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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跨學科視域下中國當代民族文學的敘事問題及可能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5期 | 馬宏偉  2026年10月26日15:44

內容提要:當代民族文學創作持續向好、佳作迭出,生動展現各民族獨特的精神與文化風貌。但創作中仍存在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失衡的問題,二者常彼此割裂,制約作品人文意蘊挖掘,也削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表達。立足傳記、民族志與民族文學的跨學科視野,融合傳統傳記“以人載群”理念與西方反思民族志敘事手法,調和個體與群體書寫的內在矛盾,能夠為當代民族文學紓解創作困境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傳記 民族志 民族文學 跨學科

民族文學既是講述民族故事、完善當代文學格局的重要載體,也是助推各民族文化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文藝抓手。新時代以來,國家民委、中國作協等部門持續出臺專項扶持政策、搭建創作平臺,通過駿馬獎評選、少數民族作家培育等系列舉措,不斷壯大創作隊伍、激活民族文學生產活力。政策賦能之下,當代民族文學創作生態持續優化,題材維度不斷拓寬、敘事手法持續革新,涌現出大批兼具時代內涵與民族特質的優質作品,除《塵埃落定》《額爾古納河右岸》等經典之作外,近年駿馬獎獲獎作品更是覆蓋邊疆發展、文化傳承、民族交融等多元主題,彰顯出民族文學旺盛的創作活力與豐富的審美價值。

但整體觀之,當代民族文學仍存在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的結構性失衡,形成兩種極端創作弊病,難以實現二者良性共生。部分作品過度放大個體私人體驗,將人物剝離于族群文脈與社群語境,使族群文化淪為虛化背景,消解了民族文學的文化根基與族群屬性。另有作品片面堆砌民俗符號、展演族群集體文化,將個體矮化為文化展演的工具符號,遮蔽了真實的個體情感與生命訴求,缺失人文精神關懷。針對這一核心敘事困境,借鑒中國本土傳記“以人載群”的書寫智慧與西方反思民族志敘事范式,融通中外優質書寫經驗,已然成為當代民族文學突破敘事桎梏、實現創作突圍的有效路徑。

一、當代民族文學的敘事困境:個體與群體關系失衡

縱觀當代民族文學整體創作生態,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的關系失衡,并非少數作品的個別創作瑕疵,而是貫穿各類創作、普遍存在的結構性敘事問題。當前學界也已充分關注到這一典型創作癥候,并展開了大量針對性批判與學理分析。

比如,當代學者劉大先在《文藝報》關于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特刊上發表文章,題目為《從靜止的傳統到現代性的流變》。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一些青年作家為了突出現代性主題,“鄉土、族群、血緣在敘述中成為現代化的犧牲者”1,割裂了個體與族群之間的內在關聯。張麗軍、李卓煌在相關研究中也認為,當下青年寫作存在一種普遍癥候,“地方淪為故事中一個模糊的、可隨意置換的布景,其獨特的文化肌理與內在生命力逐漸消散。當代青年作家大多在城市中完成社會化,與故鄉、在地文化的血脈聯系幾近斷裂,高度標準化的都市生活模板,使得青年群體個體生命經驗趨同,創作極易陷入經驗同質化困境,切斷文學與地域、傳統、社群的深層聯結”2。具體到當代少數民族青年寫作,部分創作者盲目套用現代敘事范式,集中書寫少數民族青年入城后的生存困頓、身份焦慮與精神叛逆,著力渲染個體與鄉土傳統的割裂對立、現代都市語境下的孤獨迷茫,卻僅將民族身份作為外在敘事標簽,喪失獨有的文化辨識度與民族文學特質。

