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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昨天”而存在的人及其“窄門”——麥家《人生海海》《人間信》的寫作發生學
來源:《南方文壇》 | 張學昕 袁夢昕  2026年10月25日21:19

是否可以說,麥家是一位活在過去的人?他甚至形容自己就像一只“驚弓之鳥”,始終在與命運不安地相處。我相信,這一點直接關乎他的審美方式,影響其倫理情感形態特征。他似乎對現實保持著格外的警惕和距離,這又使得他易于對現實生活和社會產生深刻的洞察力。而這種不安,正來自“昨天”。“昨天”可謂是麥家現實的記憶與故鄉,是敘事的“發生地”與“回返地”,更是一種獨特的自我認同和文學倫理,也是《人生海海》《人間信》寫作發生的精神性內核。在這里,為“昨天”而存在的人是對小說人物的命名,也是麥家作為寫作者的主體性精神姿態。我認為,一個作家就是應該通過文學虛構激活沉默的存在,創造出真正的自己或自我。張承志有言:“別人創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創造的是一個作家。”在這個意義上,《人生海海》《人間信》便是麥家為創造真正的自己而寫就的。“昨天”的時間倫理,讓生命被“過去”和“未來”的幽靈所糾葛,在這種情況下,麥家作為寫作者的自我救贖便是用虛構的“刀尖”刺破和解密“昨天”的生命、人性之謎,用寫作穿越命運的“窄門”。最終,麥家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在“人生”“人間”中的發酵生成出的創造,在狷潔明凈、謹言修竹的文字中,鑄造成他自己——一個為“昨天”而存在的存在,并逐漸形成那種想象著“窄門”的真誠的、倔強的文學人格。

01

當寫作者選擇一條道路時,往往意識不到那可能只是一個路口。因為選擇的本質不是挑選未來,而是決定其必將承受的遺憾。“道路”是確定性與慣性,“路口”則是可能性與取舍。在“路口”的瞬間,是主體的神啟時刻。只有經過一個又一個路口,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我們觀察麥家的寫作之旅,可以發現,“道路”與“路口”已然成為麥家文學敘事的辯證法。沒有任何陰陽八卦,麥家的敏感、偏執和痛苦,讓他選擇的路口成為道路,并延展到文學敘事的未來。

要知道,不是所有寫作者都能直面“寫作”本身巨大的吞噬力量。麥家曾形容,自己在父親驟然離世后成為一輛因急剎而翻掉的車,他反而慶幸這種“報廢”,并拒絕維修。他無法提筆寫作,只能用“巴托比癥候”安慰自己。現在回過頭看,“巴托比癥候”式的“我寧愿不”選擇,其實貫穿著麥家寫作的每一個“路口”。無論是曾經對純文學的夢想,對諜戰題材的糾結,還是對故鄉和記憶的挖掘,抑或放下名利的誘惑毅然向著最初的自己靠近,麥家的寫作一直是心靈狀態的外化,是穿過“窄門”的自我博弈。我們知道,原生家庭的陰影始終困擾著麥家。童年的經歷塑造了那個卑微羞愧的少年,而那個少年,則始終站在時光深處左右著麥家的寫作。這讓我們想起博爾赫斯,想起老年的博爾赫斯與年輕的博爾赫斯的隔空對話,他們那種幾近“莊生夢蝶”式的、具有東方智慧的神遇,簡潔而浩瀚的神韻妙語,一吞半吐,道盡了人生與命運的神秘玄門。無疑,麥家想通過《人生海海》和《人間信》的寫作解決一些自己和過往的故事,他通過這兩部小說的寫作返回了自己的“昨天”,從“我寧愿不”的暫時逃逸中拯救作為寫作者的自己,拯救那個還未名為麥家的雙家村少年。

不妨說,《人生海海》《人間信》的羅曼蒂克發生史,源于“昨天”的羞恥感。羞恥感讓寫作成為一種“示弱”。那些來自記憶深處的“傷感”,被虛構賦予命運的結構之中,會在寫作中產生巨大的“不忍”。少年時期,麥家將交流的欲望放逐于日記,后來,在宿命的指引下,日記變奏為文學寫作。而根植于生命的文學敘事,必然攜帶作家本人的靈魂氣息。無疑,麥家對自我經驗的點石成金具有強烈的自傳性。曾經,麥家試圖躲避故鄉的召喚,他說:“我有意識地想斬斷過去,而閱讀和思考有意無意地驅使我回到了故鄉,故鄉的影子就在我的停頓過程當中慢慢凸顯出來。或者說,我回到了過去的過去,最初的過去,上校的故事就在那兒等著我。”明顯的,命運的推背感總會牽引一個真誠的寫作者回到虛構之“心”第一次劇烈跳動的地方,開啟對人間煙火的忘情詠嘆。事實上,《人生海海》之前的一系列短篇,如《日本佬》《畜生》《漢泉耶穌》等的寫作已經涉及故鄉和往事的記憶,可見,“昨天”就像一個甜蜜而憂傷的誘惑,早已令麥家無法擺脫。到了《人間信》,麥家直言:“這部小說意在說出我的羞恥感,說出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忘記。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被羞辱的經歷和感受,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本能。”在一定意義上,羞恥感的本質是對自我的攻擊,對麥家而言,這種羞恥感是寫作發生的本能,也是一種需要不斷躲避,又會不斷遭遇的心靈業障。與羞恥感相伴的強烈痛感,讓麥家的鄉愁成為一種面向自我的“鄉痛”,從中浮現的是令寫作者愈發深刻的心靈成長史。而當羞恥和疼痛從“心靈”的異動中升起,成為一種形而上的生命體悟時,記憶和故鄉就成為寫作的精神原點,成為一份雋永而刻骨銘心的“昨天”。

