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轉型與深圳文學城鄉關系問題 ——論吳君長篇小說《同樂街》
內容提要: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新城,這座城市的文學也一直被期許為“新城市文學”,而吳君的長篇小說《同樂街》拓展了我們對于深圳城市文學之“新”的理解。深圳城市文學的“新”,不是抹除其鄉土根基的“超現實”之“新”,而是一種立足于傳統鄉土文明的“城市化轉型歷程之新”。《同樂街》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扎實地呈現了深圳由鄉土村落轉型為社會主義新城的文明轉型之歷程。吳君通過塑造城市改造中的釘子戶形象,寫出了城市現代化建設背后人的現代精神轉型之難,也借由駐村干部鐘欣欣這個人物,表現了中國城市文明轉型的獨特性。
關鍵詞:吳君 《同樂街》 深圳文學 文明轉型 城鄉關系
引論:深圳文學的“舊”面
作為改革開放政策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的當代新城,深圳帶給世人的印象是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深圳的文學,人們也想當然地寄予很多“新質”期待。1990年代,深圳文學界曾探討“新都市文學”概念;2014年前后,深圳民治街道主辦的文學內刊《民治·新城市文學》也曾召集一批作家、學者圍繞“新城市文學”展開討論1。源自深圳本土“新都市文學”“新城市文學”的召喚,自然是希望在通常的都市、城市文學前面冠以“新”字,來照亮深圳這座新城市的新文學。如深圳評論家于愛成所言:“深圳是個新城市,與作家共同成長,處于變動過程之中,所以作為一個背景、舞臺,天天發生著城市故事。不存在一個相對固化的城市中心和屬性,讓作家無所適從,無從把握它的前世今生。這是深圳城市與作家可以對話的一個特點,也是所謂新城市文學的一個特點。”2包括陳培浩的闡述,認為深圳“作為高科技巨型都會的‘新城市’”,是“去根化、同質化、景觀化的”,深圳的新城市文學也就要區別于上海、南京等城市文學的“返古”“尋根”特質3。強調深圳城市的無根性和變動性,突出深圳文學不同于國內其他城市文學的新質性,這類界定可以找到很多文本支撐。但是,對深圳文學的“新質”期待,預設的新城市文學想象,對于我們切實地理解深圳城市文學是否也構成了一種遮蔽?比如深圳的城鄉關系如何?深圳新城市文學有沒有傳統“舊”的一面?這些“不新”的問題,在評論家們逐“新”的目光下,是否被有意無意地屏蔽掉了?
也許,只有在回顧深圳城的發展史、看到深圳的前史時,我們才會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深圳無數的高樓大廈,都是建在鄉間田野上的;深圳很多的時尚街道,前身也是村落土巷。深圳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它作為“市”、作為“城”的歷史雖短,但它不可能無中生有,也不可能憑空建造,它成為城市之前的鄉土、村落,也是深圳的歷史,這歷史甚至可以視作一個濃縮版的中國城市史。中國城市的前身,如果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環壕聚落,也都是農耕意義上的村落和農田,“聚落的規模大約在直徑200米左右,集中居住著以親子關系為紐帶的龐大家族,是母村和子村不斷重復分裂結合、基本上無階層差別的農耕社會”4。鄉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根,農耕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源。傳統中國的城市文明,基本上也是與鄉土、農耕文明交織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中國所有的城市,不管建城、立市的歷史久遠還是短暫,其根基都是傳統中國的鄉土文明。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不是無根的城市。而且,因為深圳作為城市的歷史足夠短暫,作為“根”的鄉土文明也就在城市中表現得更為清晰。深圳的城市史,幾乎就是從傳統鄉土文明轉型為現代城市文明的改造史。這轉型和改造,包括物質文明領域的建筑以及各類硬件設施的擴張,也包括精神文明層面人心意識的現代轉型。看深圳城市的規劃和建筑史,可以了解物質文明的現代改造,而精神意識、觀念思維方面的改變,卻需要通過文藝作品來表達。
