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住南方歷史的車輪 ——路內《山水》讀札兼及“70后”作家的創作轉向
內容提要:路內的《山水》采用了未直接出現的人物作為敘事者,達成了以被“包括在外”的姿態進行歷史講述的效果,完成了個人化的“20世紀中國市民情義史”。路內聚焦于革命時代的南方往事,凸顯作為場域與裝置的“南方”的生存智慧與民間氣質。作為小說文眼的“看山水”既是路內傳統文化基因的覺醒,也是他個人創作觀念與創作方向的重要變化,以他為代表的“70后”作家于近年紛紛轉向宏大歷史書寫,呈現為獨特的代際征候。
關鍵詞:路內 《山水》 南方 “70后”作家 歷史書寫
出生于1973年的路內曾以“追隨三部曲”驚艷文壇,他不僅塑造了“路小路”這一叛逆、不羈、個性十足的少年形象,也借少年的成長故事文學化了1980—1990年代南方城市的轉折動蕩。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路內對此類題材較為迷戀,“三部曲”之外的《花街往事》《慈悲》《關于告別的一切》,都涉及南方城市國有企業走向解體的過程,關切經濟體制變革帶來的人的精神痛苦以及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這與近些年興起的“新東北文學”構成了某種對話,讀者們似乎習慣了作為共和國重工業基地的東北在1990年代經歷的創傷劇變,卻多少忽略了這一創傷其實是全國性的。作為“新東北文學”代表的“鐵西三劍客”均為“80后”作家,他們的書寫大多是“以父之名”,而對于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來說,這一段歷史的車輪曾真實地傾軋在他們身上,他們不僅看到父輩形象的坍塌,也親身經歷個人觀念與生活體系的重建。路內出生于1970年代的江南,他以個人和代際之名,繪制了1980—1990年代的南方圖景。只是,這個大家熟悉的路內在憑借這一風格成為知名作家后并未止步,出版于2020年的《霧行者》是有意識的巨大轉向,展示出別樣的野心,而最新的《山水》卻又意外地走上了與《霧行者》截然不同的道路,路內似乎還藏有更多秘密。
《山水》是路內的第九部長篇小說,從文本內容看,作家顯然是弓馬嫻熟,展現出一個成熟作家的諸多美德:故事精彩、行文流暢、觀念鮮明、結構嚴密。然而,此時的路內顯然不是一個可以用如此簡單的批評概念去定義的作家,他在《山水》中展現出的敘事技藝、審美偏好與歷史表達都在提醒讀者一個作家抵達另一種創作階段的獨特風貌。
一、“寄名敘事者”:被“包括在外”的歷史講述
《山水》長達三十多萬字,講述這個體量巨大的故事的敘事者是在小說中并未直接出場的路小寶,他是故事主人公路承宗的孫子。這個和路承宗并無血緣關系的第三代,以全知視角講述了這個家庭從抗日戰爭到世紀末的波瀾起伏。細讀全文不難發現,路內的敘事是貫穿始終的外聚焦,“路小寶”并未進入過任何人物深層的內心世界,一直以對話和客觀描述的方式外在地推進情節。這個出生于1973年的敘事者顯然是路內的“化身”——或如小說中路國強巧合地“寄名”為黃國宣之子——路小寶是路內的“寄名敘事者”。
在《山水》之前,路內小說中描寫的情節基本都是生于1970年代的他真實經歷過的,即便涉及一些1970年代以前的歷史,也大多止步于對臨近的1960年代的簡單帶過。這樣的年代不管怎樣藏污納垢,不管掩埋多少血與淚,都是路內記憶中青春飛揚的黃金時代,路內給予它們最充分的空間與尊嚴。然而,《山水》將時間回撥,直抵戰火紛飛的1930年代,這就使得路小寶的家族故事講述必然是習得的,他必須對肉身經歷之外的所有表達擔負提供文學真實的重大責任。路內對路小寶在《山水》中位置的設置,類似張愛玲兩次引用的美國制片人高爾溫所說的“把我包括在外(Include me out)”。王德威曾對張愛玲此句有相當精彩的論述,并將其關聯至法律名詞“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在一個似乎是約定俗成的、彼此意會、無需贅言的狀況里,她把自己隔離出來,雖然明知這是一個大家都會奉行而遵守的狀態,卻希望自己是被‘包括在外’的”,“既不是在里面,也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一個不進不退的狀態里,成就了某一種自覺的、自為的,甚至是自治的空間。