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大眾文藝》:文藝何以為大眾
原標題:文藝何以為大眾——重讀郁達夫《大眾文藝》有感

《大眾文藝》創刊號
那天,從舊書攤回來以后,收獲了一摞發黃的《大眾文藝》老雜志,自然就想到:郁達夫若活到今天,對整天刷手機的人會作怎樣的評價?想必會苦笑一番。更重要的是,他當年所編的雜志名叫《大眾文藝》,這其中所用的“大眾”一詞,和今日人們所談的“大眾”,實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何為彼時的“大眾”
首先要對這本雜志做個介紹:郁達夫、夏萊蒂合編的《大眾文藝》于1928年9月創刊,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此時郁達夫已經是“名滿天下”的作家,《沉淪》曾使他背負“頹廢作家”的罵名多年,但實際上他為人極其認真,對文學有極大的熱忱。郁達夫有一個弱點,就是不太會拒絕別人,故而現代書局的老板一請他出任主編,他便欣然應允。
創刊號上刊有郁達夫所寫的《〈大眾文藝〉釋名》一文,解釋了取此刊名的理由:“我們并沒有政治上的野心,想利用文藝來做官,我們也沒有名利上的虛榮,想轉變無常地來欺騙青年而實收專賣的名聲和利益。”那他們要什么?“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也須是關于大眾的。”由此不難把握其根本主張:文藝要給大眾看,但是絕不可低三下四地討好大眾。
這話現在聽來,真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語言。
1928年中國識字的人不多,能讀書看報的人極少,因此郁達夫所論的“大眾”,實質上是指城市中的市民階層,即小職員、學徒、店員以及部分學生,他們都有一定的文化修養,但沒有太高深的學識積淀,想看點什么,卻不知看什么。正因如此,郁達夫打算向他們推介“文藝”——既絕非鴛鴦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說,也不是空洞的革命文學口號。
那么,現如今誰是“大眾”?
由于現今人人刷短視頻,人人寫朋友圈,人人生產內容,故真正的“大眾文藝”不再只是給大眾看的,而是大眾自己生產的。但由此也引出一個問題:這些東西還能叫“文藝”嗎?
如果郁達夫看到如今的網絡小說、短視頻、公眾號文章,想必會先沉默良久,再點一支煙,嘆口氣,之后或許會說出“這大概也是文藝,只是……”
彼時,郁達夫主編《大眾文藝》時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文藝要讓多數人看到,但首先要保證文藝作品本身優秀。刊物刊發過魯迅的文章,也刊發過一些年輕作者的習作;還登載域外文學譯作,比如淑雪兼珂(今通譯為左琴科)、雅各武萊夫等人的作品,讓讀者知道世界上別的文學寫法與活法。
1930年5月,刊物已改由陶晶孫主編,郁達夫仍為它寫下《我希望于大眾文藝的》,提出“文藝的大眾化并不是文藝的卑劣化”。在他看來,不能迎合淺薄世情,把文藝當成謀求名利的階梯;做官發財本無可厚非,但借新文藝充當舊時科舉考卷、用來博取聲名,這不是大眾化,恰恰是文藝的卑劣化。
郁達夫他們那一代人,即使在做最“大眾”的事情時,心里也繃著一根弦,不能把標準降得太低。
新媒介里的閱讀困境
放到今天,人們的疑問直白得多:標準是什么?能當飯吃嗎?幾年前我剛用手機閱讀時還有點儀式感,要坐下來,打開一本書的PDF,逐頁翻閱;而今等地鐵時刷幾條,開會無聊時刷幾條,故而我其實已經成了屏幕奴隸,每天吞食大量文字、圖像、視頻,可真正能記住的,少之又少。
這,大體就是屬于新大眾文藝時代的閱讀。
我忽然記起郁達夫1928年發表在《奔流》第一卷第四期的隨筆《燈蛾埋葬之夜》,標題本身就很奇特。文章先寫深夜無眠的閑坐,之后由燈盤上那只燒死的燈蛾、埋葬蛾尸這件小事,引申到生與死、生命徒勞的思索,意脈自然流轉。難得的是全篇節奏舒緩,帶著深夜自語一般的閑適與悵然。
現在發表這樣的文章,到底有誰愿意去讀呢?大概三秒就被劃走了。標題不夠抓人,燈蛾?埋葬?什么鬼?全篇沒有情緒爆點,沒有金句,也沒有適合截圖傳播的段落,故而新媒體小編要拿它怎么推?
