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歷史化”與“再歷史化”之間 ——論“新東北文學”的發生與審美困境
內容提要:“新東北文學”的發生是內外部共同影響的結果。外部而言,文藝體制的變化和傳播媒介的沖擊,使“新東北文學”“有限”地承擔了“重視現實”這一社會主義文藝體制延續的使命;內部而言,“新東北文學”則有著針對先鋒思潮與現實主義文藝的“雙向反思”。正是這種復雜的文學質地,使得以班宇、鄭執、雙雪濤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其作品在“去歷史化”與“再歷史化”之間生成“混合現實”的審美特征:既有先鋒文學筆法,也有現實主義意義呈現,又表現出網絡時代虛擬技術下的“數據庫寫作”趨向。
關鍵詞:“新東北文學” “鐵西三劍客” 班宇 雙雪濤 鄭執
2011年,林嵒在《“渤海論壇”主持人語》提出“新東北作家群”理念1,并于2015年進一步闡釋:“作為對‘新東北作家群’的研究,其不僅有鮮明的地域性特質,而且具備中國文學史所蘊含的許多共性……其文學形態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受到整個中國文學發展規律的制約和影響。”2 2020年,黃平在《“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寫道:“‘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將不僅僅是‘東北文學’的變化,而是從東北開始的文學的變化。”3由此觀之,“新東北文學”從不是有范圍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個小—大,局部—整體的互動格局,對“新東北文學”進行概念梳理,有助于把握中國當代文學新的審美風尚。延續這一思路,有學者從社會階級層面出發,認為“新東北文學”“代表了普遍的工人階級的鄉愁”4;也有學者從“大歷史、大中國”角度,思考“新東北文學”的發生與歷史的東北、中國的東北之間的關系5。黃平則在文化層面對“新東北文學”進行外部與內部辨析6,本文在此基礎上擴展外部與內部視角,“將對文學作品本身的研究稱為‘內部研究’,將文學作品同作者思想、社會等之間的關系研究稱為‘外部研究’”7。進一步探討“新東北文學”在上述互動關系中如何發生、發展,并最終生成自身的審美特質與內在困境。
一、外部研究:文藝體制的變化與新媒介的影響
“如果沒有東北老工業基地九十年代的‘下崗’,就不會有今天的‘新東北作家群’。”8現有的“新東北文學”研究,普遍將1990年代東北下崗潮視為重要生成背景。然而該視角尚存解釋缺口:繼1990年代“新現實主義”創作浪潮之后,“新東北文學”何以在下崗潮發生二十年之后,才“再次”獲得文學場域與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
一方面,我們可從文藝生產與創作群體身份變遷的關系中尋找答案。左翼文學擁有文藝大眾化的傳統,延安文藝進一步明確這一方向,并在新中國成立后形成“文藝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正如毛澤東所言“一桶水應該是從地面上提高而不是懸于空中去提高”9,創作通俗易懂、契合大眾審美趣味的作品,要求持續從人民群眾之中培育“業余作家”。因此,現實主義訴求,與業余作家培養體制休戚相關。1950年代,各級作協、文聯以及高校文學院承擔培育本土作家的職責,開設各類研修班,發掘并培養本地富有創作天賦的普通群眾10。同時興辦改造文化館,發現培養業余文藝工作者11。傳統社會主義文藝體制倡導作家深入生活,立足現實開展創作,既重視現實主義道路,也積極發掘業余創作者,催生大批潛在寫作者,促成業余作家、專業作家與普通大眾之間的良性互動。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各地出版社陸續創辦文學期刊12。這類期刊面向讀者市場,部分延續“培養業余作家”的職能,但期刊市場化的沖擊,令業余作家培養工作難以為繼13。一方面,業余作家的減少以及文學的逐步市場化,致使作家階層固化、專業作家“精英化”;另一方面,先鋒文學對西方文學觀念的引進,也形成對現實主義觀念的沖擊,“他們反抗現實主義墨守成規的套路,從而去追求西方的現代派,沖破文學史固定的秩序”14。