面對外面實際存在的壓力,處于動彈不得的困境之中,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卻展現出某種想像的余地,這是一個最理想的做法”1。我們深知路小寶的“無所不知”與策略性的“略知一二”,他因而獲得某種“治外法權”,在歷史教科書冰冷客觀的敘述之外補充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的“例外狀態”(阿甘本語),嚴謹卻自由,荒誕卻自洽。孫子“想象”了祖父祖母于大歷史的裂縫中的艱難求存,孫子“實現”了祖父祖母豐饒而飽滿的人生閱歷,在被“包括在外”的寄名敘事者的講述中,“小寫”的路周二人悄悄戴上了“大寫”的帽子。
我們由此進入小說的歷史講述。路承宗的父親死于袁塘鎮第一起汽車車禍,以此事故為開端,出身卑微的小鎮青年路承宗開始投入現代化進程的洪流。路承宗和路內以往作品中的形象有相似性,他們“都是自身精神與物質的極度匱乏,在世俗欲望的催逼下永無休止地陀螺般勞神勞形,終究無法填補人生意義價值的空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可歸入同一文學人物的譜系”2。然而,這只是前現代“未完成”的路承宗,之后的路承宗學會了汽車駕駛技術,作為汽車車禍受害者的兒子,他卻做了一輩子的司機,他也因為職業優勢成為半個世紀以來地方革命歷史的直接參與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路承宗的參與不僅是以平民身份隨著時代浪潮經歷命運起伏,也在多個關鍵節點因為司機身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一生都在駕駛著汽車穿梭于現代史的各種勢力的張力關系中。也正因為如此,‘歷史的車輪’便在他的經歷中具象化了”3。路承宗多次直面地方豪強、日本人、軍閥、國民政府、黑道勢力、地下黨、共和國政權等各方人士,一度接觸到可以寫下“美齡吾姐鈞鑒”級別的人物,他的多次化險為夷既有個人機智和能力的加持,也不乏歷史宿命意義上的機緣巧合。路承宗被放置于卑微/偉大、民間/廟堂、平民/權貴等對立纏繞的語境中,以戲劇化的方式一步步“圓形化”,他在歷史的必然性和決定論中從民國走向共和國、從戰爭走向和平,也在更多的偶然、參差、陰差陽錯中窺見歷史的側臉。
然而,即便敘事者被“包括在外”,歷史仍然以強大的陰影籠罩著所有人,讀者仍然要向敘事者索取豐富可信的細節作為媒介,以便獲得進入特定歷史時空并產生閱讀沉浸的機會,這些媒介或可看作小說向讀者提供的“知識”,“它們構成了知識分子思考問題、進入行動的背景和動機。為了讓這些知識更好地融入敘事,需要在貼著人物寫的同時,盡量講得有趣。這里說的有趣是指,盡量讓它們充當細節的功能,把它們安置在形象化的句子、句群、敘事鏈條中,讓它們與人物真實的心理或行動,不停地產生或錯位或重疊或斷裂的關系。如果讀者在這里停頓一下,或可對人物產生同情,甚至共情”4。這對書寫歷史的作家來說是題中之義,也是考驗多重能力的艱難挑戰,我們也得以通過作家此番操作窺見他的思維方式、歷史觀念與審美意識。學者方巖詳細考察了《山水》中涉及的歷史細節,包括小說中出現的重要事件、人物關系的史實對應,在周愛玲和路承宗“閑話”“中國空軍在飛越租界時不知怎的掉下了幾個炸彈”的部分:
他們聊的是“大世界墜彈慘案”。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淞滬會戰的第二天,國民政府派出戰機去轟炸黃浦江上的日本艦隊。其中兩架飛機被高射炮擊中,在緊急返航的過程中,飛行員為了減負卻操作失誤,把本想投擲于較為空曠的跑馬場的兩枚重磅炸彈投在了大世界的門口。大世界門口的十字路口平日里就是上海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車輛、人群極其擁堵。且戰爭才爆發時,大世界就成了臨時救濟站,人群、車輛又較平日加倍密集。所以,誤投的炸彈最終釀成了死傷兩千余人的慘案。那一天,在江浙滬沿海一帶的上空,中國首次對日本展開大規??諔?,并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史稱“八·一四空戰”或“筧橋空戰”。兩年后,國民政府將這一天命名為空軍節。慘案就這樣消失于歷史敘述之中。與天上的勝利相比,地上的慘案根本不值一提,像是實現歷史正義所必須付出的“附帶傷害”。5
