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的形成、頓挫與重建——中國當代文學整體觀
摘 要 目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最大的瓶頸,是發源于中國革命并內在于社會主義實踐的以左翼為底色的文學傳統,長期為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所解釋,“斷裂論”至今仍深具影響。實則在近八十年的演進中,三個“三十年”文藝呈現出內在的連續性與整體性。在“前三十年”,當代文學發展出典型樣態的人民文藝,在“人民的立場”的恪守、人民文化創制、人民主體形塑方面皆形成一定之規。到“后三十年”,當代文學的人民性顯示了強大韌性,但也在精英主義的回流中出現頓挫。“新三十年”文藝則在資本邏輯的新挑戰中,審慎引導資本,重新召喚人民文藝。人民文藝最后能否成功抗衡以權力、金錢乃至顏值為正義的敘事邏輯,并再造與百年中國實踐相激蕩的人民文化,尚有待考驗。
目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最大的瓶頸是什么?答案無疑是改革開放以來,發源于中國革命并內在于社會主義實踐的以左翼為底色的文學傳統,長期為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所解釋。雖然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從來不曾以自由主義為追求,且創造了后發國家工業化的當世奇跡,但四十多年來,與之呼吸與共的文藝實踐卻被源自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新啟蒙敘述大幅解構。如此錯位,致使近八十年的當代文學喪失自身的歷史連續性,被處理成斷裂的前后兩截,且“被置入文學/非文學(政治)、啟蒙/救亡乃至現代/傳統等類型化的二元對立中加以確認”[1],當代文學的整體性也因此變得曖昧不明。這可說是當前中國人文研究“只會在西方話語的語境下論述中國與世界”[2]的尷尬場景之一。那么,今日研究應如何從整體上把握當代文學?這就要求將其邏輯演變置諸社會主義實踐視野之內。迄今為止,社會主義實踐呈現為“前三十年”(1949—1978)、“后三十年”(1979—2013)與“新三十年”(2014—2049)三個發展階段[3],王紹光形象地稱之為“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1.0版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2.0版本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3.0版本[4]。如此前后接續的當代中國,從根本上決定著當代文學的內生邏輯。實際上,建立與民眾利益一致并為他們所歡迎的人民文藝,是黨和國家對于文學始終不變的期待,也是歷史篩選、認定當代文學經典的重要標準。也由此,當代文學形成了與現代文學頗為異質的“經”和“權”。其中,“經”即人民性,“權”則是當代文學在不同時期對敘述立場、主體形塑、文化再造的具體方式的差異性選擇。那么,當代文學是怎樣追求并實踐人民性的?其間又為后人留下了怎樣的啟示呢?
一、“前三十年”:人民文藝的典型樣態
一直以來都有研究者為“前三十年”文學未能充分承續“五四”傳統而痛惜,但也有學者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種痛惜是源于不理解“前三十年”所處的特殊的歷史位置。1949年后,新中國全面開啟了工業化進程,且“為避免工業化過程中由貧富懸殊而導致的社會分裂,后發國家在人均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不宜采取以資本為中心的工業化道路,而應實行某種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方案”[5]。這與國民黨政權、與歐美發達國家完全不同,也決定了當代文學不可能復制“五四”文學與歐美個人主義文學的道路,而必然重新開始。此即以人民性為根本,創造能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提供意義歸宿和共同體意識的文學與文化。
因此,人民性其實是1949年后才得以徹底確立的文藝品質(革命年代為其開端),不可隨意泛化。譬如,不可“將一切關注‘人’的生存,對人的生存困境進行積極觀照和建設性思索的文學實踐都納入到‘人民性’問題的討論中”[6]。既如此,那何謂“人民性”?這涉及毛澤東對“新文化”的期待:“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7]此間之“新”有兩層指涉。一是相對封建舊文化之新。所謂“舊文化”,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8]在千年亙延中滲透入小說戲曲、風俗禮儀的結果,它反過來又支撐現存權力秩序。如此文化,既可使鄉紳階層安享歲月靜好,亦可使貧困潦倒者馴從于自己的奴隸處境。革命新文化的鋒芒所向,就在于挑戰并重構此種使民眾無法認識自己真實處境的舊文化。二是相對于“五四”新文化之新。革命新文化源出于“五四”新文化,但終究不太相同。從某種苛刻的眼光看,“五四”思想者雖也同情下層民眾,但很少切實考慮或并不認為有必要改變其作為“具體的人”所置身的政治經濟秩序,革命則以下層民眾為本,從民眾現實的處境與利益出發,腳踏實地為其謀求物質與精神的根本改變。兩種新文化差異較大,而后來真正創造“文明先進的中國”的,主要是革命新文化。
此種革命新文化即人民文化。“前三十年”文藝承此而下,它以切實改變民眾真實處境為追求,同時也力求結束其文化貧困狀態:既推翻大概率會加劇民眾自身“卑賤處境”和自認“卑賤”的舊文化,也以左翼-革命文藝為前驅,為敢于不馴從命運、渴求新生活的民眾創造新的意義體系,進而促成新的共同體的誕生。此即蔡翔所言,新中國“要求建構一個新的主流社會,以及相應的主流文化。這個新的主流社會,即以工農大眾為主體并聯合其他階層的‘人民’社會”[9]。在此意義上,“前三十年”文藝內秉典型樣態的人民性,主要涉及三層。