毋庸置疑,麥家小說有一種獨特的、但很難用一個精準的概念去描述的“偏執”氣質。在這里,之所以選擇用為“昨天”而存在的人來命名,就是想從麥家作為寫作主體的心理和精神姿態出發,深度沉浸文本肌理,將那些“難以名狀”的東西展開。在“昨天”中,隱藏了麥家的內心創傷與個體生命之謎、演繹著小說人物與作家的雙重自我。當然,麥家對“昨天”的執著,并非沉溺于懷舊,而是以寫作為療愈,讓個體經驗升華為人類共通的情感結構與精神圖譜。因此,麥家用“愛”與“怕”詮釋著自己的生命之謎,將“昨天”延展為“經驗”,演繹為他內在的焦灼、不安和真誠。但是,我們絕不能將麥家的寫作發生完全歸于作家的經歷與“昨天”的具體人生褶皺,倘若如此,便是對文學審美的降格和窄化,麥家個人肯定也絕不以為然。他一直將寫小說視為一項艱苦卓絕的志業,我感到他是以殉道者的心態行于寫作之途。看上去,麥家的寫作似乎開始得早,成名卻稍晚,他從1986年開始寫作(迄今也已經40年),到2002年方才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用了整整16年。與許多1980年代開始創作的寫作者一樣,他內心始終留存著對文學深厚的敬畏。他說:“我很遺憾無法選擇做宇宙的孩子,但我很榮幸做了文學的孩子,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個職業。文學讓我變得寬廣坦然,上帝在我身邊,我敢對魔鬼發話。”這段話足可見麥家的虔誠和自信,我想,這份虔誠中有他對“文學”的夢想,更有《解密》十一載曲折的歲月沉淀。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思索,人作為寫作主體的價值和勇氣究竟是什么?它來自何處?直到人工智能寫作的狂潮襲來,我才意識到,人作為寫作主體的最大勇氣其實恰恰在于拒絕。“不”的選擇,是寫作主體最為充盈的狀態,藝術家應該有意識地保存自己的“天真”和“感傷”,拒絕生活對自我的磨損。唯有人,唯有體悟到文學真諦、有血有肉的人才會懂得如何拒絕。《人生海海》之前,麥家已多年未有長篇小說面世,這對一個在文學界內外都炙手可熱、倍受追捧的作家來說,無疑是耐得住寂寞的選擇。面對寫作,麥家總是很克制,他的文字沒有自憐的陰霾,也無做作矯飾的傾向,甚至以一種苦行僧式的方式寫作,體現出作為一位杰出作家敘事的耐心。麥家身上有一串數字:1964年生,1980年代開始寫作,《解密》退稿17次、等待11年,每天只寫500字,一篇小說至少寫5個開頭……可以說,經過市場的認可和短暫“巴托比癥候”的麥家,對寫作愈發敬畏,他不事張揚,不愛論道。也許是生性內斂敏感,他對許多事、對自己始終懷有一種警覺,但又總是以一種極真誠的方式做出表達。在很大程度上,“偏執”是他與他的寫作之間構成的一種特殊的情感機制。他認為,對于作家而言,偏執是可愛的。毋庸置疑,他和他的寫作一樣真實。那么,“昨天”的背后還有一個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漫長的生活與小說的真實”。生活之漫長源于其駁雜混亂,而小說之真實在于對生活現象的提煉。麥家認為,生活是“假”的,小說才是“真”的。長久以來,麥家一直強調對小說“普遍真實”的追求,他說:“最初寫作《解密》,本身就想尋求真相、表達真實,這是我一直以來寫作和做人的追求與目標。”小說家的責任不在于為事實負責,而在于為人心負責。好的虛構需要擁有語言與意義的煉金術的雙重加持,說到底,就是“把假的寫成真的”。王安憶曾經這樣評價莫言:“莫言有一種能力,就是非常有效地將現實生活轉化為非現實生活,沒有比他的小說里的現實生活更不現實的了。他明明是在說這一件事情,結果卻說成那一件事情。仿佛他看世界的眼睛有一種屈光的功能,景物一旦進入視野,頓時就改了面目。并不是說與原來完全不一樣,甚至很一樣,可就是成了另一個世界。這世界里的一切還是依原來的樣式鏈接鑲嵌,色彩卻全變了,很容易將其視作為一種風格,但風格其實是裝飾的意味,這里的色彩則影響到事情的性質。所以,這‘色彩’更接近‘質地’的意思,事情的質地不同了,于是,就變得不那么真實。”在這方面,麥家與莫言有著相近之處。但是,麥家植根于自己的生活經歷、經驗和記憶,他卻將敘事作為自己的精神“靈地”,不沉迷現代主義文學強調的對世界圖景的變形及其夸張,從而導致對現實存在樸素性的徹底消解,而是格外重視存在情境的營構。在寫作主體對生活和虛構的轉化過程中,縱觀兩者的美學形態,莫言的小說靈氣非凡,才情四溢,而麥家的文字和敘述,秉持淳厚、樸拙,嚴峻而堅定,崇尚骨力和韌性,以文字表現出對于命運、對于人性和生命特殊形式的肯定。

另外,麥家對真實性的強調與可讀性是一體的,就是說,漸趨封閉的“純文學”早已無法為麥家、為今日的“文學場”做出有效的闡釋。麥家的超前性是將“類型”作為方法,在“文學性”擴散與泛化的語境中讓“小說稗”的真實與時代、與大眾建立起對話關系。麥家尤其強調《人生海海》《人間信》的虛構性,正是為了靠近真實。小說中的情感是高度濃縮的審美體驗,其真實性并不在個人,而在其藝術與哲學的維度。所以,其小說具有自傳色彩的敘事沒有停留在對作家之本我的表現,而是以一種“普遍真實”提煉內心“驚弓之鳥”般的不安,用強烈的心靈引力探尋自我的有限性,抵達人生、命運和人間的無限性。