此外,大量地方族群宣傳導向的民族題材散文、小說集中暴露出群體書寫吞并個體敘事的弊病。研究者紛紛指出,部分民族文學作品以展示民族地域風貌、展演族群集體精神為創作導向,通過密集書寫族群風貌、節慶祭祀、民族歌舞禮制等外在文化元素,全景式呈現少數民族集體生活圖景。但在模板化的文化展演與宏大的群體敘事框架下,個體人物完全喪失主體性,無專屬生命體驗和內在情感褶皺,性格同質化、臉譜化嚴重,民族文學僅作為族群文化傳播、地域形象宣傳的工具。劉大先在同一篇文章中批評了民族文學這種題材窄化、套路化、人物扁平化的內卷現象,指出原本鮮活多樣的民族傳統“成為由某些具體意象、符號、故事類型所構成的固化存在”。他從文學寫作進而延伸到文學批評,認為當代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同樣存在著諸如機械套用身份認同、族群理論”的問題。個體、地方、族群和國家敘事應該做到動態化統一,不能顧此失彼,“如果將民族身份與文化書寫為由某些特征所構成的靜態之物”,就會“割裂了具體族群與整個國家歷史進程的關聯,成為一種封閉敘事的想象套路”3。因此,要謹慎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

值得深入討論的是,即便斬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優質主流作品,雖整體創作成熟、立意深厚,但在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的辯證平衡上,仍存在一定的調適難度與敘事局限。第十三屆駿馬獎多部獲獎長篇,立足地域變遷、時代發展與民族交融的宏大歷史脈絡,格局開闊、主題厚重,但個別作品的敘事重心天然偏向群體性歷史圖景、地域性文化風貌與公共性時代主題。正因宏大敘事的主導性結構,部分人物的個性化精神褶皺、私人情感困惑與獨特生命體驗,在整體敘事中仍難免被不同程度弱化,難以實現個體主體性與群體宏大敘事的完全對等共生。

針對民族文學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的共生建構關系,當代學者徐俊六在民族文學敘事研究中描繪了一種理想模式,即“個人敘事與國家敘事的互動、民間敘事與中華文化敘事的統一、邊疆民族敘事與中華民族敘事的融通”4。三種融通模式指向當代民族文學中華民族敘事的理想狀態,根本上是個體與群體、地方與共同體關系的互動共生。對此,當代人文研究者需上下求索,突破固有視野,尋求突圍路徑,而立足傳記、民族志與民族文學的跨學科對話,融通中國本土與域外經驗,將有助于中華民族敘事理想模式的真正落地。

二、中國傳記傳統的本土資源支撐

不同于西方傳記側重個體私人生命、個性品格的書寫邏輯,中國本土傳記自誕生之初便兼具個體敘事的細膩性與群體書寫的整體性,構建了以個體載群體、以傳記顯族群的成熟書寫體系,積淀了可直接借鑒的敘事經驗與理論成果,是破解當代民族文學敘事困境的本土核心資源。

“傳”“記”“志”等是中國傳記傳統中常用的體裁,盡管表述不同,但這些概念最初均為一種文字記載的體例,其記錄范圍兼具記人、記事、記朝代、記族群,并無明確的界限劃分。縱觀歷代史書,“傳”“記”“志”雜用的現象頗為普遍,例如周代史書便有《周書》《周記》《周志》等不同名稱。隨著傳記理論的逐步發展,“傳”逐漸專指記人,“記”專指記事,而后傳記的范疇進一步窄化,最終僅特指對人物生平的記錄。這一演變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傳記理論的影響。但從傳記的起源考察可知,傳記并非自始便專門記人,其本身就蘊含著對群體維度的關注,擅長在個體書寫中承載集體歷史與文化精神,這正是中國傳記傳統區別于西方傳記的核心特質,也是其能夠為當代民族文學群體書寫提供本土支撐的關鍵。