第一層是恪守“人民的立場”。對此,或許有人以為平淡甚至空泛,但也有人會認為其提出與堅持落地,實屬不易,因為當年“人民”所指,并非所有人,而主要是在歷史記述和文學敘述中都難以被看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所謂“人民的立場”不僅是看見他們,而且還要以其利益與情感觀看世界、講述故事。以此而論,提倡人民的立場其實是在兩個問題上逆勢而上,對漫長而穩固的中國文學傳統說“不”。
其一,大規模召喚民眾隱藏的歷史。所謂“隱藏的歷史”,即舊的公共講述不允許敞開的事實。譬如,對中國鄉村中普遍存在的主佃剝削關系以及民眾生命中的幽暗處境,唐詩宋詞頗少涉及,但從“人民的利益的觀點”[10]出發,這些事實就必須被敞亮。因為當年民眾利益所向,并不在于或遠不止于贏得文化人的一把同情淚,而是渴望真正的命運改變。而要改變,就須先把其痛苦情形真實地呈現出來。只有這樣,其現實的生存努力和斗爭才可能取得廣泛共情。由此,“前三十年”文藝呈現出珍貴的人民性——看見最卑微者。在中國文學史上,從無一個時代會如此普遍地、莊重地記錄鄉間匹夫匹婦“沒有什么指望,也沒有什么爭執,好像土撥鼠一樣靜悄悄地活著”[11]的生存實相。如此人物及其生存圖景浩浩蕩蕩地出現,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文學的航道,使之突破士大夫社會窄狹的生活領域而接通了廣闊的世界。
其二,揭出隱藏的歷史之深層權力機制。其實,若僅論看見最卑微者,古代就有“三吏”“三別”,“五四”以后新文學更廣泛關注弱小者命運。但是,就改變民眾命運的實踐效果而言,哪怕杰出如《阿Q正傳》《駱駝祥子》,都成效不大。究其原因,在于它們對下層人生的深描,或偏于啟蒙視域下的“文化病理學”而不能深入勾勒民眾悲劇人生背后的政治經濟制度之根源,或難以提供切實有力的總體性想象力。但發端于革命的“前三十年”文藝不同。革命以推翻一切統治階級,讓窮苦人都有衣穿、有飯吃為初衷,故其觀察世界的角度與日后的“小資美學”大為不同,它拒絕“以空洞的概念來把握劇烈的歷史運動”[12],對民眾生存問題的把握皆能切中要害。據載,1947年西北野戰軍各團營普遍開展訴苦工作:
一團二營全營大會上,戰士的訴苦,都是全場寂然,半數以上的人泣不成聲。三團一連大會上,爭論剝削關系時,某戰士訴起苦來,訴到賣姐姐、母親自殺的時候,自己大哭了起來,全場也跟著大哭。[13]
全場“大哭”,正因為革命訴苦進入到最卑微者生存處境的深處。“前三十年”文藝承此而下,《暴風驟雨》《紅旗譜》所敘民眾之苦、所求破局之策,都切合下層民眾的情感與利益,深具實踐價值。
第二層是創造人民文化。這既因革命需要破舊立新,也因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創造新的價值認同。試想,如果在底子薄弱的“前三十年”,整個社會仍只相信人性生來自私或“大部分人都是財富和顯貴的欽佩者和崇拜者”[14],那么抗美援朝戰爭、工業體系建設、農田水利建設等就都難以發生。這些之所以成為可能,多與其時人民文化的創造有關。人民文化的靈魂是平等主義。或許有人會問,自由優先不是基本常識么,人民文化何以會以平等為優先呢?這其實是個現實問題,即平等未必優先于自由,但在貧窮的中國,實現平等卻是實現自由的必要條件:下層民眾要獲得生存自由,必須先從平等開始。此即盧梭所言,平等之所以可與自由一起“成為一切立法體系最終目的的全體最大的幸福”,“是因為沒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15],亦皮埃爾·勒魯所堅信的,“現在的社會,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條外,再沒有別的基礎”[16]。那么,怎么理解平等之為自由的必要條件呢?可以當年民眾實際處境為例。譬如,由于苛捐雜稅與陳炯明家族的土地兼并,廣東海豐農民普遍貧窮:
海豐縣召沖鄉有一個地主黎某,對農民異常苛刻,迫農民租,農民乃賣子以還租,該農民并以賣子還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憐,地主笑道:“賣子還租算是一舉兩益,你還清租便是汝的老實,我的田還是繼續給汝耕,此其一;你賣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飯,減了汝一個負擔,此其二!”[17]
顯然,如果貧困至此,自由就無從談起,且必然發生與自由相悖的人身依附問題。《白毛女》所敘述的性剝削在當年華北、淮北鄉村就頗為常見,甚至“抗戰和土改時期的調查均表明,山東不少地方,地主對其佃戶享有初夜權”[18]。若以“消極自由”概念——“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動的領域被別人擠壓至某種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說是被強制的,或者說,是處于奴役狀態的”[19]——來衡量,當年民眾可以說普遍“處于奴役狀態”。在此,中國革命迥異于同時代其他政治思想運動,真心實意地將知識階層以外的下層民眾納入自由的考量范圍。這種多數人的自由要真正廣泛地落地,就必須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必須有相對的經濟平等。對此,自由主義者也有所認識,如霍布豪斯稱:“自由而無平等,名義上好聽,結果卻悲慘可憐。”[20]于是,革命對于自由的追求,就必須優先落地為平等問題,只有通過重建合理的經濟/政治權力秩序、實現相對的經濟/政治之平等,民眾才有可能實現不被支配的真正自由,故“爭取自由的斗爭依然也是爭取平等的斗爭”[21]。
以此而論,中國革命可以說是建立在“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訴求之上的。自由主義聲稱以所有人的自由為追求,但在批評者看來,它實際關心和努力追求的主要是知識階層不受政治干擾的自由,所以就不太關注與這類人群關系不大的平等問題;革命則切切實實地在為多數人的自由而努力,故平等問題就躍升為首要問題。這帶來了新的時代要求:革命若欲抗衡“總是傾向于摧毀平等的”“事物的力量”[22]并為爭取平等新秩序而開展武裝反抗,則須先在文化上使平等成為社會共識,以平等主義為靈魂的人民文化由此成為革命實踐的必然要求。那么,“前三十年”文藝是如何建構平等觀念的呢?
