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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尋根文學思潮的經典化路徑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5期 | 金進  2026年10月26日15:43

內容提要:尋根文學思潮距今已經有四十年的歷史了,當年立在文學潮頭的年輕作家韓少功、阿城、賈平凹、王安憶、李銳、莫言都已經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扛鼎人物。尋找和分析中國當代文學尋根文學思潮的經典化路徑,我們要盡量重回歷史的現場,爬梳當年尋根文學發表的最初的文學期刊,搜集當年文學評論界的最現場的評論,整理作家們的自白和訪談對話,從而從思潮的精神溯源、評論界的推崇以及思潮的創作實績三個層面去鉤沉和復原那段難忘的1980年代文學真相,進而對那一代作家的創作精神和寫作姿態進行更貼近歷史真實的評論。

關鍵詞:尋根文學 思潮 經典化 中國當代文學

尋根文學思潮最早濫觴于1983年2月,汪曾祺的評論《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發表于《北京文學》第2期,同期還發表了季紅真對汪曾祺小說的評論《傳統的生活與文化鑄造的性格——談汪曾祺部分小說中的人物》,這兩篇評論宣示了新時期文學中“尋根文學”的開始。接著1983年9月,賈平凹的散文《商州初錄》發表于《鐘山》第5期,該文為他的“商州系列”的初始之作,對“尋根文學”起到了推動作用。1983年12月,季紅真的評論《汪曾祺小說中的哲學意識和審美態度》,發表于《讀書》第12期,繼續對汪曾祺小說進行研究,為導向“尋根文學”的主張作準備。1984年7月,阿城的小說《棋王》,發表于《上海文學》第7期,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1984年12月,一批青年作家、批評家聚會杭州,召開關于文學創作流派問題的研討會,極大地推動了以“尋根”為創作意向的文學創作流派。1985年3月,王安憶的小說《小鮑莊》發表于《中國作家》第2期,是尋根文學的又一代表作品。1985年4月,阿城的小說《遍地風流(之一)》,發表于《上海文學》第4期。1985年6月,韓少功的小說《爸爸爸》,發表于《人民文學》第6期。1985年7月,賈平凹的五篇系列小說《商州世事》,發表于《中國作家》第4期。總結來說,尋根文學于1980年代興起。倡導者是韓少功、阿城、鄭義等青年作家。開端是韓少功在1985年第4期《作家》上發表的短文《文學的“根”》,但“尋根”作品至少可以上溯到1983年《鐘山》第4期上發表的賈平凹的《商州初錄》,也有評論家溯源到李準的《黃河東流去》。

一、尋根思潮的緣起:新時期小說文化心理的調整

“文革”后的文學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韓少功那篇尋根文學的標志性文章《文學的“根”》發表:“我以前常常想一個問題:絢麗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我曾經在汨羅江邊插隊落戶,住地離屈子祠二十來公里。細察當地風俗,當然還有些方言詞能與楚辭掛上鉤。如當地人說‘站立’或‘棲立’均為‘集’,與《離騷》中的‘欲遠集而無所止’相吻合,等等。除此之外,楚文化留下的痕跡就似乎不多見了。如果我們從洞庭湖沿湘江而上,可以發現很多與楚辭相關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眾多寺廟樓閣卻不是‘楚人’占據的:孔子與關公均來自北方,而釋迦牟尼則來自印度。至于歷史悠久的長沙,現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遺址,很難見到其他古跡。那么浩蕩深廣的楚文化源流,是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中斷干涸的呢?”1接著韓少功提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他們都在尋‘根’,都開始找到了‘根’。這大概不是出于一種廉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對歇后語之類淺薄地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歷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表現。”2韓少功的這篇文章直接催生了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尋根文學思潮。而那一年也是韓少功寫作高產的一年,“1985年是韓少功的豐收年,一口氣寫出了這么多小說。苦思苦想地憋了那么久,一旦抓穩了‘尋根’的梯子,他攀爬的動作當然非常迅速了”3。