然而,1990年代以來,依然存在“新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等現實主義的回潮,與純文學作家的“精英化”與“中產化”的趨勢形成對峙,構成社會主義文藝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張力。因此,作為結構性要素,新世紀語境下“現實主義”在“新東北文學”中的復興,既是社會主義文藝體制內在延續性的體現,也是對先鋒文學思潮的反向糾撥。考察“新東北作家”的成名路徑,會發現一個奇怪現象:雙雪濤、班宇、鄭執都非純粹的“期刊作家”,其創作早期與港臺文學報刊、豆瓣等民間新媒介聯系緊密15(盡管他們成名后,也得到期刊推崇)。他們成功出圈后,又迅速得到官方的“現實主義”追認16,都表明了他們在傳統社會主義文藝與先鋒藝術之間的搖擺性。
另一方面,“消費端”讀者興趣變化亦影響到“新東北文學”。消費群體變化,不僅是文學市場化的影響,更來自“網絡閱讀的沖擊”。現實原因有三:第一,2009年1月工信部為中國移動、聯通、電信發布3G牌照,中國從此進入3G時代,次年8月,第一代小米手機上市,售價不足同期旗艦手機的一半17,國產手機迅速普及、機型價格持續下探,大眾群體的手機持有率進一步提升;第二,2008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出臺政策,全面推進家電下鄉,包括電腦、彩電、手機等18,這一政策有效提升了農村地區的手機持有率與使用率,而該群體既是外來務工人員的主體,也是傳統紙媒刊物的重要讀者群體;第三,2010年網絡文學“大爆發”,中國網絡文學用戶達到1.62億人19,其中讀者最喜愛類型為仙俠玄幻類小說20,與傳統紙媒發表的文學類型大不相同。由此觀之,2010年前后,“消費端”讀者受移動閱讀新媒介的強烈沖擊,閱讀媒介與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革。
新媒介的沖擊深刻重塑了大眾的閱讀趣味與作家的寫作取向。如前文所述,仙俠玄幻等虛擬題材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流21,意味著讀者閱讀興趣,從傳統紙媒文學刊物描繪的“現實”轉向到“虛擬”。由此觀之,傳播媒介方式變化,使得“新東北文學”的產生環境復雜化了。一方面,由于網絡文學虛擬性的增強,傳統文學“尋找現實”的沖動更強烈了;另一方面,“新東北文學”恰是在“虛擬”與“現實”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虛擬現實也是現實,這一點在后文詳述。
“鐵西三劍客”中的班宇、雙雪濤,其父輩皆為底層工人階層,雙雪濤在采訪中談到父母是拖拉機廠下崗工人22;班宇在采訪中回憶起兒時家庭貧困,在姥姥家頓頓吃酸菜的場景23;鄭執的父輩經營一家小面館,屬于個體經濟者24。并不是說父輩處于底層,寫出的作品就是現實主義,而是其作品以“子一代”視角,關注到父輩的境遇與經歷。雖然這是一種“想象的現實”,但正如黃平提到的,這是一個“共同體內部的寫作”25。父輩既是集體事件親歷者,集體記憶繼承者,又是獨立的、高度私我化的個體,是扎根現實與生活的“現實主義”載體。從外部層面而言,“新東北文學”的發生受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沖擊與新媒介的共同影響,作家創作趣味、藝術風格發生轉變,傳播方式隨之更新。在“去歷史化”與“去現實化”的潮流之中,“新東北文學”重新確立“重視現實”“再歷史”的新標桿。
二、“一半”的現實:“雙向”的內部審美反動
從社會主義文藝體制變化與新媒介的沖擊而言,“新東北文學”急切需要反映現實,然而從藝術發生內在規律而言,其筆下的“現實”,又不是傳統意義的“現實主義”,而是經過了“先鋒化的虛擬”改造過后的“現實”。