這表現在,它強烈地、持續不懈地挑戰那些“從來如此”的等級觀念。這些觀念以財富地位為底層邏輯,“財富和地位經常得到應該只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那種尊敬和欽佩;而那種只宜對罪惡和愚蠢表示的輕視,卻經常極不恰當地落到貧困和軟弱頭上”[23]。在此方面,“前三十年”文藝用力最深。當然,這也是基于新中國的社會秩序重構。1949年后,“富人和大人物”大幅喪失過往資源優勢與聲譽地位,而在新政府推動社會平等的多重努力下,新的社會分化也受到抑制。其時文藝借助善善惡惡之法將“富人和大人物”置放于民間倫理對立者的位置,使之整體喪失倫理合法性。同時,以平等視角呈現革命新精英(縣鄉干部):他們多出身下層,勤勉篤實,都近于“人民的勤務員”。至于“勞心者”,也與“勞力者”界限模糊,出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工農群眾知識化的嶄新景象。可以說,“前三十年”文藝有意識地抑制了權力、財富和知識的現實影響力,拒絕將之作為階層、地位的區分標準。
由此,新的平等觀念在文藝中正式生成,并反過來促進現實的平等實踐。“前三十年”借此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平等的新社會,其他不同以往的新觀念也順勢生發。譬如,“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之間相互的愛、犧牲與奉獻,“不拋棄、不放棄”之嶄新精神,事關集體/國家的勞動熱情等。如此種種賦予了“前三十年”文藝深沉的人民性品質。
第三層是形塑人民主體。中國古代文學缺乏人民主體,其多數文本疏于考量民眾的利益、情感。“五四”文學對卑微者雖多有關注,但出于啟蒙話語的結構性設置,民眾在其中不乏被觀看的“文化病理標本”的成分,“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24],而革命文藝開啟了人民主體的形塑之路。何以如此?首先,以平等求自由的現實斗爭,需要成千上萬人“以身飼虎”。在此情形下,僅是訴“苦”必然力有不逮,還須以正面人物凝聚人心、召喚讀者的共情甚至參與。其次,爭取民眾作為實踐主體與利益主體的權利,也不止于穿衣吃飯,還包含有關“人”的總體性構想。這同樣需要通過恰當的人物形象展示。由此,梁生寶、林道靜、江姐、吳瓊花、李雙雙等人民主體形象相繼涌現,并極一時之盛。
那么,如何形塑人民主體?人民并非天然生成之物,而是需要從多有自私、慕強心理的大眾中“提煉”出來。這涉及兩層。其一,人民主體須是歷史的人,“代表了當時一定的思想。他們行動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里,而是從那把他們浮在上面的歷史潮流里汲取來的”[25],由此,經提煉而來的平等、愛與犧牲等新道德即與無產階級本質深度嵌合,使其成為總體性歷史中“新式的好人”。此即《創業史》所言:“自從他(梁生寶——引者注)參加了一個強大的、有光榮斗爭歷史的偉大政黨以后,他早就開始學做新式的好人了!生命有什么價值呢?要是不給世上辦幾樣好事,光光吃了許多糧食,穿了許多布匹,真是枉活一輩子!”[26]顯然,這種“新式的好人”是在“過大日子”(共同富裕)的歷史想象中才成其為“新”的。其二,人民主體還須是歷史創造者,其一舉一動都是在創造“群”(階級、民族等)的歷史,哪怕她只是《黨費》中的婦女,也“沒有人會把她當作一個個別的農村婦女,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從這位老媽媽身上體會到一種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27]。由此,人民主體即與新文學中“狂人”“零余者”等小資主體判然有別。后者是“從舊世界的象征秩序中脫落的個人”,人民主體則與“群”“是彼此界定并互相生產的,它們之間在目標與利益上都不存在必然的、根本的沖突,而是可以融貫合一的”[28]。
人民的立場、人民文化、人民主體,以上三層是人民性最為緊要之處。它們的獨特與殊異,使“前三十年”文藝注定要“在它的結構和表達方式中”表達“一種與政治經濟學文本包含的世界觀不同的生命感受”[29],如對生而不平等的拒絕接受,對公平與正義永久的憧憬。可以說,盡管通向“人民當家作主”的現實道路充滿曲折,但“前三十年”文藝仍逆勢創造了新的主流文化:它藐視財富與權力的絕對權威,以民眾為歷史主體,贊美勞動,推重集體主義,銘記犧牲。如此文化,今天評價或有分歧,但在艱難年代,通過飽滿、動人的人物和故事,的確曾經滋養億萬普通民眾的靈魂。
二、“后三十年”:人民性的調整與挫折
進入“前三十年”后期,人民文藝面臨調整的難題。因為激進政治的驅動,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人民”資格,部分生活面向被認為不宜敘述,而所謂“平等不僅可以貫徹自由,而且還能毀滅自由”[30]的悖論也日益凸顯。“前三十年”文藝逐漸對新中國出現的“各種類別的公民”以及“不同的待遇和權利”[31]和“結構性的城鄉矛盾以及它造成的情感糾葛,尤其是那些鄉村青年們心中合理的抱負,胸中難以平復的委屈,以及集體召喚與個人欲望之間的撕扯”,都“無法有效應對和處理”[32]。“人民”概念本身也因真實存在經驗的不斷流失而日益抽象化。如此種種,極大地限制了“前三十年”文藝的深度。所幸,1978年以后,黨和國家吸取教訓,積極調整“文藝為政治服務”等舊有方針,給文學提供了相對寬松的表達空間。不過,由于調整幅度較大,認為前后兩個“三十年”業已斷裂的觀點一度盛行,不少人甚至認為人民文藝已落下帷幕,“在文學圈(不是大會上)如果有誰談理想、承擔和責任等,肯定會惹人嘲笑的,連‘人民’這個詞都很少有人愿意甚至羞于提及了”[33]。應該說,如果僅從“后三十年”看,斷裂的確有之,但若從“新三十年”反觀,連續才是更為內在的事實:“后三十年”市場經濟改革承計劃經濟而來,只是中國式現代化內部的自我調節,“后三十年”文學變革同樣承“前三十年”而來,也屬人民文藝內部的自我調節。當然,其自我調節堪稱復雜,可從兩個層面言之。