在尋根文學思潮誕生前后,新時期文學主要工作集中體現在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方面。雖然也出現了阿城、汪曾祺等作家所開辟的民間世界的空間,甚至出現了李準《黃河東流去》這樣賡續中原文化脈絡的巨作,但畢竟是個別人的探索創作,沒有引起文壇的廣泛注意。現代主義技巧和現代意識的出現雖然給了文學一種新的震撼,但隨之而來的政治壓力使文學的實驗無法健康正常地發展。而1985年文化尋根意識的崛起,卻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關系下直接帶動了文學上的實驗,喚起作家藝術家對藝術本體的自覺關注。楊義認為,“文化意識的崛起,是新時期小說的一個重要收獲。1980年左右,我們向外國借鑒較多的是技巧,從王蒙的意識流開始。而我們現在的作品比較真摯地向內挖掘本土文化的沉積,這是文學思維的重大突破。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傳統是非常悠長深厚的,文化意識的崛起,必然把蘊藏在這個文明古國的藝術創造力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這樣,我們的文學就向世界文學顯示自己的特色,帶有自己的儀表、氣質和韻味跟世界文學對話。尋根意識作為文化意識的一種,也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響的,它在新時期的后半期掀起軒然大波。許多有才氣的年輕作家,如韓少功、鄭義、阿城、賈平凹,都在這個方面嘔心瀝血,進行嘗試”4。吳亮更是將1985年的文學意義抬高了很多,“就我個人來說,比較廣泛地注意當代的中國小說是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的。……一九八五年的小說創作以它的非凡實績中斷了我的理論夢想,它向我預告了一種文學的現代運動正悄悄地到來,而所有關在屋子里的理論玄想都將經受它的沖擊。回顧起來,與其說是我主動地向一九八五年的小說靠攏,不如說是它向我逼來使我無法逃避更為確切些”5。

首先是返回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追求。“返回傳統”以汪曾祺為先行者,在1983年第2期的《北京文學》上他就提出了“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的口號,指出“在中國,不僅是知識分子,就是勞動人民身上也有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有些人盡管沒有讀過老子、莊子的書,但可能有老莊的影響。一個真正有中國色彩的人物,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能分開的”6。評論家李慶西認為:“汪曾祺何以從最初的‘洋’路子出發,終于走向皈依傳統之途?自有諸多的復雜緣由,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清。不過,我們可以感覺到,汪曾祺的作品表明:他是用逃遁的方式,較為完美地保持著自由的天性。在‘皈依’過程中,他逐漸完成著自己。”7尋根作家接續著中國文化傳統,他們多有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接續上中國文化傳統、文學傳統的抱負。汪曾祺自承自己較早就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阿城也以為:“若使中國小說能與世界文化對話,非要能浸出豐厚的中國文化。”8而何立偉更是直言:“我喜歡古典詩詞,尤愛許多的唐人絕句。我以為短篇小說很值得借鏡,它那瞬間的刺激而博取廣闊意境且余響不已的表現方式,……我一直就想嘗試著寫一種‘絕句’式的短篇小說,不特在精短方面做文章,且更須在有限里追索無限。絕句類如中國國畫中的文人畫,重簡約、空靈、含蓄、淡雅,還特講究留空白。唯其有空白,遂有筆不到而意到的聯想,因此方才可能跳脫時空的局促而贏得無限。故《白色鳥》于這種借鏡與嘗試中若有小小一點‘成功’的話,無外乎是它的結尾部分留了些讓讀者觀止而神不止的空白,使其終非終,終亦始罷了。”9在《棋王》中,阿城以老莊式的寧靜淡泊對抗塵世的喧囂,“通過寫棋、寫吃來寫人,是從一種比較超脫的人生本能和文化心理的層次,來對‘文化革命’那種摧殘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的行為,發出曠達的冷嘲。他在文化取向上,傾于道家的清靜無為和禪宗的明心見性。自然,這種道、禪渾融的心理境界,……它建造了一個心靈深處的‘桃花源’,以避秦亂,使人感覺到它多了一點隱逸的氣味”10。

