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書籍的無限感恩與激情——讀《書籍的優雅:文藝復興書籍札記》
2026年9月11日,上海圖書館東館舉辦“書房中的文藝復興——10至17世紀的西方抄寫、印刷與裝幀藝術特展”,這樣高規格的書籍展覽,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也非常難得。那天下午,范景中教授接受采訪時說:“文藝復興始于書籍,亦由書籍推動,而想觸摸文明,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翻開手邊的書……這本書本質上是一份作業練習……”這份和書籍有關的“作業”,他可是練習了一輩子。
書籍與文明互鑒
《書籍的優雅:文藝復興書籍札記》(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書籍的優雅》)作為一本導讀歐洲文藝復興書籍的書,卻以一冊中國書籍開篇。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商務印書館1921年出版,是中國第一部全面介紹文藝復興的著作。《書籍的優雅》最見功力的地方,就是把書籍放回文明的脈絡里看。文藝復興研究向來是美術史的重鎮,布克哈特以降,沃爾夫林、潘諾夫斯基、貢布里希等大師輩出,但美術史研究目光多集中在繪畫、雕塑和建筑上。作者直言:這些大師的作品流傳太廣,書店里隨處可見,反倒讓人忽略了書籍在文藝復興中的作用。而事實上,可以說是“書籍引發了文藝復興”。
這是范景中教授一個極富創造性的藝術史觀念,把研究的重心從圖像移到了書籍,把偉大的繪畫和雕塑置于一個由抄寫、印刷、裝幀、遞藏構成的知識世界里重新理解。印刷術把古典知識從修道院的繕寫室釋放了出來:1501年的《維吉爾集》,斜體小開本,可以塞進衣袋,知識終于從貴族的書齋流向市井社會,人文主義從學者書房走向普通讀者。作者說,借助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書籍奠基了一條知識旅行和觀念傳播的大道,是一個沒有圍墻和邊界的學術共和國。本書把美術史視野里的文藝復興從藝術風格史重新帶回文明史的現場。
有意思的是,“搖籃本”這三個字,譯得很有情味,恰好合了這層意思。歐洲人把1501年以前印成的書叫incunabula,本義是搖籃、襁褓。印刷術早期,印出來的書還帶著手抄本的胎記:彩繪的首字母,手工的邊飾,羊皮紙的體溫,都還留在紙上。把這些書叫作搖籃本,實在是貼切——它們正躺在文明的搖籃里。
通過書籍理解人類文明,范景中有著自己的學術優勢:他既是較早系統翻譯西方美術史著作的譯者、學者,又是中國古籍版本學家。開闊的文化視野,七年磨一劍,曾讓他寫出三十八萬字的《中華竹韻》,將東坡和歌德分別作為中西文化的高峰巨人,隱含在相互對話的行文中。現在,看似“急就章”地完成這個展覽導覽手冊——《書籍的優雅》,實則展示了他一生的熱愛與學養。書中以歐洲文藝復興書籍為軸,同時回望中國古籍的遞藏與版本傳統。范景中教授引用學者德·哈梅爾的話說,中西書籍可以“交相輝映”。
在展覽中我們可以看到,皮耶羅·德·美第奇的書,按學科裝訂不同顏色的書皮,神學藍,語法黃,詩歌紫;烏爾比諾公爵用金、銀、紅三色封皮,讓每部書配得上自己的身份。而中國的隋煬帝則把書分為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清代《四庫全書》以經史子集分綠、紅、藍、褐四色。即使相隔幾百年的時光、離了幾萬里的距離,書籍裝幀的思路竟如此相似。
這種比較互鑒的眼光,也見于他對具體文本命運的追蹤。展柜里并置著兩部幾何學印本:一部是1482年威尼斯印行的拉丁文《幾何原本》,一部是1893年上海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重刊《御制數理精蘊》所收的《幾何原本》四卷。四百多年的時間距離,在一個展廳里不過幾步之遙,而這幾步之遙,其實又相互連接,橫跨了歐亞大陸。
美術史家的眼光看書籍
中國最早的印刷品,那些捺印的佛像、咸通九年王玠印的《金剛經》都是圖像。西方傳世有確切紀年的早期印刷品,如《四位圣徒侍繞的圣母子》《圣克利斯多夫》,也無一不是圖像。于是范景中提出一個假說:印刷術起源于圖像制作。這個假說把中國書史的經驗帶進了西方書籍史的研究;反過來,西方書籍史也照見了中國書史中常被忽略的一面:影抄本、毛抄本、稿本等這些把書當藝術品來制作的漫長傳統,正是中國自己的“書籍之為藝術”。范景中說,我們一旦把古籍看作藝術,一種舊時月色橫空而來的感覺便會悄然而生。以書為鏡,西方看見自己的來路,中國看見自己的珍藏。書籍既是文明的記憶,也是文明與文明交談的語言,是一種特別的藝術載體。
