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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采詩”:新媒體詩歌的看法與讀法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5期 | 金方廷  2026年10月26日15:43

內容提要:數字時代的新媒體詩歌正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廣泛創作與傳播,以B站和快手推出的詩集為例,平臺發起的“采詩”行為,既重塑了詩歌的定義與閱讀方式,也從側面反映出新媒體詩歌在文本形式與媒介語境上的復雜性。新媒體詩歌依賴短視頻、音樂、互動評論等多元素材構成數字情境,傳統的純文本閱讀習慣難以完全捕捉這些詩歌的內涵,而平臺通過選編詩集既推動了詩歌的大眾化與時代適應,也體現了其作為內容生產和公關策略的雙重屬性,折射出詩歌與詩人在數碼環境中的新生存狀態。

關鍵詞:新媒體詩歌 互聯網采詩 數字平臺 數碼情境

中國文學經典的源頭始于早期大眾詩歌的大量結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從源頭錨定了詩與詩集的文學史地位,也因此決定了大眾創作對中國文學的重要意義:無署名的詩人作者們創作的作品,唯有通過對文學文本有意識的集結和整理,才能進入經典文學閱讀與傳播的序列。

這一制造文學經典的故事到了數字時代仍在延續。詩歌,這種古老的典范文體,如同永不澆滅的文學之花,正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盛開在由數字平臺構筑起來的新媒體土壤上1。過去幾年里,“嗶哩嗶哩彈幕視頻網”(簡稱“B站”)和“快手”等視頻平臺,陸續集結了平臺內散落著的網絡詩歌,精心將它們編成兩本風格差異極大的詩歌總集。我把這些詩集看作在互聯網世界里“采詩”的成果。詩集的選編為直面以彌散狀態存在的網絡詩歌提供了富有張力的曝光管道,但這種由平臺發起的在互聯網“采詩”的舉動,卻也如實暴露出如何正確看待新媒體詩歌的困境:新媒體時代的詩歌需要新的視角去定義它的“看法”,與之構成一體兩面的是,這些詩歌也在不斷挑戰既有詩歌的“讀法”。

一、平等擁抱每一個人的詩時代

我們正在步入一個詩歌平等擁抱每一個人的詩時代。“人人都能寫詩”的主張很大程度上彰顯著互聯網對當代詩歌的深刻影響。據統計,在快手已有超60萬人在寫詩,而小紅書上的詩歌筆記已超兩百萬,創作者數量將近90萬2。這些詩作原本散落在互聯網平臺的各個角落里,有些已擁有了持續關注它們的觀眾和讀者,有些仍等待著被更多人看到,不論網絡詩歌在互聯網上的命運如何,當平臺開始選編詩集的“采詩”活動,其實就已經在不經意間改寫了詩歌在網絡平臺中被表達和呈現的面目。

“采詩”行為本身就為詩歌的閱讀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討論場域。歷來圍繞文學總集的研究都繞不開關于何種詩歌被選編、以什么原則選編以及用什么方式結集等基本問題。此處提及的兩本源自視頻網站的詩集,就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選編意圖和方法。B站推出的《不再努力成為另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網絡詩歌以匿名形式散落分布和傳播的特征。不論是在B站寫作的匿名作者,還是那些散落而不確定其章法的文句,都被“采詩者”有意一一撿拾,最終編排成為一本既失去作者面目,也切斷其文本情境的詩集。這一點如實體現在書籍作者被命名為“B站網友”的刻意設定上,而細讀其中所收錄的詩歌,大多是網友發表在網站上的各類文字資訊——不論是視頻標題還是彈幕和評論,有些在寫下時就被認為是“詩”,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或許從一開始就不曾意識到它們是“詩”。這意味著,分散在B站的各種帶有詩意的文字內容,唯有經由編選者的篩選才具備了被列入詩集的資格。可以說,B站上的詩與文學,是伴隨著文學總集的選編而得到定義的,此處的網絡詩歌因而是被“采詩”這一行為塑造出來的。