其次,尋根文學既是對崇尚西方現代派的反撥,也是對建國以來外來的蘇聯式現實主義的反撥。1980年代中期出現的現代派小說和尋根派小說,在中國文壇造成巨大影響,尋根派小說更多的是通過返回傳統文化,尋找一種全新的審美境界的再發現。韓少功曾經這樣揶揄現代派小說:“幾年前,不少青年作者眼盯著海外,如饑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介紹一個薩特,介紹一個海明威,介紹一個艾特瑪托夫,都引起轟動。連品味不怎么高的《教父》和《克萊默夫婦》,都會成為熱烈的話題。作為一個過程,這是完全正常的。近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是,青年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11何立偉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談及:“西方尚理,東方崇情。西方人憑腦子馳筆,東方人依心臆揮毫。固然無分厚薄,但私心所愛,仍是東方民族性所注重的一個‘情’字。試想我們民族多少永不為時間塵礫所埋沒的優秀瑰麗的篇什,莫非以情生文以情動人,且以情見長的呵!”12汪曾祺說自己作品和政治結合得不緊,是一種“在任何逆境中也不能喪失對于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喪失對于生活的愛”13的寫作態度。《受戒》發表之后很多人質疑它的藝術表現方式,認為“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14接著汪曾祺又談道:“小說當然要有思想。我以為思想是小說首要的東西。但必須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別人的思想。一個小說家對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獨特的感悟。對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斷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新時期以來文學創作有一種傾向,即從‘為政治’回歸到‘為人生’。我以為這種傾向是好的,這拓寬了文學創作的天地。政治不能涵蓋人生的全部內容。”15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汪曾祺直接道出了自己追求的寫作風格:“一個作家,如果是用很講究的中國話寫作,即使他吸收了外來的影響,他的作品仍然會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外來影響和民族風格不是對立的矛盾。民族風格的決定因素是語言。……用一種不合語法、不符合中國的語言習慣的,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語言寫作,以為這可以造成一種特殊的風格,恐怕是不行的。”16何立偉曾分析汪曾祺在傳統文化因素影響下的語言魅力:“汪先生的語言所表現的,大體也是人類共通的美好生活理想和感情,共通的衣食住行常態,但不同的是,他那看似很白的語言文字,熠熠生光著一種雅麗的情調,而且涓涓不息著一種舒卷的文氣,大概也就是韓愈所說的‘氣盛言宜’的語境吧。……那些孤立看來無殊妙的句子,組合起來竟給整部的作品籠上了一層情調的詩意的微光,就像白玉有一層微光那樣。語言文字到了這種化境,看不出斧斤的鑿痕,看不出匠意,還有什么好說的?我想,總有一天,這樣好的東西終于會要叫別的民族的人也來佩服。”17

