及中小學音樂教材,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定為亞太地區音樂教材,影響力廣泛而深遠。
24 韓少功:《西望茅草地》,《歸去來》,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
25韓少功:《日夜書》,《收獲》2013年第2期。
26 孫健忠:《醉鄉》,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頁。
27 凌宇:《神酣意熱話〈醉鄉〉——寫給孫健忠同志的一封信》,《讀書》1985年第8期。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