這樣的微言大義在《山水》中密密匝匝,稍微粗心的讀者很容易錯過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閑聊,路內以這樣的方式悄然展現出被“包括在外”的優勢:可見的“大寫”的家國歷史總是冷酷而蒼白的,幾秒之內就可以消弭無數平凡人生活過的痕跡,但隱秘的“小寫”的個體歷史總是私人且粗疏的,歷史中人與后來者都極易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幫兇,只有被“包括在外”,我們才有可能開啟另一重觀察視域,才有可能有意識地追尋知識與細節背后的隱秘指向。在這樣的基本史觀之下,路內的平衡策略是讓《山水》中的路承宗、周愛玲夫婦先后收養五個孩子,標舉藏于民間社會的有情有義,中和歷史洪流的滄桑與殘忍。
事實上,路承宗夫婦收養五個孩子的節點都極為重要:大兒子路志民在抗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被路人塞到周愛玲手中,二兒子路國強是1949年一場交通事故的幸存者,三兒子路國權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的1960年被生父石匠拋棄于公交車上,四兒子路國慶是周愛玲異母弟弟的兒子,收養于弟弟被地方權勢壓迫而殺人、被殺后的1959年,小女兒路國賢在1968年“文革”期間熱火朝天的武斗中主動賴在路承宗的車上——五個孩子中的每一個都標記了一段翻天覆地的艱難歲月,記錄了路承宗、周愛玲夫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存狀態與情感寄托。始終沒有生育自己子女的路周二人接受了收養子女的命運安排,更為普適的互助、奉獻、責任替代了內在的血緣勾連,譜寫了具有超出日常邏輯、充滿戲劇性的情義贊歌。我們也可以借此理解另外一組重要的人物關系,即路承宗和黃國宣,嚴格意義上說,黃國宣是路承宗的“殺父仇人”,但在之后多年的時間里,二人幾度重逢,最終成為生死之交,外在的風云劇變消弭了個人的恩怨情仇,孕育了更為內在厚重的情感動能——路承宗之子寄名為黃國宣之子,路小寶寄名為敘事者,被包括于歷史之外,講述了路內個人的“20世紀中國革命史”,或是“20世紀市民情義史”。
二、“能不憶江南?”:革命時代的“南方”與“往事”
以被“包括在外”的方式進行歷史講述的路內,始終將他的故事放置于生養他的江南。在他此前的多部小說中,有一個名叫“戴城”的地方反復出現。這是一個南方小城,在1990年代初還有一些國營單位——糖精廠或化工廠、照相館、肉店、供銷社,生活著一批和國營單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又都藏有各自秘密的平民百姓,“戴城并不僅僅只是地名,而是社會主義工廠及其‘工廠辦社會’的結構和功能的隱喻”6。路內筆下的人物都在經歷這一結構和功能從牢固走向松散乃至崩潰的過程,他們中有男有女,有中年人,有臨近退休的,也有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早期的路內顯然更擅長關注年輕的一代,他筆下多是路小路這樣帶有江湖氣息的年輕男性形象:學歷不高,技術一般,家庭環境尚可,有不錯的人緣,還因為有幾分不俗的氣質,與不少女性有情感的糾葛。彼時路內的作品帶有鮮明的成長小說、青春敘事的色彩,“戴城”也成為一代人情感發展與變遷的載體。到了《慈悲》《花街往事》兩部長篇小說中,“戴城”變得復雜起來。也是從這兩部長篇小說開始,路內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路小路長大成人的1980—1990年代,1950年代末的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都成為故事前情。
