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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下的民族文學實踐:以普米族作家寫作為中心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5期 |  曹曉劍  2026年10月26日15:43

內容提要:普米族作家文學作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的典型個案,其生成和發展對于探索中國人口較少民族文學實踐的基本路徑和理論啟示都具有重要價值。普米族作家文學產生于新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及相關制度性條件,并在本民族文化的浸潤下逐漸成長,二者共同孕育了該民族獨特的書面文學表達。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新時代語境下,普米族作家需要在堅守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同時,自覺探索與中華文化共性價值及時代精神的深度連接,實現從“民族自述”向“共同體敘事”的創造性升華。這不僅為中國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學發展提供了實踐啟示,也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下的民族文學發展提供了鮮活案例。

關鍵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少數民族文學 普米族 民族文學

作為我國西南邊疆地區的人口較少民族之一,普米族在久遠的歷史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由于普米族缺少本民族文字,其文學大都呈現為史詩、神話、傳說等民間口頭文學的形式,其文化亦經由民間口頭文學、民俗儀式等方式傳承至今。新中國成立后,普米族作家文學開始萌芽,并在改革開放后快速成長。自1980年普米族作家何順明發表詩歌《啊,瀘沽湖》以來,普米族已有七位作家共計七次獲得駿馬獎。這對于總人口數僅四萬余人的民族而言,該成績尤為亮眼,可謂是中國多民族文學格局中一個具有典型意義和參照價值的案例。

學界對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從整體性概述到局部深化的演進過程。早期研究側重于對文學現象的整體把握。學者對云南八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的宏觀描述,將普米族作家文學置于多民族文學的框架中加以定位,梳理了其發展軌跡與整體格局。此類研究為后續工作提供了基礎性的認知框架。隨著代表性詩人何順明、魯若迪基、曹翔、殷海濤的創作持續涌現,研究焦點逐步收束于具體文本的闡釋。相關成果圍繞特定詩人的詩歌主題、情感結構與語言風格展開,將其創作視為改革開放以來新生作家文學的標志1。此類討論從民族文化身份與故鄉情懷的角度解讀詩歌的文化根源2,或從愛與生命意識切入探討作品的情感內涵3,并在文本細讀層面積累了豐富成果。

近年來,相關研究開始呈現出理論視角的自覺轉換。對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發生發展機制的考察,將普米族文學納入更宏大的制度性分析框架,關注國家政策、文學體制與創作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4。部分研究從民間口頭傳統與書面創作的關系出發,探討族群記憶如何進入文學表達5。此類討論共同展現出,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獨特性不僅在于題材的民族性,更在于其承載的文化轉譯功能。普米族作家文學正被置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多元文化對話的語境中加以審視,研究者開始關注其如何通過文學實踐參與共同體敘事建構。由此可見,普米族作家文學研究正從個案分析邁向更具理論自覺的比較與綜合階段。

本文以普米族作家文學為案例,視其為“時代政策”與“民族文化”共同孵化的產物,綜合考察其生成的制度性條件和內在文化根脈,以及在新時代語境下的發展可能性。一方面,分析民族政策、教育體系、文藝體制等外部因素如何催生并塑造了文學創作主體與文學生產空間。另一方面,深入剖析作家如何對本民族的口頭傳統、儀式符號、民族文化進行文學轉化與敘事重構,完成文化資源的文學性“轉譯”。最終,通過對這一典型個案的系統分析,總結人口較少民族文學從“被孕育”到“自覺發展”的內在規律與可能路徑,為建構具有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多民族文學培養機制和實踐方法,貢獻來自邊疆民族文學的鮮活經驗與學理思考。

一、時代哺育:新中國民族文藝政策與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發生

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發生是一個由外部政策制度深刻塑造的歷史過程。新中國成立后,民族識別工作的推進賦予了普米族群眾法定的民族身份與文化認同基礎,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建立為其培育了具備漢語讀寫能力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全國性與地方性文藝扶持政策、發表平臺及激勵機制的構建,則為普米族知識分子開辟了書面創作的制度化路徑。這一系列的外部保障,推動普米族群體中兼具本民族文化傳承經驗和現代知識素養的先行者,完成了從口頭文化承載者向現代書面寫作者的身份轉型,最終促成了普米族作家文學的誕生。