快手出品的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則將平臺上存在著的詩歌創作者們會集在一起。相比之下,這本詩集保留了詩人們的網絡身份。與其說這是一本詩歌總集,不如說這是由短視頻平臺所發起的用以展示詩歌與詩人的“紙面展覽”,目的是呈現出快手用戶們“雖然細瑣但同樣值得被看見的人生”3,等同于以詩集形式展現每一位詩人的個人傳記。同時不難看出,快手揀選的詩人和作品充滿了對“泥土味”的底層、草根作者的偏愛。《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自稱為“不是詩人寫的詩集”,就是強調詩歌作者的素人身份,詩集編選者如是描述這群人的創作,“你能夠在這本詩集里讀到內心最原始的吶喊,對生活笨拙的熱愛”4。無獨有偶,2025年3月,快手公眾號發布推文《沂蒙二姐全網刷屏,千萬人從她的詩里看見春天》5,其中把“沂蒙二姐”所創作詩歌命名為“誕生于泥土之中的文字”。所謂“原始”“笨拙”和“泥土”之類的評語,實則蘊含著偏向素人身份的價值傾向。

互聯網平臺之所以能容納“人人都能寫詩”的創作生態,本質是因為,這些平臺本身就是當代文化內容的集大成者。寫詩不過是其中一種互聯網內容的生產形式。在數字平臺內寫詩的人,既是詩人,也是互聯網上的內容生產者6。正如《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結集了快手平臺中涌現的各種詩歌,目的是聚焦在平臺內寫詩的用戶,這群人既是“快手老鐵”,又是在快手平臺中寫詩的“野生詩人”。互聯網“寫詩”背后的這組雙重身份進而構成了互聯網上“采詩”一事的兩面性。因為在互聯網上有意識地采集詩歌并編纂成集,對于數字平臺而言,除卻是一種獨特的挖掘文學新人的舉措,歷來還被認為是一種極具正面影響力的公關策略。有廣告行業的評論者認為,出版詩集標志著“快手似乎愈發偏離作為一個數字短視頻平臺的定位”,而且“以快手的集體名義”推出詩集反而“有助于平臺生成自有IP”,最終人們會更容易記住“可以讓人寫詩的‘快手’”而不是“某個具體的達人”7。

“詩歌屬于每一個人”——快手如是總結在短視頻平臺中寫詩的現象。在這股由平臺發起的網絡詩歌浪潮中,重要的不只是在短視頻平臺里培育出一群以詩歌寫作為個人標簽的網紅,而是要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歷來被認為太過“下沉”的短視頻平臺,如今也具備了在數字時代延續傳統文學精神的潛能,從而營造一幅技術向善的美好圖景。

可互聯網時代“人人都能寫詩”的兩面性,已經深刻影響到我們如何去看待并閱讀這些網絡詩歌。當我們翻看這些從網絡中采集和選編的詩歌時,重要的已經不是說服自己相信“我也能在互聯網上寫詩”,而只會讓我們更深刻地體會到,詩歌很可能早已不是從前的樣子,只不過因為我們仍習慣于用交換紙面的方式來讀詩,于是在互聯網上“采詩”并將之結集為詩集出版才是有意義的。

二、回歸情境:新媒體中的詩與詩人

如何看待新媒體形態下的詩歌?《詩刊》編輯丁鵬談及“沂蒙二姐”的詩歌時曾有非常精準的觀察,他特別指出,“詩歌只是其短視頻的構成要素之一”,由此提醒讀者注意到,新媒體的多元表達方式才是這些詩歌之所以“存在”的原初情境,“我個人認為,評價呂玉霞的詩不應脫離其短視頻的表現形式。顯然,呂玉霞的作品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純粹詩歌文本,詩歌只是其短視頻的構成要素之一。詩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繹與田園的背景共同構成了呂玉霞的詩歌作品”8。

