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學觀”視野下的文學“縣”場實踐: 當代文學的審美轉向與地方性
內容提要:“大文學觀”作為近年來文學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命題,倡導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視野審視文學活動的多元形態。本文以此為理論視角,考察文學“縣”場的文學實踐。通過分析其內涵、特征,揭示文學“縣”場在推動當代文學審美轉向方面的意義和價值,并探討當下文學創作多元化發展的路徑和可能性。具體而言,文學“縣”場實踐側重于動態的意義生產空間,促使文學呈現出真實在場的狀態,也包含對地方性知識與個體經驗的重新發現,從而成為理解文學多元與多元文學的重要參照。
關鍵詞:“大文學觀” 文學“縣”場 當代文學 審美轉向 地方性寫作
近年來,隨著文學界對“大文學觀”討論的深入,這一理念已不再局限于學術研究領域,而是有著更加廣泛的應用,并開始影響文學政策制定和文學組織實踐。如果對“大文學觀”進行知識考古的話,可以回溯到2003年,楊義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提出,應樹立起“大文學觀”的理念,“從文化表達的層面創建現代中國的文學學理體系”1,這一理念主張打破學科壁壘,將文學置于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強調文學與文化、歷史、民族、地理等多維度的內在關聯。
與“大文學觀”之間存在深層呼應,中國作家協會啟動的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系列活動自2025年來持續開展,活動邀請國內文學名家走進縣域,形式豐富多元,涵蓋文學沙龍、讀書分享、文學市集、名刊改稿會、名家進校園、古鎮采風等,注重作家與基層讀者、文學愛好者之間的面對面深度交流。自啟動以來,活動已相繼走進江西修水、新疆吉木薩爾、河南西峽、云南彌勒、江蘇昆山、遼寧康平、廣東開平、四川馬邊、山東博山等多個縣域,阿來、畢飛宇、徐則臣、劉慈欣、李佩甫、周大新、王躍文等眾多文學名家先后參與其中。
“大文學觀”強調文學邊界的開放性和文學功能的多元性,而文學“縣”場實踐恰恰打破了傳統文學活動集中于中心城市、精英圈層的格局,將文學帶入縣域社會的日常生活之中,作家深入縣域生活現場,重視、關注民眾真實的日常經驗與精神圖景。文學“縣”場通過多種文學形式,使文學與地方文化、民間傳統、群眾生活發生實質性聯結,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縣”場實踐是大文學觀在組織制度和空間實踐層面的具體展開。
然而,目前學界對文學“縣”場實踐的研究和觀照還不多,基于此,本文從“大文學觀”理論視野出發,對中國作協文學“縣”場實踐與“大文學觀”理論話語的關聯、制度設計、運行機制與實踐成效進行考察,揭示文學“縣”場在推動當代文學審美轉向方面的意義和價值,以及探討當下文學創作多元化發展的路徑和可能性。
一、“大文學觀”、文化多元與縣域社會的書寫
楊義在1990年代提出大文學觀,直接針對的是純文學觀的局限性。他認為:“必須以“大文學觀”,才能總覽文學紛紜復雜的歷史的、審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牽系著人心與文化的內在本質,展示其廣闊豐饒的文化地圖,揭示其錯綜紛繁的精神譜系。”2在這個意義上,“大文學觀”試圖在純文學和其他文化樣式之間探索一條更全面的路徑。
“大文學觀”的核心內涵可以從多個維度加以把握。首先是文學邊界的拓展。“大文學觀”反對將文學限定在狹義的“純文學”范疇之內,主張將各類具有文學性的文化文本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楊義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還提出書面文學與口承文學、民族文學的密切關系3。邊界的拓展并沒有否認純文學的獨特性,而是重建文學與社會生活、文化傳統之間的豐富關聯。
文學的公共性也是“大文學觀”的維度之一。1980年代以來,各學科對縣域的關注逐漸增多,人類學、社會學及文學研究均將目光投向這一介于城鄉之間的特殊空間。費孝通提出“小城鎮、大問題”的命題4,這一理論不僅推動了社會學領域對小城鎮現象的關注,更讓作為城鄉過渡地帶的城鎮空間開始進入文學批評家的研究視野。
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離不開公眾閱讀,有論者指出,1980年代“一方面是文學閱讀空前繁榮的時期,另一方面也是閱讀公眾走向成熟的時期”5。除主流作家文學創作外,與此同時,作為國家重大文化工程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6梳理、編撰、出版工作也在縣域層面普遍開展,民間文學工作者整理形成了近30億字的縣域民間文學資料7,這些縣卷本忠實、質樸地記錄了中國社會最基層的文化生態與民間記憶。在多重視野的關注下,縣域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的審美與研究價值的空間逐漸顯現其獨特意義。