首先,“鐵西三劍客”的作品融合強烈的“超現實”情節與結構特征,將“現實”與“超現實”融為一體。在鄭執《仙癥》中,出現了“我”的姐夫王戰勇被“大仙”附體、大姑通過“作法”為其治病的“超現實”情節。再如標題本身就帶有“超現實”傾向的《蒙地卡羅食人記》,小說以“變熊”“吃人”的超現實情節收尾,“我這才伸手去摸自己的臉,終于覺出不對,首先不是臉,而是我的一雙手不再是手,那是一副利爪”26。班宇小說的“超現實”表達更側重人物內心層面,集中體現為大量夢境書寫。夢境敘事幾乎貫穿班宇全部創作:既有《逍遙游》中大篇幅、直接呈現的夢境段落27,也包含《山脈》里“斷斷續續,近乎夢境”28的敘述,以及《凌空》結尾“我”半夢半醒29的間接夢境暗示。雙雪濤則更大膽地將“超現實”情節作為敘事結構的重要一極。例如《刺殺小說家》中,現實世界的“尋女”“刺殺”線索與虛構世界“逃亡”“復仇”情節雙線發展。《光明堂》中“我”、柳丁和姑鳥兒掉入影子湖,遇到“眼鏡”在審判化為“手銬”的趙戈新,被發覺是怕光的影子后,“眼鏡”化作魚試圖逃脫,“眼鏡猛烈地搖晃腦袋,禮帽掉了下來,透過衣服,光里面是一片魚鱗”30。這一“超現實”情節既是對前文“林牧師被害”的回應,也是整個故事的收束。
其次,“鐵西三劍客”的作品,其先鋒敘事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班宇《山脈》,敘述圍繞一篇并不存在的小說展開,全文由評論、訃告、日記、作品《東方之星》、訪談五個部分構成。班宇在小說《山脈》中構筑了“實在現實”與“文本現實”。所謂“實在現實”,即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而“文本現實”與其說是一種現實,不如說是持續的解構與建構活動——小說《山脈》講述一篇并不存在、同樣名為《山脈》的作品。這篇虛擬的《山脈》是破碎、被解構的,讀者只能依靠零散的評論、訪談、日記去建構這篇不存在的小說,并且永遠無法拼湊出它的全貌。但與此同時,這篇不存在的《山脈》借助多種敘述形態,呈現出主觀與客觀彼此交織的“真實性”。班宇的另一篇小說《雙河》也具有這一特征。雙雪濤和鄭執的作品則帶有先鋒性的多視角敘事特征。
再次,“新東北文學”同樣具備傳統現實主義特質,作品注重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的塑造,但筆下的典型人物大多帶有殘缺特質(黃平將其概括為“畸人”31,人物身體或精神上的“殘疾”本身也構成一則現實主義困境寓言)。例如雙雪濤處女作《翅鬼》中的蕭朗,為獲取雪國人身份被迫割去翅膀,《跛人》則直接于標題點明主人公特質——僅有一條腿的跛人。班宇《逍遙游》里,主人公許玲玲是身患絕癥、依靠透析維持生命的病人,《盤錦豹子》中手部有殘缺的孫旭庭,還有《漫長的季節》貫穿全文、身染重病的母親。鄭執的《森中有林》亦借人物口吻直白展露人物的殘缺特質,“以前家里就我們父女倆,一共兩只好眼睛,平均一人一只,后來為我姑爺犧牲一只,他又進這個家,三個人三只好眼睛,平均還是一人一只”32。殘缺同樣體現在家庭關系與社會關系的破損之上,諸如工人下崗、夫妻離異、親人離世、人物邊緣化等。除典型人物之外,“新東北文學”也塑造典型環境,大多指向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日常公共空間的衰敗。如班宇在《工人村》中所描寫的,“進入八十年代后,新式住宅鱗次櫛比,工人村逐漸成為落后的典型,獨門獨戶的住宅被認為更接近時代……這些茍延殘喘的廉價社會住宅,居然也變成了古董,待價而沽”33。再如《渠潮》所描寫的體育場,“體育場里的草坪已經荒蕪,變得十分不均勻,球門兩側的雜草成堆,其余大部分區域則已變得光禿,露出本來的土色”34。這些景象象征舊工業基地衰落連帶整個日常公共空間的落寞。此外,“鐵西三劍客”寫作中頻繁運用東北方言與日常口語,輔以方言獨有的修辭方式,拉近文本與現實的距離。
最后,“新東北文學”書寫的現實,裹挾著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虛無”體現在無法抗拒的歷史浪潮及其催生的破敗環境:工人階級曾經的榮光、工廠昔日的繁盛與后來的衰敗構成強烈對照。從“廠內業務繁忙,氣氛火熱,日夜開工,各級工種福利待遇都有上調,勾兌的汽水兒隨便喝,午飯天天都有溜肉段”35,變為“空曠的車間里,經常有重物墜地的聲音長久回蕩,所有人比從前要更加沉默、辛苦”36。在歷史與環境的巨變下,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受到巨大影響。由此,“虛無”落實在個體生存困境與近乎“命中注定”的無力感之中,這也正是“鐵西三劍客”筆下的典型人物大多是“殘缺之人”的內在緣由。
