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詩歌中江南書寫傳統的再造
內容提要:江南作為地域文化的載體,自唐宋以來逐漸形成了中國古典詩歌寫作的重要傳統,至現代又獲得了新的傳承與變化。尤其是隨著21世紀之交以來新古典主義美學的再次崛起,對江南的書寫又掀起了一股審美熱潮,而對于有些身處江南的詩人來說,更是變成了一種詩歌寫作的方法論。他們依托于江南地域的自然山水、民情風俗、日常經驗與人文底蘊,將其重塑為一種現代性的裝置,在精確豐盈的表達中建構獨特的江南詩學空間,并由此確立了既輕逸又厚重的詩歌“南方精神”。在這一審美范式的演變過程中,江南在現代性轉化中也可能被異化或物化,而當“新變”的江南如何對接當代性和古典傳統時,對于江南的及物性書寫與再造,也許會面臨新的挑戰。
關鍵詞:21世紀詩歌 江南書寫 古典傳統 當代性
自“五四”白話新詩發生以來,在越過了當年策略性地反叛舊體詩寫作的時代風潮后,不少詩人在創作新詩時開始有意識地回到古典詩歌傳統,他們的仿古實踐中又不乏對現代性美學的追求,而且更多體現在生命意志的張揚上。在1980年代朦朧詩之后的后朦朧詩與第三代詩歌寫作中,返回傳統和歷史現場尋求詩學資源成為一種新的自覺,如整體主義、莽漢詩派和海子、駱一禾等詩人,都進行過自己新的“古典詩學”實踐。1990年代以來,歐陽江河、陳東東、柏樺、張棗、楊鍵、小海等詩人,繼續秉持古典主義詩學精神,試圖在反觀歷史中重新激活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的新質,與先鋒詩歌美學進行融合,以創造雅致深沉又不乏現代陌異之美的詩作。進入21世紀,胡弦、潘維、朱朱、張維、龐培、蘇野、育邦、泉子、江離、飛廉、臧北、胡桑、茱萸等詩人,以“江南”1這一相對寬泛的地理概念作為切入口,在地域文化與江南詩學精神中重新對接古典詩歌傳統,建構了更具江南風度的詩歌寫作新格局。當新的古典詩學與江南書寫傳統遇合,一種超越地域性和單純浪漫主義的當代詩學范式得以確立,它構成了21世紀江南詩歌書寫的獨特面向。
一、江南怎樣作為一種詩學方法
在很多人的認識里,江南是秀美風景的地域載體,也是一種集體記憶。“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韋莊《菩薩蠻·其二》)從古典詩人的作品中,我們可看出江南作為一種地域的優越性,是基于地理的江南和景觀的江南之綜合屬性,而真正能呈現出詩之力量的,還是文化的江南。中國古典文學已經確立了江南的精神屬性,唐宋以來是諸多文人墨客從觀看到體驗而建構的“紙上江南”。到了現代社會,江南從地域的“修辭江南”變成了一種超越地域范疇的“文化江南”,江南成了一道跨越時代的詩學風景。從新文學的發生到21世紀這一百余年來,潛在的古典詩歌傳統不只是一種詩學資源,還是一條隱性的審美線索。雖然有學者從對宋煒組詩《家語》的闡釋中提煉出了“新古典主義”詩歌“把一切淡化掉,留點禪意,留點道心”2的解決方式,但這種方式過于簡化了對古典詩歌傳統的理解,從而陷入表象化的傳承與姿態性的美學趣味。如何有效地對古典詩歌傳統進行與時俱進的更新,也召喚著詩人們從不同維度切入這一命題。21世紀以來,朱朱、胡弦、潘維、陳律等詩人以江南這一空間地理作為切入口,在地域文化和江南詩學的精神里重新對接古典傳統,以建構一種具有江南風度的古典主義詩歌寫作范式——“豐盈的感受、細致的筆觸、精確的修辭、盤旋于現實之上的輕逸”3。
當江南書寫與古典主義傳統發生遇合,這種詩歌創作會呈現出什么樣的風貌?有的詩人希望達到的目的,是超越地域性或單純的浪漫主義,來重構21世紀江南詩歌書寫在時空轉換與現代文化融合上的新形態。中國古典詩詞中書寫江南的作品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空間的江南”,這種空間書寫對于古代詩人和士大夫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標志,且構成了一種征候性的地域文化傳統。所以葛兆光說:“地理空間劃分與描述是政治、歷史和文化的結果,但是,地理空間反過來又是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標志。”4古代江南的詩人和文人,他們一方面在書寫作為地理空間的江南,另一方面,地理空間的江南對他們的影響又構成了一種文化的江南,讓他們有了一種精神認同感。“江南是中國自由精神的傳統所在,是對暴政和壓迫最有反抗精神的地方,是中國最有骨氣的地方之一。這些恰是今天中國文學與中國知識人最應該繼承的思想傳統。”5作者其實是將江南和古代社會的中原形成了一種對比,以顯出江南人不同于北方中原人的身份體認。而在當下,以江南風土作為主題的詩歌寫作,是否也折射出了詩人所面對的現代性難題與困境?