與鄉土文學或城市文學等主要依據題材空間命名的既有話語不同,“縣”場之“縣”,既是一個行政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空間概念,縣是中國行政區劃體系中的基礎單元,是連接城市與鄉村的關鍵節點,有論者提出,作為“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中間狀態或過渡形態”8,縣城與縣城寫作常常被忽略。
回顧中國文學發展史,縣域書寫、閱讀及接受自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的傳播時期便已廣泛存在,但縣域及其中的人尚未成為敘事的中心。“五四”啟蒙運動催生了新文學對民眾及其生活的鄉土空間的關注,鄉土文學創作與批評也隨之興起,不同作家、學人筆下的“地方”或故鄉,大多涉及縣域空間,盡管在內涵上多有分歧,但學界對鄉土文學區域的定義卻大多呈現出一致性,鄉土文學一般默認是地域特色鮮明的農村題材作品9。由此可見,縣域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早已存在,只是長期被遮蔽于鄉土敘事的整體框架之下。
隨著文學與民眾之間關系討論的日益深入10,重建文學與鄉土聯系的呼吁也隨之而來11,以“地方”為視角重勘中國現代文學發展路徑成為一種重要的方法論,縣域經驗也成為理解鄉土中國的另一重可能,然而在社會轉型期,恰恰是更多寫作者選擇了都市,與此相對應的是,縣域空間內部豐富的生命經驗面臨被忽視的境遇。
在這一意義上,文學“縣”場的概念便得以明晰,既是“現在”,也是縣域。前者指的是對縣域空間現場的關注與抵達,強調作家必須重返生活現場,將文學的關切與民眾緊密相連,以在場的姿態直面縣域空間,讓文學在時代中始終呈現出“在場”的狀態;后者則指向“縣域”這一特定地理與文化空間的象征意義。
與文學“縣”場的開端幾乎同時,文學理論評論界的兩個高頻關鍵詞是“大文學觀”與“新大眾文藝”,兩個議題的深度交織在于,“新大眾文藝”的迸發式傳播需要文學理論做出回應,而早在新世紀之初就正式成為話語和概念的“大文學觀”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資源:它既能夠解釋“新大眾文藝”的文學性來源,又能夠為“新大眾文藝”的發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進一步而言,在這兩個議題的交織與覆蓋下,即使尚未有意關注過“縣”這一行政地理概念,大部分人也能通過日常經驗感知其獨特的位置屬性。
在新媒體平臺上,“縣城文學”作為一種特定的話題和攝影風格被分享,并以憂郁懷舊的情緒表達、低飽和度的視覺色調和對老式建筑與靜謐街景的凝視,喚起人們對確定性、安定感、被承接感的模糊感受。視頻主題多集中于懷舊創傷敘事和城鄉關系反思,既表現出對縣城的情感認同,同時也流露出對壓抑、破敗等縣城生活困境的困惑12,這是一種介于“去懷念”與“被困住”的掙扎狀態。
在鄉村和都市的縫隙間,縣域在當代大眾文化想象中,是一種與鄉愁、懷舊相關的情感空間。與城市相比,它少了超速現代化影響下空間的建構與毀滅的并存性,與傳統的鄉村相比,它又少了那種封閉凝滯的同質性,多了一些流動與開放帶來的不確定。
從文化空間角度看,縣城承載著多元而豐富的地方文化傳統、社會關系網絡和日常生活實踐,構成了文學生產與接受的特定場域。那么,文學“縣”場指稱以縣域為空間單元的文學場域形態,更強調一種在特定社會結構、歷史變遷與文化語境中生成的文學介入現實的方式與實踐姿態,側重于一種動態的、流動的、互動的、當下的經驗場域與意義生產空間。
然而,由于主流文學長期以來對縣域經驗的忽視,縣城文學或縣域書寫作為一個文學現象,仍未獲得主流文學界足夠的關注與回應。數字化時代,文學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和接受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縣域基層涌現出大量活躍的文學創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他們借助網絡平臺發表作品、交流心得,形成了自發的文學生產網絡。然而,這些基層創作者普遍面臨缺乏專業指導、發表渠道有限、與主流文學界聯系薄弱等困境。中國作協的文學“縣”場實踐,本質上是在縣域這一特定空間尺度上重新配置文學資源、重構文學關系的制度性努力。
二、文學制度與“大文學觀”的合力:作協的“縣”場行動
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學》發刊詞中提出,要“積極參加人民解放斗爭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歌頌人民大眾在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13。
這一文學主張意味著新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與新中國文學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同時也對新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1949年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標志著新中國文學組織化、制度化建設的開端。此后,從全國文聯到各級地方文聯、從中國作協到各省市作協,一個覆蓋全國的文學組織網絡逐步建立起來。