在路內的南方記憶中,“有序的喧囂”可能是相對恰切的描述。如前所述,路內的寫作習慣似乎是做一個旁觀者,他鮮少以細膩的筆觸深描任何一個人物的內心,卻用快節奏的情節和密集的對話鋪排故事。在《霧行者》之前,他也并不偏好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寫作,他的人物的“聲部”在小說中并非錯落堆疊,而是服從于一個主要線索的牽引,并有序地進行發聲,當然也會走向吵嚷,但即便是在眾聲喧嘩之中,我們依然能夠捕捉路內強大的敘事核心:基本沒有不可靠敘事,有的只是南方的市井風俗圖景。不管是工廠里的領導、工程師、普通工人,還是舞廳里寡婦、鰥夫,或是街道上出軌的屠夫、恨嫁的胖女人,以及始終作為路內關注焦點的少男少女們,都被路內以平等的姿態對待,路內寫出他們的語言、行動、邏輯,寫出他們的需求、欲望、恐懼,每一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或冷靜或急切地發聲,戴城/南方由這些具體的“他們”組成,充滿著青春涌動的活力,蘊藉著即將到來的巨大變革。路小路(“追隨三部曲”)、水生(《慈悲》)、顧大宏/顧小妍/顧小山(《花街往事》)即便都有各自的命運際遇,卻共享了對于變化的坦然接受,路內都讓他們在沒有什么精神掙扎的情況下順利過渡到另一種生活狀態。這是路內放棄不可靠敘事的結果,也是他有意為之的對于敘事節奏與風格的把握。在路內筆下,“南方”就是這樣的流暢自然,就是這樣以開放的姿態擁抱了所有的“歷史”。
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山水》的敘事進程與空間更迭。盡管路內采用了不少倒敘、插敘,但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把握小說對于路承宗一家五十年經歷的線性描寫,空間場域也大致圍繞江浙滬周邊。路內“老實”地講述故事,將“20世紀革命中國”融于筆端,氣勢磅礴。然而,我們也能夠清晰地發現,路內其實并不直面革命的漩渦中心。近現代以來,我們國家的民間反抗與民主革命不少都策源于南方,但我們也看到,一次次的失敗與衰頹也總是生發于南方,南方總是躍躍欲試,草草收兵——余華、蘇童等前輩作家早已寫出過“南方的墮落”。在更遙遠的古代中國,“南方”逐漸從煙瘴流放之地轉變為繁華富庶之鄉,這就使得“南方”總是兼具富有卻邊緣、包容且保守、充滿生機卻又衰敗腐朽的多重復雜面孔,“‘南方’不僅指涉地理及環境,更投射關系與價值,介入或逃避現實的方法”7。在此前的《霧行者》中,路內直言,“這里像南方,全是打工仔,而且很囂張”8,還借一則嵌套的寓言文本寫道,“他說,悲慘的世界,文明已不復存在,不可能再重建。琴問道:南方呢,我們能去南方嗎?人類學家回答說:不能,南方氣候好可是那里的原型也更兇猛啊”9?!澳戏健痹诼穬冗@里生機勃勃卻也暴力罪惡。路承宗或為了生計、或迫于外在壓力幾次離家,但大方向上都在往“南方”走,南方構成了新生活的誘惑,也構成了不可阻擋的大廈將傾的勢能。路內沉湎于南方攜帶的暗黑氣質,著迷于南方具有的“治外法權”。相比于北方對于勝利、王權、秩序的執拗追逐,“南方”始終在“中心之外”拓展野蠻生長的空間,路內由此塑造作為“場域”與“裝置”的南方,細膩捕捉了屬于南方的“空氣”:
“承宗,又見面了?!绷习逍α似饋怼3凶谡f:“并非我不認你,是我不想知道你們的秘密,你還偏要過來相認。”許先生問:“你們怎么會認識?”柳老板說:“說來話長了,這位路師傅以前幫過我們很多忙。”許先生說:“承宗,你可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
“說出來要坐牢的,我兄弟連腦袋都掉了。”承宗看看許先生,這位汽車公司老板,吳里名流,國大代表,她的身份有點復雜,她最好有兩個三個司機,開這一趟用甲司機,開那一趟用乙司機,這樣比較安全。她也確實是這么干的。柳老板把承宗拉到舊車殼子后面講話,許先生也跟了過來,接著,那幾個搬箱子的人也掩過來?!安灰獨⑽覝缈冢沂亲约喝?,”承宗說著,往許先生身邊靠了靠,“你是哪邊的人,我就是哪邊的人。我無所謂的?!?0
話說到這個份上,許先生已經給足了面子??此€是想不通,她多說了一句:“老路,你和愛玲都可惜的?!背凶趩柺裁匆馑?。許先生說:“你們都是有才干的人,或是機遇不好,或是想法不對,活得平平常常,其實可以做一番事業?!背凶谡f那我也不想做特工,被人毒打以后活埋。這是企劃,許先生搖搖頭走了。承宗在家,一夜未眠,愛玲問他想什么,他說許先生這人,看上去寬厚,其實也是個狠角色。11