最后,尋根文學正視現實和反思歷史,將尋根意識與中國當代社會變遷的歷史相結合,讓文學的力量根植于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之中。《棋王》之后的阿城回憶自己的創作體會,說的更多的還是物質匱乏時期人的窘迫。他說:“小至個人,大至中國,衣食是一個絕頂大的問題。以王一生的出身,他自然帶了這個極現實的問題。‘半饑半飽日子長’是中國百姓不得不茍且的經驗。……我不知道大家意識不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中國還沒有解決得極好,反正政府是下了決心。也許我見聞有限,總之這一二年討飯的少了,近一年來竟極其稀罕,足見問題解決得很實在。如果有什么人為了什么目的,不惜以我們的衣食為代價,我和王一生們是不會答應的。”18李杭育為“最后一個”們唱出的歷史挽歌,其背景也是反映工業文明發展對自然生態的破壞,“葛川江的系列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這條江的命運與人的命運糾結在一起,葛川江的性格培育了她的孩子們——居住在她的江面上與兩岸的人們的性格。……那漁佬兒福奎夜間寂寞地把蚯蚓一把把地灑向江心的場面實在是美極了。這里有一種超脫,一種抽象,一種靜穆、莊嚴和癡誠,使你無法僅僅從社會學或者經濟學的意義上急于去責備漁佬兒未能與時代同步前進。因為漁佬兒的生活方式——應該說是生產方式呢——雖然過時了,但他對葛川江的愛與忠誠——他認為‘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蕩婦懷里一般,他沒啥可抱屈的了’——卻有一種永恒的魅力”19。鄭義筆下的山西老農民群像何嘗不是反映著農耕文明閉塞落后但又堅韌圖存的生活場景。《老井》是一首對艱難生存農民們的道德頌歌,鄭義自述在創造人物時的矛盾,本來想著力書寫趙巧英,不料寫來寫去,對孫旺泉產生了意外的敬意,“于是,我只好唱一曲矛盾而復雜的牧歌”20。而賈平凹在完成《小月前本》《雞窩洼的人家》《臘月·正月》之后,感嘆家鄉商州給他創作資源:“商州固然是貧困的,但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的推移,它也和全國別的地方一樣,進行著它的變革。難能可貴的是,它的變革又不同于別的地方,而濃厚地帶有它本身的特點和色彩。我便產生了這么一個妄想:以商州作為一個點,詳細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國農村的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遷以及這個大千世界里的生活、情緒、心理結構變化的軌跡。”21

二、評論界的聲音:杭州會議與尋根思潮的理論提升

1984年12月的杭州會議探討的主題是“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焦點是如何突破原有的小說技藝。“進入八十年代以后,題材和寫法發生的明顯變化,并由此帶來了價值取向的轉捩。相繼出現了這樣一些作品,如:汪曾祺的《受戒》、鄧友梅的《那五》、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葉之蓁的《我們建國巷》、陳建功的《轱轆把胡同九號》、吳若增的《翡翠煙嘴》,等等。這些作品不再糾纏于現實的政治問題和道德批判,而從生活的縱深方面拈出幾分世事滄桑的意境。這使人感到,逾過現實的表層倒更容易看清世道人心的本來面目。在這種風格意識的召喚下,一部分小說家的藝術情趣很快轉向民間生活和市井文化方面。稍后,張承志那些展現草原和戈壁風情的作品,鄧剛對于海洋的描寫,以及其他作家筆下那些表現大自然的人格主題的作品,也已在人們談論之中。這時候,任何能夠突破原有的價值規范的思路和方法,都必定引起文壇的普遍注意。這是‘尋根派’形成氣候之前也即一九八四年文壇的基本勢態。當時在杭州進行對話的小說家和評論家們,都不能忽略這樣一個背景:一些具有先鋒精神的小說家的思維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正從原有的‘政治、經濟、道德與法’的范疇過渡到‘自然、歷史、文化與人’的范疇。當然,這種超越了現實的(亦已模式化的)政治關系的藝術思維,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附麗于民族的文化精神。”22就李慶西的回憶,當時參會作家,如季紅真指出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實際上是對人自身的重新認識。阿城認為中國人的現代意識應當從本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中孕育出來。季紅真和阿城都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心理構成中儒釋道的相互作用。韓少功和李杭育提出所謂傳統文化,又分為規范文化和非規范文化,并且很多有生命力的東西恰巧存在于正統儒家文化圈之外的非規范文化之中。韓少功認為楚文化在湘西少數民族地區的保存和活力,李杭育關注到浙江民間的濟公和徐文長的故事中鄉間的幽默與創造的活力,兩人都認為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小說應該突破文化的限制。除了這些問題,評論家許子東、陳思和、南帆等人談到的是東西方文化碰撞以及現代意識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問題,黃子平則是從禪宗頓悟、佛教波若直覺談到對人和世界的認知方式23。