從中國作協的職能定位來看,推動優質文學資源直達基層是其作為人民團體的基本職責。中國作家協會章程明確規定,作協的宗旨是“團結、服務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推動文學繁榮發展”14。即便如此,在“純文學”觀念下,長期以來,文學資源的配置依然存在于大城市或專業文學機構,而縣域基層的文學創作力量則相對薄弱。這種不均衡既制約了基層文學創作者的發展空間,也影響了文學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有機聯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縣”場實踐的制度創新意義首先體現在它對傳統文學生產方式的突破。傳統的文學生產主要遵循創作、發表、傳播、批評的線性模式,正如王本朝所言:“現代社會的職業作家創作機制,報紙雜志的傳媒機制,讀者接受的消費機制,文學社團、文學機構的組織機制以及文學批評的規約機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國作家寫作難以逾越的文學制度。”15那么,在當代文學資源的配置中,城市文學的書寫、傳播是范圍更廣的,與此相比,文學“縣”場實踐則試圖建立一種雙向流動的文學資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將城市積累的優質文學資源向縣域基層輸送;另一方面發掘和激活縣域基層的文學創作力量,將其納入更廣闊的文學版圖。
在文學“縣”場的實踐語境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體現在文學創作主體位置的重新明確上。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就格外注重處理作家與地方、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的關系。早在辛亥革命前,面向民間社會的啟蒙運動便開啟了20世紀中國走向民眾的歷史潮流16。隨后,“到民間去”不僅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也作為一種文學思潮深刻影響了作家的自我定位。魯迅較早地意識到文學創作主體的問題,他認為不管是“平民文學”還是“民眾文學”,都只是知識分子啟蒙視野下的他者化表達,無法真正呈現民眾真實的內在聲音——“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17。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是純文學與“民間”的又一次交匯。毛巧暉提出,解放區“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提倡文學創作要用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利用民間文藝的策略與黨的建設理論相結合,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綱領下民間文學的地位并要求用政治性來重構民間文學。在這一重構中知識分子起了中介作用”18。
中國作協文學“縣”場的實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為文學創作主體位置的重新明確提供了當代路徑。與知識分子單向度的“到民間去”啟蒙與代言不同的是,這一實踐更加強調創作主體的在地性與共生性。在文學“縣”場的語境下,作家不再僅僅是外部的觀察者、記錄者,而是深入到縣域的具體生活之中,成為縣域文化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縣”場首先強調文學更為持續的在場狀態。寫作者通過駐留、交流、講座、改稿等多種方式嵌入縣域日常之中,其文學行動本身成為文學生活、地方性的一部分,從而進一步密切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當然,這樣有效打破了傳統文學創作中可能存在的精英與大眾的二元對立。縣域作為連接城市與鄉村的重要節點,其生活形態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復雜性和過渡性。文學“縣”場將創作的重心下移到縣域,鼓勵作家關注這片廣闊而富有活力的土地,這本身就是對創作主體空間位置的一種調整。創作主體與表現對象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和良性的文化互動。更進一步看,雙向的、多維度的文化對話與建構,使得知識分子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民間的文化邏輯,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更具本土性和原創性的文學創作。
