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6年第10期 | 東君:七面孔
藍色的好罐與灰色的壞罐
李浩是個好人——這幾乎是文學圈里一群朋友的共識。徐則臣稱李浩是“濫好人”,起初我也有這種感覺。他有時對人好起來真是沒一點“底線”的。一般來說,好人未必是好作家。說李浩是好人仿佛是對他的小說或詩歌帶有保留的看法,可李浩還是讓我改變了這種看法。“李浩是個好人,也是個好作家”,這兩點應該沒有先后之分,否則會讓人覺得這里面似乎還有另一層意思。
這位大塊頭,向來被人稱為“河北四俠”之一。河北舊屬燕趙之地,我至今仍能從他身上覺出幾分俠氣。李浩也有劍拔弩張的時刻。在一些研討會上,他有時也會為了文學中一些有爭議的話題,不惜借用昆德拉、卡爾維諾的理論作為武器,憑借他那股人高馬大的氣勢,向那些評論家開火,那神情,像是一個穿上戰袍、為正義而戰的勇士。當然,爭論歸爭論,會后他們還是會拍拍李浩的肩膀說些一團和氣的話,那時候,李浩又變成了“老好人”,為自己在會議中表現出來的桀驁不馴的姿態,不停地向眾人鞠躬道歉:“對對對……你說得沒錯……哈哈哈……”
有一回,李敬澤在筆會上碰到李浩,雖然對他的作品作了佳評,但還是很委婉地提醒道:李浩,你要保持原來的那種獸性,不能淪為家畜。這句話后來一直被李浩銘記在心,以為警誡。照我理解,李敬澤關于“獸性”與“家畜”的說法應該是有所本的。魯迅在《略論中國人的臉》中就曾列出了這樣一條奇怪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人+家畜=某一種人
有些作家身上那種習慣于被豢養的“家畜”的成分多了起來,就變成了“某一種人”:馴良、世故、明哲保身。李敬澤所說的“家畜”,大概就是這樣一種人吧。
但,一個人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某種環境施予他的束縛和擠壓?李浩曾經作為一名專業作家,供職于作家協會,以他那種“好人”的處世方式,如果繼續待下去,很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正確、語法正確、不會冒犯這個世界的文學良民。問題就在這里,一個好作家如果擔心自己淪為一個文學良民,那么他是否還會選擇另外一條可行的路子?他的做法就是自覺地退了一步——退到一所大學,做起了教授。
說“李浩是一個老好人”,只是外人的膚淺印象。事實上他也有“壞心眼”的一面,只不過,他把這種“壞心眼”放進了小說,就使文字有了某種恣肆的意味。有時候,讀他小說里的某段文字,我會嘿嘿一笑。我知道,他不僅在生活中,也在文字里試圖抵制自己成為“某一種人”。
我以前讀李浩的小說,發現他小說中寫得最多的人物是父親,其次是弟弟。弟弟在他筆下,用北方話來說,是蔫壞蔫壞的。我記得他弟弟李博曾講過這樣一樁事:有一次他得知哥哥根據家人講述的故事創作了一篇小說,又寫到了自己,他覺得這回可能挽回了一點顏面。誰知道李浩對他說,小說中的你雖然不再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但我把你寫成了一個傻子。李浩的弟弟真好,轉過身,就吞下了這個苦果。直到多少年后,他才在寫哥哥的印象記里大吐苦水。我由此反過來再讀李浩的小說,就有了這樣一種感覺:在他創造的每一個小說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他自己。他寫小說,同樣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
李浩大概是有感于自己被“好人”這個標簽所禁錮,因此就故意在小說中使點“小壞”。他并沒有把筆下人物拿捏得死死的,而是讓他們自己動起來,但另一方面他又躲在每一個人物后邊,使盡“詭計”。莫言有一個說法很有意思:“把好人當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好人來寫,把自己當罪人來寫。” 李浩就是這么干的:他沒有把好人往高處拔,把壞人往低處貶;好人未必有好結局,壞人也未必有壞結局。小說家心懷正念,但一旦進入敘事,就可以擁有各種“歪念頭”。我固執地相信,好小說里面大都會深藏一個“壞念頭”。李浩在轉型之作《灶王爺》中,就動了“壞念頭”。我感覺他寫這個長篇小說時就像灶王爺那樣,在自己的腦子里也安放了兩個罐子:一個是藍色的好罐,一個是灰色的壞罐;前者記錄好事,后者記錄壞事。可他偏偏要在好事里面摻雜壞念頭,在壞事里面摻雜善念。這就讓小說變得復雜起來了。在這個小說的結尾,城隍爺這樣對灶王爺說:“不能因為與這家人朝夕相處就為他網開一面,有些壞事情壞行為就不記錄了,這樣是不行的!什么時候都不能忽略自己的職責,要對自己有恭有敬才行。”我想,這大概也是小說家對自己要說的一番話吧。
