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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進現實也點亮世界的“人民史詩” ——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的新探索與新美學
來源:文藝報 | 傅逸塵  2026年10月26日08:05

2026年恰逢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站在新的時代方位回望那段苦難輝煌,可以見出長征題材文學創作的敘事向度和思想內涵越發豐盈、高蹈、深邃,成為連接歷史與現實、傳承精神與文明的重要載體。進入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涌現出一大批在思想觀念、語言形式、美學風格諸方面持續掘進、屢有創新的優秀作品。

無論是報告文學、散文、詩歌,還是小說、兒童文學,越來越多的長征題材文學作品將筆墨聚焦于普通人和無名英雄,真實還原了他們在艱難中的堅守與抗爭,寫出了嚴酷境遇下生命的堅韌質感,釋放出不屈不撓、奮勇向前的精神力量,更傳遞出人類共通的美好情感和價值,讓這份刻印在中國土地上的寶貴精神遺產被世界讀懂、共享。

在作家筆下,長征不再是高遠、縹緲的歷史符號,而是可感可觸的現實經驗,是有溫度有力量的個體記憶。記憶如同一張聯結親友、鄉鄰的關系網,網中的每一個個體,都要以前途甚至生命來承擔革命的重擔。他們并沒有被冠以英雄的稱號,甚至沒有留下名字。然而,在傳統家族倫理之外,“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革命者的信念從來不單單基于個人理想。那種為了集體利益、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為了陌生人的幸福甘愿犧牲一切的決絕和勇毅,真實而殘酷、傳奇而震撼、雄渾而浪漫。而記錄、承載這一切愛、恨、離別與痛楚的長征題材文學作品,如水流般漫過遺忘的斷層、沖破歷史的遮蔽,在新時代的高原恣意流淌,匯聚成充溢血淚也盛滿榮光的恢宏的“人民史詩”。

個體記憶連綴“人民史詩”

“人民史詩的文學”是新時代文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奠定了長征題材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美學向度。史詩不再是少數英雄的專屬傳記,而是由無數普通人的生命經驗共同編織而成的歷史敘事。創作主體聚焦廣大紅軍戰士的集體存在,還原歷史運行的底層邏輯,發現曾經被忽略、塵封的普通人的生命經驗,挖掘被革命戰爭裹挾、湮滅的個體記憶或民間傳奇,為長征歷史增添可觸摸、可感知的血肉,進而實現了由精英敘事向人民主體性敘事的轉向。

新時代的文學藝術家在處理長征題材時,往往自覺地將個人置于蜿蜒曲折的歷史背景下,探尋生命成長和主體意識覺醒的過程;聚焦復雜豐富的人性層次與人際關系,描摹個體在艱難境遇中的求索與堅守;在風云激蕩的歷史進程中,展示歷史的豐盈面相與多樣內涵。朱秀海的中篇小說《烏江往事》(《十月》2022年3期),故事情節因人性層次的復雜、人物抉擇的多重變數而顯得盤根錯節、撲朔迷離。小說跳出革命與反革命二元對立,討論第三條道路是否可行的問題,轉向對革命內在邏輯復雜性的思辨。革命邏輯往往并非簡單線性的因果鏈條,它的復雜、吊詭,是周敏成這樣一位曾追隨賀龍參加革命、后來出任率部圍剿紅三軍的黔軍團長,即便工于算計、步步籌謀,也始料不及的。這恰恰提示出革命主潮下,細密支流所蘊積的巨大歷史動能。張品成的長篇小說《陌生地帶》(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聚焦紅軍長征前夕贛南的革命斗爭,講述了三位種棉專家穿越封鎖、支援蘇區的奇異經歷。小說沒有正面描寫戰爭過程,而是以社會史的視野理解革命,著重反映紅軍真實的生活狀態,從生存邏輯、物質基礎、經濟運行等角度解析紅軍后勤運作的規律,生動印證了革命勝利根植于底層民眾的生存訴求,是人民主動選擇的結果。