史傳實踐層面,作為中國傳記典范之作,《史記》的整體編纂體現出以華夏為中心、以大一統為旨歸的歷史視野。全書在篇章結構、傳主取舍、民族敘事與族群關系的書寫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天下一統、四夷賓服的整體史觀,意在塑造漢王朝文治武功、兼容四方的大一統文明形象。司馬遷并未將人物傳記孤立為個體生平的鋪陳,而是通過人物個體傳記實現“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整體目標,即以人物為綱、以時代為緯,把個體命運、家族興衰、族群互動與王朝治亂統一于一部華夏通史之中,真正實現了個體敘事與華夏民族整體書寫的有機融合,為中國傳記傳統以人載史、以傳顯群的群體書寫范式確立了經典范式。從《史記》傳主的遴選標準來看,個體敘事始終服務于華夏大一統格局的整體建構:司馬遷將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等帝王,蕭何、張良、衛青、霍去病、張騫等維系統一、安邊拓疆的功臣列為核心傳主,以個體生平串聯起天下一統、四夷賓服的歷史進程;對項羽、英布等割據紛爭者,則置于順應大一統歷史趨勢的敘事框架中評判其成敗。更為重要的是,《史記》首創族群傳記體例,借為匈奴、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大宛等族群領袖立傳,實則撰寫該族群的整體傳記,將族群命運變遷與傳主個人生平事跡緊密結合、相輔相成。通過這種以大一統為指向的列傳敘事策略,司馬遷將個體敘事、族群書寫與王朝正統敘事熔于一爐,實現了個體傳記與華夏民族通史整體書寫的高度統一。除《史記》外,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亦有多卷專為少數族群作傳,對其群體性格與族群文化特征進行了翔實的刻畫,進一步延續了《史記》的群體書寫傳統,豐富了中國史傳中族群書寫的實踐。

傳記理論層面,在西方學術傳入與本土傳統復興的雙重推動下,近代學者進一步從理論上明確了傳記書寫的群體維度,在個體性格之外提出了“群體人格”等重要觀念,實現了對傳統傳記觀念的重要革新。“群體人格”的概念,源于梁啟超對“人的專史”的相關論述。他突破傳統英雄傳記的單一視角提出“多數的人格者”概念,主張將民族、階級、黨派等視作一個整體性“人格”,通過其意識覺醒、組織形態、社會運動來把握其精神特質。“‘多數的人格者’代表民族人格,或階級人格,黨派人格,將全民族、全階級、全黨派看做一個人,以觀察其心理。此種‘人格者’,以其意識之覺醒,覘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組織之確立,覘其人格之長成;以其運動之奮迅,覘其人格之擴大;以其運動之衰息,組織之渙散,意識之沉睡,覘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5

這一概念的核心目標正是超越個體、呈現集體精神。盡管梁啟超并未直接提出為某一族群立傳的主張,僅從“人的專史”的角度,探討了特定黨派、群體人物傳記的寫作方法,但已明確關注到超越個體人格之上的群體人格塑造。著名傳記作者和理論家朱東潤在其《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中,進一步肯定了“家傳”作為專門記載門閥世家人物事跡的傳記種類,其實也是對該家族群體人格的描摹6,是對《史記》以來“以類立傳、以群觀人”傳記實踐的理論升華。在“人的專史”之外,梁啟超還提到了“地方專史”概念,明確指出“地方的專史就是地方志的變相”7,撰寫地方專史應“把鄉土的歷史、風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8,這一論述指明了地方專史的研究方向與核心目標。既然地方專史是地方志的變相,其體例應與地方志、民族志相近,核心是通過書寫一族、一地的歷史,彰顯其精神特質,勾勒其地方人情與民族性格。當地方、族群被人格化后,便成為傳記的傳主,讀者通過閱讀過程中的傳譯,可獲得對該族群整體精神風貌的認知。從本質而言,書寫一個族群的歷史,就是描摹該族群的集體性格,展現該族群共同的族群意識與文化特征,勾勒出該族群的整體肖像。