以廣東江門開平舉辦的文學交流活動為例,網絡文學成為活動主題,作者們圍繞傳統文化當代轉譯、網絡文學敘事建構、地域題材文學書寫等議題展開深度研討,寫作者不再僅依賴個人經驗或抽象判斷來建構地方形象,而是在反復的接觸與對話中,逐漸形成對縣域生活在地性、豐富性、復雜性的感知。文學創作真正意義上成為一種在具體、真實、可感的生活情境中展開的雙向的流動與共建。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文學“縣”場使得以往在文學批評中處于模糊地帶的空間形態得以被重新審視。就文學“縣”場的實踐而言,在成為觀察中國社會變遷與文化更迭重要切口的同時,也作為一種文學研究視角存在,即對被折疊、壓縮、遮蔽的空間及其經驗的再發現、再看見與再討論,從而拓展了當代文學地域研究的可能范圍。
“大文學觀”強調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文學的發展演變,楊義在發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兩年后,又發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一文,后者是對前者提出若干問題的進一步反思與闡釋,他指出:“我們之所以要重繪,第一是因為以往的‘繪’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個漢語的書面文學史,忽略了我們多民族、多區域、多形態的、互動共謀的歷史。”19這種歷史意識使“大文學觀”天然地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容納不同形態、不同層次的文學實踐。誠然,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學的形成是各民族文化長期互動、交融的結果,少數民族文學不是邊緣或補充的角色,而是構成中國文學主體性的關鍵部分。
西海固文學創作群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近年來,西吉作家群的“再發現”又重新使其創作置于文學界的焦點,馬金蓮、馬駿等作家在書寫日常生活和感性關懷之間為文學地域寫作增加了多元化的維度,比如馬金蓮呈現了西海固鄉村女性的生存境遇與精神掙扎。進一步而言,于地域經驗中逐漸敞開的世界性視野,意味著作家在具體的地域書寫中不斷地突破自身原有的思維局限,在持續的反省與批判中走向更廣闊的生存關懷與人類共通情感的體認。由地域出發卻超越地域的書寫姿態,成為通向世界文學對話的重要路徑。
就作家與地域的關系而言,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書寫,作家總在與自身所攜帶的地域經驗發生持續的對話。這種對話既源于對原始地域經驗的回憶與重構,也來自對當下地域變遷的感知與回應。在這一過程中,作家的地域書寫會涉及對某地的自然景觀、人文風貌、歷史記憶和社會現狀的呈現與思考,但更深層的,是自我身份與外部世界持續碰撞中產生的新的心理空間——一種被遮蔽卻在自我省思與確證中逐漸敞開的世界性視野。
此外,中國當代社會前所未有的流動性與開放性,使得城鄉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作家們在回望故土的同時,亦不得不面對一個加速變遷的社會現實:舊有的鄉土經驗固然存在,新的都市城中村經驗、區域空間等文化經驗亦在悄然生成。除了關注度較高的“新南方敘事”“打工文學”等文學現象外,粵港澳大灣區中存在的流動人口書寫、新東北、新西部文學等新興文學樣態均在拓展傳統地域書寫的邊界。這些文學現象和既有的地域文化傳統形成對話,又在跨文化的流動經驗中重構了地方的現代性想象。
從文學形式與審美層面來看,文學“縣”場的實踐不必然催生一種可以被概括為縣域文學的統一題材或風格。不同作家在縣域中的寫作,仍然呈現出題材選擇、敘事方式與語言風格上的多樣性。一個較為清晰的變化在于,文學經驗的重心在具體書寫與研究中發生了偏移:相較于以歷史進程或社會結構為主導的宏大敘事,文學更頻繁地將注意力投注于具體地域中的日常生活本貌,即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個體生命的細微震顫。與以由宏入微的闡釋視角相反,重視日常生活的考察強調的是從個體生存經驗出發,在順應、觸摸、揣摩日常生活的具體細節上尋覓社會變遷。這是還原個人文學真實細節與挖掘外來文化影響內在支撐的一種必要方法20。
三、進入“縣”場:當代文學的審美轉向與地方性
文學“縣”場實踐的深層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地方性寫作通向審美共同體的可能路徑。當代文學在社會轉型中不斷變動、更新,閱讀方式也在不斷分化,文學表達的形式和題材日益豐富多元,在這一背景下,如何讓分散的情感經驗匯聚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審美共識,成為當代文學面臨的重要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縣”場活動將“附近”的經驗轉化為一種更具包容性與參與性的文化實踐。審美共同體不是通過統一命題、整齊風格的方式加以完成的,而是在不同地域經驗的相互激蕩、彼此對話中自然生成的。文學“縣”場活動通過搭建跨地域的文學交流平臺,讓博山的陶琉文化、南昌的贛鄱風物、東北的工業記憶等各具特色的地方經驗得以進入全國性的文學視野。這些地方經驗在保持自身獨特性的同時,又通過文學這一普遍性媒介,與其他地域經驗產生共鳴,最終匯聚為多元一體的審美共同體。