不過,“鐵西三劍客”的創作并未止步于呈現虛無絕境,而是在虛無底色之上持續探尋救贖的可能。魯太光認為,“雙雪濤小說有兩個面向,一是‘世界瓦解、粉碎的過程’,二是‘很強的救贖意味’”37。這一特征在《光明堂》的意象建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小說開篇便以死亡場景奠定悲劇基調,“他的瘋病第二次發作,想要抓住我,結果掉進湖里淹死了”38,后續情節中,“我們”掉入湖中,受到“眼鏡”的審判。無論被淹死的廖澄湖,還是意外掉入湖中的姑鳥兒,人物命運始終與“水”緊密綁定。黃平在解讀班宇小說時提出,“水”是歷史暴力的隱喻39,這一闡釋同樣適用于《光明堂》。小說中的“水”,既是破碎暴力的具象載體,也是不可抗拒的命運的象征。但雙雪濤并未讓人物徹底臣服于宿命,他加入了抗爭情節,“水漫了進來,突如其來……我被卷進了水里……我奮力朝姑鳥兒的方向游,她也看見了我,朝我揮手,她好像在朝我大喊……少年犯扯住它的魚鰭不放手,姑鳥兒抱住它的尾巴”40。絕境中的抗爭,構成了對虛無命運的主動反抗。小說結尾“我拉起姑鳥兒的手,沿著湖岸,朝著家的方向走去”41,以“家”的意象寄托精神希望,“走向家”意味走向希望。除此之外,文本中教堂、十字架、《圣經》等宗教意象,也進一步承擔著虛無底色下的救贖功能。正如叢治辰的評價一般,“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們極為自覺地也極有華彩地寫出了那些小人物的尊嚴”42。由此觀之,“抗爭與救贖”代表著個體對生存意義的追尋與期許,但此意義是否可以真正實現?“新東北文學”持有保留態度,僅設置“意義”召喚結構,是“朝著家的方向”而不是“看到了家”。
為什么“新東北文學”會出現上述“一半的現實”?諾思羅普·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提出了一種“文學模式循環”,即“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非移用神話”三者是“循環的模式”43。弗萊認為:“自然界循環的上半部分是浪漫故事的世界以及天真的類比;下半部分是‘現實主義’的世界以及經驗的類比。”44弗萊認為的“浪漫主義”是“朝著理想化了的方向使內容程式化,以形成與‘現實主義’相反的那種傾向”45,與本文討論的“先鋒”有相似之處,弗萊的“文學模式循環”可以用以闡釋現實主義與先鋒文學的內在搖擺關系。
置于中國當代文學史脈絡來看,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新世紀新寫實主義、底層文學再到“新東北文學”,現實主義的演進始終與新時期先鋒文藝思潮保持著張力結構。“新東北文學”雖具有典型人物、典型環境,具備現實批判與意義建構的維度,又充斥著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不斷抽空確定性的價值意義,最終呈現出殘缺的、被高度審美化的“現實”46。這是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反向突破,又是對純粹先鋒寫作的反撥。
綜上,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視域下,“新東北文學”實現了現實主義與先鋒主義的雙向合流與雙向反動,這也是其形成“一半現實”這一獨特文學形態的內在原因。
三、“虛擬”的“東北”:“新東北文學”的審美困境
在上述“雙向合流與反動”之中,“新東北文學”生成了怎樣的內在張力?其未來發展道路又在何處?正如雙雪濤在《不間斷的人》扉頁所寫,“最大的樂趣是,朝向未知邁進”47。
近年來,“鐵西三劍客”的創作顯現愈發突出的“去東北化”“走出東北”傾向,雙雪濤的作品表現最為明顯,其2018年發表的《抱河》,地域層面的東北特征被有意隱去,取而代之的是“住在北京的,‘我’曾經喜歡的女孩”48,文中還提到我下班走的“濱河路”,但“濱河路”是國內多數城市普遍存在的道路名稱,難以鎖定故事發生的具體地域。同樣刊發于2018年的短篇小說《女兒》亦完全隱去地域信息,以“S市”作為地點代稱。此后雙雪濤作品的地域書寫大致呈現四種走向。第一,書寫定居北京等城市的東北人,例如《起夜》(2019)、《獵人》(2019)、《預感》(2019)、《香山來客》(2023)。第二,隱去真實地域名稱,以“L市”“S市”這類代號指代,例如《劇場》(2019)、《刺客愛人》(2021)、《不間斷的人》(2024)。第三,文本保留東北關聯線索,如《Sen》(2019)中的侯森早年曾在東北修筑鐵路,所以“他的中國話帶一點東北口音”49;又如《武術家》(2019)里的武術家早年到過東北。第四,徹底抹去明確地域坐標,依靠回憶、感官體驗暗示地域底色,除《抱河》之外,《松鼠》(2019)追憶初中時期烈士陵園的經歷亦是如此。而鄭執從早期《我只在乎你》到近期《森中有林》都有“走出東北”的情節。班宇則在《飛鳥與地下》開篇寫道,“十五天前,小柳從上海回來,我掐著手指頭算日子,心情比較糾結”50,又寫道“父母曾于全世界漂泊游蕩,不過他說的卻是東北話”51,也是東北人在異鄉的設定。一方面“鐵西三劍客”努力尋找新經驗,另一方面又無法完全割舍有地域特色的“東北”。