第一個自我調節層面是人民性的韌性與調整。以“斷裂”眼光觀之,“后三十年”文藝與“前三十年”可謂恍如隔世,如《創業史》等執著以求的集體化事業終告結束。然而,這就不免把“人民性”本質化了。其實,人民性以民眾利益為基準,與具體政策并不存在機械綁定關系。從支持集體化到支持包產到戶并無實質斷裂,因為它們都符合其時其地的民眾利益。就此而言,“后三十年”文藝在人民的立場上仍顯示了強烈延續性。這表現為兩點。一是就呈現民眾“隱藏的歷史”而言,“后三十年”之《黃河東流去》《黑駿馬》《平凡的世界》《活著》《馬橋詞典》《盲井》《推拿》《無碑》《鋼的琴》等作,仍以最卑微者為絕對中心。這些優秀作品對于鄉村少年的無望掙扎、小鎮青年的迷茫無向、工人階級的黃昏等普通人生存處境的深描,彌足珍貴。而且,其所描繪的“最卑微者”范圍也實質性擴大:曾經命運多舛的知識分子、良紳、愛國企業家,也在《第二次握手》《人到中年》《洗澡》《白鹿原》《大宅門》《第九個是寡婦》《闖關東》《南渡記》《生死疲勞》等作中被照亮。二是就呈現“隱藏的歷史”之深層機制而言,“后三十年”文藝更深得其妙。此處之“妙”,指馬克思主義“現實的人”的洞察力。費爾巴哈曾將“理性、愛、意志力”定義為人的“完善性”與“人的絕對本質”[34],但馬克思認為這是“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35]。由此,馬克思主義“把‘現實的人’當做新哲學體系的邏輯起點,他們從現實的社會存在,尤其是從經濟現實出發,理解具體的人,揭示‘現實的歷史’”[36]。“后三十年”文藝承續此種眼光。《人生》《白狗秋千架》《新兵連》《尋根團》等作繞開了“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深入高加林等個體所在的“一切社會關系”[37](尤其經濟關系),從而也深入了萬千青年的靈魂。當然,與此前不同,“后三十年”文藝不再追求提供破局之策。不過,持久地看見也是人民性之體現。
比較起來,“后三十年”文藝在人民文化創制方面有更多揚棄與重構。一是斗爭意識的揚棄。“前三十年”文藝的斗爭意識,源于爭取平等的現實實踐,是漫長武裝抗爭的精神遺產。進入“后三十年”后,“人民”概念幾乎囊括所有人群,非黑即白的斗爭意識失去現實基礎,文藝轉而以“普遍人性”為基礎“愈合歷史傷痕、謀求階級和解”[38](如《喬廠長上任記》《內當家》等)。二是重鑄集體。在“前三十年”文藝中,集體一直是意義來源,但激進政治的傷害、人民公社的消失、國營工廠的大規模改制,都對文藝提出了重鑄集體的要求。重鑄之途徑主要是沉潛到下層民眾之中,以其日常情感中的美與善為民族/國家等共同體重筑根基,或直接以情感共同體取代曾經的政治共同體。前者如《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其間“祖國”的意義并不基于政治,而是下沉到民眾本身,通過許靈均在“與牧民們的共同勞動中結下的深厚情誼”[39],重新為政治共同體賦魅。后者則如《黑駿馬》《黃河東流去》《平凡的世界》,將人民文化與普通人“生活世界”關聯起來,“以友愛和同情的政治學提升并化解現實的苦難,從而為掙扎在底層的人們指出一條精神的‘上出’之路”,并重新“彌合‘總體’與‘個人’或‘政治’與‘文學’脫節”[40],最終創建新的情感共同體。這是當代文學在新時期發生的“靜悄悄的革命”。三是平等主義的深化。出于對“多數人的自由”的追求,“前三十年”文藝對不平等尤為關注,但在“后三十年”,平等主義從政治層面析離出來,轉而沉淀為等貴賤、齊階級之平等意識。這在《馬橋詞典》《活著》《富萍》《推拿》《額爾古納河右岸》《一句頂一萬句》等小說中,構成了萬千生命敞開的前提,作家不再視受教育程度低者為愚昧、視富貴者為不仁、視窮人為無能。這種珍貴的平等生命觀深刻地提升了當代文學的品質。
人民主體也發生重塑。出現在《今夜有暴風雪》《高山下的花環》《黃河東流去》及諸“改革小說”中的主人公,仍具有善良、忍耐、犧牲等優秀傳統品質,但已揚棄此前的斗爭意識,其所置身的革命總體性被改革開放總體性置換。在《高山下的花環》中,革命總體性敘述被貶為“唱高調”,“看來,我的搭檔們都不是‘唱高調’的人。這,還算是對我的心思”[41]。代之而起的是改革開放總體性敘述:批判“文化大革命”,重建延安傳統。而且,個人進入歷史的方式也發生轉換。林道靜、梁生寶等進入歷史的方式在于階級意識被喚醒,但許靈均、趙蒙生等則通過日常“情”“義”進入復數的“人民”的歷史。經過如此重塑,人民主體無疑更擁有自身的人情物理。
以上人民主體、人民文化、人民的立場的承續與權變,是人民性在兩個“三十年”之間傳遞的有力見證。其中,人民的立場最為持續,使人民文藝作為嶄新而異質的新傳統穩定下來。它意味著,中國文學永不可能重返“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的古老時代,今后文學也只會在人民文藝的航道中浩蕩向前。當然,如此賡續主要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后則有淡薄之勢(主旋律影視等例外)。何以如此,這就涉及人民文藝在當時所面臨的挑戰。
第二個自我調節層面是人民性的挑戰與頓挫。在“后三十年”,人民性面對的挑戰可謂內外并至。外部挑戰主要源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干部選拔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這改變了普通民眾的上升通道。以農民為例,此前可通過基層提拔、上大學、參軍提干實現向上流動。經此改革,則僅余高考這一“獨木橋”,但能過這“橋”者百中無一。故到90年代以后,隨著單干效應耗盡,土地難以持續提供發展所需,數以億計的農民開始外出務工。據統計,2004年“外出就業農民工約1.2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的24%左右。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2004年全國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42]。隨著革命總體性的逝去,社會學開始以“底層”命名這些曾經的“國家主人公”,并呈現他們遭受剝奪的現實:
(他們——引者注)所受到的剝奪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比如,農民工在城市里受到壓低工資的雇主的剝奪;然而,剝奪并沒有就此打住,由于過度勞累,他的勞動透支、留下殘疾;這樣,到了他年齡較大,無法勝任工作時,雇主就將他解雇,于是,他由于沒有醫療、養老保障,而在社會上再次受到剝奪。[43]
當然,“底層”還包括那些留守農民以及國營工廠改制中出現的下崗工人。到新世紀,“勞動者”逐漸淪為與總體性歷史脫嵌的孤立的“勞動力”,“勞動美學的光暈”也消散殆盡。如此變局,對人民主體形塑構成直接挑戰。這不難理解:在農村青年有機會得到提拔的背景下,梁生寶以中國農村之未來為自己之未來并無不妥,但當農民淪為底層甚至自認“自己是農村人,是低人一等”[44]時,文學再要塑造人民主體就不免與讀者的現實認知脫節。故新世紀初出現的大量“底層寫作”,其作者當然深存“人民的立場”,但其中走向末途的下崗工人、農民工等形象,都已與人民主體相去較遠。與此相應,人民公社與國營工廠的相繼消逝,也使曾經的“集體”不復存在,底層寫作既無意也難以再像《平凡的世界》那樣重鑄情感共同體,生存因此只能呈現為原生態的殘酷。