“杭州會議”于尋根文學的意義深遠,其一,它把作家個人返回到同普遍的文學走勢聯系起來,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思潮過渡到對自然、歷史、文化與人的文化叩問。杭州會議之后,韓少功發表了引起廣泛注意的《文學的“根”》24,提出向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特質方面去尋找自我的尋根口號。還有鄭萬隆《我的根》25、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26、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27。其二,它把作家個人的探索同一個共同的語境聯系起來,這個大語境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這里包括阿城、季紅真對中國傳統文化—心理構成中儒、道、釋相互作用的注意,韓少功、李杭育論及的傳統文化中的“規范文化與非規范文化”的地域性文化,陳思和、南帆談到的東西方文化交匯以及現代意識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問題28。季紅真的說法是,“作為文藝思潮的‘文化尋根’,是這個民族近代以來,在東西方文化大沖撞大交匯的時代背景中所孕生的歷史母題,在這個時代的延續。她以文學的形式,參與了東西方文化價值的抉取,這正是這個時代民族文化重建與更新的重要途徑。同時,她又是這個充滿矛盾與痛苦的時代,這個民族在這個時代精神狀況的記錄,反映了這個民族在現代化的艱苦跋涉中,痛苦的心理歷程”29。其三,它把文學超越政治后出現的離散化狀態同一種前景性的文學趨向聯系起來,這就是現代意識與傳統的融合。阿城認為,中國人的現代意識應當從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中孕育出來30。季紅真認為尋根作家“承襲了‘五四’以來的許多優秀傳統,又溝通了許多世界性的文學母題,在歷史感與現實性、民族性與人類感,理性認識與感性還原,以及藝術的審美特征等一系列問題上,都以自己的創作實績,處理得比較得度。使他們的作品一般具有豐厚內蘊與新穎的形式,也為理論界的工作,提供了成功的例證與更高的要求。在經歷了長久的文化禁錮之后,在這個混亂而重物質的時代,能產生出這樣的一些作品,也已經很不容易”31。

從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軌跡而言,尋根文學是對傷痕文學以來的主流文學的政治化傾向的反撥。在藝術內容上“超越”單一的政治性內涵。在藝術形態上“超越”獨尊的現實主義成規。同時,尋根文學也是對現代主義潮流,更確切地說,是對西方現代文學影響的反撥。韓少功在《文學的“根”》中指出:“從人家的規范中來尋找自己的規范,是局限在十分淺薄的層次里。如果模仿翻譯作品來建立一個中國的‘外國文學流派’,就更加前景暗淡了。”“中國還是中國,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在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特質方面,我們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32其實悖論的是,“尋根”的骨子里是與西方文學潮流相適應。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一下子讓魔幻現實主義成為大熱門,連同略薩、博爾赫斯等成為中國作家的熱門話題,大有不讀馬爾克斯便落后于形勢的味道。就這樣,當時的作家喊出了“走向世界”,“諾貝爾情結”潛伏在心中,對拉美文學的企慕和艷羨,使“尋根”不期然地順應了另一種外來的文學潮流。鄭萬隆指出:“從本世紀20年代起,或者說是從福克納他們那樣一批作家開始,他們想追求事物背后某種‘超感覺’的東西,也就是那些理想的內容與本質上的意義……他們認為,這是支配著現象世界更高的真實。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作家這樣做了。他們是有深厚又悠久的現實主義基礎的,但他們不滿足于那些藝術史上‘實實在在的模仿’,他們也不再相信那種故事型小說的完美性了,創造了‘魔幻現實主義’,運用一種荒誕的手法去反映現實,使‘現實’變成一個‘神秘莫測的世界’,充滿了神話、夢和幻想……完美的文學現實也應該用開放性的眼光進行研究與方法進行嘗試。”33