地域比較背后的行動體現的還是人的精神,這可能會形塑一種獨特的具有江南風范的文化共同體。“江南所形成最強烈的民族文化憂患意識,亦是中國古典愛國主義傳統最重要的源頭。”6除荊楚大地的屈原之外,江南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維度。相對于我們的文學和文化來說,江南構成了從地域空間到精神維度的轉變,這里面潛藏著一種自身的文化認同。“‘江南認同’,是由歷史與文學共同催生的一種超越于政治承認主義、道德合法性以及經濟與宗教崇尚之上的文化心理,因而,‘江南認同’也是一種文化詩學。”7這種觀點對于我們重新理解江南詩寫作有一定的啟示作用。胡曉明提醒我們,江南如何處于從地域上升到文化精神,最終又怎樣演變成一種文化傳統。只有當江南成為一種文化時,一代又一代詩人才會用自己的人生體驗和文學創作來建構深厚的傳統,這中間有一個長期不斷孕育和發展的過程。
白居易在《憶江南》中寫道:“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古代詩人筆下的江南潛藏著對地理景觀與文化的渴望,帶有理想型寫作的情感對話色彩。這些江南書寫不僅針對的是風景,更多還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真摯情感的駐守。而當代詩人的江南書寫則要顯得更復雜,它不僅在于修辭的創造,也基于認知維度而呈現為某種必要的難度意識。西渡在《江南憶》中寫道:“順水船停下八只槳,遠行人經過/梅花、杏花、李花、鄉村和集鎮/在南方,山水親切/如燈下笑靨對鏡看/水在山懷,山在水懷//山總攬萬物,水擦去萬物/又恢復。山水的百寶箱打開/一層層歡喜。在南方,山水恍惚/稻田倒映白鶴的閑心/八槳高舉,逆水船載回舊時人。”8即便詩人書寫的是江南風景,它體現在文化性格上也有很大的差異,“不僅江南本身在自然空間上仍過于遼闊廣大,而且由于發展水平的不同,詩性文化在城市與鄉村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9。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因為一旦將江南作為一個美學共同體來看待,其書寫細節上的客觀差異就可能會引發更多悖論。
在這種比較視野中,江南其實呈現出既偏離中原又不斷靠近中原的趨勢,“江南認同一方面是一個不斷離心的過程,表現為地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不斷向心的過程,因其本質積聚了北方中原文化要素,積聚了衣冠士人與禮樂文明,因而具有天然的向心力”10。而真正的江南是地域空間背后所體現出的地域文化精神,小說家格非也談到了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江南’不僅是一個地理名稱,也是一個歷史和文化概念。”11在此,江南好像成了一種文化象征,它既立足于地域的優勢,同時又超越地域范疇,賦予了江南這一詩學載體以文化的永恒性。
作為出生于浙江的詩人,沈葦在新疆生活了幾十年,在知天命之年又重新回到浙江杭州工作,這種地理位移和遷徙對他來說,可能意味著一種回返童年記憶與再造“新江南”的考驗,同時也挑戰著詩人如何應對曾經錯過乃至逝去的江南記憶。沈葦在《江南》一詩中寫道:“她不是直入人心的,而是/委婉、含蓄、充滿耐心地抵達你/自然、山水、逝者、器物……/都包含了曲徑通幽的深意/雞肋也曲折,所以莊綽說:/‘西北多土,故其人重厚魯。/荊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12沈葦引用宋代莊綽在史料筆記《雞肋編》里的言論,將江南置于地域比較的視野中,以此審視自己的過往:他曾在西北長期生活,而今又將個人感觸抒發在了對江南的書寫里。雖然詩人寫的是地域,其實還是在寫人;他對江南與西北的比較,背后透出的是對不同地域人群處世風格的獨特認知,尤其是西北人的厚重質樸與江南人的明慧文巧,形成鮮明對照。“今天的江南寫作,無論擬古、仿古還是新山水詩,無論現實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必須將‘江南性’與‘當代性’結合起來,換言之,要置身紛繁復雜的現實、回應偉大悠久的傳統。”132022年,沈葦出版了他從新疆回到浙江之后的第一本詩集,名為《詩江南》。整本詩集都暗含著地域比較的視角,“《詩江南》有地域性,或者說一種鮮明的‘江南性’,但通過‘去地域化’的努力和自覺,去抵達詩的普適性”14。作為一位江南詩人,這是沈葦對《江南詩》這本詩集所做出的真誠定位。雖然他的書寫是江南的,但是他又通過去地域化而達到更高層次的審美維度。