具體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識別工作,首先為普米族書面文學主體的誕生奠定了根本性政治基礎。普米族自稱“培米”,舊有他稱“西番”或“巴苴”“巴”。經民族識別后,根據本民族的意愿正名為普米族。民族識別工作的推進不僅為其正式定名,賦予其平等的法定民族地位,更破解了其長期以來“身份模糊”的困境。對于擁有豐富口頭傳統卻無本民族文字、書面表達長期缺位的普米族而言,這一歷史性轉折讓知識分子在“我是誰”的身份追問中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明確歸屬與文化認同。這種被官方確認的民族主體性,正是其從“口頭傳承”走向“書面創作”的核心前提,當民族身份獲得法定認可,原本潛藏于民間的文化記憶與族群情感便有了被書寫、被表達的正當性與內在驅動力。

與民族識別賦予的法定身份相呼應,新中國推行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為普米族書面文學主體的形成提供了關鍵的知識支撐與能力保障。吳剛認為,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的整體發展始于新中國成立之后6。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對普米族作家“漢語讀寫能力”的培育,本質是自主知識體系“知識生產機制”的基層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7,而教育作為知識生產的基礎環節,在“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現代教育,培育起了本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才”8。教育體系所承載的現代知識、文學經典與科學觀念等內容,為普米族群眾打開了一個超越本地區、本民族經驗與傳統文化的廣闊世界。此類知識層面的啟蒙與審美層面的提升,促使普米族知識分子從傳統鄉土社會中承載口頭文化的“民間歌手”,成長為能夠運用現代文學形式反思本民族文化、與外部世界對話的“現代知識主體”。

作家創作的產生和發展既需要內部文化積淀,更離不開外部環境的支撐。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主導建立的以刊物為核心的“發表平臺”和以獎項為核心的“評價機制”,共同為普米族作家文學開辟了制度化的發展和傳播路徑,構成其從個體創作走向群體認同的關鍵推力。一方面,全國性與地方性文學刊物的創辦,為普米族作家提供了從地方到全國的階梯式發表渠道。國家級刊物《民族文學》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專門載體,自創辦起便以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為使命,其刊發認可意味著作品進入國家文學評價體系的核心圈層;省級刊物《邊疆文學》、地州級刊物《玉龍山》《怒江》等則以高接納度為基層作家提供了初始展示平臺。正如徐俊六所言,這些刊物作為“外部推力”在云南民族文學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宣傳與推動作用9。對于普米族的首批作家而言,上述渠道更顯得尤為重要。1980年何順明的詩歌《啊,瀘沽湖》在《玉龍山》發表,成為當下所見的最早公開出版的普米族作家文學10。此后,湯格·薩甲博在《民族文學》《邊疆文學》上發表作品,由此開啟了普米族作家在全國性文學平臺上的“亮相”。2014年10月《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普米族卷》獲得出版,該選集將零散的個體創作整合為集體的文學形象,使普米族作家“結束了以往那種零散自為的狀態”11,有效提升了普米族作家文學的整體知名度。另一方面,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后稱“駿馬獎”)的設立為普米族作家提供了具有權威性的評價和激勵制度。該獎項作為面向少數民族作家的最高文學榮譽,體現著“政策性扶持”和“專業性評價”的雙重職能,是檢驗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成就的核心標桿。1981年,何順明的詩歌《啊,瀘沽湖》斬獲首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這是普米族作家首次獲得全國性最高獎項。在此之后,殷海濤、尹善龍與尹秀龍、蔡金華、曹翔、魯若迪基等人也先后斬獲“駿馬獎”,這不僅有效提升了作家個體的創作信心和業內知名度,更進一步激勵了本民族青年的創作熱情,標示出普米族文學創作的價值高度與社會認可度。