三、民族精神的重塑:尋根文學的創作實績

尋根文學思潮出現的時候,很有作家前輩面對他們的作品,多多少少有點把握不住,如王蒙曾這樣評價韓少功的作品:“還有《爸爸爸》中的丙崽,還有韓少功更早的作品《飛過藍天》中的麻雀與《風吹嗩吶聲》中弟兄倆,作者俯視他們,悲天憫人,像菩薩一樣。所以他的小說有一種深度和立體感,有一種正在尋找的動勢和誘惑,有一種現實與幻想的交融,有一種這十余年來特有的探尋、惶惑和在他這樣年齡的作家中比較少見的平靜從容。經過時間的沖刷,他的一些小說將會留下來,我以為。最后,他的小說愈益屬于耐咀嚼,耐評說的一類。”34陳美蘭則認為尋根文學思潮是一次評論界與創作界的合謀,她認為:“考察一種創作思潮,有必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它的理論主張,一是它的創作形態。因為有些思潮的掀起是以理論主張為啟動,然后影響創作,創作吻合地體現了理論要求;有些思潮的掀起是以創作的出現為標志,遂以理論加以總括與闡揚。當然,還會有這樣的情況:一種思潮其理論主張與創作形態并不直接等同,這不完全是因為形態較之原則更加豐富,而是在形態自身發展中,也會顯示出多種原則追求,這樣的文學思潮就變得異常復雜。……我們現在要來辨析的‘尋根’思潮,就是個極為復雜的文學現象。”35而陳思和則認為1982—1983年王蒙的新疆題材創作,其中對新疆各民族民風和伊斯蘭教文化的關注,對生活的實錄手法以及對歷史所持的寬容態度,為以后的文化尋根派小說開了先河。總結評論家們的看法,并結合尋根文學家創作實績來看,尋根文學的藝術追求有下面三個面向:

一是返回傳統,在文學美學意義上對民族文化資料的重新認識與闡釋,發掘其積極向上的文化內核。1984年第7期《上海文學》發表了阿城處女作《棋王》。這部作品和阿城隨后一氣寫下的《孩子王》《樹王》,并稱為阿城的“三王”系列,皆取材于他本人親歷的知青生活,但無論在主題意旨還是表現形式上都與通常的知青小說有很大不同。阿城無意去描繪一種悲劇性的歷史遭遇和個人經驗,也避免了當時流行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風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敘說中,傳達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認同。關于自己的創作,阿城自道:“以我陋見,《棋王》尚未入流,因其還未完全浸入筆者所感知的中國文化,還屬于半文化小說。若使中國小說能與世界文化對話,非要能浸出豐厚的中國文化。”36陳思和認為:“身居北京的阿城,擺脫了從老舍到鄧友梅的北京市井文化小說,直指中國文化的內核。棋、字、樹,都是中國文化中人格的象征,講氣韻,講精神,講陰陽柔勝,全合著中國文化傳統的譜。再配之含茹、寫實、生動的世俗風度,正與張承志凌厲躁動尋求文化變風反了個身。因此,由阿城來提出重新認識傳統文化,是再合適不過的。”37在“返回傳統”這一點,阿城與汪曾祺頗有相似之處,他們都經歷過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模仿階段。阿城是中國現代主義繪畫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在1970年代末他與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創辦過“星星畫展”,在民間巡回展出。時隔多年,當他再度出現時卻已是另一番面貌,以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和鼓吹者自居,而且應當說與其他“尋根”作家相比,阿城是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很好地“浸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