“昨天”簡直是一副堅硬的骨骼,支撐著麥家不斷“回去”。要清理“昨天”,必須克服心理的困局,穿越命運的“窄門”。在這里,“窄門”的象征,指涉寫作主體、敘事形式和文本精神世界三個層面。首先,寫作主體麥家的“窄門”是寫作行為本身;其次,文本敘事的“窄門”是以特定視角與結構扭轉記憶和歷史,隱去宏大話語,以“我”驅動“幽冥合一”敘事的情感詩學;最后,文本精神世界及小說人物破譯命運的“窄門”,是在創傷、罪責和歷史暴力中對人性之探尋,亦是對原鄉、對自我內心的忠誠回返,對“人”的文學的深情建構。如果說《人生海海》中的上校是被迫穿越“窄門”,那么,《人間信》中的“我”和寫作者麥家則是主動推開“窄門”,向著黑暗深處追索躁動不安的靈魂。“昨天”是經驗的提純與記憶的哲學,“窄門”則是“回去”的艱難路途,這種“回去”不是為了在物理上返鄉,而是為了想象、辨析進而重塑“昨天”,也重塑自我,這是一次靈魂的回望和警醒。

前面曾說到,寫作是一種離開,也是一種返回。我始終難忘麥家講述的、父親過世后他與母親的那段相處。父親在世時,麥家未曾與他和解。父親去世后,他卻陷入一段時間的寫作休眠或停滯。那段日子,他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簡單的作息,無言的相伴,一切單調而重復,但正是這段寫作的“靜默”時間治愈了麥家。如果說《人生海海》《人間信》中的疼痛和創傷來自人生的“陰面”,那母親就是麥家人生的“陽面”。母親、故鄉及其攜帶的過去的氣息,具有一種與今天生活全然不同的情感結構,他們甚少懷疑,他們不懂自剖,他們只會以恒常的情、義、信負擔起生命的自重。那種來自母親的,具有穩定感的生活節奏讓一個習慣用裸露的神經接觸世界的寫作者,變回一個用手與腳接觸大地的兒子。于是,麥家克服了“巴托比癥候”,開啟了一種返回故鄉和內心深處的寫作。從此,寫作,是作家進入“昨天”的唯一“窄門”。從《人生海海》到《人間信》,麥家輕輕揭開了人生的殘忍,一如既往地真誠而耐心,同時又散發出一種難掩的天真,將自我的“心靈”捧上文學的圣壇,將痛苦虛構為一份寄給人間的不安之書。在這個過程中,寫作已經成為一種存在方式,而“昨天”則滋養著一個寫作者的靈魂,讓他穿過寫作的“窄門”,也穿過人生的“窄門”,并以此構成麥家文學敘事的張力,同時也呈現其敘事的迂回與彈性。

02

換言之,當“窄門”的隱喻進入形式感的層面,敘述的“文本性”就被一種越發詩性的和生命力飽滿的語言糾纏。我們若將《人生海海》視為第二個“文學麥家”的誕生,就不難發現,他從智性的迷宮走進了情感的、心靈的迷宮。米沃什說:“詩與一切藝術都是缺憾,它提醒著人類社會,我們是不健康的,雖然要承認這一點很難。”但是,麥家將“昨天”與“缺憾”形式化為“傷口之傷”。“傷口之傷”是麥家曾為《人間信》取的名字,它不是指傷口本身,而是指傷口留下的痕跡,它是關于創傷的一種嵌套結構,顯然,它也是比記憶和理性更誠實的那個部分。在“傷口之傷”所提供的心靈圖式之上,語言的到來就仿佛命運神祇的蒞臨,開始了“靈地的緬想”。《人生海海》和《人間信》的敘事,扭轉了麥家文學既往的“堅硬”和“嚴密”,取而代之的則是情感的汩汩流動和心靈的隱秘幽微。如果說,麥家的寫作存在所謂的“轉型”,那么我們就會看到,麥家從“邏各斯”轉向了“秘索思”。在這里,邏各斯是理性、秩序和邏輯,秘索思則是語詞、情感與虛構。《人生海海》《人間信》的寫作始終遵循情感的邏輯,敘事形式的組織原則不再是情節和智力的因果關系,而是以人物(尤其是敘述者“我”)的心理節奏、靈魂變奏為敘述的內在動力,同時,通過對“羞恥”“悲憫”“救贖”等情感體驗的領悟,形成了一種以情感和心靈發展為內在線索的美學風格,由此,一種關乎自我、關乎宿命的情感詩學便破土而出。