“詩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繹與田園的背景”雜糅的表達形式也許典型代表了以短視頻為媒介的詩歌寫作方式。基于這一觀察,不難發現,編選詩集的“采詩”行為定然改變了新媒體時代網絡詩歌的存在方式,也由此帶來了許多新問題。

“采詩”之后,新媒體詩歌的多維表達被刻意“降維”成白紙黑字,只留存下孤立而單調的文本信息。與歷史上的“采詩”相似,將詩歌從活生生的生活實踐領域里“截取”出來并匯編成文集,注定會為經歷采集的詩歌文本留下大量闡釋空白。在歷史上,當詩集被編訂,詩歌意義的闡釋最初源自經師的口傳心授,而后成為經學史上圍繞詩歌文本展開的漫長爭論。進入現代以來,隨著解讀文學的視角和方式發生改變,人們開始意識到,只要把詩歌文本“還原”到其誕生時刻的具體社會歷史情境中,就會產生許多不同于經學傳統的顛覆性讀法,而所有關于作品的具體訓釋和解讀,終將導向關乎整本詩集連同詩歌這種文體的重新闡釋。好比說,用口述歷史傳統闡釋荷馬史詩,用伊麗莎白時期的通俗劇院解釋莎士比亞戲劇,或者用英國19世紀通俗浪漫小說流行一時的語境來解讀狄更斯小說,這些都是學術史上用具體化文本情境的方式改變了文學解讀的經典案例。

互聯網時代的“采詩”實則和《詩經》這類文學總集的結集邏輯相似。可以想見,在結集和選編的過程中,一定會盡可能地消除掉文字以外的一切對閱讀行為來說顯得“冗余”的視聽媒體信息,目的是把詩以最為經典和純粹文本形式保留下來。如果說《詩經》時代以文字記錄口頭詩歌,可算是詩歌史上具有革命性的突破,讓時隔千年的后人也有可能通過文字符號溝通古人心意,那么今天的媒介環境使人們面對文學的語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媒體文學的現場與我們生活的時代幾乎不存在任何距離,應該說,我們就是新媒體文學的同時代人。從這種角度回觀在互聯網“采詩”的做法,無疑就是讓詩歌脫離了其誕生的“第一現場”,而“采詩”所形成的詩歌總集充其量只能稱得上是詩歌閱讀和傳播的“第二現場”。“采詩”的悖論正在于此。詩集試圖讓詩歌以典范文本形態呈現在讀者面前,就必然伴隨著針對圖片、視頻等媒介形式的“刪削”,因而也就剝離了詩歌創作時刻本真面目。

隨之而來的是,“采詩”導致網絡詩歌在原生媒介形態和純文本形態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差異和鴻溝。對此,快手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作了非常真實的展示。首先在內容方面,這本詩集有偏向性地選擇采集那些關乎民情民生的詩歌題材。如快手詩人“滴水結霜”,其身份是51歲居住于山東聊城承攬裝修工程的工人,選編的兩首詩作,無不凸顯其打工身份。其中《陌生》是一首只有四句的仿舊體詩歌:“初到城市風雪急/路邊打車的士稀/工地離此三十里/怎么回去成了謎。”9其中“初到城市”“工地離此三十里”等語句,用三言兩句勾勒出一個因不熟悉城市環境而困惑迷惘的農民工形象。另一首詩歌《打工難》如標題所示,內容完全是對打工收入太低的抱怨,這首詩語言同樣淺顯直白,卻道出了經濟狀況不佳給個人帶來的道德羞恥感:“外出打工十幾天/今日歸來無笑顏/兩手空空心難受/錢沒掙到路費完/低頭匆匆怕人問/進了大門忙上栓/最怕家人提此事/嘮嘮叨叨個沒完。”10這些詩歌展現打工者生存狀態,無疑是具備實錄特質的作品,其語言是擬古的,可情愫卻是“真古”,充滿了作詩以怨的色彩。但問題是,如果打開“滴水結霜”的快手頁面,仔細瀏覽詩歌創作的整體狀況,卻會看到,盡管語言和寫作風格仍保持不變,但相比較于詩集中的“采詩”作品,“滴水結霜”寫詩的常態其實只是對日常生活隨感的描寫。