“歷史”是對現實的延長與回溯,不論是“去歷史化”還是“再歷史化”,本質是對“現實”的藝術加工。為什么“現實”尤為重要?陳曉明指出:“任何有力量的寫作,最重要的動力在于從本民族的歷史或現實中找到那些令人震驚的事實,這些事實經常構成寫作的經驗表象,而且內在地起到無意識的支配作用。”52上世紀意識流小說的興起,除卻“上帝已死”“我是誰”等現代主義思潮的推動,更核心的原因是彼時社會現實趨于停滯,無法為文學供給新鮮的外部經驗,創作只能向內探尋、聚焦內心世界。同理,當固有的東北現實經驗趨于枯竭,無法持續為創作賦能時,“鐵西三劍客”的書寫便自然轉向全新的經驗,這也正是其近年創作轉型的核心動因。
那么,“新經驗”是什么?作為“舊經驗”的東北又該置于何種創作位置?以“鐵西三劍客”為核心的“新東北文學”存在天然的創作局限:其筆下建構的“現實”,本質是想象的現實,正如牛煜所言:“他們接受的是早已塵埃落定的‘現實’。‘新東北作家’無法顛倒時序,回到歷史那個最具包孕性的時刻,他們與歷史之間充其量只能保持一種極具主觀性的想象關系……現實主義也就變成一種或許無法實現的美學愿景了。”53換言之,“新東北作家”的現實經驗本身源于主體想象,是帶有主觀建構色彩的歷史,亦即“去歷史化”的歷史。與此同時,作家又將東北地域經驗內化重構,融合自我想象、父輩記憶與個體生命體驗,形成區別于其他地域的異質性東北經驗,完成對地域歷史的“再歷史化”書寫。正如雙雪濤所言:“當你去寫作的時候,就沒有所謂的寫實了,實在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了,已經通過你大腦過濾了,唯心的東西對于寫作還是必要的……小說世界里所有東西其實都是帶有某種精神性的東西,就是你自己看怎么操作。”54
一個不算十分恰當的比方:齊白石繪畫講求“似”與“不似”之間,畫作貼近描繪對象,便是“似”;畫作凸顯筆墨自身,便是“不似”55。同理,當“東北”在先鋒與現實的合流反動中化為審美經驗時,便是“似”,即帶有主觀性但具備現實根基的“東北”。一旦“東北”從“經驗東北”退為“背景東北”,則成為“不似”。這里的“不似”,是把東北當作敘事媒介,“東北”固有的現實性徹底消散,經驗隨之轉變為虛擬經驗。現實能夠提供經驗,虛擬同樣可以生成經驗;當現實難以持續供給經驗,作家便轉而從虛擬之中尋找經驗。換言之,“東北”由原先的“經驗東北”轉變為“虛擬東北”,也就是東北形象的“數據庫化”。這意味著,作為先鋒思潮(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雙向合流與反動產物的“東北”,同虛擬化的“東北”共同構成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意義上的“混合現實”。
我們如何解釋“虛擬東北”?又如何解釋東北經驗的“數據庫化”?首先,貝爾納·斯蒂格勒提出“技術構成了人類的本質”56的觀點,面對愛比米修斯未能為人類分配天賦的過失,普羅米修斯選擇盜取火種以保護人類,由此觀之,人類是在學會“用火”這一技術后才得以生存的。而“虛擬技術”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革命性的思維變革。同時,“技術化”也意味著“身體化”與“欲望化”。大塚英志在《“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論》中提到日本的“物語文化”57,這是一個被閹割的虛擬產物,卻通過“去政治化”和“去歷史化”完成二次元化的欲望開發。如此,文學作品從心靈藝術轉變為虛擬的欲望藝術:以往讀者被作家的思想與精神所吸引,這種吸引力依托內在主體建構,實現知覺與體驗的統一。而虛擬維度下的“欲望藝術”,則把心靈、肉身、知覺與社會經驗加以虛擬技術化處理。