除文學刊物和獎項之外,針對少數民族作家的培訓工程也促進了普米族知識分子在創作技巧、視野和題材上的提升,使其從文學愛好者成長為成熟的職業創作者。中國作協的“全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研討班”、魯迅文學院創作培訓班為來自基層和邊疆的少數民族作家提供了赴京學習的機會,使他們能與其他民族和地區的寫作名家進行互動交流。上述培訓課程在講授寫作技巧的同時,進一步將作家納入了國家層面的培養計劃,強化了他們的國家認同和創作自覺,提升了專業素養。而地方層面的省級和州縣級文學機構、刊物則為普米族作家提供了更為基礎的支撐力量。對于絕大多數的普米族作家而言,其作品大多首次發表在《邊疆文學》《原野》《玉龍山》《怒江》《金沙江文藝》等本土刊物之上。這些報刊的接納度高、受眾聚焦、基層影響力廣泛,為作家的創作嘗試提供了相對寬松的平臺,并與更高級別的刊物形成了輸送優質作品的互動渠道。此外,云南省作家協會通過組織筆會、評選地方文學獎、編纂《新時期云南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等方式,有組織和有計劃地對本省的少數民族作家進行激勵和整合,強化了其作為省級文學力量的整體形象。麗江市文聯作為擁有普米族作家數量最多的市級文學團體,也開展了大量的文學寫作活動。從2004年開始,麗江市文聯每三年對優秀文藝作品進行一次評獎和獎勵,后在2008年設立重點文藝出版扶持項目來資助麗江作者出版優秀作品,至今已出版57部文學作品,2015年又創建了《民族文學》麗江創閱中心,每年邀請國內名家為本地的文學創作者進行授課,這些自上而下的扶持政策進一步為本土化作家群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前提條件。

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本質是新中國民族文藝制度協同作用的結果。由民族識別賦予的法定身份、現代教育培育的知識能力為根基,以《民族文學》等各級刊物為傳播載體,以中國作協培訓機制為成長支撐,以“駿馬獎”等榮譽為價值標桿,共同構成了一個多層次、立體化的文學“孵化器”。這既確保了創作有平臺發表、有渠道傳播、有標準評價,更將普米族作家的個體創作納入國家文化發展框架,構建起官方認可的文化生產與傳播路徑。正是這套制度化保障推動普米族作家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地方走向全國,完成了從口頭文化傳承者到現代書面創作者的轉型,促成了普米族作家文學的誕生,印證了當代中國民族政策在文化領域的實踐成效。

二、民族滋養:地方性知識與文學書寫的內在轉化

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在闡釋“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時提出,“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并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聯系”12。這類知識往往難以脫離具體的文化語境而被完全“翻譯”,并以潛在而穩定的方式體現在作家文學書寫的敘事結構、意象系統和情感表達之中。少數民族作家依托自身“內部視角”,擁有闡釋本民族地方性知識的合法話語權。對于長期以口頭傳統作為主要文化傳承方式的普米族而言,神話、史詩、歌謠與儀式敘事正是地方性知識得以延續的核心載體。而對于普米族作家而言,其文學創作的起點通常是建立在本民族民間口頭文學之上的。“即便是書面文學相對發達的民族地區,口頭傳統仍作為一種深層結構影響到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主題、題材、結構、意象。”13因此,神話、傳說、儀式與民俗不僅僅是作家創作的素材倉庫,更內化生成一套專屬的神話思維、敘事模型與象征系統。普米族作家文學精神指向上的獨特性亦是建立在其理解世界、認識社會、認知自我的基本框架之上的。

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獨特性集中體現在對其深邃宇宙觀的文學重構之中。其中,“萬物有靈”觀構成了普米族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動物與祖先靈魂共同組成了一個相互感應、彼此制約的生命整體,現代漢語書寫的介入并未使這種認知方式產生消亡,而是持續浸潤到了作家的文學書寫之中。在尹善龍的散文《神秘的那恰羅》14中,作者以高黎貢山和聳拉勒卡雪山為敘事的地理背景,用一對端莊的“親姐妹”來比擬雪山,使自然景觀具有了情感與人格屬性。作品中的自然世界不再是沉默的敘事背景,而是與情節敘事、人物情感走向相關聯的重要存在,這種文學的處理方式使作品在理性的漢語書寫之下,始終潛藏著本民族內在的文化力量。洪水神話作為原始先民的世界觀和宇宙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普米族史詩和傳說中也反復出現,象征著舊世界的毀滅和新世界的產生,蘊含著原始先民對自然災難的生存經驗和文化解釋,以及對生命延續的執著信念。作家殷海濤的詩歌《豬槽船》體現出洪水再生母題在當代文學中的轉化,詩人通過“豬槽船”這一富有民間生活氣息的器物,將遠古傳說、現實記憶、個體情感交織在一起。詩中的普通勞動者“喂豬大媽”用日常的生活經驗巧妙化解了災難來臨時的生存危機,呈現出一種源自民間生活的樸素智慧。而“載著生活慢慢變老”15的意象也隱含著在災難中保存文化和確認歸屬的自我意識,這使得洪水敘事超越了自然災害的本身,具有象征族群命運的深刻意涵。