寫日常恐怕正是絕大多數快手詩人寫作的常態。同樣以“滴水結霜”的詩作為例,其中一首充分體現出短視頻創作即時捕捉與記錄當下的特質。這首詩是寫沙塵暴的《變天》:“沙塵彌漫狂風吹/雷聲震耳驚心扉/瞬間天空受灰暗/落葉隨雨又亂飛。”11要評價這首詩的語言藝術怕是很難,但這首詩貴在真實且即時,這種優點與其說是詩歌自身的特質,不如說是短視頻讓創作的即時性得到了最大可能的伸張。短視頻創作者習慣用寫詩來記錄一切即時所見的事物,這也許才是最配適短視頻的詩歌創作方式。但從整體來看,打工在內的職場、經濟主題,在這群網絡詩人的創作中通常占比不高。或許是因為,圍繞工作與生計展開的詩作往往帶有嚴肅的生活反思;這類詩歌雖在短視頻平臺有所體現,但富有深度的創作,大致還是不夠契合于短視頻的即時特質。

其次,從形式而言,詩集里當然無法聽到“詩人”們為詩歌配上的各種音樂、圖片和視頻,而視聽媒介恰恰構成網絡詩歌多元的存在形式。快手詩人“蔡遇夏”不只是個詩人,還是個民謠唱作人,但如果單純翻看詩集,便只知道他是個“30多歲,天津人,做過程序員”,卻“看”不到他為詩歌文案精心配上的音樂。快手詩集中收錄的《電子廠詩人·其一》在快手平臺上既有音樂也有配圖。詩歌的配圖是一盞蠟燭,正配合著這首詩里“我多么想有一支不會熄滅的蠟燭/可以在漆黑的世界里/繼續研讀海子和余秀華”一句。再往前讀,詩人坦白這首詩作于病中,當他“臥病在床/孤獨地聽室友說起/俄烏戰況消息”的時候偏偏停電了,這才喚起“我多么想有一支不會熄滅的蠟燭”的感慨,這種感慨又建立在電子廠“沒有詩和遠方/只有被現實的怒濤/沖破堤防的可憐人”12的清醒認識之上。所以,詩歌配圖“蠟燭”顯然不是隨意為之,而是象征著詩人在忍受電子廠的異化生活時,為自己點燃的一份寄托和渴望,圖片在此有著不亞于文字的表意功能。

最后,詩集自然也無法展現網絡詩歌的互動方式。前文提到的詩人“滴水結霜”,他的詩歌頁面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就是在“提及頁”中有大量與其他快手詩人相互“@”的“和詩”。這顯然是很難被詩集記錄下來的趣事。更典型的一則例子是快手詩人“一壺明月6”,他有一首被收錄在詩集中的詩歌《小店》。這是一首以仿舊體形式寫成的感時“刺詩”,發布日期是2022年5月7日,講述了“新冠”疫情解封時刻的景象。詩歌立意頗有“詩史”之風,語言曉暢易懂又近似打油詩:“小店久封首日開/無聊獨坐守空臺/門鈴乍響急迎客/卻是房東討賬來。”13有趣的是,翻看這首詩歌的評論區,還留有一位昵稱為“易安居士”的用戶,同樣用詩歌方式寫就了一則回帖:“疫情鬧得百業哀,今日解封應開懷。管他房東與主顧,笑臉相迎好運來。”14這首詩完全是對原作的應和,可見傳統詩歌的應和如今化作了平臺內的發帖與回帖,在此,質樸的詩歌卻留下了特殊時期極其可貴的記錄。

當然也有一些創作者從平臺上“消失”,詩集卻保留了他們昔日的創作痕跡。如《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中收錄的快手詩人“別河”和“六月星光629”,如今都將賬號設置為私密,這意味著他們也許放棄了快手這片創作天地。