深圳文學在表達深圳城市的鄉土文明根基方面,其實有很多作品都會觸及到。近作方面典型像郭建勛的《清平墟》,就是借著清平墟這塊古老土地,講述深圳前史意義上的嶺南故事。但《清平墟》只是“前史”,不觸及深圳作為城市之后的城市化轉型問題。呈現深圳文學的“舊”面,不是要完全脫離深圳作為城市之后的“新”面,而是在講述深圳之為新城時如何處理它的“舊”。書寫深圳由“舊”到“新”的歷史變遷,就是直面深圳的鄉城轉型,這方面問題在吳君最新長篇小說《同樂街》里得到很好的呈現。《同樂街》的“同樂街”,在深圳建市前就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南方村落。1980年寶安縣改為深圳市時,同樂村被劃入新安公社,同年開始有制衣廠等現代工廠進入,開始了自己的城市化進程。吳君在《同樂街》的最后附了“我們同樂人的大事記”。所謂“大事記”就是記錄深圳建市后同樂村的城市化變遷過程,這份記錄包括建筑、街道的變化,也包括現代生活器具的更換,更涉及小說人物陳有光一家三代人的生活變遷,尤其陳有光與他人、與同樂這個大集體關系的轉變。“大事記”雖簡略,但直觀說明小說《同樂街》處理的正是深圳的城鄉關系問題。從同樂村發展為同樂街,村轉換為街,這是當代意義上的由鄉村轉型為城市的完整案例。看《同樂街》,不僅看到同樂作為深圳城市部分空間的城市化過程,更通過陳有光一家人的觀念變化,折射當代中國的鄉—城文明轉型。
一、塑造城市化轉型期的釘子戶形象
當代中國的城市化,物質文明層面的現代化建設相對容易,其成就也是直觀可見的,精神文明的現代化卻不容易完成,它的進展程度也很難發覺。《同樂街》聚焦釘子戶家庭人物的觀念轉變,最具挑戰也最有典型性。吳君深入到釘子戶家庭的生活和心理內部,剖析陳有光一家為什么會成為釘子戶,寫出陳有光內心的屈和苦,理解這個家庭每個人心理的怨和恨。在當代中國的城市化轉型過程中,釘子戶形象一直是負面的,經常被詬病,認為他們阻礙了城市的發展,影響了城市的美觀,包括懷疑他們的動機,將他們想象為自私、蠻橫、沒有公德心的人。這些印象或許是很多釘子戶的基本特征,但他們為何會甘愿頂著這些不光彩的帽子而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訴求?他們一定有自己的心結,有自己的怨念。《同樂街》人物陳有光作為釘子戶家庭主角,一直被同樂人嘲笑、鄙視,“偏執又無知”,“阿吱阿咗說個沒完令人煩”。因為陳有光,這一家人都被同樂人嫌棄,“同樂人哪會這個樣子,這屋人是爛泥扶唔上壁嘅,成日不思進取,冇辦法啦”5。陳有光的父親陳水是同樂成為“街”之前的村委會主任,這個“前干部”家庭為何會淪為與時代格格不入的釘子戶?起點性事件是陳水連任村主任失敗后失意走向賭博,輸光了村里產業的分紅。同時陳有光當年因父親村主任職務之便拿到村里進城招工指標去外面打工幾年后,再回到同樂時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沒能恢復他進城之前的制衣廠廠長職位。時代發展太快,深圳、同樂變化太大,當初為同樂人爭搶的進城指標和城鎮戶口最后都成為了“劣勢”,錯過了同樂改革黃金期的陳有光成為了“無業游民”,這個家只剩下一處又小又舊的房子——“老祖宗留下來的住了幾代人的舊屋”。面對這樣的家庭變故和人生際遇,陳有光內心蓄滿了怨恨,他抱怨同樂人忘恩負義、不記得陳水當年為同樂村發展做出的貢獻。同時,陳有光因為做過報關員、制衣廠廠長,“參與了深圳的建設”,以深圳的“開荒牛”自居。為此,陳有光一方面以自己一家對同樂、深圳的發展有貢獻而“居功自傲”,另一方面又因為自己的生活不如意、被周邊所有人嘲笑而心生怨恨。這一心理特別復雜,內心的驕傲自尊與外在的不堪受辱形成兩種難以調和的情緒,陳有光也就走向了自大偏執,導致的后果就是排斥新事物,對同樂街新的生活等都抱以鄙視,總想著突然間回到當年的風光時刻。有著如此心理的陳有光,遇到集體需要征求他的意見完成拆遷和城市更新時,必然會反彈出一些“過分”的要求,注定成為釘子戶。