在新時代長征敘事中,女紅軍戰士群體不再被簡化為抽象符號,曾經長期缺失的諸如女性身體經驗、生育與創傷記憶等生命情態越發被重視,得到更加具象、細膩的書寫。溫燕霞的中篇小說《我和我的母親》(《解放軍文藝》2019年8期),以腹中嬰兒的聽覺、視覺甚至觸覺,來想象母親熊玉文與父親張大虎的故事,書寫留守蘇區的后方軍民的生存狀態。作為蘇區的醫務工作者,母親充滿希望而又困頓交織的命運令人感喟。一邊是孕育,感受生的驚喜與歡欣;一邊則是遍地血污的救治療傷,直面死亡的殘忍,這一切都集中在了母親一個人身上。小說以日常化、肉身化的個體記憶承載對人性尊嚴、生命價值與生存倫理的痛切思辨,個體記憶由此具備了超越私人經驗的普遍情感力量與哲學意涵。

個體記憶并非孤立、私人的碎片,它沉淀在具體的人物、地域、器物與日常細節之中。無數個體記憶彼此勾連、相互印證,便構成集體記憶。卜谷的長篇紀實文學《為毛澤覃守靈的紅軍妹》(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版),以敏銳卻不失溫情的筆調描摹出一個普通的革命者、受苦人于歷史長河中浮沉起伏、左沖右突、矢志不渝的心靈史。張桂清老人之所以要為僅有“一面之緣”的毛澤覃守靈77載,這是只有經歷了那個年代生死考驗和有著相當生命歷練的人心,才能真切理解與體察的。卜谷熟稔當地風物掌故、風土人情、生活習慣,著重在鄉土社會的倫理結構中揭示革命信仰的生成機制。同樣是書寫女性在時代洪流中的命運,張春燕的長篇報告文學《向東找太陽——尋訪西路軍最后的女戰士》(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以長期追蹤尋訪的紀實方式,打撈西路軍女戰士湮沒在歲月深處的個體記憶,經由這群女性身陷絕境卻又初心不改的傳奇經歷,映照出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

革命不是來自外部的宏大指令,而是普通人在苦難生存中內生的價值判斷,個體的解放訴求與人民的集體解放是合二為一的。歐陽黔森的長篇小說《起來》(《當代》2026年5期),書寫黔東一位山區農家婦女從“圍著鍋臺”到“走出家門”的演變過程,表現信仰如何在恐懼、猶疑、血淚的淬煉中積淀、覺醒。主人公冷小朵攜子女求生、抗爭的經歷,生動地詮釋了奮起抗爭、尋求解放的意義,不在于一個人或一家人能夠體面地活著,而在于讓世間所有人都能享有做人的尊嚴。陳斌先的中篇小說《北風那個吹》(《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6年9期),將紀律融入紅軍戰士個體成長的主線,以微觀個體抉擇連綴宏闊革命進程。小說摒棄對紀律條文的概念化闡釋,把紅軍紀律放在艱苦卓絕的行軍征途之中,通過人物內心的掙扎與現實的考驗,借年輕戰士錢永義、孫德智經歷的磨礪,揭示革命紀律的本質:既規范個人言行,更是守護人民利益的生命線。

長征是由人民書寫的壯麗史詩,真正的主角是那些有血有肉、有愛有恨、在絕境中堅守信仰的普通戰士與革命群眾。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是“人民史詩的文學”的生動實踐,創作主體將敘事焦點對準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復現人民群眾在歷史創造中的主體地位與磅礴力量,經由鮮活的個體記憶持續生長,釋放“人民史詩”的精神力量。

現實與歷史的互文敘事

有很多作品都采用“歷史線”與“現實線”相融合的雙線結構,“歷史現場”與“當下追問”彼此對話、互為補充,形成時空、文本、審美等多維度的互文關系。由是,歷史不再是凝固的標本,而成為流動的、可介入的現實經驗;現實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背景,而是歷史邏輯的延伸與回響。區別于傳統長征題材文學單向度還原史實的書寫范式,當代文本與歷史文本的互文并非簡單的今昔對照,而是文學文本與歷史敘事、時代精神、個人命運、集體意志之間的多重指涉、相互印證與意義共生。個體記憶、親歷口述、后輩尋訪、當代思辨與經典長征歷史文本形成多層次的參照關系,闡釋角度與想象空間都獲得了極大拓展。

龍仁青的短篇小說《紅星歌》(《長江叢刊》2026年5期),在歷史與現實、自然與人文、民族文化與革命精神之間進行多重對話,將女紅軍宣傳員田春芽突圍、被俘、流落草原的悲壯歷史,嵌入草原的自然流轉與艱辛的生存現實。小說把草原自然物象與長征革命符號有機交融,實現了自然倫理與革命倫理的共生。蒲公英開花、飛散、扎根,既對應草原萬物生長的自然節律,又隱喻田春芽如種子般流落草原、默默扎根,更象征紅色記憶隨風播撒、植入小達西心中。舊軍帽與紅領巾的對話將長征從“過去的事件”轉譯為“活著的傳統”。賀捷生在散文集《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中,搭建起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場域,一方面以家族記憶填補宏大敘事的溫情細節,將作為歷史和精神傳統而存在的長征轉化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作者穿梭于戰地遺跡與時光物證中,以當下視域、理念、訴求填補歷史留白。