作為原始先民對萬物起源和生命本質的追問,圖騰符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之中。普米族民間文學中的圖騰符號承擔著精神原型的功能,其中的“蛙”“羊”圖騰最具代表性。青蛙在普米族創世史詩《支呆木楠》中被認為是帶來光明和秩序的動物,《指引人喝到智慧水》《青蛙舅舅》中的青蛙則帶有拯救族群、賦予人類智慧的功績。曹翔的詩歌《青蛙》16通過描述現實生活中的一次不期而遇,由此引發了對于洪水災難、祖先記憶和自然倫理的深層聯想。青蛙在作家的詩歌中象征著智慧與庇護,隱含著對自然懲戒力量的警示,使之在現代語境下具有了生態倫理的深刻意涵。此外,“羊”在普米族文化中貫穿婚禮、喪葬等重要生命儀式,是連接生命起點與靈魂歸宿的重要象征。魯若迪基在詩歌《都市牧羊人》中將這一傳統圖騰置入現代城市語境,通過刻畫“心里裝著一群綿羊走進城市”17的個體感悟,呈現出傳統文化在現代都市文明沖擊下的失序與漂泊。相關研究指出,當代普米族詩歌中的圖騰意象已不再承擔原初的巫術功能,而是更多地轉化為對現代性經驗的文化反思。魯若迪基筆下的“羊”既保留了民間文化中關于純潔與生命延續的象征意義,又為現代社會中民族文化脆弱處境的表達提供了重要隱喻。

除神話與圖騰之外,普米族作家還廣泛吸納成丁禮、喪儀與送魂路線等民俗儀式的內容,以及神山、圣湖、白石等地方風物,將其從原本的文化意義中抽離出來,重構為當下的文學敘事和情感象征。作家在該過程中通過審美提煉使原本的文化事象成為探討生命起源、靈魂歸宿與歷史記憶的重要媒介。例如,在魯若迪基、和文平等詩人的作品中“白色”作為重要的審美元素與羊圖騰、河流、雪山等意象相互聯系,形成了一種能夠體現民族文化深層結構的象征系統。這種反復出現的色彩和意象使地方性知識從具象化的民俗經驗,升華為穩定而可辨識的文學符號。而普米族喪儀中由祭司韓規吟誦的《指路經》,原本是一部講述遷徙歷史、祖先記憶的口頭文學經典。但在和文平《送魂線》、魯若迪基《我曾屬于原始的蒼茫》等作品中,該內容被轉化為對民族根脈的追溯,以及對現代處境的深刻反思。魯若迪基通過“火塘”“罐罐山”等具有祭祀意義的意象,建構出一個關于靈魂歸宿與文化認同的詩性空間,死亡不再呈現為終結,而是一種神圣而莊重的回歸。這種對死亡的哲學化處理,使普米族文學在現代漢語詩歌體系中保持了獨特的神性氣質與悲憫情懷。

普米族民間文學對作家文學的浸潤不僅體現在表層的題材和意象借鑒上,還體現在深層的敘事結構和美學表達等多個層面。流傳于民眾日常生活的史詩、神話、傳說、歌謠首先為作家提供了一個根植于本民族認知傳統的故事模型,以及書面創作的結構范式。史詩中規模宏大的線性敘事、神話的象征解釋體系、民間歌謠中回環復沓的節奏循環共同組成了一個內容海量的資源庫。作家在童年時期受到此類民間文藝作品的滋養,其內容和特質早已深刻浸潤于作家個體認知,在從事現代書面文學創作后,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吸納這些結構性元素,使其作品在內在肌理上呈現出與傳統口頭文學的同構性特征,即其他學者所概括的“口頭傳統的現代變體”。其次,民間文學所承載的集體情感和世界觀也深刻塑造了普米族作家文學的價值表達。源自民間信仰儀式、史詩神話中對自然的敬畏、對祖先的追念、對族群命運的關切都滲透在作家文學的情感表達之中,這種將集體無意識轉化為個體創作中有意識的審美選擇與哲學思考的做法,使作家作品的情感基調具有鮮明的群體性心理特征。因此,文學史上所有得到世界性公認的杰作,可以說都是將文學的民族獨特性體驗與人類共通體驗完美結合的成果,都是民族性與泛民族性二者兼容的載體18。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獨特品質,植根于作家對本民族地方性知識系統的內在轉化。通過這種創造性的內在轉化,普米族作家成功實現了地方性知識從集體口頭傳承向個體書面創作、從民俗事象向普適性人文議題的轉變,為其文學奠定了堅實的文化根基與鮮明的民族身份標識。

