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的邊界在哪里?——從宋代大儒的“毒舌”說起

黃庭堅草書代表作《諸上座帖》

司馬光在洛陽修建的私家園林“獨樂園”,亦是他編纂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之地。

《蘇軾留帶圖》,取材于蘇軾與佛印以玉帶相互調侃的軼事,蘇軾性喜戲謔,圖中左側身著白袍、頭戴黑帽、端坐于椅上的文人形象,即為蘇軾本人。
人與人相處交流,玩笑戲謔在所難免。可玩笑的邊界究竟在哪里?宋朝時期,社會環境相對清明,文化風氣亦顯開放,這無疑為人們日常的調侃戲謔,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那時候的謙謙君子們,是經常互相戲謔、彼此調侃的。
古人云:“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彼時文人的謔浪笑傲,也許能為如今的我們,帶來關于玩笑邊界的些許啟發。
文人雅謔
宋代的士子階層,絕大多數都富有幽默細胞。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蘇東坡,開起玩笑來常常不拘小節,不過也有人認為,蘇軾其實挺講原則,他雖然開遍了所有人的玩笑,“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意思是說唯獨不敢調侃司馬光。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關于他“不敢調侃司馬光”的記述出自《鐵圍山叢談》,可該書緊接著就揭了底,蘇軾轉眼就在背地里給司馬光起了外號——“司馬牛”。不僅如此,蘇軾還曾當面奚落過司馬光。后人編集蘇東坡趣聞軼事的《調謔編》中記載,某次兩人議事時意見偶有不合,東坡便當面送了他一個“鱉廝踢”(意即亂蹬腿的烏龜)的綽號。無論是“司馬牛”還是“鱉廝踢”,這兩個外號本質上都是在吐槽司馬光為人過于固執、脾氣太軸。
不止于此,蘇軾還曾攛掇司馬光的仆人去故意戲弄自家主人。明代張岱《夜航船》里寫道,司馬光身邊曾有一個跟隨了他整整三十年的忠仆,多年來一直謹守舊習,稱呼司馬光為“君實秀才”(司馬光字君實)。蘇軾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教壞”了這位老仆,某日蘇軾前去拜訪司馬光,結果到了隔天,這位仆人竟無比恭敬地改口,稱司馬光為“大參相公”(即宰相大人)。
史料記載中的司馬光“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終始一節”,他平日里的言行忠直嚴謹,外界有很多人拿他打趣,他大多默然置之、不予計較。眾所周知,司馬光主持編纂了名垂千古的《資治通鑒》,在他的編纂團隊中,有一位舉足輕重的“副主編”,那便是著名學者劉攽。
《宋史》曾高度評價劉攽:“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然而,這樣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卻被他的摯友王安石打趣評價為“一分文也不值”。王安石其實是將“攽”字拆解開來(拆為“分”與“文”),故意戲弄劉攽。但劉攽又是何許人也,豈能吃這啞巴虧?宋代學者王铚記述說,劉攽專門給王安石回了一首詩,其中的前兩句寫道:“失女便成宕,無宀真是妬(dù)。”
劉攽這分明是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說假如將王安石名字里的“安”字去掉“女”字,再與“石”拼合,便成了行事放蕩的“宕”;若去掉寶蓋頭(宀),剩余的“女”字與“石”拼接,就成了嫉妒之“妬”。總而言之,要么是舉止荒誕放宕,要么是生性褊狹嫉妒,反正都不是什么好詞兒。
朋友之間開玩笑本就無可厚非,調侃到這個程度,倒也可以一笑置之。但怕就怕在,凡事皆有一個“度”,而東坡時代的文人們,卻常常忽略了這層界限。據《事文類聚》記載,當時有個叫顧子敦的人,身材魁梧肥胖。或許是宋人普遍尚瘦的緣故,顧子敦便頻頻淪為朋友們戲弄的對象。黃庭堅就總喜歡趁他熟睡時,在其胸腹間揮毫寫字。顧子敦不堪其擾,最后索性趴著休息,沒想到黃庭堅“技高一籌”,竟又在他寬大堅實的后背上題起詩來。
等到回家后,還是顧子敦的妻子發現了丈夫背上的墨跡。顧子敦脫下衣服使勁瞧,這才發現背上寫的竟是一首送別詩。顧子敦只有在轉身與黃庭堅真正離別之后,才能讀到這首“送別詩”,這倒也稱得上是黃庭堅另類的“巧思”,或者說表達真摯情感的一種獨特方式吧。
戲語傷人
然而,黃庭堅的老師蘇軾開起顧子敦的玩笑來,就顯得有點“外貌羞辱”的意味了。和黃庭堅一樣,蘇軾同樣是趁著顧子敦睡著時搞小動作。他在體態肥胖的顧子敦身旁,故意大書四字:“顧屠肉案”。
古人常將東坡的調侃稱為“雅謔”,如果說這種程度的嬉笑打鬧尚能讓人一笑置之,那么當兩位好友依依惜別時,一方好心求詩留念,另一方卻借機諷刺挖苦,可就實在讓人笑不出來了。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吳處厚的詩人。在他本人撰寫的《青箱雜記》里提到,某次他與好友王安國即將道別時,王安國主動向他求取贈詩。吳處厚落筆揮毫,寫下了這樣兩句:“只知外貌乏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這兩句詩乍看之下像是欲揚先抑,是為了夸贊王安國滿腹經綸、才華橫溢。但據筆記記載,王安國本就“貌陋黑肥”,吳處厚此舉無異于“當著矬人說矮話”,不免讓人難堪。因此筆記中也明確記載:“安國由此不悅。”