我們在讀《人生海海》和《人間信》時,心中總會涌現一種悲涼感,我們既能從中感到一種“天地不仁”的哲學,又能體驗某種執于業障的迷津,其中,麥家語言叢林中所涵蘊的辯證思維、形象思維之真義,熔鑄于情感詩學的“隱喻思維”里,正所謂“假象于實”,寫盡人生、命運的幽微和涵泳。小說文體與其精神性品質之間的隱秘關系從文本溢漲出來,那么,形式的幽微之處就是一種需要以“整體性”眼光去感受的美學品質。在討論《人生海海》《人間信》的審美創造力時,我們之所以強調根植于寫作發生、與人的情感經驗息息相關的情感詩學,強調一種沉浸在作家靈魂深處并外化出來的“感覺結構”,而不是單純的形式。這是因為,這兩部小說帶有強烈的個人生命體驗,敘事形式并非語言的機械裝置,而是寫作主體記憶、經驗、情感結構與歷史的、存在世界的有機融合。《人生海海》和《人間信》的敘事都使用了一種父子結構,父輩是小說精神的原型和起點,而子輩才是行動和意義的承載者,無邊的“人生”和有限的“人間”中浮現出一個“苦悶”的、“感傷”的“我”,“我”的視角以及“我”的命運是楔進小說敘事的堅硬結構。《人生海海》的前兩部中,“我”看似不完全在場,實則存在感極為強烈,甚至改造了“說”的立場和走向。在上校的沉默、瘋癲、失語及諸多異秉之外,“我”就是那個洞悉時間與命運的講述人。“我”是上校人生的見證者,也是人生海海、命運無常的直接踐行者。上校的人生不但由我“講述”,而且將我“塑造”。“我”不是客觀的記錄人,而是上校命運的“隨物賦形”,上校和“我”之間構成一種強烈的張力。到小說結尾,在“我”的詩學行動中,上校人生的奧秘方才被點破。可以說,上校的命運就像高懸的日光或奔襲的颶風,而“我”、那個受辱流亡、輾轉一世的少年對自我的建構和留存,這些,正是上校的“靈暈”投在“我”的生命枝干上留下的影子,正是上校的氣息使“我”的人生不得已沾染的悲傷。

我們看到,到了《人間信》中,“我”的存在感較《人生海海》更為明顯。《人間信》的形式感開始向內坍縮,自反性的獨白召喚著“我”對心靈的破譯,也召喚著讀者對敘事者心靈奧秘的通感。“我”的視角,讓敘事天然具有強烈的內向性和自我審判色彩,在以心靈對命運的“按圖索驥”中,小說敘述制造出自我的分裂和懺悔,也突破了過往的結構方式,顯示出麥家身為小說家的當行本色。我曾在與王堯討論“故事”時說過:“故事就是講述的激情與被講述的過程的完美結合。而且,這兩者之間的‘間離’,構成敘述者擁抱世界和被世界擁抱的理由。這時,語言的角色則是充當了混凝土、清新劑或流淌的血液。”我想,故事之于小說的意義在于其對虛構世界的有力支撐,有些小說需要強悍的故事作為骨架,有些小說則需要將情感的波動置于虛構的中心。而《人間信》對故事性的淡化,其實就是對更本質真實的追求,這就形成了小說敘事真正的內在情感結構。因此,在文學與“昨天”的互相建構中,由于“我”的審視視角,小說既討論了真理和行動,也守護了幻想和情感。在故事內容講述到三分之二處,敘事視角陡然從“我”變成了“他”,精神的逼仄在此刻達到極限,敘述之弓在此刻拉到最飽滿的形態。在這里,我們可以將視角切換的這一時刻稱為敘事的“奇點”,“奇點”指事物或時空中一個超越理解的臨界點。這一敘事“奇點”正是故事的轉折點,是意義的涌現時刻,也是一種無法用語言說清的異質感。在這一刻的父子沖突中,“我”因維護家庭和尊嚴而遭受父親不由分說的毆打,同時,“我”在敘事中被推至一種心靈體驗的邊界,心理和人格不免同時發生異化。于是,“我”驟變為“他”,自我在巨大的心靈暴力中被迫客體化。可見,人稱的切換,無疑具有深刻的敘事功能和美學內涵。經過這一人生的“奇點”,“我”的創傷就變成了“我”生命的象征,“我”的存在就成為一種沒有“彼岸”的符號,在此后的漫長歲月中,一切的努力與尋找,都是為了從“他”再次變回那個“我”。

應該看到,其中存在著一個問題,即麥家為什么要選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它的獨特性和必要性是什么?這顯然是一個返鄉敘事特有的形式問題,即以“歸來者”的視角作為敘事中最重要的結構性存在。其實,“我”的在場以及“我”的困境,是虛構走向記憶時空,人性探尋走向深處的必要途徑。唯有通過“我”,作家的自我克服和重塑才能完成。因為“我”是麥家完成“故鄉系列”敘事的精神內核,沒有“我”,和解之旅便無法開啟。總體上看,兩部小說中,“我”的底色是一致的。他們都不僅是故事的記錄者,而是擁有強烈個人意識和自省精神的主體。麥家用虛構不斷審視記憶和歷史的多維度視景,通過“我”的內心沖突和情感詩學翻轉敘事,在罪與罰的人生中尋找與“人間”和解的可能。于是,在隱秘的角落中,關于成長、不甘和精神危機的驚心與驚情,無法通過“上帝”的眼睛或命運的注視解決,只有“自我”,才是克服“自我”的“窄門”。“《人間信》中‘我’無計可消的罪疚感深深銘刻在中國當代史和當代文化的核心位置,麥家沒有輕易地認同父與子之間的‘一刀兩斷’。《人間信》提醒我們,人無法完全自我決斷,主體也很難一次性得到澄清。麥家念茲在茲的‘人性’概念,實質上是兩個‘我’之間的往復交涉。”進一步說,《人生海海》和《人間信》的故事時間,都從歷史推移到了當下。這樣的時間設置并非偶然,而與小說根植于“我”的敘事視角有關。這是故事時間的自然延展,更是一個形象鮮明的感傷者在生活的滄桑變化中回望過去,超越人生凡俗與罪惡的必要儀式。時間的距離影響著敘事的張力,唯擁有當下,對歷史的凝視才有意義。而儀式的完成象征著敘述主體的獲救,意味著一個老者終于能放下負重,開懷擁抱過往和年少的自己。確切地說,“我”是為“昨天”而存在的人,“我”的視角就是小說敘事的“窄門”。就仿佛年邁的博爾赫斯“詢問”年輕的博爾赫斯:你曾經是我嗎?