及至近代著名方志學者李泰棻,中國史志研究與人類學、民族學的關聯愈發緊密。李泰棻深受西方人類學進化論、族群學理論的影響,在地方志研究中大量吸納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譜系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其著作《方志學》在章學誠方志學理論基礎上注重對地方與族群原始文化形態的考察,提升了地方志在本土文化保存中的價值。在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視野中,方志成為族群自我身份的重要象征。無論是族群對自我身份的言說,還是從他者視角對異族身份的界定;無論是按照行政區域劃分的縣志、府志,還是以族群為單位劃分的族群志、民族志,均承擔著記憶歷史、展示族群個性、與其他族群形成本質區分的傳記性功能。李泰棻認為,《史記》中為匈奴、東越、朝鮮等族群所作的傳記,既是地方志,也是民族志,更是這些族群的總體傳記。這些傳記通過描摹對象的地理物產、風土人情、興衰變革,勾勒出該族群的群體人格與文化特質,并對其文化內涵進行了深入闡釋9。李泰棻的這一論斷,清晰揭示了中國傳記與西方民族志在群體書寫上的內在一致性,為二者的跨學科互鑒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綜上,通過梳理中國傳記傳統實踐與理論可知,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結合,是中國族群傳、家傳、類傳、地方志等不同傳記類別存在的共同特質,也是近代學者對傳統傳記觀念革新的核心成果。中國本土傳記傳統兼具豐富的實踐范式與成熟的理論體系,其核心優勢在于始終堅守個體與群體的辯證共生,既不弱化個體的鮮活度,也不空洞化群體的精神表達,為當代民族文學破解當下敘事困境,提供了深厚的本土資源支撐。

三、反思民族志敘事的跨學科融通

如果說中國傳記傳統為當代民族文學敘事重構提供了本土價值立場與敘事范式,那么西方反思民族志則為其提供了科學的闡釋方法與文本技巧。西方民族志以族群、社群等群體文化為核心研究對象,在百年發展中完成了從經典客觀書寫到反思人文書寫的迭代,格爾茨的深描、地方性知識理論,肖斯塔克的生命史書寫范式,為當代民族文學實現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直接借鑒的域外經驗。

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經典民族志以田野參與式觀察為核心,構建了系統的族群文化研究范式,注重對族群民俗儀式、生活習俗、制度規范的整體梳理與客觀記錄。但受時代研究范式局限,這類書寫往往側重文化外在形態的整合羅列,容易將動態鮮活的族群文化固化為靜態、體系化的資料文本,難以深入觸及族群深層的精神肌理與個體的生命溫度。克利福德·格爾茨提出的“深描”與“地方性知識”理論,彌補了傳統民族志表層書寫的局限,主張跳出單一的符號記錄,立足個體具體行為、日常實踐、情感體驗,深挖微觀表象背后潛藏的族群文化邏輯、價值觀念與集體精神。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中以“眨眼”這一簡單的個體行為作為例子,生動闡釋了“深描”的核心內涵。他明確區分了“單純的眨眼”與“有意義的眨眼”:“同樣是眼瞼的顫動,可能是無意的抽搐,可能是刻意的眨眼示意,也可能是演員在舞臺上模仿眨眼——這一微小的個體行為,其意義并非源于行為本身,而是源于它所處的族群文化語境與社會關系網絡。”10他進一步指出,民族志的“深描”就是要挖掘這種個體微小行為背后的族群文化邏輯。同樣是“眨眼”這一看似客觀的動作,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不同的時空邏輯下,其承載的含義截然不同:在有的族群中,“眨眼”可能是傳遞隱秘信息的暗號;在另一些族群里,“眨眼”代表某種調侃;在其他文化語境中,“眨眼”或許是表達敬畏的鄭重方式;但對行為當事人而言,“眨眼”也可能只是眼睛不適時的自然反應,并無任何特殊寓意。因此,對任何文化現象的解讀都無法脫離其所屬的族群文化背景,每一種解讀都與族群的交往規則、價值觀念深度綁定。當代民族文學應當且必須精準呈現一個族群的獨特文化,但不應再停留在對其服飾、節慶、飲食等民俗元素的簡單陳列,而應以鮮活個體的日常行為、獨特儀式實踐為切入點,深入描摹其背后蘊含的族群價值、宗教信仰與精神內核。此外,格爾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識”概念,進一步豐富了“深描”的內涵,強調在民族志敘事中充分展現地方文化的在地性、獨特性與活態性。“地方性知識”并非孤立的文化碎片,而是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個體的日常言行之中,個體對自身生命經歷的敘事、人際交往中的細微表達,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瑣碎選擇,都承載著族群獨特的“地方性知識”,而這些散落的個體表達,共同構成了族群整體的文化內涵。從這一意義而言,將“地方性知識”融入當代民族文學寫作,能夠推動創作立足個體敘事、關聯在地語境,打通個體生命軌跡與族群文化脈絡,有效破解民族文學文化闡釋表層化、符號化的創作困境。