身體知覺取代深度體驗,“身體性”即“欲望性”,虛擬技術重塑人的感知與思維方式。由此,“新東北文學”呈現出一定的“數據庫寫作”趨向。賀予飛指出:“‘數據庫寫作’是指,作者將文學已出現的創作元素和符號當作可共享的數據,模擬數據庫的采集、存儲、提取和更新方式來進行寫作。”58作為“虛擬技術”載體的“東北”重在羅列事實,而非評判事實。在虛擬化書寫里,核心不再是完整敘事,而是敘事裝置與碎片。淪為背景的“東北”,失去了意義生產與敘事功能。其次,“東北”成為一種工具性、符號性敘事表征,作者只需要持續地從作為背景的“東北”數據庫提取創作元素,與東浩紀提出的“資料庫消費”59有相似之處。依托這種“資料庫消費”模式,不單創作者,讀者也能夠更快在“數據庫化”的“東北”之中把握文本里的東北意象——虛擬的經驗,滿足了讀者占有的欲望。之前書寫東北,往往依托人物處境、環境描摹、意象與情節搭建繁復的東北敘事空間,如今卻可簡化為“東北”二字。再次,除東北地域意象之外,“符號性敘事表征”還體現為“死亡”母題,雙雪濤短篇小說集《不間斷的人》中的七篇小說均出現死亡情節。這類死亡敘事近似網絡文學中的刺激性符號(如“虐點”),成為“數據庫量化積累的敘事資源,被大量作者使用,生成快感性的敘事語法”60。最后,“虛擬東北”體現在文本的“不確定”。例如前文提及的《抱河》刻意隱去具體地域空間,僅留存“濱河路”這類缺乏明確指向的空間感受;《劇場》《刺客愛人》運用“S市”“L市”等代號遮蔽真實地點,轉而訴諸“酷寒”這類身體感官體驗。又如《松鼠》依靠“我”與周五二人的回憶推進敘事,時空邊界模糊,這種不確定性正是身體化與虛擬化書寫的體現。
由此觀之,“虛擬的東北”既反映了網絡時代對純文學領域的沖擊,也延續了先鋒后現代性自帶的虛擬審美想象。除了雙雪濤的作品,班宇《山脈》《雙河》等,也具有“暴露敘事”與“游戲敘事”機制,諸多包含作者、人物、讀者多維互動的元小說文本,亦是典型例證。相較于網絡文學龐大的文本體量與類型體系,“新東北文學”的創作體量有限,極易讓讀者產生同質化閱讀感受。而作家所探尋的全新寫作經驗,譬如頻繁出現的北京都市空間、新增的AI與科幻敘事元素等,能否復刻父輩東北經驗所構建的“地方—整體”現實互動格局,還是再度落入“技術東北”的數據庫化陷阱,成為新的審美困境,這也是當下“新東北文學”創作面臨的核心難題。
結 語
綜上所述,“新東北文學”的發生由內外部共同推動:內部而言,是先鋒思潮與現實主義的雙向合流反動;外部而言,則是文藝體制與新媒介共同影響的結果。新媒介助推了“新東北文學”的轉型與發展,在虛擬媒介日益普及的當下,如何辯證看待虛擬經驗與現實經驗的關系,顯得尤為關鍵。如今虛擬現實滲透社會生活各處,甚至重塑著人的思維與感知方式。對此,我們既要正視這一時代趨勢,也要警惕“技術本體化”給文學創作與社會發展帶來的潛在弊端,兼顧真實現實與虛擬經驗的價值意義。在文學創作“去歷史化”與“再歷史化”的辯證張力之中,接續社會主義文藝優良傳統、真切彰顯文學的時代質感,或將成為“新東北文學”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多民族文學語言的融合互嵌研究”(項目編號:25CZW1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參見林嵒《“渤海論壇”主持人語》,《渤海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2 林喦:《“新東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東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種》2015年第23期。
3 6 8 25 31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4 黃平:《出東北記:從東北書寫到算法時代的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頁。
5 楊丹丹:《“新東北文學”的東北問題、寫作傳統和新東北故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7 [美]勒內·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羅鋼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頁。