《山水》中常藏有這樣的細節,對路承宗來說,會開車這一在彼時相對罕見的技能使得他多次有機會如許先生所說的,“做一番事業”,但即便如此深入地接近歷史的風暴眼,路承宗依然“獨善其身”,或者說,他在和各方勢力的接觸后選擇了自己的“犬儒之路”,這樸素的關于自我保存的策略影響了路承宗一生,也多次確認了路內于歷史既參與又疏離的中立態度。路承宗并非偉大光輝的正面人物形象,他身處民間的汪洋大海,與社會中的三教九流過從甚密,甚至直接與黑社會、開賭場的、日本人密切交往。熟悉共和國的歷史的我們都知道,這些建國前的經歷將在1950—1970年代給他帶來多大的災難,然而,也正是因為多次的“參與又疏離”,因為多次的“我無所謂”,路承宗得以維持了圓融無害的形象,又因為以駕駛技術參加且及時退出抗美援朝而獲得了政治豁免。如果路小路、水生、顧小山等人都還是在時代大勢下隨波逐流,路承宗則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以大智若愚的方式實現了受益最大化。
確認路內的“南方”觀念,必須提及的重要文本是出版于2020年的《霧行者》。這部長達47萬字小說或可看作路內真正意義上的對讀者,也是對文學的“表白”。《霧行者》標注了準確的1998—2008年的時間節點,聚焦了幾位二十出頭的青年的成長。對照路內此前作品中主人公的年紀,我們大可把《霧行者》理解為“路小路后傳”:“路小路們”走到了經濟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后的20世紀末,他們體會到了市場的殘酷,卻還沒有完全割舍心中的理想情懷,他們要何去何從?這一次,路內改變了此前執著的敘事習慣,采用了多視角不可靠敘事的交替進行,離開了青春成長的路內似乎已經察覺到,失去了校園與國營單位的文藝青年們,再也無法在廣闊的南方擁有一個可靠、確定的未來。
路內在《霧行者》中創造了“外地倉管員”這一職業,并為他們設定了住在荒郊野外、生活孤獨、工作乏味、上班時間自由、半年輪換制等特征,我們細細品味不難發現,這幾乎是1980年代對于“詩人”“文青”生活狀態的普遍想象,路內也于“端木云”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全部的真情實感。小說不吝篇幅地描寫了端木云和文學編輯、青年作家、電影人的交往,甚至稍顯生硬地加入了許多關于閱讀經驗、文學觀念的討論,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盧卡奇、海明威、博爾赫斯等名字在小說中隨機掉落,對于路內來說,這既是直接地表達自己,也是在向所有人展示“70后”一代的精神結構與情感溯源:“我/我們”曾如何受到文學的滋養,“我/我們”的觀念邏輯曾受到怎樣塑造,“我/我們”的精神曾經歷怎樣的鼓舞和摧殘,“我/我們”如何陷落于光榮與泥濘——《霧行者》是一部底色悲涼的“南方文青消亡史”。
與“端木云們”形成對照的,是林杰、楊雄、魯曉麥、俞凡等人,“林杰身上有一種古怪的優雅氣質”12,他是公司的明星員工,但他也是“十兄弟”中的一員(即便是冒名的),深度參與了美仙公司和鐵井鎮的多次違法犯罪活動,林杰甚至幾次“亡命天涯”。在現代文明之下,“無疑,犯罪和暴力應該被禁止,但是在制度性福祉覆蓋不到的地方,‘十兄弟’的結合其實也是一種樸素的民間互助形式,是基于基本生存、尊嚴的相互攙扶。也正是因為事關生存,所以,對‘叢林原則’的服膺就成了相互扶持、抱團取暖的這種形式的另一種面相,戾氣伴隨著溫暖,關懷包裹著暴力”13。這是路內又一次對“暴力南方”的確認,而端木云和林杰也構成有趣的辯證關系,他們是生活在南方的“文青”的一體兩面,一面是孤獨、內斂、飽讀詩書,一面是暴力、自由、快意恩仇,路內對這兩面都深深沉迷。在法律、道德、社會倫理都處于劇烈變革的轉折時代,路內深度描摹了野蠻又美好的南方,寄托了濃重的愛與幽怨:路承宗在這片土地上艱苦奮斗、明哲保身,開辟出一片和平天地,看著路小路罵罵咧咧地于變革中成長,不知何時分裂為端木云和林杰,繼而終于走到告別的時刻。
三、作為“看山水”的文學創作:“70后”作家的歷史書寫轉向