江南如何構成一種詩歌寫作的方法論?對于很多詩人來說,是需要打破既有的江南作為地域書寫的立場,回到對更具活力的“新江南”的重構里,將其作為“內心的風景”來看待,而不是局限于單一性和平面化的記錄。尤其是針對不斷變化著的江南,詩人們還是要以動態的眼光去重置系統,將江南作為一種現代性裝置,來挖掘其內在的活力與潛能,而不是以靜止的眼光來打量變化著的時空之美。在此原則下,江南就不是一道地域文明的幻覺,而是切實的語言行動,它能夠召喚出詩人們對于“江南精神”的現代回望,以形成更具動態勢能的文化場域。
二、“南方精神”:一種新江南詩學的形成
江南書寫對江南的文化認同,我們也需要辯證地來對待這個問題。一類是身處江南或者是生長于江南的詩人,他們少小時離開江南,到北方或西域去生活,然后又回到江南,這樣拉開時空距離之后,他們如何認知江南?又如何書寫江南?這是一類詩人在創作中所面臨的問題。還有一類詩人,他們生在北方,后來選擇到江南生活,他們的江南認同可能又不一樣。生活并成長于黑龍江的詩人李德武,在他四十多歲時舉家前往江蘇蘇州,他對江南的觀察、審視和書寫,不同于那些生長于江南的詩人,他有自己更清晰的認知。在一篇自述中,李德武回憶自己初到江南的目的和向往之意:“2002年8月,我舉家遷往蘇州定居。吸引我作南北長途遷徙的動力是我對江南文化的渴慕。我在大學為學生講授古典詩歌時,切身感受到語境的陌生。我意識到這種欠缺不是文本上的,而是地理上的。我缺乏的不是對古典詩歌的理解力,而是感受力和體驗。第一次我強烈意識到詩意的地理特征是如此重要。”15李德武作為一位詩人是如何來看待江南的?他以“從冰凌到滴水”這樣一種比喻,專門寫到了他對于江南的深切感知:
江南地理對我寫作的改變可以從我對水的態度上得到窺探。首先從視覺上我不再像面對雪時那樣因強烈的反光而本能地瞇起眼睛,而是和水形成一種對視。我從水的變化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變化,而這一切都在波瀾不驚中發生,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帶動了生命的流動,在那流動的水中具備了天上人間的一切美景。……在諸多的經典中,我太欠缺品讀江南山水這一課了。坐在憨山大師當年住持的永慧禪寺里,眺望水天一色的太湖,我看到了煙波浩渺這句成語的出處。在縹緲峰下的水月禪寺里,我也體會到了水月的至高情懷和境界。無數次站在楓橋上看自己的倒影,想到唐朝的張繼那顆憂國憂民的惆悵之心。我寫了太多關于水的詩,包括夜里聽雨。我不由自主地正從一塊冰凌變成水滴。16
這一自述非常典型地體現了詩人從北國到江南的心境,乃至于這也會影響到詩人在詩歌美學價值觀上的一種變化。在空間地理位移之后,詩人首先描繪自己從視覺上不再像面對雪那樣因強烈反光而本能地瞇起眼睛的個人體驗,不同地域的詩人,其書寫的主題也不一樣。因為獨特的地域和成長環境,東北詩人很少在詩歌中寫水,他們更擅長寫雪,而對于江南詩人來說,他們會自然而然地去寫水。這些江南詩人有自己的智慧,這種智慧不僅僅體現在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為人處世和家國情懷上,也充分體現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李德武的自述,表征的就是一位從北國到江南的詩人對江南風景與文化的感知、體驗和抒發。
從地域到精神再到文化,這樣一個江南維度不斷變化的過程,也構成了中國詩人從古代到現代的重要詩歌寫作范式的轉換。古典詩歌中書寫江南題材的非常多,而到了現代社會,我們很少去關注一位作家或者詩人是如何寫江南的,這就充分地印證了胡曉明在《江南文化詩學》里提到的那些觀點,作家已經超越了具體的地域寫作方式,而上升為一種精神和文化,但又不是單純的江南標簽所能夠涵蓋的。這種江南書寫范式所折射的其實是現代精神與當下性進行對接的綜合性詩歌美學。如果按區域劃分,江南屬于典型的南方,我們對江南地域進行更廣的空間延伸,以秦嶺—淮河以南作為南北分界線,廣義上的南方書寫所體現的也是21世紀詩歌中新的江南詩學精神。