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頁。
10 13邵燕君:《傾斜的文學場: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頁。
11截至1957年,全國文化館已達2748所。參見梁澤楚《群眾文化史(當代部分)》,新華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頁。
12例如花城出版社于1979年4月創辦《花城》,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79年6月創辦《當代》。
14 52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25頁。
班宇最早以“坦克手貝吉塔”為ID在豆瓣發表文學作品,2017年斬獲第四屆豆瓣閱讀征文大賽首獎;鄭執首部半自傳體長篇校園小說《我們是不是很無聊》最初于網絡連載,憑借近360萬的閱讀熱度引發熱議,并于2018年獲得《鯉》、騰訊大家、理想國聯合主辦的首屆“匿名作家計劃”大賽首獎;雙雪濤則在2011年憑借處女作小說《翅鬼》,斬獲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由此可見,“鐵西三劍客”均非依托國內傳統文學期刊體系成長起來的作家。
16《收獲》于2015年第2期刊發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2018年第4期刊發班宇《逍遙游》,2019年第4期刊發鄭執《蒙地卡羅食人記》。與此同時,黃平、劉大先等學者于2020年前后圍繞“鐵西三劍客”與“新東北作家群”發表系列研究成果,從學術層面追認了“新東北文學”作為當代重要文學現象的合法性與價值。
17 王昕、賈天榮:《獨一無二的國產手機“黃金時代”》,《IT時報》2024年5月10日。
18 除此之外,還提到要“拓展電子信息、通信產品、文化娛樂等消費。引導個性化、時尚化、品牌化消費”,這進一步擴展了手機以及電子產品市場。參見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搞活流通擴大消費的意見》,國辦發〔2008〕134號,2008年12月30日。
19 參見《2010年〈信息化藍皮書〉:1.62億中國人讀網絡文學,2.65億玩網絡游戲》,《中華讀書報》2010年9月1日。
20 參見舒晉瑜《2010:網絡文學的主旋律化》,《中華讀書報》2010年12月22日。
21 《2023年度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網絡文學用戶題材偏好前五位仍是玄幻奇幻、懸疑推理、新類型小說(如二次元、同人、輕小說等)、靈異科幻和武俠仙俠。參見張建林《我國網絡文學用戶累計達5.5億,他們都熱衷看啥?》,《新京報》2024年7月12日。
22 黃月:《平原上的雙雪濤》,界面新聞2017年9月26日,引自https://m.jiemian.com/article/1649482_toutiao.html。
23 沈軼倫:《雞蛋醬之味——專訪青年作家班宇》,上觀新聞2021年12月4日,引自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429226.html。
24 參見蘇煒《東北、窮鬼樂園、仙癥:作家鄭執的文字世界》,《新周刊》2020年11月,引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593083553149907&wfr=spider&for=pc。
26 鄭執:《蒙地卡羅食人記》,《仙癥》,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頁。
27 參見班宇《逍遙游》,春風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30頁。
28 班宇:《山脈》,《逍遙游》,春風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50頁。