書籍之為藝術,這是一個多美的觀念啊。我們習慣于把一冊書當作思想的容器,習慣于去閱讀和重視“內容”,紙張、字體、裝幀、遞藏,都不過是附屬之物。但范景中卻強調要把書籍本身當作藝術品來看:用什么紙,排什么字,裝什么封面,在誰的手里流傳……這些都值得好好矚目。在《藝術與文明》第三冊的前言里,他也強調過:“書籍和藝術,是構成文明的兩根支柱。”
“優雅”,這是他觀察文藝復興的鑰匙,也是主要由三本書籍帶來的品味。詹森的羅馬體活字展示了印刷的優雅。這位威尼斯印刷商創制的字體,從十五世紀七十年代起支配西方版面五百多年;十九世紀末,威廉·莫里斯見到詹森的書,深受震撼,投身私人印刷事業,一心想復興書籍的藝術。印刷的優雅隔了四百年,仍能點燃一個英國人。卡斯蒂廖內《廷臣論》的sprezzatura則塑造了人格的優雅,一種舉重若輕的風度。范景中指出,十八世紀歐洲青年的“壯游”應該改譯為“雅游”,因為那些奔往意大利一路游玩探索的人們,追求的不是聲勢,而是紳士的教養,《廷臣論》正是這場教育最重要的讀本。瓦薩里《名人傳》則彰顯了藝術的優雅,把藝術家從手工藝人的行列里請出來,使其成為人文知識者。
范景中曾多次引用賀拉斯的詩句:學習博雅的藝術,讓人心柔軟,讓野性消除。所以“書籍之為藝術”不只是個美學的口號,更是人文主義的命題:書不只是知識的容器,它也是文明的教養方式。
范景中筆下的書志學,行文優美,滿紙文氣,令人撫卷有感。講字體,從羅馬體講到它如何改變書籍的性格;講裝幀,從飾牌裝講到燙金工藝和重裝之殤;講遞藏,從書口畫、藏書票講到一枚枚藏書印背后的故事。看字體如同看筆法,看裝幀如同看形制,看插圖如同看畫派……四十六部搖籃本在他的解說下,件件都是“為眼睛提供愉悅”的造物。所以說,他看待書籍的眼光,全是美術史家的眼光。
作為文體探索的藝術史寫作
范景中是一個非常自覺的文體實驗者。他自己也說,這本幾個月完成的急就章“是以凌亂的速寫,涂抹出一片混沌,跳躍出優雅的星辰。我的寫作得到了勃朗寧的語法學家的時刻伴隨,得到了瓦薩里《名人傳》結句的不時安慰……”慢慢翻閱這本導覽,就好像還能跟著范景中一次次去觀賞這些書籍,感受語言鋪就的一個生動世界。
二十多年前,范景中曾談及貢布里希1930年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一首中國詩譯成德文的一些可能性》:“這篇論文留下了一個人文主義者年輕時代自我訓練的記錄,這種訓練即文體訓練,他用Dehmel式、Ringelnatz式等具有強烈對比的詩體來譯李白的詩歌,并通過翻譯開始進行文體問題的探討。”年輕的貢布里希希望通過文體的變化來改變一首詩的面貌,借此探究文體轉換的機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貢布里希“私下里總說自己是個作家”,稱自己終生受惠于語言:“語言是任何一種文化的最重要的寶庫。在學得它們的語匯的過程中,我們也被迫思考它們的思維方式、它們的主要觀念和它們與我們自己思考習慣的距離。它們使我們立體地看待我們自己的語言。”
同樣,《書籍的優雅》值得我們讀者注意的,不只是有關書籍和文明的描述觀念,還有它豐富的文體形式,是那種對于文明的趣味(taste)與激情(passion)。范景中一向把寫作當文體的實驗。他早年就說過,自己寫文章經常變換文體,“實際上我在作練習”。《中華竹韻》那本書,他寫了七年,反復練習修改,題目從“中華竹精神”,后來斟酌改成“中華竹韻”,副標題定為“中國古典傳統中的一些品味”。在《中華竹韻》里,他就曾不斷試探古漢語的潛能:從駢文到現代散文,從文言到白話……激發語言表達的可能,讓歷史的寫作讀起來滿紙文氣,靜而燦爛。
《書籍的優雅》更是讓中文和各種不同的語言之間不斷對話交流,不同的語詞相互碰撞與激發。有時候,書中人名、書名,原文緊隨譯名;有時候,正文之間夾著一篇篇“插曲”,辨析中西版本學的異同;有時候,拉丁文、意大利文的詞句,不時以原樣出現在中文句子里。這樣的寫法“固然會破壞閱讀的流暢感,但慢讀,或是跳讀,亦無不可”。有人把這樣的文體比作在歷史長河里漫游:半是導覽,半是札記,文字洋洋灑灑,圖像隨文附見。看著散漫,其實處處用心。他還在書里提到文藝復興流傳最廣的格言:festina lente(奮進而穩重)。這幾乎是他為這本有關書籍的書,也為閱讀本身確定的節奏。
范景中說,做這本書時,滿腦子想的就是讓今天的書籍和文藝復興書籍形成呼應。在紙質書被反復宣告式微的年代,這樣的書出現得正是時候。它提醒我們,對書籍懷有感恩與無限激情,是人類文明最古老的教養。搖籃本之所以珍貴,不僅因為它稀有,更因為它提醒我們:每一本書,都曾是文明的搖籃,也都是藝術之書。《書籍的優雅》最后引老普林尼《博物志》序言里的話作結:“承蒙書籍的恩惠,我們不僅能和每個人交流,還能和所有人對話;不只與一個時代,而是與古往今來所有時代進行交談。書籍,猶如萬物的靈魂,是記憶的生命。”現在,展覽雖然已經結束,但翻開這本書,我們仍然能夠強烈感受到人們對書籍的無限感恩與激情。
(作者:楊振宇,系中國美術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