這位王安國乃是王安石的弟弟,可他也曾用極其刻薄的語言諷刺過自己的哥哥。有一次,王安石的兒子突發重病,焦急萬分的王安石病急亂投醫,竟靠焚燒紙錢來祈福求神。王安國聽說此事后,不僅沒有關心侄子的病情,反而冷嘲熱諷道:“天曹也行倉法。”——彼時王安石剛剛推行新法,以此提高基層胥吏的待遇。王安國這是在借題發揮,肆意嘲諷王安石自大狂妄,竟想向天庭推行新法、給上天的神仙發工資。
以上故事出自《孫公談圃》,書名中的“孫公”,是和王安石同時期的人物。可見,王安石在朝中推行變法,招致了無數人的攻擊與嘲諷。譬如前文提到的劉攽,他那首拆字回擊詩還有后半段,而這兩句則涉及人身攻擊:“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寧。”
這兩句詩同樣需要結合拆字的邏輯去剖析。“下交”與“上交”,指的是將“安”與“石”兩個字的下半部或上半部分進行重新組合。“安”與“石”的下半部分分別是“女”與“口”,這兩個偏旁組合起來便是“如”字;而“安”字的上半部分是寶蓋頭“宀”,“石”字的前兩筆形態酷似“丁”,這兩個偏旁重新組合便構成了“寧”字。
如果撇開拆字的巧思,直接將這兩句詩進行直譯,尤其是結合當時王安石正在傾力主持變法的背景——劉攽的言辭甚至已經顯得有些惡毒了。這兩句詩的字面含義大概是說:你王安石與下屬結黨營私,擾亂了清明純正的朝政秩序;而你與皇帝交好往來,則誤導了當今圣上與朝廷的最高決策。
據說,劉攽與王安石原本是情誼最深厚的老朋友,正因為這首詩,“荊公大嘆,而心銜之”,王安石從此對劉攽心生怨恨。這也難怪《宋史》對劉攽評價道:“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多次因語言戲謔而招致別人的怨恨,自己也隨之悔憾,卻始終改不掉這個壞習慣。)
文人筆記中評價劉攽“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經他毒舌諷刺過的人簡直不計其數,至于他與東坡孰強孰弱,在不同的記載中,兩人互有勝負。但若論“利用毒舌傷人”所造成的后果與影響,東坡先生似乎“更勝一籌”。
微言釀禍
司馬光去世時,朝廷任命程頤主持喪事。南宋朱熹編纂的、記錄程顥和程頤言行的《二程外書》記載,蘇軾為此特意四處打量,發現程頤在禮儀安排上極其嚴苛、毫無疏漏,便故意跑去問程頤:“我蘇軾聽說,只有父母剛去世而尚未安葬的人,才會如此認真地研讀喪禮。如今令尊大人身體康健,你為何如此精通葬禮細節呢?”
司馬光生前曾高度評價程頤是“言必忠信,動遵禮義”。面對蘇軾這種近乎挑釁的戲謔,程頤同樣和司馬光當年一樣,選擇一言不發,隱忍不回應。不過程頤似乎真的缺乏處理喪事的實際經驗,據《寓簡》卷十,他完全憑著自己對古禮的理解來安排入殮環節,最后竟將司馬光遺體捆束包裹得一如文書的封角。蘇軾看后再次出言諷刺道:“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耶?”(這難不成是一封封角信封,準備寄給閻羅王嗎?)
誠然,程頤難免泥古不化,性格也確實不太好相處(如史載“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但東坡這樣不分場合、不分情境、近乎無理取鬧般的挑刺式調侃,坦率地說,實在有些做得過分了。以至于當時有的朝廷臣僚將蘇軾斥為輕薄之徒,并在奏折中嚴厲批評其“量狹識暗,喜怒任情”。
其實東坡絕非氣量狹小之輩,他曾坦言自己有個毛病是“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所以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可正是這份從不設防的赤誠與無所顧忌,反而害了他。要知道,東坡與程頤之間本身并沒有什么深仇大怨,無非是口舌之爭,時任侍御史的王覿(dí)就曾指出:“蘇軾、程頤向緣小惡,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為之更相詆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者。”
而讓兩人矛盾徹底公開化的事件,也頗讓人啼笑皆非。后來有一次的國忌日,百官到相國寺行禮。程頤以“居喪不飲酒食肉”為由,要求大家吃素。照理說這個要求其實不算過分,可蘇軾偏偏公開質疑他:“你程正叔又不好佛,吃哪門子素?”言畢,他又大聲喊了一句玩笑話:“為劉氏者左袒。”
東坡的這句話出自《史記》,漢朝初年,劉邦死后呂后曾一度把持朝政,等呂后也去世,周勃奪取北軍,號召群臣站隊時給出的口號便是:“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東坡之舉,無非是拿這個著名典故當一句起哄的戲語,號召大家當場選邊:到底選擇吃肉還是吃素。自然,他的學生們紛紛選擇吃肉,而這些人恰恰也是后來“蜀黨”的骨干成員。
如果說劉攽與王安石的玩笑,只是造成了雙方不和,那么誰又能想到,東坡與程頤兩位大儒之間,起初僅僅是因為口舌爭鋒,竟在推波助瀾之下,最終演變成了“蜀黨”與“洛黨”的黨爭。
古人常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在傳統觀念里,日常的調侃與玩笑自然屬于“小節”的范疇,在小節上偶爾有些出入與過火,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諒的。然而,玩笑與幽默的邊界究竟在哪里?到了何種程度就會從“小節”演變為關乎人格的“大節”?這是任何一個時代都應當被嚴肅思考的議題。
昔日的蘇東坡、劉攽與王安石們,已經用切身的關系破裂乃至政治悲劇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站在這面歷史的鏡子面前,今天的我們在與人相處、開口戲謔之時,無疑也應當進行深刻而嚴肅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