處于南方的江南是詩人們尋求自我生活的一處理想之所,也成了一種文化標簽。張棗說:“我覺得后朦朧詩是一種南方的行為和作風,我們這一代南方人居多。”17第三代詩人多為南方人,且集中于江浙滬和四川,為什么會在1980年代形成這樣一種帶有詩學地域特征的流派?因為他們有著相似的詩學資源和詩歌審美價值觀,因此構成了一個南方地理意義上的詩學共同體。“‘南方’這個詞包含的任何抽象意思,都不可能脫離南方地區的具體事物而繼續被人使用和理解。”18詩人肖開愚專門提出了“南方詩”的說法,并給出了界定,“南方遠離國家的政治中心,遠離國家主要的文化活動,南方詩人的精神被迫在日常生活中成長,這個基本背景促使韓東和于堅選擇口語,在日常生活的范圍內寫作。他們的發現和信心給當代詩開辟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空間。完全可以說他們為詩歌發明了一種親切的、難于駕馭的語言”19。這是南方作為地域的優勢,或許正是因為遠離“中心”,詩人們才獲得了自由創造的空間,南方在此代表了日常生活經驗書寫的美學,它與理想中的地域南方構成了潛在的對話性。
如果說南方完全包含了詩人們筆下的江南書寫范式,那么,南北方位的劃分并非絕對的,它們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彼此的參照。“一般說來,如果說中原認同的內涵多半是孔孟之道、儒家思想,那么江南認同則是學問世界、詩意與美學,是生活與習俗、文化的個性與多樣性、文明的創意,但是更深層的江南認同也是儒家的,并不與北方文化對立……”20由地域文化所主導的儒家精神來看,一旦直面當下時代的處境,詩人們也有各自的考量與抉擇。“現代漢詩的短暫歷史和當代知識分子共有的危機感,使南方詩人和北方詩人分享著許多相同的困惑,他們之間聯系與交流的空間遠遠大于他們之間的分歧。”21江蘇詩人胡弦的詩歌看似在書寫南方的柔美與輕逸,但又不乏某種舒朗大氣和神秘之意。他在《拈花寺》一詩中寫道:“輕如灰塵的小寺,/窗欞上的雕花緩慢而寂寞。/酒喝醉了的時候,/梅枝剛好開到一半。//細雨暫歇,紅燭肥美,/木柱是又高又細的傻子,/而大悲傷,是隱在曲子深處的暗坑。/——風吹過猛虎扭傷的踝骨。”22而《雨花臺》則又是另一番風味,“春雨為江山松綁。/蕉葉像一封舊信。/閣子、石隙間,銹跡隱隱。//繁華已被石子們分掉。分到寂寞時,/春又過半。古老銅獸,/看守著梅花的病、愛情”23。《江南小令》這組詩既寫地名,也寫觀看的瞬間,還寫某一處風景。貌似轉瞬即逝,但詩人非常靈巧地捕捉到了這些主題中易被我們所忽略的詩意。詩意其實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里,端賴于詩人能否夠抓住這條隱秘的線索。
相對于過去的古典江南,當下江南被注入了現代性的新質。胡弦在訪談中說:“現在漸漸地,我的詩以寫南方的居多了。而且在更多文化領域的題材選擇上,南方感也特別強。我想我已喜歡上了南方,比如江南一詞,對我,既是身在其中,同時也是個一直不曾抵達的夢境。江南,它實際上已經完全不再是一個地理概念,它是我日日在體驗的一種南方感覺,是一種我的心靈基于南方風物而接通的生活趣味、語言感覺和歷史場域。”24胡弦的這段話非常典型地佐證了《江南小令》這組詩所寫到的南方場景和南方感受,以及南方的體驗與領悟。“從某種意義上說,江南只存在于詩人的想象中。”25吳曉東的觀點也能印證胡弦在《江南小令》組詩里所描繪出來的江南場景。胡弦的詩歌除了有現實的江南風景,還有切身的地域感受和文化認同,最重要的還有詩人對作為故鄉的江南的一種“例外狀態”的詩學想象。
有學者直接提到了詩歌的“南方精神”,它是相對于“總體性、整合性”的北方精神而言的,詩人們更看重“內心和內在精神的自由度”26,而肖開愚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應當承認,南方詩在陳述現實的時候很少提供開闊的視野,浮想聯翩多于觀察,比喻多于比較27。這種南北方差異更強調地域文化所帶來的啟蒙精神。而當下的江南,正體現著我們對“南方精神”的一種想象,它們既具有新奇感,也不乏對現實世界的清晰描繪,這同樣暗示著江南書寫擁有更多的美學可能性。