當革命歷史融入現實生活,長征精神也便以生命延續、個體成長的方式完成了代際傳遞。在卜谷的長篇報告文學《兩個紅軍娃和他們的乳娘》(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版)中,蘇區往事不再僅僅滯留在后人驚奇、震撼的目光中,而是融入可以被今人共情、傳承的現實里。作品的探尋并未止步于對歷史存在的追溯,而是以當下視角續寫長征故事余韻。在周敏的長篇小說《星星點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知識出版社2023年版)里,革命不再是遙遠的事件,而是觸手可及的人間煙火。小說寫的是街巷市井、伙伴玩耍、師生交往、鄰里日常,表現了白云飛等一群平凡、貪玩、懵懂的少年在對革命有了親身感受后,自覺選擇光明、正義、擔當的精神覺醒。

在復調敘事的框架下,兩個時空的故事互為鏡像,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埋藏著戰爭年代未曾消散的歷史記憶與精神回響。柳江南的中篇小說《蘭芬的長征》(《中國作家》2026年4期)采用長征場景與干休所訪談雙重時空并行的嵌套結構,以采訪者的第一人稱視角切入,展開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溫燕霞的長篇小說《虎犢》(漓江出版社、接力出版社2021年版)同樣采用雙重時空來結構敘事。上篇“熱血”講述的是杜鴻運和戰友們在少共國際師生活和戰斗,最終成為成熟的革命者的故事;下篇“追尋”則以杜鴻運的重孫“我”的第一人稱視角,講述“我”和父輩如何追尋太爺爺杜鴻運、太奶奶曹半夏的足跡,最終完成情感升華的故事。歷史不再由史料單方面定義,而是在當代人的尋訪、共情與反思中持續生成新的意義。石鐘山的短篇小說《伢子們》(《山花》2026年10期)在結構上依然是雙線并置。現實線是無名守墓老人終老烈士陵園,直至離世,才喚起鄉民對他身世的猜想;歷史線是回溯少共國際師少年戰士吳伢子的人生,還原湘江阻擊戰中“伢子們”浴血阻敵、墜崖殉國的悲壯現場。村民的猜測、后世的祭掃,是當代人對歷史的回望與追問;而吳伢子漫長的守墓生涯,將戰爭的創痛、犧牲的重量代入和平年代的日常煙火。現實與歷史的互文敘事生動詮釋了長征歷史從未遠去,更不會被遺忘,而是在中華民族的血脈里流淌、代際傳承,持續滋養、支撐著后人們的接續奮斗和現實生活。

朱秀海的短篇小說《篝火邊的曾擴紅》(《人民文學》2020年8期)采用現實與回憶交替推進的敘事策略。兩個曾擴紅重疊又分岔的人生經歷,既象征紅軍戰士的成長與隊伍的壯大,也隱喻革命所要付出的犧牲。作家對歷史與現實、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展開理性而深切的思辨。以當代視角審視和理解長征,能夠推動當下體驗向歷史經驗回溯、扎根,實現在歷史之外回望歷史、于敘事之外重審敘事,使得超越長征自身的固有敘事框架反觀這段歷史成為可能。以長征歷史敘事為“原文本”,經由復現、重構、再闡釋,生成觀照現實的“互文本”;同時以現實視角作為闡釋維度,反向激活歷史記憶的當代價值,進而實現歷史敘事與現實意義的深度互證。這一對話性結構,讓現實表達與歷史敘事能夠互見、互鑒、互文,也為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拓展出新的觀察視角與創作經驗。

對“人”的重新發現與審美重塑

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的新探索,較為突出地體現在對歷史中人的重新發現與審美重塑。創作主體自覺摒棄臉譜化、符號化、二元對立式的人物塑造范式,不再以階級標簽簡單定義人物言行、價值,而是深度挖掘革命者復雜、糾結甚至矛盾的行為邏輯與心靈空間,直面普通人真實的苦難、掙扎與堅守,進而達成宏大革命歷史與個體心靈史的互證、融合。由此,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也呈現出一個值得留意的發展趨勢:部分小說在人物身份、成長背景的設置上,突破了以往敘事里革命者形象相對單一的階層面貌,更多書寫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群體,進一步豐富長征參與者的人物譜系。