還有來自內部的精英主義回流的挑戰。20世紀90年代以后,“社會重新分層,利益要求與權力要求也開始分散化”,80年代的“社會同盟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45]。其中最為矚目者,是“新富人”階層的強勢崛起及其與部分知識精英的結盟。這種新精英主義“反對平民立場”,“要求把一切優勢地位都盡可能轉化為經濟優勢,轉化為對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源的排他性占有”,“主張促進社會分化、擴大階層鴻溝、強化優勢地位”[46]。如此精英主義回流對文藝的人民性形成直接挑戰。首先,它挑戰人民主體。20世紀80年代“謀求階級和解”,知識分子及更多“富人和大人物”都被接納為人民,但部分精英未必愿意屈居人民之中。實則從《波動》《晚霞消失的時候》開始,知識分子就有意通過優雅、教養將自身從人民中區隔出來,“寫作者選擇了舊貴族,并以此作為文明的代表或象征”[47]。而在“重返‘五四’”式的寫作(如《桑樹坪紀事》《老旦是一棵樹》等)中,底層民眾則被塑造為卑微、扭曲、愚昧的形象。這類精英化的“文明與愚昧的沖突”的故事,都在封閉底層社會的內部視野,并侵蝕人民主體,“一旦底層社會被納入野蠻/愚昧的范疇,‘人民’事實上也需要重新改寫,或者,干脆消失”[48]。進入新世紀后,社會分化加速,部分出身世家大族的作家(如張煒、李銳、葉廣芩、葛亮等)開始追懷父祖的悲情歷史與榮光,部分網絡寫手則“在對‘霸道總裁’形象的塑造過程中更多的是模仿并想象‘上等階層’的生活理念,即一種‘成功人士’的邏輯”[49]。其中部分作家未必遺忘底層,“而是關注底層命運的同時無意識地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底層”[50],如張煒、李銳小說中小人物多忠誠于等級秩序,視不平等為天經地義,甚至以“我是老爺的人,要伺候你一輩子”[51]作為自己做人的榮耀。作家讓這些人物深秉“奴隸的道德”,與平等主義背道而馳,客觀上解構了人民主體。其次,它挑戰人民文化。革命“最艱巨的任務”之一是確立人民文化主導權,以“徹底抵御舊權力關系改頭換面的復辟,避免社會重新以血緣、出身和權力占有再度產生出一個似新實舊的權力場”[52],但精英主義召喚的多是“似新實舊”的權力關系。它們策略性地回避復雜甚至暗黑的政治經濟博弈,將長期搏擊于黑白兩道的商界人物“提純”為內重道德修煉、外重社會禮治的“精神貴族”(如《舊址》《銀城故事》)。這種對于“奴隸的道德”與等級文化的眷戀,與以平等、勞動等為指歸的人民文化存在難以彌合的裂隙。
當然,精英主義回流并不完全以“制造貴族”為歸宿,更多寫作走向了日常生活美學。這類寫作以拒絕宏大敘事為名,將目光收縮至自身方寸世界,以“顯微”方式呈現身邊日常生活,實為比較典型的中產階級寫作。它當然具有底線意義上的“人民性”,但究其根本,還是“拒絕對實際的歷史關系進行批判性思考,拒絕從當今世界的變化中理解自己的社會”[53],如此則難以形成“現實的人”的洞察力,進而實質上疏離人民主體、人民文化。
內外并至的挑戰導致人民文藝在“后三十年”出現明顯頓挫。不過,頓挫未必導致斷裂。畢竟,“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仍然是民眾對美好社會的理想”[54],《平凡的世界》《活著》等優秀長篇的歷久彌新即是證明。以此而論,此時期文學其實充滿內在博弈,人民文藝能否在其中節制精英文化回流并保持主流位置,最終還取決于“新三十年”出現的國家介入這一關鍵變量。
三、“新三十年”:再度召喚人民文藝
“新三十年”遭遇了更新的難題——資本的崛起。在當代中國,資本崛起是晚近之事,其代表人物最初多以改革企業家形象成為時代偶像。但馬克思對資本的界定——“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55]——在最近十年日益引起青年的深思。實際上,由于資本的崛起,當前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資本的邏輯向政治、文化領域全面滲透,出現了各種觸目驚心的亂象”[56]。這在受資本引導的網絡文藝上表現最明顯。一方面,網絡文藝受惠于新媒體賦予大眾的權力,擁有讀寫群體的主體間性優勢,更符合當代青少年“以自我為判斷標準”“注重個人感受”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價值觀”[57];另一方面,以青少年的自我感受為標準,也可能出現某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偏缺,其算法邏輯有意順從多數人的本能欲望,唯權力、金錢之馬首是瞻,“編導全身心地歌頌有錢人”[58],“許多網絡作品信奉叢林法則”,“強者擁有世界、伸張正義”[59]。于是,有權有勢者在其中成為時代英雄,勞動者再次被驅逐到視線之外,甚至,有權有勢者道德、顏值俱佳,無權無勢者連顏值與道德也一并喪失。如此局面,勢必導致人民主體、人民文化的危機。
這類資本引導的文藝的確能貼合當代青少年的真實感受,但其對財富、權勢的崇拜,也引人深思。其中,“將財富與權勢作為尊嚴的根據與標志”,“其消極影響遠遠超過積極影響”,因為“財富與權勢的獲得與人的德性和創造能力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關聯”,“這種尊嚴觀脫離人的德性與創造性的內在價值,使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喪失尊嚴感”[60]。顯然,如此資本邏輯的確可以“誘騙不知底細、不諳世事的年輕人”“靠一個和自身無關、其實也是與任何現實無關的‘上層’想象來使自己免于絕望”[61],但肯定無法如當年人民文藝那樣給無數普通人提供“包扎性”的精神滋養。
可以說,資本崛起以及精英主義回流,都是進入“新三十年”必須面臨并妥善解決的挑戰。解決得好,人民文藝將會在曲折中繼續前行;解決得不好,人民文藝或將畫上句號。所幸,隨著新時代到來,黨和國家對于文藝工作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62]這一指示,是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重新召喚人民文藝,文學也被希望“重新恢復‘大多數’的正義性,恢復‘大多數’作為人口學意義上的‘多數’的意義”[63]。在此情形下,“新三十年”文藝必須積極引導資本邏輯和精英主義。目前來看,黨和國家對此已進行有效的制度性引導,如“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落實、茅盾文學獎評獎導向的調整等。那么,在此制度引導之下,“新三十年”文藝已展示出怎樣的趨勢呢?看見隱藏的歷史仍是其一,但另外三層新趨勢更令人期待。