在做完如此深沉痛苦的告白后,路內似乎也以“端木云”之名完成了對“路小路”的告別,兩年后出版的《關于告別的一切》在書名上就已經點明意圖,“路內的特別在于觀念的敏銳,悄悄然就在故事里將一個年代的社會和精神狀況加以呈現,骨子里有著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形式上又有著嬉笑怒罵的自由感”14。路內十分清楚,“十七歲”雖然美好,終歸是“往事”。也是在《關于告別的一切》中,“吳里”取代“戴城”成為路氏新的文學地標?!吧倌辍甭穬冉K于走入創作人生的“中年”,他似乎驀然意識到了身為創作者的某種責任,意識到了在青春消逝之后,真正的難題并非如何面對“后青春時代”,而是青春衰敗的狀態與隱喻究竟該如何拆解?青春時代的動蕩與蠢動究竟來自何處?“前青春時代”究竟發生了什么?是的,路內終于窺見了游蕩在自己作品中多年的名叫“歷史”的幽靈?!霸凇鹅F行者》出現之前,路內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敘事和審美風格,一直是那種‘憤世的小流氓’般的戲謔的語氣、明快的節奏、恣意的自嘲和佯裝世故的感傷。這里無意暗示路內此前的寫作在刻意回避社會、歷史,而是強調此前的路內確實不是那種在寫作中直陳社會、歷史觀念的作家,他甚少直接描摹社會、歷史場景,更不會刻意編織有社會、歷史導向的隱喻、細節。即便是《花街往事》《慈悲》這樣的根植于歷史深處的故事,也常常會因為故事本身的飽滿、精彩而讓人忽略其背后的歷史淵源。”15《山水》是路內繼《霧行者》之后又一次大膽地面向歷史的創作嘗試。
在這次嘗試中,路內將“前青春時代”追溯到了祖輩,但他并沒有講述祖輩篳路藍縷的革命奮斗,而是記錄了他們在歷史的縫隙中左沖右突、艱難求存的“投機”生活。這當然不是我們熟悉的大歷史書寫,除了有“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特征外,還帶有作家個人獨特的標記,只是這一次的路氏標記不再是路小路桀驁不馴的成長物語,而是走向了具有古典文化傳統痕跡的中式哲學:
吳里人所謂看山水,有兩層意思:一指此人目光高遠,胸懷大不一樣,二指冷靜隱忍,善于鑒貌辨色。無論哪層意思,會看山水的人總強似不會的。承宗很小的時候,他父親二祥就說過:你啥都不會,這輩子要學會看山水。現在他知道,就算學會點東西,也還得看山水。16
“看山水”是整部小說的“文眼”,構成《山水》最基本的底色。遵循父親教誨的路承宗,從家鄉走向世界,追求更好的生活,也處處謹小慎微,他一生的軌跡都是“看山水”的具體實踐,而他身邊的人“大家都是看山水、懂尺寸的”17。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的并存彰顯儒家敏捷靈動、仁德厚重的生存哲學,“這輩子要學會看山水”則在召喚志存高遠、仁義道德于人間的重返。曾經不屑于一切陳詞濫調的少年“浪子回頭”,捕捉到了基因中正在覺醒的傳統文化因素,成為儒家處世智慧的忠誠繼承者。路周夫妻二人五十多年的相濡以沫和收養五個孩子的義舉呈現為可貴的民間美德,也成為歷經滄桑風雨的民族構建家國大廈的基石。路內以“山水”命名整部小說,也在提醒讀者他內在的意圖:山水無言,卻囊括所有人的理想與恐懼,奠定所有群體的奮進與隱忍。
另外,《山水》正是路內個人創作生涯中的一次“看山水”。《文心雕龍·知音》中指出,“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18。有了多年創作經驗的路內“胸懷大不一樣”,深入了他并不熟悉的革命歷史,在家族敘事的外殼下“冷靜隱忍”“鑒貌辨色”,此間“看山水”的尺度與分寸,知易行難。我們曾在建國后流行的“革命歷史小說”中見過諸多“主要英雄人物”,也曾在莫言、賈平凹、閻連科、蘇童、余華等人筆下熟悉了與歷史同流合污或積極對抗的鄉土奇人,路內深諳前輩們的文學譜系,貢獻了“路承宗”這樣一個兼具受害人/獲益者、革命者/叛徒、底層大眾/優越工人、生殖力衰退/子孫滿堂等多種象征身份的文學形象,不吝篇幅建構他身邊的“山水”。“路承宗”成為歷史與家國的隱喻,他從小鎮廢墟中走來,安息于城市深處,具象化了路內拆解宏大歷史的矛盾與堅決。