可以說,時間無法脫離隱喻而單獨存在,“昨天”是“海”,是人生的“復調”;“昨天”是“信”,是天干地支的宿命。“海”是《人生海海》最核心的隱喻,在“海”的潮起潮落中,時間和命運都不可預測。“海”的寂靜與洶涌共存,正如上校的沉默不語和復調結構的眾聲喧嘩共存。如何書寫時光隧道里的人性和命運,需要作家的主體創造以及智力水平,幻化為深邃的情感形式。同時,《人生海海》中的復調結構與“說書人”模式,被麥家用“我”的視角結合得很自然,這是麥家小說在藝術上的一個重要創造。在這里,“說書人”敘事是從傳統中轉化而來的一種敘事技巧,小說中的偷聽、猜測和轉述都是人生之“海海”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說書人”敘事中的敘事者距離故事很遠,但復調結構卻讓小說敘事在“說書”氛圍中蘊含更具整體感的意義結構,讓敘事者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的態度。也就是說,在《人生海海》中,麥家的氣息,以及小說中的“我”都是貼著故事走的。麥家的情感積蓄在“說書人”模式制造的距離和復調中演變成形式的力量,與小說中意象和未言明的留白,共同造就出時間和敘事盎然的詩性。

如果說《人生海海》的時間觀是“海”的潮汐,那么《人間信》的時間觀則是“信”的延宕與天干地支的循環。“信”是時間的物質形態、是情感的儲存方式。小說敘述中出現的括號,是對時間和敘述的補充或審視,是“信”中“心事”在語言層面留下的痕跡。實際上,小說結構分為上下兩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章是別有深意的。從甲到辛,是中國傳統歷法天干的前八位,它的背后具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觀和陰陽五行哲學,在這里,它不只是排序的符號,更是時間觀和結構感的體現。它是宇宙和生命的自然周期,是萬事萬物的相生相克,是意義的循環和幽冥。可以說,小說的上卷以父親為中心,講述“我”的家庭淵藪,描述祖輩和父輩在命運中的沉浮。小說的下卷聚焦在“我”的身上,講述“我”如何走出家庭、承受命運并自我救贖的行動。書中幾代人長達幾十年的故事并非采取線性描述其演進,而是在宿命般的罪與罰中形成開闔起伏的循環。一方面,家庭滋長了父親的“潦坯”屬性,父親又制造了一家的悲劇;另一方面,“我”對父親的背叛源于對愛與尊嚴的渴求,卻因其又墮入心靈的深淵。因此,在人性欲望的投影和命運的不可控中,故事好像在進行一種宿命般的循環和因果錯位,所得總是無法實現所愿。《人間信》最后一章“辛·眾聲”,也是小說結構中比較特殊的部分,它包含了陳述、摘錄、日志等形式,其中的三處摘錄逐漸深化了“我”的心路歷程,從“沉默”到“反思”到“和解”,“我”終于穿越文本敘事的“窄門”,完成了對“昨天”的還原、建構和延展。在這里,我想說的是,不論是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和心理節奏,還是時空感在敘事中的存在方式,都是麥家心中的“昨天”在文本層面的顯現。小說的形式感,歸根到底是寫作主體內心經驗與情感結構的投射。好的小說應該給人通感式的體驗,從這個角度看,“麥家的小說沉入幽暗,他的小說是用來聽的,他總是引導你去聽,在黑暗中聽到這個世界發出的低語。我們又是否可以說,這正是麥家建立在悲觀主義或悲情主義基礎之上的寫實主義、樂觀主義的詩意外化。《人間信》的想象力及其儀式感也由此躍然紙上。

進一步說,審美是一個寫作者最本質的道德或倫理。一個作家,終其一生都是在與自己的語言搏斗。“只有實事求是地把審美活動看作生命活動系統中的一種自我鼓勵、自我協調現象,才有可能破解人類的審美之謎。”我們看到,在從外部世界的“解密”轉向內心宇宙的“探秘”時,麥家讓心靈、人性與歷史的“幽冥”通過精巧的敘事和極具痛感的文字得以顯現。《人生海海》《人間信》以“幽冥合一”的審美思維打破現實、理性、時間的界限,以記憶、秘密、創傷等敘事裝置,讓命運的輪回和語言的“命名”都指向深層的心理真實。與那些“有幽無冥”的敘事不同,《人生海海》上校的失語與眾人的敘述,爺爺在“一切都是命”連鎖反應中的死亡,都表明真相之“冥”在命運的無常之中。無常即是有常,冥冥之中,皆已注定,甚至難以名狀。換言之,《人間信》則是對麥家記憶之“冥”的驅魔儀式,時間的幽靈附著在“信”的情感之上,心靈的寬恕只能在歷史與當下的重合中實現和完成。麥家用“幽冥合一”的敘事拒絕對真實的淺薄命名,用非現實的力量驅動敘事,為種種不可見的事物進行賦形,從而賦予文學的謎團、記憶與現實以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因此,以“我”的情感為敘事內核的小說形式感讓麥家在通往“文學性”的道路上成為勘探人心的靈魂寫手,也讓寫作本身成為重塑自我與世界、社會關系的重要方式。在這個過程中,麥家的精神性力量在文學的虛構中愈發“如鹽在水”,穿越敘事的“窄門”后,我們再次真切地感受到麥家面對“昨天”時的那顆天真又感傷的、脆弱且強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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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說法,任何文學都是偏見的產物,其實,在這里,這種偏見就是麥家無法擺脫的“昨天”。在文學中,一則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但是,進一步講,語言和人生究竟誰先到來,我們總是很難說清。對于麥家而言,那些想要說出口的事物,似乎在語詞紛至沓來之前便已波濤洶涌。虛構的儀式很可能會將未能充分整理的情感轉化為某種象征,當麥家為故鄉落筆,此后,他的文學生命便已無法離開那個雙家村、那片富春江。毋寧說,麥家的返鄉之旅,就是反虛無的心靈跋涉,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一種人的特殊存在形態——為“昨天”而存在。這些人在與“昨天”的糾纏中探索自我的存在狀態,又在把握命運的途中不斷被無法抹去的“昨天”重新捕獲。那么,從“偏見”出發,在對自我的個性化書寫和“攻擊”中,《人生海海》和《人間信》討論的就不僅是“故鄉”與“和解”,更是麥家的自我救贖,而寫作行為對于寫作者的倫理意義正在于此。麥家說,人生海海,錯了可以重來。面對這個因襲的重負,并沒有通途,唯有穿越“窄門”。