這些知識分子主動選擇投身險境乃至絕境,以學識、才干與心智投身長征偉業。這類形象的精彩塑造與成功書寫,有效拓展了長征人物畫廊的美學邊界。譬如,徐貴祥的長篇小說《穿插》(《中國作家》2019年8期)、中篇小說《紅霞飛》(《解放軍文藝》2019年1期)、《走出草地》(《解放軍文藝》2021年8期),作品中的核心人物,既有兼具專業學識與精神素養的知識分子,也有兼具知識分子氣質與基層革命者身份的形象。龐貝長篇小說《烏江引》(人民文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中,“破譯三杰”都具備深厚的知識素養。他們依靠縝密的邏輯推理、精深的專業能力,在情報戰場上為紅軍開辟生路。小說中有一處細節頗令人震撼,曾局長將一頁頁破譯得來的密碼手記喻作“百美圖”。在長征路途兇險、生死懸于一線的絕境中,在枯燥冰冷的密電碼中張揚審美意趣,無疑是點睛之筆。革命不只有犧牲與廝殺,還有人的精神求索,審美與信仰可以在最嚴酷的生存境遇中共存。

知識分子人物形象在以工農為主體的紅軍隊伍中,構成了強烈的反差性和辨識度。對這類人物濃墨重彩的書寫更新了傳統長征題材文學創作相對單一的生活場景,突破了革命等同于單純生存抗爭的刻板認識,更因人物言談氣質高雅、精神世界豐盈,且關注、思考、處理的往往都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問題,而生發出與革命隊伍主體相“間離”的異質性審美訴求。這種“間離”并非對革命集體的割裂,而是在共同體內部呈現精神維度的差異,彰顯出“知識即力量、審美亦信仰”的新質經驗。他們的命運軌跡清晰標識著從舊日自我向革命新我的蛻變,彰顯了從個體本位意識向集體共同體意識的轉化、再造。知識不是把人從隊伍中區分出來的標簽,而是讓隊伍和更多人活下去的能力;審美、見識也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可以被普通戰士分享的財富,是困境之中支撐革命者判斷、堅守、抵抗絕望的內在精神資源。

人物形象的重塑對應著一種新的美學風格的生成。對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化之美的自覺追求與開闊表達,本質上是將“人”從歷史附屬品的定位中解放出來。在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中,個體心靈不再是宏大歷史的注腳,個人的痛苦、熱愛、思辨、求索同樣構成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現代人文精神融入“新紅色經典”創作的表征,也折射出新時代社會思想、價值觀念的新向度。

“大文學觀”視域下的再闡釋

進入新時代,一批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檔案資料與親歷者口述不斷被發掘、整理。長征題材文學創作在恪守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深挖長征精神的時代內涵,從歷史觀念、文體形式到文本形態,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元的面貌。創作者不再停留于常規的正史敘事,轉而以跨學科、跨媒介、跨文體的方式對長征進行再敘事、再闡釋,由此延伸、生發出以往較少涉及或探索尚不充分的文學向度。

長征,作為中國革命歷史畫卷中最為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一頁,其宏闊復雜的戰爭場面、波譎云詭的政治博弈、漫長錯綜的歷史進程著實考驗著作家的視野、定力與耐心。而王樹增偏偏選擇了正面強攻,力圖全面、客觀、真實、準確地再現長征歷史。長篇紀實文學《長征》修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新增7萬余字戰役細節與人物描寫,并加入8幅長征作戰地圖及參考書目。作家以時間為敘事主軸,將關鍵戰事與重大事件作為敘事主體,同步鋪展四支紅軍主力部隊各自跋涉的艱難歷程,由此搭建起覆蓋長征全過程的全景敘事框架。他以跨文體的寫作姿態、娓娓道來的輕盈筆觸切入繁復駁雜的歷史空間。

