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術者,所以經世務”——王安石《周官新義》的經世之學
北宋立國百年,積弊漸深。宋神宗立志變法圖強,王安石取《周禮》(又稱《周官》)所載“先王之政”為藍本,主張師法先王、建立新制,主持編撰《三經新義》。《周官新義》作為其中的核心篇章,亦是熙寧變法的理論綱領。熙寧六年(1073年),朝廷設經義局,由王安石親自訓釋《周禮》,新經義與新法互為支撐、同步推行;熙寧八年(1075年),《三經新義》頒行,成為科舉取士的官方標準。元祐更化期間,該書隨新法一同遭到罷黜廢棄。但至宋徽宗一朝再度被尊為官學典籍。南宋以后,《周官新義》的研習者日漸稀少。但在《三經新義》中,唯有《周官新義》歷經兩宋政潮跌宕,尚有殘篇留存后世。
重塑《周禮》的解釋路徑
《周官新義》在宋代經學中獨樹一幟,關鍵在于王安石掙脫漢唐章句訓詁的牢籠,進行了極具特色的詮釋。
其一是以字義建構義理。他通過解說字義,把道德性命之學與政治倫理貫通起來,使文字訓釋不再局限于形音義考辨,而成為闡發天道、禮制和政教秩序的途徑。如釋“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周官新義》云:“天之色蒼,則其始事之時;地之色黃,則其終功之時。璧,辟也,萬物親地而天為之辟;琮,宗也,萬物祖天而地為之宗。以蒼璧禮天,則天以始事為功;以黃琮禮地,則地以終功為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亦各從其類也。”王安石從字形結構上,將“璧”與“琮”二字拆解為“玉+辟”與“王(玉)+宗”,并以“辟”“宗”為義訓之鑰,由此將玉器的色、形、名、位對應陰陽生成、天地功化、禮制秩序,字義訓釋遂成為構建義理系統的途徑。他后來又撰成《字說》,風行一時,使這種以字義建構義理的方法更趨系統。
其二是注重文本的整體性。在王安石眼中,經書并非零散名物制度的堆積,而是有著嚴密內在邏輯的有機整體。王安石言“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認為上承天地陰陽之生成,下貫六器方位之禮制,內則統攝璧、琮、圭、璋、琥、璜之形色名位,外則呼應祭祀、牲幣、天地四方之節文,使色、形、名、位、數各從其類、彼此相因、勾連上下、渾然一體。王安石的詮釋猶如一篇短小精悍的經義文,由天道陰陽推及禮器制度,由字義訓釋推及政教秩序,首尾呼應、條貫分明,將《周禮》塑造成一個無所不包、精密運行的“先王之法”理想模型。
法先王之意為天下立法度
《周官新義》闡發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學,其核心是根據先王之道為天下立法度,通過制度建設達成大治。
王安石以《周禮》為依據,將經義中的制度理想付諸現實,其新政首先體現為理財之政。他提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在他看來,為國理財,公平分配、抑制兼并、通調有無,正是為了實現公義,而非與民爭利。論及《周官·泉府》,認為“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余”。泉府為賑貸貧弱、維護公義的善政,其均輸、市易諸法由此皆獲經義依據。
其次是職官之政。王安石借《周官新義》闡發六官分職之義,主張官稱其職、職當其能,使事有所歸、責有所任。在闡釋“大宰之職”時,云:“事典、事職皆以富邦國。蓋事典之為書,事官之為職,以富邦國而已。事典則以生萬民,事職皆以養萬民。蓋事典之為書,以生萬民而已;事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后有以養萬民也。”在制度推行層面,以市易法為例,朝廷設市易司主掌日常貿易、平抑物價,以通財貨。王安石得先王之意,結合當時具體的政治情勢,調整職官設置,使先王之法具備了行政載體。
最后是人才之政。王安石云:“徒法不能以自行,必得人焉,為上行法,然后治成。”法度賴人而行,無善人則善法亦成虛文。其措施之一是編纂與新政相配的新經義。以新經義作為學校統一教材和科舉考試標準,以刷新學術、統一思想。其措施之二是改革人才選拔制度。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罷除詩賦、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取士。太學層面推行三舍法,生員依學業與行藝逐級遞升,優異者直接授官,將養士與取士統合于學校。王安石解“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云:“言建國之學政者,凡建國則有學焉……教學之道,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而已,謂之成均,義蓋取此……大司樂治國之學政,則以合國子弟而已。其教則使有道有德者焉。”王安石將“成均”訓為“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賦予學政補偏救弊、歸于中正的教育哲學意涵。他進而指出大司樂所治乃“建國之學政”,其核心在于“合國之子弟”,即:將分散的子弟納入統一的學政體系。王安石通過理財之政、職官之政、人才之政三者相互貫通,以達成經術造士、制度立國的目標。
經義的制度化與流變
《周官新義》為各項新法提供了制度原型。以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為例,馮京認為義勇指揮使多由鄉豪充當,若再增設保甲系統,不僅大保長人選難以遴選,且保甲與舊有義勇制度存在職掌重疊之弊。王安石則以《周禮》為據作答:“古者民居則為比,比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在《周禮》的理想制度中,民事與軍事本為一體,閭胥、比長平時掌教化治安,戰時即為兩司馬、伍司馬,并非另設一套人馬。據此,他提出具體方案:“今令三丁即為義勇,與兩丁之家同籍為保甲,居則為大小保長,征戍則為義勇。”保甲與義勇“隨事異名”,是同一批人在平時與戰時的不同身份。王安石以《周禮》論證保甲法,是對先王寓兵于農之意的實踐,從而將馮京所提出的人事難題,轉化為經典依據層面的合法性論證。
而后,朝廷設立提舉學事司,專掌一路學政,使“建國之學政”的理想在制度上進一步落實。故云:“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緒……然《新義》《字說》頒命四方,驅學者以宗己,其后議臣極排力抵,于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王安石從經典中總結出來的三舍法最初僅行于太學,在宋徽宗時期才得以推行全國。王安石以“經世務”為核心目標的經學,本為應對現實、培養新法之才而發。但遺憾的是,這一設想在其后繼者手中淪為記誦之學、利祿之階,造就了一批“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的學究。
《周官新義》的命運與宋代的政治變遷緊緊聯系在一起。隨著北宋滅亡,《周官新義》傳習日稀、終至散佚。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周官新義》佚文,厘定十六卷,雖非全璧,但其核心思想與主要面貌得以重見天日。四庫館臣雖然認為王安石行《周禮》之法不過是假借經義以行其私意。但也進一步指出,王安石解經之論與所行新法本屬兩途,其經解自有所闡發創見,未可一概以“舞文害道”斥之。今日觀之,《周官新義》所承載的,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學人通經致用的理想與抱負。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