無獨有偶,近些年來,同樣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徐則臣(《北上》,2018)、張忌(《南貨店》,2020)、葛亮(《燕食記》,2021)、魯敏(《金色河流》,2021)、魏微(《煙霞里》,2022)、張楚(《云落》,2023)等紛紛推出書寫悠長歷史的長篇小說,頗有蔚為大觀之勢。當然,他們的書寫各有側重和風格,比如徐則臣借運河書寫百年中國的發展與傳承,魯敏更關注改革開放后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的創業歷程,張楚則聚焦于縣城生活變遷與女性群像……“70后”作家也在緩慢繪制代際的創作藍圖。然而,和“50后”“60后”作家們始終繞不開“文革”及其前史類似,“70”后作家無法回避的是“改革開放”及其影響,即便他們在這些作品中也關涉到晚清、民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他們精神與思想的原點仍然是1980—1990年代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19。考慮到他們走向成年、大學或工作崗位的時間大多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們便不難理解他們對此的心結。彼時中國對內、對外的改革正處于如火如荼的階段,秩序與混亂并存,光榮與丑陋共在,這是新舊交替、充滿希望的年代,這也是解構一切、適者生存的年代,“70后”一代在人生畫卷剛剛展開時被迫接受“從搖籃到墳墓”保障體制的終結,被迫匯入茫茫人海尋找個體的位置,還曾在教育通道中經歷“中專騙局”20——這是信仰觀念與價值體系的全面重建,他們看著歷史的列車轟然駛來,碾壓沒有做好準備的一整代人。于是,我們看到初登文壇的“70后”作家的匆忙與慌亂,看到他們前有“50后”“60后”作家的重壓、后有“80后”作家的追趕,看到他們多年處于“中間”“夾縫”的狀態……“70后”作家在創作之初似乎就不具備前輩們書寫大歷史的特權,也缺乏后輩們恣意發泄個人情緒的正義,他們只能轉向日常生活,轉向個人從鄉村到城市的過程,轉向個體內心的幽暗與不安,而這些本是具有時代征候的創作轉向,在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墮落和降格,承受著諸多負面評價21。經過多年深耕,當最年輕的70后作家也已年近半百,他們似乎都有了回望來時路的欲望,他們似乎足夠成熟,足夠有勇氣說出那些年的委屈,說出他們經歷的時代“山水”:“我們是否正在擺脫‘50后’‘60后’為我們建構的歷史而進入‘70后’作家充當‘太史公’的時代?”22書寫改革開放史的“70后”作家顯然不再是被“包括在外”的“寄名敘事者”,“綴文者情動而辭發”,也要求“觀文者披文以入情”23,他們要向我們證明,“70后”作家“看山水”的方式與成果。
在《山水》的結尾,路承宗、周愛玲都安然離世,五個孩子也都成家立業,雖然各有各的人生劇本,路周二人起碼都可以瞑目。那塊象征著“往事”與“傳統”的“黃氏宗祠”匾額終于物歸原主,終結了流浪的歷史,也封印了屬于父輩的恩怨情仇,路黃兩家半個多世紀的官司、仇怨、恩情、友誼也都沒入塵埃。對于子一輩來說,這塊木頭換來的錢可以幫助兄弟脫困,這塊木頭象征的家族歷史也就沒有那么重要了。
小說結束于一個相對詭異的畫面:國強、國慶兄弟二人在一場大醉后于一個小山坡上醒來,發現被司機搶劫了財物、脫光了衣服,卻在此時看見了失蹤多時、害自己賠了大錢的國寶大熊貓。時間與命運的荒誕似乎從未如此具象化,稀有的大熊貓成為某種神啟,成為擅長寫實的路內難得的“超現實”瞬間,“地理和歷史定義的走廊之外,文學書寫也連接成為‘走廊’。這一由文字所構成的通道,隨著世代絡繹于途的行旅者到達中原以外區域,不僅傳播知識訊息,更熔鑄了南方之南的想象。從化外禮樂之邦到巫蠱蟲蟪的淵藪,從天下輿圖的臨界點到黑暗之心的所在地,這些文字雜糅寫實與幻魅,在在引人入勝,同時也試探傳統‘文學書寫’的邊界”24。路內仍然不失文青本色,他操持古老的創作技藝,扎根于南方腹地,努力肩住歷史的車輪,放這個“東拼西湊”的家庭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歷史遠去,父母安息,兄友弟恭,歷經陣痛的“70后”一代人的——以及我們所有人的——新生活正在緩緩展開。然而,正如他自己的反思,“過度的精密(可能不存在過度這個修辭)也是可疑的”25。路內恐怕也必須面對新的難題:如果“看山水”成為一門精密的技藝,“路承宗”是否會永遠失去“端木云”?我們可以期待路內更多的答卷。