三、現代江南如何對接當下性和古典傳統
古代詩人筆下的江南是一種優雅柔美風景的容納和聚集之地,它能讓我們遠離繁華的喧囂,保持內心的寧靜。但是這樣一種內心的寧靜,又并非要排斥都市生活,像陶淵明那樣歸隱,因為這也很容易讓人陷入虛無主義的困境。所以,風景意義上的江南,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正是世俗與物質意義上的江南。一方面是自然風景的誘惑,另一方面,還在于個體對象征性生活境界的追求,“江南也成了最佳的歸隱地和心靈的棲居所”,江南是詩人們尋求自我生活的經驗范式,一旦遭遇不如意,“詩人們也把江南視作了歸隱意義上的桃花源和精神故鄉”28。當代詩人延續了這一范式。雖然在地理層面談論江南已失去了古典詩人的時代感,然而,當下的江南同樣彌漫著現代性的美學意蘊,重新認知與書寫江南,就變成了現代詩人獲得反觀自身的契機,此時的江南就具有了切實的詩意空間感。
在很多詩人意識到先鋒寫作陷入困境時,回望不僅僅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生命行動。21世紀以來的詩人在遭遇現代性困境時,“他們都放棄了向西方學習的現代性姿態,勇敢地走向了傳統”29。然而,這里的傳統只是古典的一個維度。詩人們的轉向,一方面是打破西方現代性書寫的神話,另一方面也消解了進化論色彩的發展觀,回歸到對傳統中“慢”生活與經驗的發掘,從而為詩歌寫作尋找更宏闊的美學路徑與具有縱深感的文脈。在對古典傳統的再發現中,江南書寫就成為一種選擇,很多詩人指向了對江南的詩學重塑。江南書寫和這種輕逸的風格有一種同構性。“當代中國的‘江南詩群’,正是對我們詩歌傳統的精神接續。”30這就回到了前面提到的江南書寫是如何對接現代詩中的古典主義美學的,這是重要的實踐,也是對于古典詩歌傳統的一種精神接續。
我將消失于江南的雨水中,/隨著深秋的指揮棒,我的靈魂/銀叉般滿足,我將消失于一個螢火之夜。//不驚醒任何一片楓葉,不驚動廚房里/油膩的碗碟,更不打擾文字,/我將帶走一個青澀的吻/和一位非法少女,她倚著門框/吐著煙,蔑視著天才。/她追隨我消失于雨水中,如一對玉鐲/做完了塵世的綠夢,在江南碎骨。//我一生的經歷將結晶成一顆鉆石,/鑲嵌到那片廣闊的透明上,/沒有憎恨,沒有恐懼,/只有一個懸念植下一棵銀杏樹,/因為那汁液,可以滋潤鄉村的肌膚。//我選擇了太湖做我的棺材,/在萬頃碧波下,我服從于一個傳說,/我愿轉化為一條紫色的巨龍。/在那個潮濕并且閃爍不定的黑夜,/爆竹響起,蒙塵已久的鑼鈸也煥然一新的/黑夜,稻草和相片用來取火的黑夜,/稀疏的家族根須般從四面八方趕來的黑夜,//我長著鱗,充滿喜悅的生命,/消失于江南的雨水中。我將記起/一滴水,一片水,一條水和一口深井的孤寂,/以及沁脾的寧靜。但時空為我樹立的/那塊無限風光的墓碑,雨水的墓碑,/可能悄悄地點燃你,如歲月點燃黎明的城池。31
在潘維的《遺言》中,江南書寫體現為一種柔軟和溫潤的姿態,但又不乏堅韌的內在力量。因此,其詩歌中矛盾的表達也呈現出難以確定的憂傷,甚至還有孤獨的成長性。對于潘維來說,他身上的古典性大于現代性,但是它們又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隱秘的撕裂感。用朱欽運的話來說,潘維的詩是立足于古今創造的交接點上,“古今互動下的江南書寫是‘異質混成’的,呈現了一種豐富的雜糅性”32。這種雜糅是江南書寫中更立體化的樣式,與平面化的風景書寫相比,它更富戲劇性和生動色彩。如果說江南書寫構成多元審美體系里的獨特范式,那么對諸多詩人而言,這正是他們需要自覺承接的文化信仰。在詩人龐培看來,“江南,意味著某種神奇的平衡,某種微妙、清醒、朦朧、冷暖、遠近;某種典范樣式、與眾不同的安全感”33。詩人生長于江南,這一地域對他來說是有安全感的,然而,這種家鄉的安全感對于寫作來說未必就是好事,與江南適度拉開距離后再來審視它,或許會有不同于一般眼光的獨到發現。