一是反思知識分子邏輯。人民文藝的突出傾向在于“朝向弱者、被壓迫者、被剝奪者,賦予苦難以倫理和道德的高度,相信被壓迫者同時是有美德的,相信生產者、勞動者是世界的創造者”[64],但精英主義回流事實上在解構這一立場。對此,“新三十年”文藝予以了有效反思。一方面,繼續將知識精英安置在歷史主體位置上,如《功勛》所敘袁隆平、于敏、黃旭華、屠呦呦等科學家,《覺醒年代》所敘李大釗、陳獨秀等思想者,都因被賦予愛、堅忍與犧牲等革命道德而深具感召力;另一方面,反思精英主義居高臨下的批判視角,重新召喚“群眾路線”,堅信“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65]。在電視劇《希望的大地》中,經濟學教授吳文淵主動到親家八級工人馬守民那里去,稱贊對方是全國勞動模范;在《山海情》中,曾經的下鄉知青白老師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西海固,水土保護專家凌一農也帶領團隊幫助農民種植蘑菇、建立銷售網絡。這種人物塑造,與“社會主義新人”敘述一脈相承,指明了知識精英應該走的非精英道路:在群眾之中,“不拋棄、不放棄”,與之同呼吸、共命運。這不再是啟蒙者/庸眾之關系,更非“主仆”關系,而是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追求的以平等為基礎的同胞關系。如此精英/群眾之辯證關系,堪稱人民文化的珍貴遺產,而“新三十年”使之再度煥發神采。的確,即使在今天,平等亦非普遍現實,但作家從來不是現實的機械的奴隸,“他們是能為獲得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提供嶄新計劃的人”[66],可以超越現實、構想現實。
二是引導資本邏輯。新興資本對于當代中國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但資本邏輯也對國家治理構成挑戰,“21世紀中國最大的危機就是資本原教旨主義走上神壇,獲得支配其他領域的最高優先性”[67]。當前黨和國家面臨的重要考驗,即學會如何引導資本,要“保留不按照資本邏輯運作的領域,讓資本的邏輯嵌入社會的邏輯,而不是讓社會的邏輯嵌入資本的邏輯,建設人民體制”[68]。置諸文藝領域,情形亦然,“新三十年”文藝對資本邏輯的引導已漸趨明朗。首先是以民族復興充實個人主義故事。譬如,長篇小說《大江東去》所敘宋運輝等人的拼搏故事生氣勃勃,但實皆“以實力實現野心”[69]的資本主義的個人故事,其中,宋運輝雖系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但他心的內核很小,只藏著有限幾個人”[70],這與心系天下的人民主體判然有別。然而,電視劇《大江大河》改編時將所有這些個人故事都置入百年民族復興的脈絡中,完成了市場“野心”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重新歸置。其次是稀釋等級文化。成功是資本邏輯終極的價值,對于成功的夸飾則構成資本故事的文化底色,如郭敬明小說熱衷于“搜集名牌奢侈品,字里行間充滿名牌時裝、化妝品、首飾、名車和豪宅”[71]。而且,與知識階層“制造貴族”時突出文化區隔不同,成功敘事極度突出財富、權勢以及門第優越感。這類作品的流行,契合了近五十年來中國人奮斗向上的整體氣象,但適當引入多元主義價值觀、承認平凡人生的豐盈與美好,仍是“新三十年”文藝應當留意之處。譬如,小說《大江東去》原本極重視門第,即便優秀如宋運輝也被認為“一看就是從下面奮斗上來的小戶人家出身”[72],對于世家的描寫則深不可測,電視劇《大江大河》的改編則大大淡化了這種門第之感,著意強調了其平民史詩的特征。當然,如此調整并不意味著行政干涉,而更多是通過主流機制的無聲引導。
三是再造人民文藝。對資本邏輯、知識邏輯的積極引導,并不意味著“新三十年”文藝會重返“前三十年”。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73],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主要是以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為導向”[74]。“新三十年”文藝不再簡單地選擇底層或精英立場,而是以共同富裕為據,在兩個向度上召喚并再造人民文藝。
第一個向度是以“物質的共同富裕”鑄造新的社會想象力。“新三十年”中國面對的難題之一,是社會的分化與斷裂,“先富”群體缺乏興趣帶動“后富”。譬如,小說《大江東去》中宋運輝、楊巡“野心”勃勃,但極少考慮如何“不拋棄”不幸者,退伍回鄉的雷東寶最初非常關心鄉親,但后來也忙于化公為私,逐步稀釋了鎮里和村里的股份。在《大山的女兒》中,“先富”的韋平力、蒙昌龍也拒絕帶動貧困戶。不過,電視劇《大江大河》對小說予以翻轉:劇中雷東寶與小說判若兩人,他明確反對將企業承包,并提出那些“老弱病殘沒人管”的問題,處處將集體與村民利益放在首位。《大山的女兒》則以合作社模式提供了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新路徑。在這部鮮活、生猛而“人情物理”充分的電視劇中,駐村書記黃文秀推出的煙葉、砂糖橘等合作社,與《創業史》之農業社大為不同:它不依靠帶頭人(如梁生寶)的無私奉獻,而是承認所有與社員的市場主體地位,讓貧困戶、致富帶頭人都從中獲利(甚至駐村干部也有優先提拔的機會)。這樣的共贏機制為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提供了可持續的條件。
第二個向度是以“精神的共同富裕”重建人民文化。“后三十年”市場改革,催生了“經濟人”個人主義,成功人士廣受尊崇,成功學更大面積地主導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挫折越多,不能實現階層流動,休閑閱讀中就越追求升級的成功幻覺,就越發祈求‘代入性沉浸’的道德同情”[75]。然而,這只會讓無數普通人最終收獲挫敗感與被剝奪感。這可謂“精神領域的貧富分化”。這意味著,不愿被“小資美學”所囿限的當代文學必須創造可以與“成功”相抗衡的文化。《人世間》由此激活“前三十年”的平等主義,以生命意義上的平等觀照亮各個飽滿而意義充盈的生命。“光字片的兒女們”不因成功或失敗而呈現價值,而因其奮斗、包容與愛成就各自的美好。《大山的女兒》則喚醒并支持了窮人的尊嚴,同時也以潤物無聲的方式,讓富人在幫助貧困戶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個人主義的限度,并體驗到更為廣闊、豐盈的人生。此即論者倡議的,“努力營造對具有社會責任感、使命感,愿意回報社會、服務他人的人與行為賦予社會尊重、推崇的風氣,鼓勵越來越多的先富人群培育‘利他’型人格”[76]。這些作品不崇拜財富、地位,堅持以自尊、自立、利他打造普遍性的價值體系,發掘普通人的生命光澤,同時并不排斥成功人士,而是力求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幼,建立以平等、互助、友愛為特征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令人欣喜的人民文化的回歸與提升。曾有研究者斷言,“整合當代中國‘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這種分裂的小說,將是劃時代的巨著,那樣的作品尚未出現,在今天的我們所能想象到的范圍之外”[77],也許,如此人民文藝的再造即是劃時代的預兆。