三、創作指向:在“第二個結合”中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

隨著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的深入與創作實踐的發展,對少數民族文學獨特性的發掘和闡釋已取得豐碩成果。然而,學界也逐漸認識到,如若長期停留在對民族文化符號、地方性風物的差異性呈現,則可能導致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創作和研究視角的某種自我限定。以云南地區的民族文學為例,學界對當代云南民族文學的認知存在固化傾向,常將其視為對特有歷史文化的“客觀性描述與民族性展示”,這種觀點“遮蔽了云南民族文學的真實狀態”19。而在少數民族作家自身,其早期創作也常以“本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為起點,天然側重于對本民族內部的文化進行呈現和表達20。現有的對于“獨特性”的單一維度的強調,在確立民族文學身份的同時,也可能在無形中構筑了一道美學的邊界,使得創作視野和創作議題的深度受制于作家的主觀判斷。進一步而言,對于“地方性知識”的話語化用在實踐中容易導向一種對“地方性闡釋”的偏重,“地方性知識”是展示民族文學獨特性的重要標識,但它“不僅是某一區域某一民族的知識,也是中華民族知識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21。倘若創作實踐僅僅滿足于對動物圖騰、民俗風物、民間信仰儀式的風情化、異質化的表層轉譯和陳列,則停留在“多元”的差異性展示層面而未能有效地完成從“多元”到“一體”的創造性轉化。其結果亦如學者所憂慮的,容易使少數民族文化被敘述為一種“桃花源式”的孤立體22。

當下普米族作家文學的創作指向,面臨著從自覺的“文化展示”到自覺的“價值建構”的深刻轉型。這意味著作者的創作需要超越將本民族文化視為一種可供征用的“資源庫”的階段,轉而深入挖掘其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相通、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的精神內涵,深度參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書寫。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來看,普米族作家文學在“第二個結合”中深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書寫,大致需要兩個方法論層面的步驟。首先是“超越”原有的本土化、地方化、民族化的文學描摹和靜態展示,在敘事的題材選擇和文本內容上從“族群自述”轉向“共同體敘事”的深度參與,實現從多元呈現到價值共鳴的深化;其次是“結合”,即作家應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創造性地運用于對本民族歷史變遷與當代命運的觀察與敘事中,創作出既扎根民族土壤,又彰顯時代精神與人類共同情感的精品,在個性表達中自然融入中華民族的共性追求。“超越”與“結合”不是各自獨立的兩個步驟,而是“一體兩面”的協同狀態。

所謂“超越”,即對普米族作家書寫深化的內在要求。當下的普米族作家文學正處于一個從審美自覺邁向價值自覺的轉型關鍵期,其未來的創作指向,要求作家的創作實踐主要超越對民族風情與地方性知識的靜態描摹和符號化展示,轉而深度參與到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宏大敘事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一論斷,如果單純強調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在今天已經顯得可疑或稍嫌狹隘。在全球化網絡融媒體時代,諸如‘后人類’‘元宇宙’‘數智文明’等新的話語,對固有文學觀念的沖擊已毋庸置疑。”23因此,若長期局限于對獨特性的反復言說,容易陷入題材同質化與意義內卷的困境,也難以在更廣闊的思想場域引發深層共鳴。而實現轉型的關鍵則在于需要從本民族的文化資源中,提煉出那些與中華文明共性價值及人類共同情感相通的精神元素。例如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作品,其雖根植于小涼山的地理風物、民族文化記憶,但詩歌中也存在著對自然的敬畏、對土地的眷戀、對親情的珍視,以及對生命尊嚴的維護,此類情感具有超越族群的感染力。作家筆下的“小涼山”不僅是地理層面的故鄉,更成為一種精神原鄉的象征,能夠在文學情感的層面使更多的讀者“抵達”其內心的、自我的、精神的“小涼山”。而在90后普米族女性作家包成秀的散文中,作者將自己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對親情和人性的體悟、對萬象世界的洞察都予以刻畫,用極為細膩的語言表述著一種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命感受,其《我是我周圍的事物》24《紙鶴不能獨飛》25等作品在情緒刻畫、情感抒發等層面都展現了對于個性特征和共性表達的有效平衡,并試圖以“共感”的文字情緒進一步貼近當代青年讀者的內心世界。這種能夠被轉譯、通感、置換的文學意象和情感表達,正是將“族群自述”轉化為能夠引發廣泛“價值共鳴”的情感層面的有效素材。因此,新時代的普米族作家應在敘事題材與文本內涵上進行自覺開拓,積極探索本民族成員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心靈軌跡,通過這種深度的、互文的敘事參與,推動普米族文學真正實現從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一元”,向貢獻于共同體核心價值建構的“一員”的創造性轉化,并在“第二個結合”的實踐中完成自身文學價值的升華與重塑。