29 參見班宇《凌空》,《緩步》,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269頁。
30 38 40 41雙雪濤:《光明堂》,《飛行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2、24、92、92頁。
32 鄭執:《森中有林》,《仙癥》,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頁。
33 班宇:《工人村》,《冬泳》,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74頁。
34 班宇:《渠潮》,《逍遙游》,春風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頁。
35 班宇:《盤錦豹子》,《冬泳》,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4頁。
36 班宇:《空中道路》,《冬泳》,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33頁。
37 魯太光、雙雪濤、劉巖:《紀實與虛構:文學中的“東北”》,《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2期。
39 黃平:《寓言與憂郁——論作為悲劇的班宇小說》,《小說評論》2020年第3期。
42 叢治辰:《何謂“東北”?何種“文藝”?何以“復興”?——雙雪濤、班宇、鄭執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
43 參見陳慧《一部眼界寬宏的文學批評專著——〈批評的剖析〉譯序》,《批評的剖析》,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44 45[加]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51頁。
46參見房子兮《抽象的“失效”與先鋒的“潰敗”——論雙雪濤的小說〈光明堂〉及新東北文學的困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3期;周景雷、張詩曼《新東北文學的問題與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1期。。
47 雙雪濤:《不間斷的人》,上海三聯書店2024版,扉頁。
48 雙雪濤:《抱河》,《上海文學》2018年第1期。
雙雪濤:《Sen》,《獵人》,北京日報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頁。
50 51班宇:《飛鳥與地下》,《小說選刊》2024年第4期。
53 牛煜:《現實主義與“純文學”的“外部”——“新東北論”的意圖、方法與限度》,《文藝研究》2025年第7期。
54 雙雪濤:《白色綿羊里的黑色綿羊》,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76頁。
55 彭峰:《之間與之外——兼論繪畫的類型與寫意繪畫的特征》,《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56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204頁。
57 參見[日]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論》,周以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58 60賀予飛:《從符號、裝置到生產機制:網絡文學數據庫寫作的變革及限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7期。
59[日]東浩紀:《動物化的后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褚炫初譯,臺灣大鴻藝術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5頁。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