在與經濟、文化、全民閱讀相關的國家話語推動下,這一有組織的公共文化行動促使文學呈現出真實在場的狀態,專業與業余、創作與接受、經典與日常的邊界在此變得模糊。關仁山在河南西峽縣的文學公開課、王躍文在西峽縣青少年活動中心的創作分享、李佩甫、周大新等作家的讀者交流會,都是在“縣”場中進行雙向經驗的真實對話、交流與碰撞。在云南彌勒縣現場,劉亮程、范穩、意千重、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等作家與《詩刊》《十月》等多家雜志編輯,與彌勒本地民眾、作家交流,分享創作經驗并深入探討縣域文學的在地性表達,朝向縣域民眾的生活世界抵達、貼近、擁抱,不僅是經驗積累的需求,更是重塑自我的必然。
此外,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下,關注邊地文學尤為重要。在當代文學中,外來者和異鄉人的縣域書寫始終是一個有活力的命題。如劉大先根據其掛職經驗寫就的《去北川》一書,細微呈現了北川羌族自治縣在地震搬遷后重建的過程。作者觀察平凡的人與事,將縣城的風光、地理景觀、民俗、社會等以非虛構寫作呈現,他寫道:“當你真的在那里觀察過、工作過、生活過、思考過,你會感覺到那里已經同自己融為了一體,它不再是一個抽象的空間、一塊模糊的地域、一個遠離自身的群落,而是鮮活的血肉,人們的音容笑貌、憂愁與歡欣、頑強與勇氣都融化為自己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21
如何保持中立和客觀去看待他者的文化、傳統與變遷,對于下沉到縣域、地方的作者而言,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文學寫作任務。彭兆榮曾將文學介入人類學向度研究,并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民族志者個體性的‘異文化’田野調查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填平‘主觀因素’與‘科學原則’之間的距離?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迄今為止仍見仁見智。”22
在他看來,不僅是文獻文本屬于文學性表述,在最近幾十年文學也極大影響了民族志的記錄方式,因此“寫文化”便成為民族志無法回避和省略的反思性問題23。作為涼山彝族題材寫實文學,《涼山敘事》是觀察涼山彝族地區縣城的新型文學民族志“寫文化”實踐。與大部分傳統報告文學展開的地理空間及背景不同,他兩赴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覺、喜德縣,通過實地走訪等田野調查的方法,深入彝族地區調研脫貧攻堅工作。此時,縣域不再是文學想象中模糊的背景,作家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敘述者,而是共生于縣域空間的具體歷史、鮮活人事、真實困境與希望的敘述現場。
文學“縣”場的抵達意味著縣域空間內部的文學經驗被喚醒與重構的過程。這種經驗包含對地方性知識與個體私密經驗的重新發現,呼應了“對文學多樣性、多元化的呼喚和期待,是對當下文學總體格局‘再結構’的一種努力”24,是理解文學多元與多元文學的重要參照。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縣”場既使作家下沉基層,基層作家獲得關注,又通過縣域進入文學視野的實踐,重新構造文學經驗的過程。縣域空間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的過渡地帶,被賦予了全新的認知維度,成為可深度介入的具體生活場域。在這一互動性話語中,作家的創作定位隨之發生調整:一方面是專業作家對非職業寫作者的扶持與引導,另一方面是非職業寫作者以其原生在地經驗對主流文學話語形成反哺。通過駐留、深度參與與接觸,作家和在地創作者都會沉淀創作經驗,成為文學創作的生長根基。
比如,以文學“縣”場活動的山東博山站為例,會期內舉辦了文學沙龍、經典作品讀書會、文學名家博山對話、走進特殊教育學校、新大眾文藝專場等豐富多元的文學公益活動。此次活動在當地作者與文學愛好者中引起強烈反響,這些活動可視為一種雙向的審美對話,作家在與基層讀者的交流中獲取新的創作靈感,基層寫作者在與名家的互動中獲得專業提升。正如博山當地寫作者劉小魚在活動后的感言,這場活動“六百多人的會場座無虛席,我的心底滿是感動。席間有白發蒼蒼的老人,有衣著樸素的婦女,有眼眸澄澈的青年。原來喧囂俗世里,從來不缺熱愛文學的人”25,活動激發了她扎根鄉土的創作熱情。在這一過程中,寫作者與自我、地方、文本之間的距離被重新審視。