二是對傳統文化有著新的闡釋。以現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領略古代文化遺風,尋找激發生命能量的源泉。張承志《北方的河》《殘月》《黃泥小屋》《胡涂亂抹》等就延續著伊斯蘭文化的雄健之風,將現代與歷史、都市與自然、信仰與世俗相對立,成為張承志“以筆為旗”的文化尋根精神所在。陜西的賈平凹以筆記體《商州初錄》,展示著陜南文化的質樸與敞亮,滲透著秦漢文化的精魂;湖南的韓少功《爸爸爸》《歸去來》寫出了蒙昧地區的乖離奇詭;浙西的李杭育提出了吳越文化的口號,寫出了富春江畔漁夫們的生活絕唱。李杭育從中華民族文化構成的角度入手,他認為:“與漢民族這個規范比較,我國各少數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象,從經濟形態到風俗、心理,整個文化的背景跟大自然高度和諧,那么純凈而又斑斕,直接地、渾然地反映出他們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種真實的文化,質樸的文化,生氣勃勃的文化,比起我們的遠離生存和信仰、肉體和靈魂的漢民族文化,那一味奢侈、矯飾、處處長起腫瘤、贅疣,動輒僵化、衰落的過分文化的文化,真不知美麗多少!”38鄭義認為:“太行山區高亢而不失溫婉的民歌,卻以更大的力度攫住了我的心。不論是犁鏵翻起土浪,還是大車緩行于彎彎山道,羊群游牧于溝洼梁峁,我的耳邊總伴有美麗得無以倫比的山歌!在這些時代流傳的民歌中,山民們歌唱理想與反抗、也歌唱失戀與痛苦。那般大方,坦誠,美!在生活中,我沉得越深,便越不信任某些文人在作品中展示的歷史與生活,而開始到民間傳說和民歌中去發掘。我不能不崇拜民歌。我們民族的傳統,民族的生活,民族的感受、表達與審美方式,在我血肉深處激蕩起神秘的回音。”39

三是延續“五四”啟蒙精神,這里的啟蒙精神有兩層含義,一是對當代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繼續批判,如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的深入挖掘。這雖然還是啟蒙主義的話題,但也滲透了現代意識的某些特征。如韓少功的《爸爸爸》中,丙崽是一個“未老先衰”卻又總也“長不大”的小老頭,外形奇怪猥瑣,只會反復說“爸爸爸”和“×媽媽”兩句臟話。但這樣的侏儒卻得到了雞頭寨全體村民的頂禮膜拜,被視為陰陽二卦,尊為“丙相公”“丙大爺”“丙仙”。丙崽在封建落后的雞頭寨頑固地活著,是文明無法燭照到的蒙昧之地,其批判精神直接接通了魯迅開創的國民性批判的文學主題。啟蒙精神的第二個意思是文學表現上的繼承和創新,如何立偉的小說,汪曾祺認為,“廢名說過:‘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立偉很欣賞他這句話。立偉的一些小說也是用絕句的方法寫的,他和廢名不謀而合。所謂唐人絕句,其實主要指中晚唐的絕句,尤其是晚唐絕句。晚唐絕句的特點,說穿了,就是重感覺,重意境”40。如莫言《紅高粱》里對生命的禮贊和對傳統道德禁忌的打破。1982年馬爾克斯被授予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莫言受到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百年孤獨》中布恩地亞家族的曲折離奇遭遇和瑣碎平常甚至荒誕不經的情節,同時將本國的政治、歷史以及神話、傳說、宗教習俗等巧妙地糅合起來,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在反映和表現現實方面進行了新的探索。“魔幻現實主義反映現實,是通過光怪陸離、色彩斑駁的魔幻藝術的折射來實現。小說遵循了所謂‘變現實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原則,通過作者的構思和想象,把觸目驚心的現實和源于神話、傳說的幻想結合起來,形成色彩斑斕、風格獨特的圖畫,使讀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獲得一種似曾相識又覺陌生的感覺,從而激起尋根溯源去追索作者創作真諦的欲望。”41莫言的大膽化用也使得他的小說的藝術含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繼續五四文學的啟蒙傳統,在啟蒙主題和形式啟蒙上取得精進,是尋根文學的重要突破。正如李杭育所希望的,“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規范之外。規范的,傳統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來我們不斷地在清除著這些枯根,決不讓它復活。規范之外的,才是我們需要的‘根’,因為它們分布在廣闊的大地,深植于民間的沃土”,同時他也認為我們需要東西方文化對流和雜交,“理一理我們的‘根’,也選一選人家的‘枝’,將西方現代文明的茁壯新芽,嫁接在我們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開出奇異的花,結出肥碩的果”42。