瑪喬麗·肖斯塔克的《妮薩》堪稱以個人生命史融合個體傳記與族群命運的典范之作,創造了人類學著作出版史上的奇跡。她以喀拉哈里沙漠昆人婦女妮薩的生命敘事為核心,通過妮薩的口述,完整記錄了她從童年、少女、婚姻、生育,到衰老的一生。文本中妮薩的自述直白而細膩,既有個人的悲歡離合也有昆人群體的生存圖景。童年的饑餓、婚姻的波折、失去孩子的痛苦,昆人群體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緊密交織的親屬關系、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明確的性別分工,以及面對殖民沖擊時的文化堅守與變遷,個人命運與族群命運深度交融、密不可分。肖斯塔克在文本序言中明確指出,之所以選擇妮薩,并非因為她是昆人中的特例,或是所謂的“英雄”,她“跟周遭的女人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她仍然是一名典型的昆族婦女”11,她的故事就是無數昆族女性的故事,她的經歷,藏著昆人族群得以延續的生存智慧與文化密碼。記錄妮薩的生命史,便是記錄一個昆人個體的成長與蛻變,而在這份蛻變里,我們能看到整個昆人群體的文化樣貌。她的一生,是昆人微型文化史的生動注腳,是族群命運的縮影。

從傳統民族志到反思民族志,格爾茨提出的“深描”與“地方性知識”強調結合個體日常實踐與具體語境解讀文化行為背后的內在邏輯,肖斯塔克的生命史書寫,進一步將這種闡釋思路落實到具體敘事當中,調和了群體文化記錄與個體生命表達之間的疏離問題。總體來看,反思民族志的理論方法與敘事范式,能夠為當代中國民族文學處理個體敘事與族群書寫的關系,提供有益的跨學科、跨文化參考。針對民族文學寫作中常見的民俗符號堆砌、文化闡釋淺表化、個體表達與族群敘事脫節等問題,格爾茨的理論有助于創作者跳出景觀化書寫,依托具體在地語境解讀民俗背后的文化內涵;肖斯塔克的生命史和個人口述史范式,則提示民族文學可通過普通個體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歷程,呈現族群文化的真實樣貌與活態延續方式。二者相互補充,為民族文學平衡個體書寫與族群文化呈現、細化文化闡釋維度,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借鑒。

四、傳記與民族志視域下民族文學敘事的突圍

中國傳記傳統的本土范式與西方民族志的域外方法,形成了價值與方法的互補格局。縱觀當代民族文學文壇,阿來、遲子建等經典作家的標桿性作品,以及多屆駿馬獎中的優質獲獎作品,均主動踐行個體與群體共生的敘事邏輯,有效規避了二元敘事偏差,實現了人文溫度與文化厚度的高度統一,充分印證了跨學科借鑒路徑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立足傳記與民族志的跨學科對話,結合當代民族文學優秀創作實踐,可梳理出三條清晰的敘事突圍路徑,切實推動當代民族文學高質量精品化發展。