塑造陳有光這個釘子戶形象,最基礎的意義就是幫助我們去理解一類平常理解不了的人物。新時期以來,國內小說極少將拆遷釘子戶設置為核心敘事主角,長篇小說更是難見,《同樂街》為我們補上了這樣一種缺憾。陳有光的形象是豐滿的,他有令人厭惡的一面,也有使人感動的時刻。比如陳有光和兒子陳小橋在汕尾同住時,作家借陳小橋的口轉述了陳有光的夢話,“我聽見你說恨自己,如果不是因為有阿爺阿嫲要照顧,我還沒有長大,你會死的”6。陳有光對同樂有怨,同時也恨自己無能,但有家人要照顧,他還不能徹底擺爛,他也在盡力地為這個家爭取更多的利益,想各種辦法來改變生活的不堪,只不過他沒辦法走出自己的心結,以至于所選擇的改善生活的辦法都是偏執化的、走捷徑的。不管陳有光如何不堪,只要跟著敘述走進他的內心,都會對他產生同情感。可見,作家對這個人物的情感是復雜的,沒有先在的道德褒貶,是將人物置入深圳、同樂這個大環境中,盡可能細致地寫出他的生活和心理,讓讀者自然而然地跟著敘述去理解他、同情他。
人性維度看陳有光之外,更可從社會文化維度來分析這個形象,同樣有著豐富的闡釋空間。在陳有光身上,可以看到所有當代城市釘子戶的基本特征,更有獨屬于深圳這座改革開放新城的釘子戶特征,他身上聚集了當代中國城市現代化轉型的諸多問題。陳有光錯過同樂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看似是個人的錯過,是這家人自身的原因,但也不能忽略中國當代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問題。尤其在深圳,城市發展變化得快,很多政策的實施只能是短期內有效,這導致很多人因為“政策紅利”而迅速致富,而一些因各種個人或非個人原因而錯過政策紅利、沒能與更多鄰人同步致富的個人和家庭,很容易出現心理不平衡,并將這種不如意怪罪于時代。陳有光之所以偏執,一大原因就是他并不覺得同樂其他家庭的生活變化是個人能力帶來的,而是時代、政策賦予了他們發達機會——只是個“機會”而已。陳有光從不懷疑自己的能力,只想著有個“機會”,為此他一直怪罪同樂街道不給自己這個“前干部”后代、有功勞的“開荒牛”安排編制崗職務。當房產騙子阿見承諾會給他老板、股東等發達機遇時,他也毫無戒備地開始做夢、屏蔽他人告誡義無反顧地“入局”。包括小說中的前任同樂社區主任陳德福,作為當年的商業成功人物,回到同樂就是想為同樂發展做貢獻,想著幫助同樂人改善生活,他犯錯誤的原因正是想“撈政策紅利”,鼓勵、幫助村民在拆遷、改造前加建房屋。深圳在2014年才出臺正式文件嚴令禁止加建,文件出臺之前,有很多僥幸者因加建獲得了額外的福利。2014年之后,加建就是搶建,陳德福因組織村民搶建而被處分,對此也是耿耿于懷,認為自己是真正為同樂人謀福利,并沒有錯,這也成了他的心結。該如何理解以及處理這種因政策變動帶來的利益分配矛盾,這是很復雜的城市規劃和治理問題,涉及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作為文學作品,《同樂街》不能提供什么實際的決策方案來解決其中可能存在的分歧,但小說敘述幫陳有光、陳德福等“受委屈者”發出了聲音,同時也使得更多人能夠嘗試著去理解或思考這份“委屈”背后的文化和社會問題。
二、“同樂”新型合作社與深圳城市化路徑
有了對釘子戶形象的人性內涵和文化意義闡釋,再看《同樂街》敘述的釘子戶人物精神轉變問題。陳有光最后能夠走出偏執思維,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同樂社區這個集體的保護,他才擺脫了房產騙子阿見,保住了房產和家人的安全。就小說敘事邏輯來講,這個轉變緣由來得比較突然,導致小說大篇幅敘述的鐘欣欣的努力勸說失去了最終的有效性回應。也就是說,陳有光雖然很感激鐘欣欣,但他的轉變緣由主要不是因為鐘欣欣,而是同樂社區這個集體、尤其社區主任郭正安等人長期的、藏在背后的努力,是一種“制度性保護”讓陳有光保住了房產。這里面的區別,對于小說敘事而言有偏離主線的嫌疑,但這個“偏離”本身對于我們闡釋深圳獨特的鄉—城轉型路徑有很好的幫助。