在一定意義上,敘述“昨天”,包含了對未來的占卜。而為“昨天”而存在所提示的無疑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定位,即個人生命與價值系于“昨天”的情境。在此,為“昨天”而存在的人是《人生海海》中的上校,也是造就了上校悲劇的眾人;是《人間信》中舉報父親的“我”,也是“奶奶”“母親”“小姑”那些留在了故鄉的靈魂。過去的秘密、傷痛和罪責,讓這些人始終以“向后看”的方式存在。于是,“昨天”始終以德里達式的“幽靈”狀態存在著,掌握著他們的命運,讓未來無法真正到來。“命名”的暴力就是“昨天”幽靈的一種。《人生海海》中,“上校”這一稱呼和他肚皮上的刺字一樣,都是對他的人生的“命名”,這是施暴者對他的定義,罪罰卻由他承擔。《人間信》對父親從“日本佬”到“潦坯”的“命名”也別有意味,“潦坯”的稱謂,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剝奪了父親作為個體的其他可能性,也合理化了他的荒唐行徑。麥家以此揭示了命運的殘酷,難道人的尊嚴一定要在錯誤的“命名”中才能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嗎?對為“昨天”而存在的人而言,“昨天”的內涵在于無法擺脫過去和“命名”讓他們只能存在于一種本質的孤獨中。這種孤獨,不是心理問題或浪漫的文化想象,而是一種從倫理關系和社會秩序中被拋出的絕對處境,是歷史暴力對個體生存結構的改寫。上校的孤獨源于身體的秘密,他的孤獨是歷史在身體上留下的刻痕,也是上校唯一能夠保有尊嚴的存在方式。《人間信》中“我”的孤獨則源于對父親的“背叛”,在舉報父親之后,作為背叛者的“我”面對的孤獨不僅是物理上的隔絕,更是道德和親緣上的孤立。小說中第一人稱的叩問,便是這種孤獨心事的形式表征。可以說,麥家筆下人物的“孤獨”是一種“反共同體”的情感及其倫理處境,是人的存在及尊嚴與歷史暴力、公共話語的對話、對峙。不僅如此,《人間信》中的“潦坯”父親也是孤獨的。他的無謂、頹廢和浪蕩是一種“在場式”的缺席,他孩童般全然沒有秩序感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內心的空洞。他的“昨天”是一種純然的蒙昧,他的“孤獨”則是從生動且具有倫理關系的“人間”的脫序。而這種“孤獨”,不僅是小說中那些人物的,也屬于麥家本人的。顯然,麥家也是為“昨天”而存在的人。“昨天”是故鄉,是小時候的日記,是那個村子里的氣息。不僅如此,“昨天”更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大歷史中的個人小歷史,它構成了彼此的此岸與彼岸,并由此呈現出非常的一面。麥家從“國家主義”轉到了民間鄉土,是回歸,更是對故鄉及其隱秘的破譯。由于“昨天”的陰影,這些“孤獨”的人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存在,他們的當下無法向未來敞開,便只能在“被拋”的處境中回溯記憶中的創傷時刻,循環式地去品味孤獨。確切地說,“孤獨”不是人的自由選擇,而是“昨天”的遺產。正是由于孤獨的不可抗,“昨天的人”便需要在心靈的生死場中尋找救贖的可能,而寫作發生的羞恥感,就在意義層面轉化為罪與罰的倫理困境。于是,“窄門”的意義在這里獲得最具體的表現:“窄門”是文學虛構對人物命運的結構性隱喻,指向的卻是一種必然有所失的生存抉擇以及這種抉擇帶來的痛苦和超越。小說中人物的“窄門”是指他們在創傷、回憶、罪惡和掙扎中艱難尋找出路的人生選擇、存在方式和自我重建。這一道道“窄門”看似幽暗而艱難,卻直接參與了小說精神向度的建構。《人生海海》中,上校的“罪”源于刺字,而他的“窄門”則是“瘋癲”。從始至終,上校的選擇都是“不語”,他從不解釋自己的經歷和秘密,最終則以瘋癲的精神姿態從語言和意義的系統中逃逸。這是上校的個人選擇,也可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政治性失語。麥家的諜戰系列小說,很擅長用語言作為解密的武器,但上校的瘋癲卻意味著對語言這種理性工具的拒絕,而非理性的瘋癲則象征一種面對歷史暴力的存在方式。如果說,沉默是上校主動選擇的反抗方式,那么,上校的瘋癲與沉默是不是也構成了對歷史暴力的反制?上校的瘋癲其實不是懲罰,而是對過往承受的所有罪與罰的清理。最終,上校“變回”了孩子般純粹的模樣,真正做回了自己,那個不需要辯解的自己。《人間信》中,人稱切換的“奇點”是“我”穿越“窄門”的形式印記,“我”的“窄門”便是語言的溢漲,當個體被“罪”的枷鎖束縛,“我”無法原諒自己時,只能通過持續的自我審判與書寫來與“罪”共存,小姑之死則是無法與虛妄的“罪”共存的結果。從上校的失語,到“我”的表達,麥家在“昨天”中堅持著一種“人”的文學。但麥家筆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而是在創傷、歷史暴力和倫理的艱難抉擇中掙扎的具體而細微的人。麥家在這里對“文學是人學”的命題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回到凡人的倫理和情感世界中去尋找存在的可能。在罪孽、家族、歷史和存在的多重維度上,麥家的寫作聚焦“人”的心靈成長,在尋求救贖或超越時,定義了“人生”“人間”的深層含義。在此基礎上,寫作也讓麥家穿過自己身為寫作者的“窄門”。書寫自己,就要面對自己,就要把自己視為“敵人”。麥家對故鄉的書寫是一次極真誠的自我袒露,寫作者的救贖并不在小說的結局,而在寫作過程本身。麥家用寫作行為本身完成寫作主體的自我重建,從而實現了精神與寫作的雙重超越。