小說中的“壞念頭”就好比人身上的“獸性”,它會打破小說中的某種平衡。李浩可以寫這樣子的小說,也可以寫那樣子的小說——但李浩還是李浩的樣子。
西方有一句諺語:狐貍知道許多事情,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作家也可以分為狐貍型與刺猬型。李浩顯然是狐貍型的作家,他除了小說創作之外,也寫點詩文。
我最早讀到的李浩的小說就是那篇成名作《將軍的部隊》。讀完之后,總有一些句子像某種旋律那樣在我耳邊回響。那時候我雖說還不認識作者本人,但憑直覺就知道他應該是一個詩人(也只有詩人才會把語言的節奏控制得那么好)。我后來讀到了李浩的詩,就印證了自己的看法。再后來,讀到他的長篇小說《如歸旅店》,我就李浩然而然地想到《將軍的部隊》。批評家劉濤認為《如歸旅店》就是李浩的中篇《如歸旅店敘事》與《將軍的部隊》的再改造。我覺得可以換一個詞,叫變奏。他有些小說,里面的故事雖然不同,卻有一個相似的內在形象,這個內在形象里面投注了作者自身的影子。這些小說,大都是在一種追憶的氛圍里面展開的,時不時地,會有一些句子反復出現,就像一群鳥繞著一座古塔飛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天色就慢慢暗下來了。因此,我覺得李浩在本質上就是個詩人。詩人會玩語言,也會玩一種形式感的東西。
在文學創作方面,他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于西方現代文學。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文章中或討論會上,動不動就會拉出卡夫卡、卡爾維諾、昆德拉等大師的名單,仿佛他們都跟他有過多年交往。曾有一回,有位評論家在一場討論會上被李浩逼急了,就說,你有本事在發言中不提卡爾維諾、博爾赫斯、昆德拉他們。李浩說好。但他說著說著,就帶出了西方文學大師的調調。他沒提大師們的名字,但他們仿佛就站在他身后,聳著肩膀,擠眉弄眼。李浩早年寫過一本文論集,幾乎不提中國作家。有人說,你在河北,卻好像生活在布拉格或布宜諾斯艾利斯。他也只好聳聳肩,吐吐舌頭。好家伙,沒過多久,他就扔出了一本厚厚的文論集,里面談的全是中國作家。
李浩的文字里盡管有那么一種“洋氣”,平時卻喜歡弄點中國傳統書畫,藉此調和自己的心性。
李浩善書。在我看來,他身上有一股中正之氣,特別適合寫正楷。他的正楷,以歐體為本,參以魏碑。他把字寫偏了,歐陽詢就會把他拉回來;他把話說偏了,卡爾維諾、昆德拉也會他拉回來。他寫字,也在磨煉語言的線條。語言也有線條?是的,語言里面有著看不見卻能夠感覺得到的線條。有些人的語言線條很美,卻是飄著的;有些人的語言線條看上去笨拙,卻是凝練的。語言的線條有方折,也有圓折。李浩的語言線條以方折為主,就像他的字。
李浩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小說的音樂感和畫面感,他對音樂有否有所研究我不得而知,但他早年學過畫、平常也喜歡畫點畫我是知道的。他寫小說有點像作畫,有大塊渲染,也有小筆勾勒,但從這兩門手藝來看,其小說風格與畫風又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畫可以說是無一筆無來處,遵循的是中國畫的古法,而他的小說就像一個西方作家用中文寫出來的,你從中很難找到一個中國古典小說家對他的影響。他可以把“守”與“創”統攝于一身,倚重的正是兩種不同的精神資源。
李浩一直把寫作視為“魔法師的事業”,并且一直熱衷于“再造一個有差異的,有人個人趣味的,容納著理想、幻想的虛構世界”。記得有一回,詩人黃土路拋給李浩一部小說的開頭,讓他接著寫。這個開頭是這樣的:“那個從樓上掉下來的椅子掉到三樓的時候,竟然在空中停住了。”怎么接?這真是個難題。但李浩說:“我要接受這個刁難。”
清晨五點起飛的貓頭鷹