陳有光走出騙局之后,同樂社區主任郭正安向他透露:“當初為了保全陳有光一家的房產,還有陳有光全家人的身體不受傷害,陳德福連夜召開會議,對陳有光家里進行了特殊處理,并要求七個董事嚴格保密,防止陳水那些債主來鬧事。哪怕被誤會也不能說,直到陳有光家還掉了債務,陳小橋懂事后,他們才把這個賬目公開,才把這份分紅還給陳有光全家。陳德福提出每年分紅之日,由歐影代陳有光簽字取出分紅,在陳德福和郭正安的見證下還給債主。總之,現在陳有光一家的債務早已經還完,不僅如此,還為陳小橋存了一筆創業的啟動金。”7這段話透露了同樂社區如何挽救、保護陳有光一家,是同樂這個集體的決策幫助這個家庭慢慢還完了債務,也是這個集體保住了陳有光的房產不會被阿見等騙走或廉價買走。本來,作為成年人的陳有光,作為有權力處置家庭財產的現代家庭,陳有光、陳家人完全可以以自然人身份轉讓房屋獲得他接受的補償,但同樂社區的保護,阻止了他多次的“交易”。為此同樂社區兩任主任都挨了很多罵,“你們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亂管,房子是陳有光的,買賣是他的自由,你們有什么權力阻攔,爛人就應該受到懲罰”。陳德福回應道,“他不是爛人,而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不能落井下石,他的這個便宜我們不能占,也不許同樂任何一個人占”8。集體對個體的保護,在這里表現得很突出。對此,我們可能會問:現代城市社區,個體與集體該有一種怎樣的關系才能合理合法?顯然,鄉土時代的宗法、族制已經不合適,但如果帶有傳統村落、家族意義上的“集體”直接退場,只交給純粹法律關系的“政府—個人”,沒有一個偏重情感關系和幫扶關系的集體,很多弱勢個體、暫時陷入困難的家庭很可能會因一時之需而失去長期性的生活保障,導致越來越大的社會問題。同樂社區保住了陳有光的分紅,也挽救了陳家的老宅,這相當于是鄉土時代的村集體轉化為城市的新型合作化社區,這個“合作化社區”與大多數城市的一般意義上的街道下設的居委會意義上的社區不同。這個“不同”正是中國城市的城市化過程中的特色所在,它存在于中國很多城市,像上海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性實物資產和貨幣資產,經過清產核資和評估以后,按照勞動年限折成股份量化給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時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益金和公積金(集體股),主要用于村委會或社區公共管理和村民公共福利事業支出,并實行按勞分配和按股分紅。這種分配方案先評估村級組織的集體資產然后按農齡(從事農業生產的年限)將資產量化給農民。在組建股份合作社時,農民再根據需要,按規定認購合作社股份,成為合作社股東,享受合作社的年終分紅。9
上海城市的擴張需要把周邊的農村納入城市,也存在農村城市化問題。深圳更是典型的直接在農村基礎上建設城市,如何處理農村的城市化轉型更是敏感性問題。小說中同樂村,在1980—1990年代,是作為傳統的工業區招商引資型發展模式,村民通過“三來一補”獲得工資補償。新世紀之后,深圳逐漸推進產業轉型,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樂“三來一補”的廠都搬走了,同樂也面臨轉型。在如何轉型的問題上,陳德福與郭正安出現矛盾。陳德福當年回到同樂,就是希望為同樂留住土地,而不是賣掉,當面對新的轉型需要同樂人出讓土地、房產時,他也是拒絕的,甚至帶領同樂人違法搶建以至于被開除黨籍。郭正安接手管理同樂后,同樂開始接受改造,也就有了陳有光這個釘子戶問題。小說沒有寫出同樂村具體采用了哪種模式的“就地城市化”途徑,但結合后記中吳君的話可以猜測應該是類似于前述上海的股份合作社方法。吳君說道:“新形勢下的合作化是國家為深圳農民留住的一道防線,為用土地換了貨幣的農民保留的退路,這是深圳先行先試精神指引下的寶貴實踐。”10這種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延續了鄉土時代的一些基本情緣,這個集體還葆有一種共同體、共命運感。在鄉土階段,是家族親緣和土地資源維系這個集體的共存和發展;成為城市社區后,維系這個集體的,除開親緣關系,更有土地貨幣化之后作為合作社股東的利益關聯性。社區的和諧,要有親緣意義上的互助,但基礎依然是收益方面的平衡和保障。