無疑,麥家找到了“昨天”的形而上學。實際上,如何面對“昨天”,本質上是我們今天如何面對歷史的問題。“昨天”則是“父輩—家庭—歷史”的三重門,是整個20世紀文化歷史的巨大慣性對“自我”的賦形,它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過去,更是指那些壓負在個人的靈魂上,無法自然新陳代謝的精神困境和歷史暴力。上校身體上的刺字和“我”的一封封“信”,便是“昨天”的實體。“昨天”的悲劇是王國維所說的“位置悲劇”,即“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這種位置悲劇不僅是倫理關系的結構性沖突,還是歷史暴力的運作方式。《人生海海》中,“上校這個人物,從離開鄉村的那一天起,就進入了一種戰爭狀態,后來又面臨一個革命狀態”。“麥家耿耿于懷地反芻歷史中小人物的命運,糾結于個人與歷史的吊詭、錯位,實屬是對‘抗戰’和‘文革’雙重歷史記憶的摩挲和思辨。”在時代變遷與兩次“革命”的裹挾下,暴力扭結了生活,異化了上校作為個體生命的存在,也讓人性不斷在擠壓中變形。《人生海海》中爺爺的舉報、村民的窺視、父親的無奈,以及《人間信》中“我”在個人尊嚴和倫理位置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都是普通人在歷史浮沉中的合情之舉,這里沒有絕對的惡人,也沒有清晰的對錯,當時代生活按照固有的邏輯延展時,人卻在對命運的承擔中不斷面對世界的“熵增”,甚至走向毀滅。當正義遲到、缺席,又或無法辨別時,就會有很多人終其一生地與“昨天”搏斗。為“昨天”而存在的人與本雅明的“歷史的天使”類似,都是被裹挾在名為“進步”的風暴中而面向過去的人。在這個意義上,《人生海海》測繪出了“昨天”的廣度與不可預測性,《人間信》則聚焦到“昨天”的內部,讓“昨天”在家庭、血緣、自我的內部深度發酵。兩者由外及內,一廣一深,繪制了“昨天的人”在大歷史之中完整的精神圖譜。麥家最終給出的答案不是遺忘或復仇,也不是凌空蹈虛的超越,而是用一種平靜的心態讓生活“繼續”,就是說,在這里沒有奇跡,唯有繼續。我們感到,這確實是從內心深處、從“傷口之傷”中生長出來的寫作。在此,麥家的寫作又頗具“修煉”“修為”“修道”的意味,他既通過回憶,讓敘述游弋在這個古老村落已成為歷史陳跡的“晦暗”中,亦如《周易》所言的“知往而鑒來,極深而研幾”,對于歷史、存在、人性的走勢達到自為的認知。當然,這里蘊藉著麥家深遠的精神取向、個人智慧和格局的曠達。

由此,我們體味到,真正的“存在”并不是屢戰屢敗,而是屢敗屢戰。人生海海的真諦,不是潮起潮落,而是潮落后會再度潮起。“窄門”后,活下去的支撐是個體生命在“被拋”后的自由選擇,是人心中那種樸素的生命觀。也就是說,活著的本質不僅在于“意義”的建構,更在于生命的自然潮汐,在于人的每一次呼吸,這也許就是命運的沉浮或游弋。我想,這就是對“昨天”的掙脫,就是“人間有信”。從《人生海海》存在論上的無奈,到《人間信》倫理學上的解脫,麥家的敘事躍遷始終遵循著情感的邏輯,在對人生苦難的深刻領悟中追問著人間有限度的“信”。“信”正是麥家故鄉敘事的情感結構,是對“人生海海”的回應。“信”既是舉報信與家信,也是信任與信義,更是麥家追求的“普遍真實”。但不止是“信”,《人生海海》中林阿姨的守護不只是簡單的男女之情,還有一種近乎道義的承擔。《人間信》中奶奶和母親對命運的承受,不僅是對生活的逆來順受,還是一種今日看來略顯復古的價值觀,進而使寫作在“信”的情感結構的基礎上,導向了對“仁”的認同。這是麥家在“回去”過程中的發現,是中國文化堅韌的精神底色。同時,上校的瘋癲與退化,不僅是返回生命本真的一種自我保全,也是一種破除生命迷障與“我執”的行動。《人間信》中“我”沒有請求寬恕,也沒有被寬恕,他們只是以一種“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態度領悟了生命。我們看到,寫下《解密》的那個智性的、嚴謹的麥家,轉向了一種更深沉、更混沌,但更貼近人間的生命敘事,他祛魅了歷史和語言中那些意味不明的漂浮能指,將超越的可能重新交還給具體的生活。在復雜且隨時可能遭遇不可測精神危機的世界中,人如何在漫長的生活中為自己確立活下去的理由?麥家通過《人生海海》《人間信》給出的答案就是“回家”。