可以說,再造人民文藝、引導資本邏輯、反思知識分子敘述,是“新三十年”文藝的切實努力。未來人民文藝是繼續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還是作為“‘殘余文化’需要被重新‘收編’入新的文學史序列”[78],還有賴于國家、文藝工作者和無數青年的共同努力。但不論結果如何,從人民文藝在三個“三十年”前后相續的歷程看,它雖多經曲折,但在人民主體、人民文化、人民的立場等方面并未徹底斷裂,而是保持了基本的歷史連續性。它始終內在于社會主義實踐,后者“是有自己的烏托邦(理想)的,它向世人莊嚴承諾,要實現比以資本為基礎和以牟利為動機的社會更公正的經濟-社會-文化秩序”[79],這種高尚的品質使人民文藝成為兩千余年中國文學史中另類而珍貴的傳統:它逾出精英主義的古老軌道,奉行平等主義,關注廣大的“不可見”的人生,抗衡以權力、金錢、知識乃至顏值為正義的敘事邏輯,創造了與百年中國歷史相激蕩的人民主體與人民文化,也永久地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方向和品質。
注釋:
[1] 李楊、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寫作及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2] 張維為:《建構中國話語——“中國話語叢書”總序》,范勇鵬:《從公司到國家:美國制度困局的歷史解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3] 王毅:《回望、守望及展望:建國后百年中國夢之三個三十年》,中國網2016年12月31日。
[4] 王紹光:《序一 橫空過雨千峰出》,鄢一龍等:《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頁。
[5] 祝東力:《反傳統、革命與文化共同體的重建》,《文化縱橫》2015年第6期。
[6] 張叢皞:《“人民性”與新世紀中國文學》,《東北師大學報》2018年第4期。
[7]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8]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1頁。
[9] 蔡翔、羅崗、毛尖等:《重返“人民文藝”:研究路徑與問題意識——新中國文藝七十周年暨張煉紅、朱羽新書研討會》,《南方文壇》2020年第4期。
[10] 恩格斯:《德國的民間故事書》,米海伊爾·里夫希茨編:《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4卷,曹葆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411頁。
[11][26]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頁,第433頁。
[12][77] 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3期。
[13] 《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旅政治部關于九天階級教育主要經驗初步研討(1947年12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式整軍運動》,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
[14][23] 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蔣自強、欽北愚、朱鐘棣、沈凱璋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73頁,第72頁。
[15][22]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69頁,第70頁。
[16] 皮埃爾·勒魯:《論平等》,王允道譯,肖厚德校,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5頁。
[17]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合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1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頁。
[18]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08頁。
[19] 以賽亞·伯林:《自由論》,胡傳勝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頁。
[20][21]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3頁,第14頁。
[24] 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6頁。
[2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給斐迪南·拉薩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1卷,曹葆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8頁。
[27] 楊揚:《什么是中國“當代文學”——對一個文學史問題的回答》,《揚子江評論》2008年第4期。
[28] 倪偉:《人民主體性的重建與當前文學之責任》,《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3期。
[29] 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丁曉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30] 喬·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頁。