某種意義上說,事件本身并不直接構成歷史,真正的歷史應該指向事件之間的意義或“關系網”。溫靖邦的長篇小說《鐵流萬里》(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站在歷史學家的立場,深入探尋長征時期各方勢力的真實狀態,結合大量軍史、黨史資料以及多方口述史、回憶錄,用虛實相生的手法全景式還原紅軍長征的歷史進程,使讀者更為直觀地感受到,革命先輩在復雜歷史關口做出選擇時的沉重和艱難。李駿的中篇小說《舅姥爺的革命生涯》(《解放軍文藝》2016年第8期),細膩描摹黃安地域的鄉風民俗與行醫世家的家風傳承,融合了鄉情、戰友情與朦朧愛意;在繁復、闊大、綿長的時空坐標中,審視黃麻起義、鄂豫皖反“圍剿”以及紅四方面軍長征(三過草地)等歷史存在對地域、對人的影響。小說承載著豐富的時代信息與歷史細節,對個體生命史的拓展也豐富著長征“大歷史”的內在肌理。

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擅長以總體性觀念統攝歷史與現實,在敘述中更加注重梳理歷史主流的發展脈絡,力圖揭示隱藏在史實表象下的歷史本質、規律和運行趨勢,讓歷史經驗為現實奮斗提供思想助力,照亮新時代新征程的發展路徑。胡松濤的長篇報告文學《遵義三日》(貴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將一個短暫的歷史時刻接入奔涌、延宕的革命長河。作者以遵義會議的短短三日作為樞紐,向前回溯,直面第五次反“圍剿”的潰敗、湘江血戰的慘烈,梳理“左”傾錯誤逐步累積的歷史脈絡;向后延伸,追蹤會議決議落地、軍事指揮體系重構、思想共識艱難凝聚的漫長過程。馬娜的報告文學《小布的風聲》(《人民文學》2016年9期),一方面深情回望紅軍反“圍剿”時期的戰火硝煙,另一方面生動記述小布現如今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風聲”為核心意象,隱喻歷史潮涌和時代變遷。曾平標的長篇報告文學《向死而生》(人民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將湘江戰役與這塊土地上的時代巨變連綴起來書寫,讓革命文物保護、鄉村振興實踐等現實命題獲得歷史經驗的賦能。

以“大歷史觀”和“大文學觀”的理念檢視,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仍有持續提升和探索的空間。“大歷史觀”強調“歷史的整體性”與“時空的連續性”。對長征價值與意義的再闡釋,必然要突破單一節點和思維慣性的局限,將長征置于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譜系和繁復進程中,進行更高思想維度、視野廣度和情感濃度的理解與建構,為長征精神注入時代新質。與之相呼應,“大文學觀”打破文學與歷史、社會、文化的學科壁壘,強調文學創作是扎根時代語境、賡續歷史脈絡、連接多元文化的精神載體,以文本為紐帶,實現歷史記憶、時代精神與大眾傳播的有機融合。這對長征“革命歷史再敘事”提出了更高的原創要求和經典標準。再敘事與再闡釋的要義在于借助跨學科視角和跨媒介表達,復現長征歷史內在脈絡和外在全貌,高質量重構長征歷史表達的話語體系,讓長征精神的時代內涵實現更鮮活、更深刻、更有效的傳播和接受。

長征是無數革命者用熱血與忠誠書寫的英雄傳奇,是無數人用生命與犧牲鑄就的無言豐碑。這份彰顯民族品格、氣質的集體記憶,刻印著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從絕境中突圍、追尋美好明天的奮斗足跡,凝聚著純粹的中國故事、中國經驗、中國精神,也是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與道路無法繞開的思想錨點。

長征,這部根植中國大地的壯麗史詩,其影響力從未囿于民族與地域的邊界。早在《紅星照耀中國》問世之時,長征故事就已經走向世界,成為理解、認知中國革命的重要窗口。長征,蘊含不畏艱險、團結奮進、甘于奉獻的精神內核,飽含對生命尊嚴的敬畏、對崇高信仰的執著、對集體大義的堅守、對人性光輝的守望;能夠與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壯舉跨越時空地共鳴,被世界各國、各民族人民共情、共享;既是對人類共通情感與美好品格的生動詮釋,更是全人類直面困境時,關于希望與信念最震撼人心、最令人信服的注解。

新時代長征題材文學創作,是對崢嶸歲月的深情回望,是對革命英雄的崇高致敬,是歷史經驗的當代轉化,是中國精神的世界表達。它拓展了“人民史詩”的文學美學向度,為“新紅色經典”的創作探尋出新的路徑與方法;并依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新視野,賦予長征更為宏闊的普遍價值,憑借長征精神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完成從民族記憶到世界敘事的開拓與升華。

(作者系北京市文聯青年簽約評論家、遼寧省作協特聘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