也許,最初的“回家”是為了藝術創新,是想要擺脫自我重復的困境,但從寫作發生的那一刻起,“回家”就不可能只是題材或策略,而是一次本體論意義上的回返。所謂“回家”,既是回到那個具體可感的浙江鄉村,更是回到一種生命的特殊狀態。“回家”是對一種宿命般的情感與形式的尋找,是要在面對自我的過程中逐漸體悟世界。可以說,正是現代理念的驅動,與個人情感的驟變或糾結相交織,共同驅動麥家將“回家”視為自我救贖的敘事路徑。前面我們說到,麥家在與母親平淡相守的時光中療愈了自己。他曾試圖將母親寫進《人生海海》,但他卻在虛構時感到困難——不是不能寫,而是在面對母親時,一個卓越的小說家卻不知如何下筆。他說:“母親對我來說,就是過于強大的事實、強悍的生活。想起母親的一生世,我的頭就低下來,像信徒對著偶像。”麥家在《人生海海》的寫作中明白,“當生活過于強悍時,作家會喪失想象力”。這個問題,觸及了小說虛構的本質,寫作不是對生活的復制,文學中的生命一定是脆弱的,因為堅強的事物沒有“縫隙”,哪里來的“愛”與“怕”呢?后來,“母親”在《人間信》中更為直接地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麥家整飭的不是虛構母親的方法,而是一個寫作者面對自身“愛”與“怕”的心像圖景。麥家說讀書就是回家,其實寫作也是回家。寫作是寫作主體對自己生命意義探尋中的最重要的閱讀,其余的文本閱讀獲得都是某種佐證、互文或觀照。在這個意義上,麥家通過《人生海海》《人間信》完成的,是一個寫作者用語言對精神之源的探秘。我們看到,為“昨天”而存在的麥家,回到創傷與故事的原點,在那里重構了自己。“昨天”是寫作的發生,寫作則是“昨天”的真正完成。

在這里,“昨天”與寫作的相遇,構成了穿越“窄門”的可能。但《人生海海》和《人間信》抵達的,絕不僅僅是所謂的和解,因為和解容易流于虛無與妥協。麥家正是在不斷拒絕庸俗的浪漫,不愿對“昨天”的罪與罰做簡單的判斷。就像我們要用“干凈”而非“善良”來形容賈寶玉一樣,“善良”是道德范疇,而“干凈”是生命的存在狀態。《人生海海》和《人間信》提供給我們的經驗是“存在”,而不是“對錯”。麥家是用他的寫作剝離掉命運的雜質,洞悉生活的本然,最后找到安放“自我”的位置。他對“信”的精神結構的把握,是在意義匱乏時代對人的精神深處一種不可或缺力量的安置。其實,“昨天”的恩怨和傷害都還存在,只不過它不再具有壓抑生命的力量,麥家不再書寫改變歷史的天才,而是書寫被歷史改變之后繼續“受活”的凡人,將自我放回樸素的倫理和日常生活中去理解。麥家對“昨天”的超越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同時也凝結了一種東方智慧。趙汀陽在討論中國文明的歷史觀時,提出了“漁樵史觀”的概念,“漁樵史觀”強調以笑談、靜觀的方式看待歷史17。麥家筆下的人物雖然并不是主動選擇“坐看”歷史的,但他們那種從歷史漩渦轉向日常生活中,進而理解生命的存在觀與“漁樵”精神有些許相通之處,克服“昨天”的密碼不是解決它,而是承受它、凝視它。麥家通過對“信”情感結構的發現而書寫了一種有關凡人和人間的美好,一種從殘酷的“人生海海”中淬煉出來的美好。我堅信,這是麥家的另一個“路口”,在當下,書寫美好,遠比書寫丑惡更困難。而文學的氣象與格局源自人心對歷史的洞視,這對寫作主體的決心和勇氣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麥家是將自己的心捧出來,而后轉化為文字,用血肉之軀探尋個人經驗之于文學虛構的意義。最終,麥家用修復“自我”與歷史之間關系的方式克服了“昨天”。這不僅體現出麥家自身人格中的骨力,而且彰顯、漲溢出他對美的追尋及其樸拙的藝術氣質。

在一個已經不是文學的時代,做不討巧之事,需要巨大的勇氣。“巴托比癥候”提示,寫作發生的倫理或美德在于“我寧愿不”以及“我不得不”。從麥家走過的每一個“路口”來看,他的“我寧愿不”以及“我不得不”已讓寫作自身成為一則寓言。麥家身上有他江南故鄉的獨特氣質,雅致而柔韌。他的寫作中始終有一種對信仰的偏執,作為一個為“昨天”而存在的人,他的“昨天”內涵已不僅是個人記憶的淵藪,更是一份關于文學本身的信念。其實,麥家的“純文學”夢想與他小說中現代個體的精神跋涉始終并行不悖,在這個意義上,為“昨天”而存在的人還可以指那個始終仰望文學星空、仰望文學的黃金時代的寫作者麥家。實際上,寫作者是世界上最身不由己的人,寫作并不是一個機械工序,它總是被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力量指引。但寫作者也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為他們可以把握自己的內心、可以掌控自己的筆。一個寫作者的美德,就是讓寫作行為本身成為對世界本質的一種探尋,這便是身為小說家的責任與擔當。在《人生海海》《人間信》的擔當中,麥家用寫作贖回了“昨天”,也贖回了自己,更為我們這個文學漸趨邊緣的時代,贖回了一種彌足珍貴的信念,那扇穿越“昨天”、保存自我、通向真實的“窄門”雖然狹窄,但始終敞開著,因為,麥家在文字里同時擁有著兩個不同的時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