不管怎樣,通過上面這些舉例,我想已經充分證明了新媒體詩歌“不是供閱讀或朗誦的詩,是供觀看和續寫的詩”15。經過選編的詩歌非但脫離了創作的原初場景,也拒絕把新媒體環境視作“闡釋”文學的恰當場所,因而“采詩”不僅很難代表新媒體詩歌的“真聲音”,終究也不可能通向一種適合于新媒體情境的詩歌批評方法。但是,我們正處在紙面閱讀和媒介閱讀并存的時代。之所以需要從互聯網平臺里“采詩”并編選詩集,是因為紙質讀本依舊是人們最習慣的讀詩方式,同時詩集也讓許多不習慣借助網絡平臺“讀詩”的人,得以接觸網絡詩歌。

三、“采詩”之外:如何在數碼環境中“棲居”

從新媒體環境里截取詩歌的文本形式,固然消抹了大量文字以外的媒介信息,但當我們回到這些詩歌投放到短視頻平臺里的樣子,用觀看短視頻的方式去“讀詩”,就真的等于通向了大眾的真實嗎?

這里的問題在于,新媒體詩歌所置身的原初媒介語境與其說代表了“真實”,不如說是作者(同時也是視頻賬號的用戶)有意呈現給觀眾/讀者的人造數碼情境。如小紅書寫詩一定會把詩歌文本鑲嵌到精心篩選的圖片之中,視頻媒介中的詩歌創作同樣不只是為了單純發布詩歌文本,而是變成了作者以各種視頻形式構筑文字的“現場”。關于這一點,一個極端案例來自快手詩人“書蟲蟲666”,這位詩人的快手頁面完全是她的個人社交媒體展示頁,詩歌創作與短視頻平臺上營造出來的人設幾乎完全無關,我們只能從她的詩句“一次次改變/這潦草的半生/鬢角摻雜了些許白發/卻拿不出豐功偉績……”16,對照她那被有意裝點的個人頁面,嘗試去“讀”懂這個會寫詩的女性。這種創作與網絡人設的分離也是數字平臺中極為真實的“創作狀態”。

關鍵問題在于如何理解新媒體表達所創造的人造數碼情境。新媒體的表達和閱讀方式在各個方面都不同于紙上的書寫。不惟平臺上的視頻、圖文總要經過各類技術化處理,譬如圖片依靠濾鏡進行“風格化”處理,視頻也能夠借助不同顆粒度的“一鍵生成”模式完成技術性改編。這表明,以技術手段實現創作者在媒體表達層面的創作意圖,始終是一種異于閱讀和創作經驗的東西;就連詩歌閱讀,也需要調動諸多上網經驗,或稱數字經驗,才能“讀懂”這些被包裹在各種媒介表達中的詩歌。所以說,媒體詩歌注定是不夠純粹的,因為我們很容易辨認出文字以外的媒介表達意圖。即便有人仍堅持把短視頻當作純粹發布文本的地方,但大多數時候,網絡詩歌往往有著其他看似與文學無關的功能——有人用詩歌營造“詩歌博主”的人設,有人則是把詩歌作為“隨手拍”的附加文案。但它們都是“網絡詩歌”,他們也都是“網絡詩人”。

閱讀新媒體詩歌,注定要在人造的“造境”中去“閱讀”,這種閱讀方式,或許終將取代以往依靠字里行間體味與知人論世的詩歌閱讀方法。更進一步說,新媒體環境正在決定性地改變我們觀看“人”與“文學”的視角與方法。因為誕生于新媒體造境的詩歌,總是以文字資訊的方式被放置在作者個人的平臺頁面上,所以詩歌也就很難擺脫被用于營造個人形象的目的。終究,詩歌在今天或許不過是平臺內容生產的一條賽道而已。所有這些變化,都在挑戰傳統單純經由文字來“讀”詩的理解與闡釋方式,突破現代以來依靠印刷文字傳播觀念與思想的基本模式。