三、精神轉型與現代城市文明建設
同樂這個集體保護了陳有光一家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新型合作社解決了他們失去土地和房產的后顧之憂,于是甩掉了“釘子戶”帽子,通過努力也逐漸融入了同樂大家庭,獲得了新生。完成這種轉變,雖源于集體力量的保護,但也不能忽略下鄉干部鐘欣欣的作用。小說主線是敘述鐘欣欣對陳有光及其家人的勸導,寫她反反復復地溝通和無數次的失效。這種勸導,是要幫助陳有光一家完成精神、觀念層面的轉變,而無數次的失效本身即意味著觀念轉變之難,只有在物質層面得到兜底保障時,思維觀念上的調整才真正完成。選擇一個陽光、充滿活力的90后女青年來幫扶陳有光,顯然是要給這個沉浸于過去、不愿抬頭看向未來的陳家人帶去真正的“光”。陳有光包括陳德福這些人,最后也確實被鐘欣欣的朝氣所感染,走出了心結和陰影。小說最后,鐘欣欣完成下基層任務要離開同樂街,再見陳有光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對話,陳有光坦誠了一些心理話,“其實這些年我都是害怕離開這個集體的,哪怕是瞎折騰,我也沒有走遠”,“我現在要說的是如果沒有同樂,我陳有光什么都不是”11。這是他重新回歸同樂這個集體的情感表達,這是一個曾經排斥他人、對集體充滿敵意的形象,在內心層面找到了集體歸屬感和城市認同感。
回到社區、認同集體,陳有光由個體回歸集體的精神轉型,似乎與常規意義上以個體獨立為核心的現代精神相矛盾。對此,我們需要更完整地理解陳有光的人生經歷,看到陳有光之前有一個從“傳統集體”出離成為極端意義上的“釘子戶個體”的過程。成為釘子戶之前,陳有光憑借父親作為村支書的便利,獲得了優先進入城市的捷徑,這個因權力而可以便利的“前集體”是非現代的集體,通過捷徑來進入城市的“個體”也不可能成為現代的、講求獨立精神的個體,為此陳有光從外面回到同樂時成為了一心想著被權力照顧的釘子戶。而擺脫釘子戶形象之后的陳有光,已經有了質的改變,是全新的愿意自食其力、也愿意參與公共事務的新個體,而他所認同的同樂社區也是全新的集體。這個新集體有中國特色,是新型合作社意義上的城市社區;同時,它也有世界意義上現代城市社區的普遍性屬性。比如帕克對城市“社區”的解釋:
“社區”是指這個有著更大范圍和極大包容性的社會環境,它存在于我們自身、我們的家庭和我們親密的鄰里之外。在那里,個人不僅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而存在,更是作為一個具體的人而生活于其中。
與個人相比,社區和家庭有著更廣泛的利益、更宏大的目標和更深思熟慮的目的。它們圍繞著我們,包含著我們,甚至也強迫著我們順從;不過,這種強迫不是來自于無形的壓力,也不是來自于害怕被責備,而是由于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個人利益存在于他人所構成的社區利益之中,感覺到我們對社區的責任。12
包括喬納森·羅斯關于和諧城市五種特質的論述:“和諧城市的第四種特質是社區——由和諧的人組成的社會網絡。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幸福不僅只是一種個人狀態,它同時也與集體相關。這種共同的核心來源于普遍的繁榮、安定、健康、教育、社會聯系、集體效率以及公平的福利分配等,所有這些構成了人類的福祉。”13帕克主要是理論層面解釋“社區”的基本屬性,說明社區與個人、家庭的關系,個人不僅僅是單獨的個體,更是生活在“社區”的人,個人、家庭的利益存在于“他人所構成的社區利益之中”。羅斯強調的是理想意義上的社區屬性,說明人作為社會性動物必然要生活在一個集體中,個人的幸福是與集體的和諧以及人類福祉相關聯的。世界范圍內理論上或者理想意義上的城市社區,也是深圳同樂這個社區的基本特征。陳有光對同樂社區的回歸與認同,物質緣由當然是他的利益與同樂這個集體的利益直接相關,這利益不是抽象的,它是中國當代農村轉型為城市過程中所創造的、新型合作社保護下的各項利益。小說最后,陳有光成為社區志愿者,服務同樂這個大家庭。這一作為志愿者的服務行動,不是簡單的義務性要求,而是發自陳有光內心的責任感表達。