正是在這種以日常生活為重心的審美轉向中,文學“縣”場所呈現出的是一種開放的、可持續的實踐姿態。它更強調寫作者在具體情境中的在場方式與關系位置,文學的意義是在反復接觸、持續觀察與不斷反思中逐步顯現的。這一過程未必帶來明確的結論,卻使文學得以貼近那些緩慢發生、容易被遺忘的生活現實。
從這一意義上看,文學“縣”場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重新抵達現實的可能性。在高度流動、不斷重組的當代社會現實中,它通過在地的交流與“附近”的重拾,使文學貼近生活并維系起一種溫和而持久的現實連接。文學“縣”場活動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在大文學觀視野下理解當代文學審美轉向的實踐范式。當代文學的審美轉向,本質上是對“文學何為”這一問題的重新回應。這條從地方出發、通向普遍的道路,或許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實現地方性回歸的方法論路徑之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當代西南少數民族漢語詩歌史料整理與研究(1980—2023)”(項目編號:24BZW15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3 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文學遺產》2003年第5期。
2 楊義:《以大文學觀重開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的新局》,《湖北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4 費孝通、方李莉:《費孝通論小城鎮建設》,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41頁。
5 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反思》,《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
6 “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包括《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
7 張文:《對民間文學集成工作的回顧》,《民間文化論壇》2009年第5期。
8 徐勇:《作為方法的“縣域書寫”》,《中國文學批評》2025年第4期。
9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生存的特殊背景與價值的失范》,《文藝研究》2005年第8期。
10 段崇軒:《文學:距離底層民眾有多遠》,《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年第4期。
11 錢理群:《重建文學與鄉土的血肉聯系——李伯勇長篇小說〈曠野黃花〉序》,《小說評論》2009年第3期。
12 徐佳:《賽博故鄉:數字化時代年輕人“想象縣城圖景”的媒介化構建》,《視聽》2025年第19期。
13 茅盾:《發刊詞》,《人民文學》1949年第1期。
14 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章程》,引自http://www.plccw.com。
15 王本朝:《文學制度與文學的現代性》,《湖北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1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42頁。
17 魯迅:《魯迅雜文選》,譯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頁。
18 毛巧暉、劉穎、陳勤建:《20世紀民俗學視野下“民間”的流變》,《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19 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
20 李怡:《日常生活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文藝爭鳴》2022年第12期。
21 劉大先:《去北川》,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8頁。
22 彭兆榮:《民族志“書寫”:徘徊于科學與詩學間的敘事》,《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
23 邱婧:《文學民族志實踐下的新時代報告文學——以〈涼山敘事〉為中心》,《阿來研究》2023年第1期。
24 孟繁華:《“地方”的崛起——當下文學總體格局的“再結構”》,《南方文壇》2025年第1期。
25 《參加完文學“縣”場之后,博山寫作者們這樣說——》,引自https://news.qq.com/rain/a/20260611A046FH00。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