所謂“結合”是要求普米族作家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相融合,以此為觀察透鏡和敘事框架,重新審視和書寫本民族的歷史縱深與當代實踐。有學者指出,當下的少數民族文學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需強調“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構筑中華文化共同體”,其創作應關注“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內容”26。換言之,當下的少數民族作家應當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透視民族發展歷程,以辯證思維解析傳統與現代的復雜互動,并將其中蘊含的追求進步、崇尚和諧、堅韌不屈的精神元素,與當代中國的國家敘事相結合。這種“結合”對作家本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在創作思維層面進行根本性轉化。以本文所探討的普米族為例,普米族作家在書寫本民族從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應積極運用唯物主義史觀,將個人與家族的命運浮沉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中。湯格·薩甲博的小說為此提供了早期實踐,其中篇小說《黑熊洞奇案》27以一場兇殺案的偵破為線索,不僅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邊疆地區的社會復雜性,更通過公安人員依法調查、最終正義得以伸張的過程,藝術化地呈現了現代法治觀念與程序正義在傳統鄉土社會中的逐步確立。與此同時,還應深入挖掘和創造性轉化本民族文化中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群眾觀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仁者愛人”“天下為公”等理念相通的智慧。詩人魯若迪基的創作對此也有過情感與價值提煉的范例,其詩集《小涼山歌謠》中的《第二輯·遼闊祖國》28通過日月潭、兵馬俑、杜甫、者陰山戰場等事物和景觀,將一種“國家在場”的情感具象化地承接在作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寫作之中,表達出強烈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抒發著個體與祖國命運休戚與共的真摯情感。這種情感建構超越了單純的鄉愁表達,更深層次地契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家國同構”的倫理觀念。可見,普米族作家在當下的創作路徑,應當有意識地將這種分散的實踐提升為自覺的方法論。作家需要“將自身的創造建立在辯證的歷史觀、清醒的現實感與理想主義的藍圖中”29,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為指導,更深刻地剖析本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內在矛盾、心靈軌跡與文化調適;同時更主動地將民族文化中的優秀質素與中華文明連續性與創新性相統一的特質進行創造性對接。最終,在如“直過敘事”、鄉村振興、生態保護等具體而宏大的時代命題中,找到民族經驗與國家敘事的詩意共鳴點,創作出既具有濃郁民族生活質感,又閃耀著普遍人性光輝與時代精神的厚重作品。

總之,普米族作家文學在未來的創造性發展,關鍵在于實現從“對本民族書寫的超越”到“在共同體視域下進行價值重構”的自覺實踐。這要求創作不止于對神話、儀式等文化符號的審美轉譯,更需踐行“第二個結合”所指引的路徑。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豐厚的本民族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將經過淬煉的地方性知識升華為參與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學敘事,使普米族作家的筆觸既深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根脈,又蓬勃躍動于共同體書寫的時代洪流之中。