陳有光的轉變,是現代意義上的個體精神的真正成熟,也是集體—城市文明的現代質變。個人對社區—集體的認同,這是現代城市文明建設的起點,“社會認同是文明共同體的內在文化品質,是城市文明秩序的邏輯基點”14。“對一個城市而言,城市文明秩序最終體現的是城市居民集體的心態,展示的是城市居民集體的文明素養和‘文明’的價值取向,包含共同的價值觀、社會心理和思維結構及其主導的行為方式。”15深圳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設,正是要從陳有光這樣的一個個個體出發,完成精神獨立的同時,也在社區集體中找到了內心歸屬感,及至對深圳這座城市形成文化認同感,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文明秩序才得以建立。
結語:城市化與文明轉型
鐘欣欣完成下基層任務、離開同樂街時勸陳有光說,“不要想那些舊事,大家都在向前看”16。“向前看”是《同樂街》這部小說頻繁出現的勸說辭,不能“向前看”是陳有光、陳德福等人無法自己解開心結、走出偏執心性的主要緣由。同時,習慣于“向前看”還是“向后看”,這也是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一種習性差異。在小說中,陳有光的不愿向前看,還關聯著他對鄉土生活方式的懷戀,“我們本來陽光好大好足,那邊是稻田,前面是小河,可以洗衣服、撈魚、抓蟹”17。排斥新事物,沉浸于過去,迷戀當年的田園時光,這不是后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懷舊,而是前現代性質的鄉土思維。而當陳有光走出偏執、完成觀念轉型之后,他與鐘欣欣談及同樂的舞獅傳統時,又一次提及“鄉下人”話題。鐘欣欣說:“舞獅這個很好啊,你可以傳給你的仔,不要丟了這個手藝。”陳有光回應:“這算什么手藝,你們有文化的人就是喜歡笑話我們鄉下人土啦。”18“舞獅”這個傳統手藝,在現代人眼里是“非遺”,并不是“鄉下人的土”。傳統的技藝,包括陳有光夫婦在改革開放之初參與深圳建設的一些物件,存續下來是作為文化遺產,這是為了后人能夠更好地面向未來而做出的歷史文化保護。而陳有光當初對田園、鄉土生活的迷戀,是否定現實、沒有未來的“看過去”。一個是拒絕未來的迷戀過去,一個是面向未來的保護歷史,這兩種觀念很大程度上可以對應于前現代鄉土思維與現代城市思維。費孝通說,“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黏著在土地上的”19。這種“土氣”不是貶義,而是鄉土時代農民的生活特征和思維習性,它是求穩定、重傳承的。而現代城市是流動的,是求變化和重創新發展的。《同樂街》寫出了陳有光從鄉土思維轉向現代城市思維的過程,這個轉向并非徹底拋棄傳統,而是有所傳承的基礎上獲得新變。新生的陳有光,不再沉湎于過去,有了“不要總是用老眼光看人”20等一類新質,但也承續了他前半生作為鄉土人的“舊”技藝和“舊”情感。“陳有光再也不想離開同樂了,同樂是他陳有光的命,哪怕別人說半句不好他也不允許。”21這種心理,表達出他對家族、同樂這個集體的樸質情感。鄉土性已轉化為“樸質”和“可愛”,不再是土氣和偏執。
陳有光身上的“舊”與“新”,引導我們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深圳城市文學的新與舊。吳君的小說告訴我們,深圳也有農民、深圳文學也有舊面。吳君曾自述:“十二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農村……想不到,我會在深圳這個大都市與農民相遇。”22這“農民”在很多深圳小說中是外來務工的農民工,而在吳君的《萬福》《同樂街》等小說中,農民是深圳這座城市的原住民。作為原住民的農民,他們的城市轉型屬于就地城市化,這需要觸及物質和精神、個體和集體等多個層面的城市化。《同樂街》以陳有光這個釘子戶形象的轉變作為主線,借助復調敘事結構,既揭示陳有光、陳德福、歐影等個體人物的精神變化,也呈現同樂街作為現代城市社區集體的鄉—城轉型內涵。