結 語

蔡翔曾主編“新經典文庫”,認為“所謂‘經典’,是指它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已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而且在時間的緩緩流淌之中經久不衰,并時時生長出新的意義。而更重要的是,文學由于受其寫作母語的制約,其經典性的支持更多地來自它的存在語境。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時間已經證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性所在”43。尋根文學思潮已經是當代文學經典化中的重要環節,除了經典的作品,那個時代對中外文學文化的吸收借鑒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話題,賈平凹曾說:“文學要發展,必須中西雜交,有的從內到外借鑒了外來文學,但融化、化合的工作卻未作好,忽略和忘掉了中國民族的美好心理結構,這多少有些欲速不達。有的則完全拒絕外來的東西,這又存在一個高下、快慢之分。”44汪曾祺也強調:“總的來說,我還是要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這種現實主義是容納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這種民族傳統是對外來文化的精華兼收并蓄的民族傳統,路子應當更寬一些。”45這些都給我們重新思考當代文學經典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華文文學經典化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研究”(項目編號:23&ZD3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11 24 32韓少功:《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 王曉明:《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關于三位“尋根”派作家的創作》,《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4 10 楊義:《文化沖突與審美選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309、310頁。

5 吳亮:《前言》,《新小說在1985》,吳亮、程德培編,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6 45汪曾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北京文學》1983年第2期。

7 李慶西:《野鳧眠岸有閑意——汪曾祺小說的中國傳統詩學精神》,《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5期。

8 36阿城:《話不在多》,《文匯報》1985年4月22日。

9 何立偉:《關于〈白色鳥〉》,《小說選刊》1985年第6期。

12 何立偉:《序言》,《小城無故事》,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13 汪曾祺:《兩棲雜述》,《我是怎樣走上文學道路的》,中國文聯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頁。

14 15汪曾祺:《文集自序》,《汪曾祺文集·小說卷(上)》,陸建華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16 汪曾祺:《我是一個中國人——散步感想》,《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4期。

17 儲福金、何立偉:《關于文學語言的對話》,《鐘山》1987年第5期。

18阿城:《一些話》,《中篇小說選刊》1984年第6期。

19 王蒙:《葛川江的魅力》,《最后一個漁佬兒》,李杭育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

20 鄭義:《太行牧歌——代跋》,《老井》,中原農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頁。

21 44賈平凹:《變革聲浪中的思索——〈臘月正月〉后記》,《十月》1984年第4期。

22 23 28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25 鄭萬隆:《我的根》,《上海文學》1985年第5期。

26 38 42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27 30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文藝報》1985年7月6日。

29 31季紅真:《歷史的命題與時代抉擇中的藝術嬗變——論“尋根文學”的發生與意義(續)》,《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2期。

33 鄭萬隆:《生命的圖騰》,中國文聯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

34 王蒙:《空屋及其他——序韓少功作品集》,《韓少功·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韓少功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頁。

35 陳美蘭:《文學思潮與當代小說》,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

37 陳思和:《當代文學創作中的文化尋根意識》,《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頁。

39 鄭義:《創作〈遠村〉之隨想》,《中篇小說選刊》1984年第2期。

40 汪曾祺:《序》,《小城無故事》,何立偉著,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7頁。

41 陳敘敏、姚力奇等選編《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

43 蔡翔:《編輯例言》,《韓少功作品集》,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