結 語

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歷程為理解中國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整體演進提供了具有典型意義的實踐案例,呈現出一種外部制度性培育和內部文化滋養相結合的有效路徑。新中國民族平等政策、現代教育普及以及國家性文學平臺的建構,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成條件和發聲平臺。普米族豐厚的神話、史詩、儀式等口頭傳統與地方性知識構成了其創作風格、精神內涵的源頭活水。在“制度性孵化”和“民族文化的內在轉化”的共同作用下,普米族作家文學獲得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可見,民族文學的產生和成長既離不開國家宏觀文化政策的保障,也亟須作家對本民族文化的現代性轉化。當前的普米族作家文學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型與深化階段。未來發展的根本路徑在于自覺踐行“第二個結合”的指引,推動普米族作家的創作實踐超越對本民族文化符號的“資源性”展示,轉而致力于挖掘并闡釋深植于本民族傳統文化之中的,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通的集體倫理、生態智慧、家國情懷等精神價值。在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將獨特的地方性知識體系淬煉并升華為能夠引發廣泛共鳴的普遍性人文敘事。

在當下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語境和使命下,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發展更顯現出獨特價值,其發展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民族共生的文學生態和培養機制提供了范例參照。普米族作家文學的經驗表明,和諧有效的民族文學生態依賴于國家宏觀的文化制度安排與創作者的文化自覺,既向內深入族群歷史與精神世界的腹地,汲取獨特性養分;又向外擁抱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與人類共同的情感價值,尋求創造性連接的節點。進一步而言,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學發展首先需要依托國家民族政策與文藝體制所提供的穩定平臺與身份認同,這是激發創作主體性的外部前提。其次,需要推動少數民族作家完成從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向“轉譯者”的深度轉型,即系統性地將本民族獨特的地方性知識、敘事傳統與情感結構,在“第二次結合”的過程中轉化為當代文學的語言、形式與思想表達。“理論知識源于對實踐經驗的凝練與總結,中國偉大的歷史實踐與當代實踐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30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生長點,恰恰蘊含于對這些“具體而微”的民族文化實踐進行系統性總結、理論化提升與跨案例比較的過程中。通過對普米族等眾多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逐步歸納出更具解釋力、更貼合中國國情的民族文學發展理論與批評話語,從而打破對西方理論的簡單套用,培育真正源于中國實踐、能夠解釋中國經驗、并指導未來發展的自主知識體系。這不僅是普米族個案價值的延伸,更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在民族文學領域內生性成長的重要體現,為理解和支持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學格局提供了來自作家實踐的鮮活經驗。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西比較視野下中華民族統一性的歷史邏輯與文化內涵研究”(項目編號:24&ZD193)、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自主科研項目“口頭傳統的再生產:普米族民間故事的資源轉化研究”(項目編號:BZZKY-Y202504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馬紹璽:《背靠涼山的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詩歌創作》,《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3期。

2 尹善龍:《一位普米族作家的怒族“嘎求”》,《民族團結》1997年第4期。

3 馬紹璽:《“小小的小民族,生我育我的小母親”——云南人口較少民族三詩人論》,《民族文學研究》2010年第4期。

4 李長中:《歷史記憶、族群認同與民間傳統口頭文學——以當代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為中心》,《語言文化研究輯刊》2014年第1期。

5 10 馬紹璽:《普米族作家文學論》,《民族文學》2023年第9期。

6 吳剛:《中國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的發生發展及當下啟示》,《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

7 習近平:《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日。

8 11 20黃玲:《拓荒與創造——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發展歷程掃描》,《邊疆文學(文藝評論)》2016年第4期。

9 19徐俊六:《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當代云南民族文學的發展現狀及其建構路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0期。

12[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碹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頁。

13 23丹珍草:《新時代多民族文學批評的話語實踐與邊緣活力》,《民族文學研究》2022年第3期。

14尹善龍:《神秘的那恰羅》,《民族文學》1988年第1期。

15馬紹璽編《小涼山詩人詩選》(第1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頁。

16魯若迪基:《母語喚醒的詞》,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頁。

17魯若迪基:《一個普米人的心經》,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

18關紀新、朝戈金:《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頁。

21 26徐俊六:《論少數民族文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邏輯》,《民族文學研究》2023年第3期。

22劉大先:《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頁。

24包成秀:《我是我周圍的事物》,《民族文學》2025年第2期。

25包成秀:《紙鶴不能獨飛》,《民族文學》2023年第12期。

27湯格·薩甲博:《黑熊洞奇案》,《大西南文學》1989年第9期。

28魯若迪基:《小涼山歌謠》,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97—183頁。

29劉大先:《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變遷與認同建構》,《文藝研究》2020年第6期。

30朱雪微:《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理論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研究》2025年第10期。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