探討深圳文學的城鄉關系問題,背后指向的亦是當代中國的城市文明轉型。孟繁華討論吳君小說時強調:“讀過吳君的作品后,我強烈地感到她是一個對深圳生活——這個‘新文明’的生活有真切感受、也矛盾重重的作家。”23或許,在創作《萬福》和《同樂街》之前,這種“矛盾重重”是隱約若現的。但在《同樂街》這里,吳君已經清晰地將“矛盾重重”消融在了小說的城鄉關系書寫當中,并且通過創作這部小說塑成了一種清晰的新文明判斷。在后記里,吳君說道:“創作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重生的過程。終于,我從‘我’,走向了‘我們’,那個更廣大的世界,更廣闊的人民中間。”24陳有光擺脫偏執的“小我”回歸了同樂社區新集體,而作家也走向了更廣大的世界、走進了更廣闊的人民中間。小說人物和作家自身的精神轉變,是對一種城市新文明的確認和認同。這種新文明不同于現代西方城市文明意義上的文明,而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城市新文明,它建立在中華悠久的鄉土文明基礎之上,也綜合了世界性現代城市的文明特質,它是融進了深圳特區精神、能夠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現代城市文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別委托項目“現代視域下人文城市建設與文化文學生產關系研究”(項目編號:25@ZH02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相關討論成果收入裴亞紅主編《〈民治·新城市文學〉精選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2 于愛成:《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談新城市文學——以深圳文學為例》,《文藝爭鳴》2013年第10期。
3 陳培浩:《“新城市文學”的想象與實踐——兼談鄧一光深圳書寫的文學倫理》,《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
4 [日]岡村秀典:《中國文明:農業與禮制的考古學》,陳馨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頁。
5 6 7 8 10 11 16 17 18 20 21 24 吳君:《同樂街》,花城出版
社2022年版,第5、237、389、389—390、405、386、389、19—20、387、387、392、404頁。
9 熊易寒:《移民政治: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與群體命運》,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頁。
12 [美]羅伯特·E.帕克等:《城市——有關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研究的建議》,杭蘇紅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120頁。
13 [美]喬納森·羅斯:《什么造就了城市》,謝幕娟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1年版,第21—22頁。
14 15 鮑宗豪:《當代中國文明論:文明與文明城市的理論研究》,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117、109—110頁。
19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版,第3頁。
22 吳君、傅小平:《書寫深圳移民的心靈史》,《野草》2019年第3期。
23 孟繁華:《在新文明的崛起中尋找皈依之路——評吳君的小說創作》,《城市文學的興起與實踐——以深圳文學為中心》,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頁。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