[本文系教育部2023-2024年度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研究課題“中文創意寫作拔尖人才培養與教材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23200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王德威:《“把我包括在外”:張愛玲與“治外法權”》,《千回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林幸謙主編,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45—46頁。
2 王宏圖:《中年“暖渣”的艷史碎片及其話語泡沫——路內〈關于告別的一切〉讀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
3 5 方巖:《“駱駝祥子”的兒子是司機——路內〈山水〉中的歷史細節》,《揚子江文學評論》2026年第2期。
4 李洱、樊迎春:《當代小說關鍵詞:對話性、思想力與總體性——李洱訪談錄》,《東吳學術》2026年第4期。
6 13 15 方巖:《朝向遼闊世界的文學青年編年史——路內〈霧行者〉及其前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5期。
7 24 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版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
8 9 12 路內:《霧行者》,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19、472、465頁。
10 1 16 17路內:《山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318、390、223、285頁。
14 李偉長:《作為觀念史的路內小說》,《上海文化》2012年第5期。
18 23 劉勰:《文心雕龍》,陸侃如、牟世今譯注,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615、616頁。
19 這一復雜問題需要更多理論思辨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作為案例,需另撰文論述。
20 “70后”一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非常偶然地歷經了中國教育制度一段極為特殊的階段,即對“中等專業學?!保ㄖ袑#┑拇罅ν浦?。當時,中專選拔嚴格,“考不上中專的,才去上高中”,但這一段倚重??频奶厥鈺r光十分短暫,進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變革和產業發展轉型,高等院校培養出的大學生、研究生成為被追逐的“天之驕子”,一代中專生成為明日黃花,不得不陷入基層工作辛苦、發展空間狹窄的困境。具體討論可參見樊迎春《從同時代人的批評中生長與突圍——70后作家經典化問題再思考》,《海峽文藝評論》2025年第3期。
21 關于“70后”命名和相關批評的梳理,可參見曹霞、陸立偉《“70后寫作”:命名辯詰與批評的重塑》,《文藝爭鳴》2022年第12期。
22 樊迎春:《從同時代人的批評中生長與突圍——70后作家經典化問題再思考》,《海峽文藝評論》2025年第3期。
25 路內、小白:《失去的固定形態》,《長江文藝》2026年第6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講習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