其一,錨定共同體敘事立場,凸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同體核心要義。當代民族文學想要掙脫狹隘族群敘事的桎梏、走出個體抒情的封閉困境,需要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價值內核,重構文學書寫的視野與格局。長久以來,部分民族題材創作拘囿于單一民族的風土描摹與個體悲歡,將族群文化與家國大局割裂開來,使得敘事格局局促、精神視野受限。依托中國傳統傳記“以人載群”的文學傳統,優秀的民族文學創作能夠跳出孤立的書寫視角,將個體生命起落、族群文化賡續深度融入中華民族整體發展脈絡,構筑起個體生命、族群傳承與國家發展相融共生的敘事形態。文學敘事不再片面聚焦單一民族的文化特質與命運走向,而是以鮮活真切的個體生命體驗,映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闡釋多元一體格局的包容底蘊與時代活力,讓民族文學成為承載、傳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審美載體。阿來《塵埃落定》12以康巴藏區傻子少爺的個體命運浮沉為微觀切口,在土司制度落幕、新舊文明迭代的歷史敘事中,鋪展藏區融入現代文明、歸屬于國家整體發展的時代大勢;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13以鄂溫克族百年族群變遷與個體生命輪回為敘事主線,記錄少數民族從傳統山林游牧生活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軌跡,于文化傳承與時代變革的交織中,彰顯少數民族依托家國發展、融入時代大局的生存底色;第十三屆駿馬獎獲獎作品《阿娜河畔》14聚焦兩代邊疆建設者的青春抉擇與畢生堅守,描摹新疆多民族聚居共生、守望相助的日常圖景,以普通人的家國情懷與人生悲歡,具象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休戚與共、榮辱相依的精神內核。這些作品掙脫了單一族群的封閉敘事,以個體微光映照族群長河,以地域風貌聯通家國格局,完成了民族文學從狹隘族群書寫向宏大共同體敘事的境界躍升。

其二,以個體傳記主線承載族群歷史變遷,構建雙向共生敘事結構。敘事結構的失衡,是當代民族文學創作流于空洞或趨于細碎的重要原因。片面側重族群集體敘事,容易堆砌宏大概念、缺失人文溫度;單純沉溺個體私密抒寫,又會割裂文化根脈、消解歷史厚度。立足中國傳記文學的人格塑造傳統,融合西方民族志生命史的書寫范式,當代民族文學得以建構起個體與群體雙向賦能、共生互證的良性敘事結構。作品以完整鮮活的個體生命歷程為顯性敘事脈絡,串聯起散落的人生際遇與生命感悟,同時將族群集體記憶、民俗發展譜系、地域時代變遷與民族交融歷程潛藏于文本深處,讓個體抒情有歷史根基,讓群體敘事有生命質感。瑤族作家光盤《煙雨漫漓江》15跳出民族題材創作慣有的民俗符號展演、空泛族群宏大敘事的寫作范式,將敘事重心錨定于漓江沿岸瑤族、壯族、漢族普通鄉民的日常人生。小說以明燈、明山等鄉村青年的留守抉擇、返鄉求索、生態守護與情感糾葛作為個體敘事主線,鋪展漓江流域多民族共生、鄉土文脈賡續、生態文明傳承的地域群體圖景。作品既不刻意拔高族群集體精神,亦不孤立描摹個體悲歡,借助平凡人物的生命軌跡與生活實踐,自然呈現嶺南多民族交融共生的鄉土秩序、地域民俗傳統與新時代鄉村的轉型變遷。宏大的地域族群風貌與時代變革,不再是抽象概念,而轉化為可觸可感的個體生命故事,為厚重的群體敘事增添細膩溫潤的人文肌理。藏族作家尼瑪潘多《在高原》16扎根西藏百年社會轉型的宏大背景,避開籠統的集體敘事范式,深耕幾代高原兒女的個性化生命體驗,細致描摹不同時代藏族民眾的生存困境、精神求索與成長蛻變。個體的悲歡起落、堅守與突圍,不斷豐盈族群變遷的敘事細節,消解了宏大敘事的空洞生硬,讓民族歷史的演進有溫度、有細節、有質感,真正實現個體經驗與群體歷史的雙向對話。