相比于從古典到現代的江南書寫,柏樺的詩歌表征出的是另一種輕逸的風格。他提出江南不僅是個單純的地域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想象的共同體”,它是在現代性作為重要參照的前提下詩人所建構的美學觀念,“江南詩人基于敏銳的身體感知,結合細膩、精確的修辭,形成了一種輕逸的風格”34。輕逸的詩風正是我們對江南詩人的總體印象,帶有某種知性的神秘感。秦曉宇則直接將其稱為“江南范式”,這種“江南范式”不針對具體的事件,它“總是把一切都變成曼妙的文化現象”35。這種看似刻意的總結,實際上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柏樺憑借大量圍繞“江南范式”的寫作,對此作出充分印證。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他是一位帶有新古典主義色彩的先鋒詩人,其很多詩歌題材都源于歷史,源于古典的江南。到了21世紀,他除了寫《史記》之外,還對明清的歷史進行重構與改寫,比如長詩《水繪仙侶》,就典型地體現了這種隱逸與漫游的傳統。柏樺也曾在文章中談及江南古代詩人“隱逸與漫游”36的傳統在現代江南詩人的寫作中是如何被傳承與發揚的,而且試圖探究這種精神又是怎樣內化為其自身氣質的。也就是說,作為審美的“隱逸與漫游”不僅體現在具體的實踐和行動中,更重要的是,它還成為詩人追求主體性創造的重要參照,這也構成了江南詩人們進行輕逸風格寫作的前提。因此,王東東在對21世紀詩歌的精神與風格進行分析時談道:“楊鍵的《哭廟》、柏樺的《水繪仙侶》等‘江南詩歌’對古典中國的追悼和追尋,滲透了文化和政治雙重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但也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中國當代意識形態的復雜性。”37王東東所言的保守主義并非完全的復古,而是詩人們出于某種“安全”考量而實施的寫作策略。他們借古典歷史的書寫來針對當下發聲,這種歷史的介入性其實更具現實感,它構成了我們理解當下的一個重要參照。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下的江南如何對接新的現實與古典傳統,這一點也許涉及江南書寫的當代性問題,即江南書寫是一個動態過程,它會隨著江南這一地理方位的時空變化而不斷產生新的質地。“天空陰沉這是舊江南。新時代的小鳥飛在舊江南的天空。/舊江南的江面上機動渡輪半新不舊,雖新而舊,走著舊日的斜線。/對岸的樓房蓋得比山嶺高出一截,這已是百分百的新江南。”38我們可以看出,西川在這首詩里寫到的江南已經被現代工業文明所異化了,高樓林立,而不是像古代江南的山水風光與亭臺樓閣。江南遭遇了現代工業技術的侵蝕,又如何構成一種新的江南以回應傳統?“今天的江南早已不是李白說的那個‘看花上酒船’的江南了,而是一個被管理的江南,被發展的江南,被旅游化的江南,被公司化的江南……”39這也印證了小海在《詩歌與江南》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個觀點,“‘詩意江南’,已成為一處烏托邦式的存在,成為許多人心靈的故鄉”40。我們真的需要以審視的眼光來看待新江南與古典的江南,兩者已經判然有別。在此,我們也需要追問這樣一個問題:新江南書寫如何對接我們的當下和傳統?
詩人朱朱創作的長詩《江南共和國》,是對古典歷史人物形象的現代性重塑,他從柳如是這位明末清初的女詩人視角出發,建構了江南地理背后的政治隱喻詩學。“江南其實是整個的傳統文明精致化到極點之后趨于腐朽、沒落的鏡像。具體到個體的心理形態,現在到處都生活著這樣的人。”41朱朱對于江南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性。他寫的大都是關于江南的歷史,對古典傳統的敘事文學進行一種抒情化的再造,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重新進入這些歷史人物的內心,將自己徹底放進去,從而成為他們。