于是,詩歌就在這種因媒介技術帶來的資訊革命中走向了令人不安的歧途。我們正目睹著詩歌如何在媒介聲音交織紛擾的狀態里,實現自我更新與自我適應。或許,來自普羅大眾的新媒體詩歌創作和新大眾文藝實踐,正是這一境況下詩歌“適應”當下數碼時代的一種方式。

不過也正因如此,脫離了從前“詩”的自我設定與約束,“詩”的讀法確實變得更加豐富了。今天,人們不僅可以用經典詩歌的方式閱讀,也可以用瀏覽短視頻“文本”的方式去閱讀。一旦學會用暢游媒介的方式去觀看視頻平臺里的詩歌,連同在互聯網上“采詩”選編詩集的做法,其中值得探究之處便不止一端:人們震撼于互聯網為時代發掘出大量素人詩人,也不止于從茫茫“網海”中“打撈”出代表大眾與時代的聲音;更在于能夠從詩歌內容與形式構成的反諷之中,透視詩歌持續映照、思考時代的可能性。例如快手詩人“可樂的詩”曾發過一首反諷短視頻的作品《短詩頻》:“今天抖音還沒有發/不是沒寫/是沒寫窄的/1080P的詩,要求豎頻/短詩頻。”17這首詩本身就“寫”在短視頻里,卻試圖去解釋和嘲弄網絡詩歌的媒介存在形式,“首先短/然后詩/最后頻”,這種反諷書寫完全可以類比于在紙媒時代嘲弄紙筆或在戲劇舞臺上“拆解第四面墻”的舉動。事實上,相比于這些每天與短視頻打交道的網絡詩人,很少有人能如此深刻地認識到,新的媒介環境對于文學創作到底意味著什么,但恰恰是這種扎根于網絡生存體驗的創作,卻往往與紙質詩集的選編趣味背道而馳。例如在《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中,也有一首詩談及了書寫媒介的問題,詩人宗小白《不用手機的人》如是表達著“在我整天想著扔掉手機,卻又扔不掉的年紀”18的諸種雜思,字里行間體現著對前手機時代的懷念,這首詩歌或許也代表了選編者的態度。詩集中所流露的那種回望前數字媒介時代的懷舊目光,顯然和網絡詩人嘲弄媒介平臺的尖銳態度構成了有趣的差異。

新媒體語境為詩歌的寫法和讀法,都帶來了非常多的闡釋可能性。當下的互聯網“采詩”,往往將詩歌選編同詩人特定的社會身份聯系起來,高度關注詩歌是否反映了工業色、泥土味,也特別強調詩人是否具有新的職業身份,卻很難注意到,作為平臺生產一部分的詩歌,其存在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反諷色彩。仍舊以網絡詩人“可樂的詩”為例,這位詩人還是一位在全平臺、全媒體展開詩歌創作實踐的網絡紅人。不同于他在公眾號上僅以文字形式發布的內容,短視頻媒介顯然賦予詩人更多的內容創意。如果說在微信上他只是一位詩歌公眾號的運營者,那么快手使他進一步成為集詩歌創作、寫作教學、鑒賞分析為一體的復合型詩歌博主。短視頻媒介表達的多面性決定了這位詩歌博主必然走向復合的創作身份與實踐,而這種復雜的詩人身份正與復雜媒介環境相契合——詩人想要在快手運營網紅人設是真實的,但在短視頻中寫下嘲弄短視頻媒介的詩歌也是真實的。兩種真實源于對同一種“寫詩”行為的不同解讀視角。因為存儲在網絡空間里的詩歌,既是嵌在新媒體情境中的文字資訊,卻又是遵從于新媒體平臺玩法所必不可少的“掛件”。前者仍可以用讀詩的方式去觀看和解讀,后者則是用觀察互聯網用戶的方式,對內容生產的行為作出解釋。

互聯網是復雜的,連同在互聯網上“存在”的人與文學,都呈現出比紙面文學更繁復的面目。在新媒體中寫詩的意義,遠不止于“俯身看見”他人的生活,而網絡詩歌也不總是在迎合我們對素人的質樸想象,其中不乏帶有自我反省與自我解構意味的創作,或許正是把新媒體經驗融入詩歌創作的一種富有新意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網絡詩人的媒介經驗以及對媒介經驗的自我檢討,同樣為新媒體詩歌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結 語