郁達夫對商業上的成敗全不在意,因為他寫文章時本就有明確的目的:給自己看,也給愿意慢下來的人看,故而雜志印出來以后賣多賣少都無所謂,賣不掉便靜靜擱在書店角落。因此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是典型的商業意義上的失敗。
郁達夫他們那一代人有十分鮮明而獨特的自信: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自有其價值,故而不怕暫時不被理解,不怕銷量不佳,不怕遭受批評,其根本緣由,就在于他們心中都懷有一個明確、自覺的文藝標準——這個標準絕非來自市場,也絕非來自讀者,而是來自對文學的理性判斷。
彼時,他也面臨著困境。雜志要賺錢,不然書局不干。但賺錢就要迎合讀者,迎合讀者就可能降低標準。郁達夫在這夾縫里掙扎了將近半年,刊物總共十二期,他只主持了前六期,最終選擇辭去主編一職。
這就是《大眾文藝》的使命:它誕生在一個動蕩的時代,存續了一年多,留下了十二期刊物,然后消失在歷史的塵埃里。
但是,真的消失了嗎?我翻著這些發黃的紙頁,忽然意識到一個事實:我們今天討論的很多問題,郁達夫他們早就討論過了。大眾與文藝的關系,雅與俗的界限,商業與藝術的沖突,政治與文學的交織——這些問題在一百年前就存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換了形式。
跨越時空的文藝追問
當年郁達夫擔心的是:文藝要讓更多人看到,又絕不可因此失掉自身的根本品質,那么怎樣做才合適呢?他們追問的是:大眾需要什么樣的文藝?這是對大眾文藝需求的一次十分清晰的梳理。
我在舊書攤見到這幾本泛黃的《大眾文藝》時,生出一種獨特的感受,仿佛跨越百年的時光,看見有人在昏黃的燈光下一字一句地編排文稿,惦念著彼時的讀者,思量著如何讓所選之文真正抵達更多人心底。
雖然他是為大眾辦刊,但是他所面對的大眾,和他之間有著十分微妙、細膩的關系,故而他不愿討好、不愿迎合。
郁達夫想的是:我能給他們一些什么?一些好的東西,一些真的東西,一些值得的東西。我是一個寫作者,我有一點才能,我可以寫下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或許不完美,可能不被理解,可能賣不出去,但它們屬于我,是我對這個世界的一點看法。故而我把東西拿出來讓愿意看的人看,若你愿意看就十分自然,若你不愿意看,也絕不會強求。
郁達夫當年把《大眾文藝》印出來,裝訂成冊,送到書店等候讀者前來購閱,而今我把文章發到紙媒、網媒上,頃刻之間便有很多人看到,但這也生出新的問題:看到文章的人是誰?他在想什么?他是否真的讀完了?因此可以很認真地想:世間定然有與我一樣的人,正在屏幕前思索著同樣的問題。
新大眾文藝時代的吊詭之處十分清晰:新媒介賦予人們空前的傳播能力,但也使人們失去了真實的聯結。故而人人都在言說,卻無人真正傾聽,所有人都成了彼此的背景噪聲。
郁達夫編《大眾文藝》時亦有十分明確的做法:留意并認真回應讀者來信。來信大都簡明樸實,或提問,或提意見,或只是單純表達喜愛;他把這些來信都當正事看待,逐條閱讀,逐條作答,故而也把其視為自己與讀者之間真實的聯結。
現在寫作者與讀者之間還有此種聯結嗎?有,但是已經變了模樣:評論區交流、私信往來、粉絲群閑談,溝通固然更直接,卻也更表面化。故而也更值得警醒的是,當太多人發言,便容易讓每一個人都顯得可有可無。
簡單來說,郁達夫他們那會兒爭的,不是“大眾愛看什么就寫什么”,而是將好作品怎么送到大眾眼前。今天人人能發微信朋友圈、人人能刷短視頻,這問題反倒更尖銳:到底什么是值得看的,什么是值得寫的?慢一點沒關系,但別急著討好。雖然舊雜志變黃了,但較真兒這點沒有黃。
(作者系作家、報刊史研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