像潘維、柏樺、朱朱等這些書寫江南的詩人將南方作為一種新的江南詩學精神來進行轉化實踐,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的詩學觀念里,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詩歌創作中。脫離了當代性而純粹追求返歸古典傳統的書寫,很容易就變成平面化或不及物的復古,從而陷入單一的文化趣味。“江南詩歌偏于感性的頹廢而非整合,更像一種情感的獨奏曲而非全部情感都要參與的交響樂。”42新古典主義背景下的江南書寫,經歷了從古代到現代再到后現代這一不斷變化和演進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又并非完全是線性進化論式的,它有時候也會出現反復和曲折。這是一個可以從各個層面不斷對其進行建構的主題,由此我們也需要打破單純的進化論思維,以更多元的視角來看待江南的當下書寫。
從私密的身體感知到實踐行為,它變成了一種普遍甚至是被倡導的審美趣味,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反思。而城市現代化進程對于江南古典主義審美的沖擊,現在看來也并非一無是處。就像西川在比較新江南與舊江南的不同時所指出的,所謂的新江南是工業文明,相對于舊江南而言,它重新構成了一種被異化的江南,被物質化和消費化了的江南,但它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現代性的江南。如果我們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江南書寫與當下時代的對接,其實又構成了非常豐富和立體的江南書寫維度。這一維度是目前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關于江南書寫可以被不斷延伸與拓展的主題。相比于“60后”和“70”后詩人,新的代際的詩人在書寫江南時,無論從詩歌的精神審美還是實踐方式上,也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是隱秘的,也可能是顯性的。有些“90后”詩人所書寫的江南,甚至是一種技術化的江南或數字化的江南。當然,這些極具現代書寫色彩的江南,都是建立在某種現代文化意義上的江南。因此,無論是修辭的江南,還是影像的江南,最終還是要回歸到人文的江南。從古典傳統到現代文化的江南書寫,又會呈現出何種不斷被演化的新江南范式,這些現象需要我們去面對,而這些問題也需要我們去解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世紀詩歌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再發現”(項目編號:18BZW1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對于江南這一地域范疇,自古以來每個歷史時段都有不同的劃分。有詩人指出,江南“是指蘇皖沿江平原的長江以南部分,包括蘇南、上海、浙北和皖南”,宋代以來,江南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但后來失去了政治優勢,仍保持經濟優勢。參見潘維《“三月三”說》,《望江南——三月三詩會作品選:2005—2011》,陳東東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2 江弱水:《在最低的地方與你相遇——讀宋煒的〈還鄉記〉》,《言說的芬芳》,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82頁。
3 34 吳宜平、江離:《輕逸、自治與自我塑造——當代新詩的江南視角》,《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5期。
4 葛兆光:《作為思想史的古輿圖》,《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頁。