面對復雜的人造數碼環境,人總是比詩歌更早地適應了這個時代。詩人的個性也許尚未被悉數泯滅,但詩歌傳統中至關重要的抵抗精神,如今卻化作了對詩歌創作在形式與內容上的俏皮“吐槽”。筆者曾經指出,在微博詩歌時代,詩歌創作仍保有相當犀利的特質,彼時網絡詩歌尚存“無厘頭、快餐化、段子式”的狂熱姿態,但進入平臺化生產模式后,詩歌很可能會選擇與平臺彼此“相安無事”地共處19。這是因為,當平臺成為我們汲取精神與文化需求不可繞開的中介,網絡詩歌尚存的一切詩意,都必須在平臺內部尋覓新的棲居之所。網絡詩人發布于個人頁面上種種前所未有的新樣態,既是詩人迎合平臺生產的自我塑造,同時也是詩歌用力“擁抱”時代環境的笨拙方式。今時今日的詩歌閱讀,也注定要在平臺所構筑的數碼情境中,學會用更為復雜的方式來“讀”這些詩歌。

綜合上述分析與討論,再回望各種視頻平臺發起的在互聯網“采詩”的操作,可能只能從中讀出一種懷舊的哀傷。“采詩”這一編訂詩集的過程本身,只會將所有關乎新媒體詩歌的微妙感推至前臺。人們一邊在平臺中主動打撈散落的詩情,一邊對原初媒介情境的刻意刪削,這樣做固然讓素人聲音得以顯影,卻使詩歌在紙面規訓與數碼自由之間陷入更為復雜的游移。但正是通過解讀“采詩”背后的種種媒介的復雜性,我們會逐漸認識到,當詩歌不再是我們熟悉的樣子,作為讀者也應該適應這個“令人不適”的時代,正如網絡詩歌和詩人如此努力地參與這個時代那樣。

注釋:

1 廿四:《小紅書、B站、快手,互聯網平臺掀起新一波“詩歌復興”》,剁椒Sping公眾號2023年4月22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XoghwLqMqR_HDGSyugyBYw。

2 圓圓:《詩歌營銷,再度復興?》,廣告文案圈公眾號2023年8月16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Co5kjDPNONUd_is985oAXw。

3 《編者按》,《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Ⅰ頁。

4 《我們從“快手詩集”的評論區中,匯編了一本番外〈〉》,快手公眾號2023年4月13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njNleA_2FgpKnq12H6yzFA。

5 《沂蒙二姐全網刷屏,千萬人從她的詩里看見春天》,快手公眾號2025年3月27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oZNCC9ohdoLLP502VbHRCQ。

6 19 金方廷:《上小紅書,做個詩歌博主》,《星星·詩歌理論》2025年第1期。

7 劉文導:《從詩集到CD,快手的營銷越來越有文藝范兒》,首席營銷觀察公眾號2023年5月10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BVHoXSebYplObf9Dv31XKQ。

8 15 丁鵬:《“沂蒙二姐”走紅:所有的宏大敘事,都始于田間的詩》,《詩刊》社公眾號202年3月28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Wb3Js4tUaRNV0qjPxgibYA。

9 滴水結霜:《陌生》,《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頁

10 滴水結霜:《打工難》,《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51頁。

11 滴水結霜:《變天》,引自https://v.kuaishou.com/7FIZHNSL。

12 蔡遇夏:《電子廠詩人(其一)》,《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47—48頁。

13 14 一壺明月6:《小店》,引自https://v.kuaishou.com/nKml2A4I。

16 書蟲蟲666:《到過許多城市以后》,《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45頁。

17可樂的詩:《短詩頻》,引自https://v.kuaishou.com/KbLUAVrH。

18 宗小白:《不用手機的人》,《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00頁。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