[31] 李靜君、馬克·塞爾登著,張慶紅譯:《中國持久的不平等:革命的遺留問題與改革的陷阱(上)》,《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9期。
[32] 劉復生:《經與權:“人民文藝”的曲折與轉進》,《南方文壇》2024年第6期。
[33] 劉繼明:《“分裂”與“失神”》,《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年第1期。
[34] 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榮震華、王太慶、劉磊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8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
[36] 徐斌:《馬克思關于“現實的人”的思想及其當代意義》,《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3年第1期。
[37]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
[38] 黃平:《“共同美”、大和解與新差別——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文藝研究》2016年第12期。
[39] 薛啟亮:《〈牧馬人〉“情深”“義重”》,《電影評介》1982年第3期。
[40][78] 楊輝:《總體性與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
[41]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
[42] 李培林、李煒:《農民工在中國轉型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態度》,《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3期。
[43][44] 李強:《社會學的“剝奪”理論與我國農民工問題》,《學術界》2004年第4期。
[45][47][48] 蔡翔:《1980年代:小說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第369頁,第39頁,第39頁。
[46][50] 劉旭:《底層與精英主義討論》,《中文自學指導》2005年第2期。
[49] 李超:《“霸道總裁”形象:當代大眾文化中“上等階層”的想象》,《天府新論》2017年第3期。
[51] 張煒:《家族》,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頁。
[52] 盧燕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人民文化權力的興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6期。
[53] 汪暉:《導論》,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7頁。
[54][79] 黃平、姚洋、韓毓海:《我們的時代:現實中國從哪里來,向哪里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第410頁。
[55]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頁。
[56][68] 鄢一龍:《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三十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第133頁。
[57][59] 許苗苗:《成為歷史的現場:網絡文學淵源、流變與拓展》,海峽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204頁,第146頁。
[58] 毛尖:《凜冬將至:電視劇筆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108頁。
[60] 劉睿:《論人的尊嚴》,《科學社會主義》2012年第5期。
[61] 呂新雨:《青春斷代史:從〈人生〉到〈小時代〉》,《電影藝術》2015年第5期。
[62]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63] 李云雷等:《我們的時代及其文學表現——與著名作家座談》,《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年第1期。
[64] 戴錦華:《文化反抗運動與人類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年第3期。
[65]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4頁。
[66] 理查德·羅蒂:《后哲學文化》,黃勇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
[67] 鄢一龍等:《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第179頁。
[69][70][72] 阿耐:《大江東去》,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頁,第54頁,第1012頁。
[71] 肖熹、李洋:《〈小時代〉:倒錯性幼稚病與奶嘴電影》,《電影藝術》2013年第5期。
[73]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2頁。
[74] 姚洋:《社會平等與新中國60年經濟增長》,史正富主編:《30年與6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
[75] 房偉:《修仙·交易人格·成功學——〈凡人修仙傳〉的網生性隱喻景觀》,《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2期。
[76] 郝玉賓:《共同富裕要解決先富帶后富“如何帶”問題》,《社會主義論壇》2022年第8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批準號:21&ZD259)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