其三,運用民族志深描技法,深挖民俗符號的族群生成邏輯,彰顯地方性文化品格,消解淺層符號化書寫困境。在民族文學的創作實踐中,淺表化的符號堆砌、景觀化的民俗展演,長期桎梏著文本的精神深度。不少創作簡單拼貼服飾、節慶、歌舞、儀式等外在民俗意象,將鮮活立體的地域文化窄化為固化、觀賞性的異域布景,剝離了民俗文化積淀千年的生成邏輯、獨屬于族群的情感結構與差異化的地方品格,最終導致民族書寫同質化、標簽化。依托格爾茨民族志深描理論與地方性知識闡釋體系,優質民族文學創作徹底跳出淺層書寫的桎梏,將書寫視角下沉至民眾日常勞作、民俗實踐、代際傳承與人際互動的細微現場,以個體真切的生命感知為切入點,深度挖掘各類地域習俗、文化儀式背后的族群生存智慧、價值倫理、集體記憶與精神譜系。民俗不再是游離于人物之外的裝飾性符號,而是族群依托獨特地域環境、歷史境遇孕育而成的活態文化載體,承載著民族獨有的精神氣質、審美范式與情感底色。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黑焰》17告別草原風光與游牧儀式的套路化堆砌,以扎實真切的田野體驗為基底,通過主人公與草原生靈、游牧社群、自然天地的共生共處,挖掘游牧遷徙、那達慕盛會、草原禮儀等民俗背后,植根草原生態、敬畏自然、守望共生的文化生成邏輯。侗族作家楊仕芳《月地瓦》18立足鮮活的侗族鄉土肌理,展開民俗文化的深度書寫。小說不再將民俗當作裝飾性地域符號,而是扎根三江侗寨日常社群生活,聚焦月地瓦百家宴、多耶歌舞等原生民俗儀式,依托村民代代傳承的儀式實踐、鄰里交往與節慶共生圖景,深挖侗族民俗體系之中崇文尚禮、以俗治鄉的獨特地方性知識。鼓樓構成侗寨的精神骨架,承載族群集體信仰;百家宴作為侗族最高待客禮俗,發揮消解人際隔閡、凝聚社群共同體的社會功能。這些生動的民俗實踐承載著侗族特有的情感結構與文化品格,使地域文化書寫掙脫淺層景觀化的窠臼,達成民俗表象、地方精神與個體生命體驗的深度統一。

結 語

新時代語境下,當代民族文學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癥結,并非題材拓展與創作體量的表層問題,而是個體敘事與群體書寫的結構性失衡。我國民族文學具備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歷史與多元豐厚的民俗文脈,提供了不竭的創作素材;國家少數民族文學精品工程、駿馬獎評選等系列扶持政策,搭建了完善的創作與傳播平臺,培育出一批深耕民族沃土、堅守創作初心的優秀作家。依托現有優質發展基底,推動民族文學跨越式發展的關鍵在于對癥下藥、精準破局。傳記、民族志與民族文學的跨學科融合,是本土文脈與域外經驗的深度互補、價值立場與創作技法的雙向賦能,絕非簡單的理論拼接。新時代民族文學創作,需立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同體立場,融通本土敘事智慧與域外跨學科經驗,重構個體與群體共生互融的敘事范式。唯有如此,方能推動中華民族敘事的理想模式真正落地生根,打造兼具人文溫度、文化厚度與時代高度的民族文學精品。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古代以色列正典的傳記特征研究”(項目編號:21CWWJ0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3劉大先:《從靜止的傳統到現代性的流變》,《文藝報》2024年11月18日。

2 張麗軍、李卓煌:《重建青年與時代、文學與生命的血肉關聯——當代青年問題的文學癥候及突圍》,《南風》2026年第2期。

4 徐俊六:《當代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敘事:范型、意涵與經驗》,《當代文壇》2026年第3期。

5 7 8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77、179頁。

6 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頁。

9 李泰棻:《方志學》,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10 [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11 [美]瑪喬麗·肖斯塔克:《序言》,《妮薩: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與心聲》,楊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頁。

12阿來:《塵埃落定》,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14阿舍:《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15光盤:《煙雨漫漓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16尼瑪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17格日勒其木格·黑鶴:《黑焰》,接力出版社2006年版。

18楊仕芳:《月地瓦》,《廣西文學》2022年第11期。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