5 6 7 10 20 胡曉明:《江南文化詩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47、47、7、50、50頁。
8 西渡:《江南憶》,《詩刊》2020年9月號上半月刊。
9 劉士林:《江南城市與詩性文化》,《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10期。
11 格非:《〈春盡江南〉弁言》,《春盡江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2 沈葦:《江南》,《論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62頁。
13 沈葦:《西域歸來,重新發現江南》,《詩刊》2022年1月號上半月刊。
14 沈葦、舒晉瑜:《希望成為一位白發蒼蒼還繼續成長的作家》,《草堂》2023年第2期。
15 16 李德武:《從冰凌到滴水》,《詩歌月刊》2022年第1期。
17 顏煉軍:《“甜”——與詩人張棗一席談》,《張棗詩文集·書信訪談卷》,顏煉軍編,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頁。
18 19 21 27肖開愚:《南方詩——普通的觀察、揣測和隨想》,《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隨筆選》,蔣原倫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187、200、185、186頁。
22 23胡弦:《江南小令》,《蔥蘢》,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06—107、108頁。
24 王士強、胡弦:《詩人是永恒的游子》,《三峽文學》2021年4月號。
25 吳曉東:《中國詩人的江南想象》,《文學性的命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頁。
26 李振聲:《南方精神的核心價值》,《揚子江評論》2008年第3期。
28 小海:《江南春天的祭司——從古典詩詞到當代詩歌中的“江南抒寫”》,《作家》2019年第11期。
29 陳丙杰:《詩意棲居的可能與難度——以〈江南七子詩選〉為中心》,《上海文化》2020年1月號。
30 何言宏:《〈江南七子詩選〉序》,《江南七子詩選》,張維編著,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31 潘維:《遺言》,《水的事情:潘維詩選1986—2018》,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58—59頁。
32 朱欽運:《當代詩中江南書寫的古今互動——以若干江蘇詩人為例》,《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33 龐培:《神奇的江南性》,《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35 秦曉宇:《“江南”和它的敵人》,《上海文化》2015年7月號。
36 柏樺:《江南詩人的隱逸與漫游》,《揚子江評論》2008年第3期。
37 王東東:《21世紀中國新詩的主題、精神與風格》,《文藝研究》2016年第11期。
38 西川:《八段詩·新江南》,《接招》,西苑出版社2022年版,第83頁。
39 西川:《傳統在此時此刻》,《大河拐大彎——一種探求可能性的詩歌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40 小海:《詩歌與江南》,《蘇州雜志》2019年第6期。
41 朱朱、胡桑:《我從未見過靜物——朱朱訪談錄》,《詩探索》2020年第1輯·理論卷,吳思敬、林莽主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頁。
42 王東東:《大象的退卻,或江南的對立面——論當代詩歌中的南方想象》,《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