在我朋友當中,斯繼東最喜歡的作家是契訶夫,楊遙最喜歡的作家也是契訶夫,因為契訶夫,他們成了好朋友。他們談論小說的時候,總讓人覺得契訶夫先生就在邊上。在魯院,我曾聽斯繼東談過契訶夫,也曾聽楊遙談過契訶夫。他們談的契訶夫好像不是同一個人,所以,他們坐到一起談論契訶夫的時候,我感覺是有兩個契訶夫坐在邊上。如果我也跟他們一起談論契訶夫,那么,一定會出現三個契訶夫。
我這里要談的,不是契訶夫,而是楊遙。楊遙曾跟我在魯院結識。有一次,我跟楊遙沿著元大都遺址的河堤散步。不知怎么回事,我跟他聊天不知不覺就會往文學這個話題靠。我們談新買的書,也談到了他喜歡的作家契訶夫、巴別爾、卡佛、契弗、王小波等。看得出來,楊遙喜歡的是大都是短篇小說家。我問他寫過多少個短篇,他淡淡地回答:一百多個吧。
我聽了,不免慚愧。這慚愧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我跟他比,只能算是低產寫作者;另一層意思是,我居然沒怎么正兒八經地讀過楊遙的小說。
那年楊遙剛滿四十。
在魯院學習期間,他與鬼金特地跑到王小波墓前,獻上了一束鮮花。王小波是一位自由騎士,而楊遙呢?仿佛是一個騎在牛背的牧童。他在現實生活中一點都不張揚、放任,一種“局部稀疏型雄性禿”使他看起來像一個中規中矩的政府官員,跟那個不修邊幅、長發散亂的王小波先生的確看不出什么相似之處,但楊遙的內心也許有一個王小波式的騎士吧(牧童大概也渴望成為馬背上的英雄)。
楊遙畢竟是個讀書人。每回逛書店之后,他總是后悔自己買了太多的新書,但每回見了什么新出的書,他還是情不自禁地要買。他曾談過自己對新書與舊書的看法:“現在新書越出越多,人們急著買新書,讀新書,怕錯過了什么,落在時代后面。然而遺憾的是以前出過的一些舊書,很不錯,但在當當、京東、卓越等大型網上書店買不到了,實體書店也買不到。更遺憾的是一堆堆的新書出來,一路讀下去,最喜歡的,還是那么幾本書。”這是讀書人的經驗之談。讀舊書,跟老友聊天,也是我喜歡的兩件事。
自從魯院一別,我跟楊遙就很少見面了,偶爾會在微信群里聊上幾句。一般來說,不會超過三句。說實話,楊遙在微信里說的,大多是一些人畜無害痛癢無關的話,我也只能以類似風格的話作答。相互之間說了幾句打趣的話,就算是老友間的問候了。
楊遙是一個溫情主義者,但有時候會冷不丁跟你開一個惡毒的玩笑,感覺就像巴別爾筆下的一名士兵莫名其妙地朝一個無辜平民的臉開了一槍。總體來看,他是那種很容易被體制化,但又不甘于被體制化的人。他在單位里經常寫一種讓他極其不適應的材料;另一方面,他又寫了一些跟材料構成對沖關系的小說。因為離得近,我認識的,只能是現實生活中的楊遙。又因為離得遠了,我才開始認識寫小說的楊遙。楊遙這個人,我想,應該是離得遠些才能看得清的。
讀楊遙更多的小說是在認識他多年之后。出于什么機緣,我也說不清楚,但我居然讀了,而且還認認真真地讀了十來篇。一種貌似圓滑的厚道與貌似精明的笨拙無論在他身上,還是文字里,總是融合得那么妥帖。他能安于現有的生活,但會把自己的不安放在小說里那些小人物身上。每個小人物都是他的化身。他對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很有耐心,他會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唯恐怠慢,唯恐交代不清。我能隱約覺出,他的文字里既有“柔軟的佛光”,又有“硬起來的刀子”。
據說小說家張楚一度用動物名給不少文友(兼酒友)起了綽號,比如給斯繼東起了個“醉蝦”的綽號,給楊遙起了個“貓頭鷹”的綽號。我感覺張楚此舉有點像菲茨杰拉德在小說中用動物名給人小說人物命名,而且同樣也很得體。說楊遙像貓頭鷹,大概是因為他有一雙圓而有神的眼睛。貓頭鷹,在我們這兒也叫逐魂。那圓瞪的眼睛,的確幽深,像是要追到誰的靈魂里面去。楊遙寫人物時,也像是要追到他們的靈魂中去。因此,讀那樣的文字我仿佛能看到那雙圓瞪的、有些幽深的眼睛。
不過,貓頭鷹是夜行性動物,喜歡夜間覓食。楊遙不然,他的作息很有規律。一到夜晚十點,必睡,雷打不動。每天清晨五點,他就醒來,開始寫作。這樣的良習,在他三十歲多歲就已形成,一直保持至今。
本雅明談到藏書時引用了黑格爾的一句話:米涅瓦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時起飛。但楊遙總是在清晨五點起飛。
一個年紀不大的小說家在清晨五點起來寫小說是很可怕的。我一直這么認為。
為什么人在家中仍有思鄉之苦
說到船夫先生,我至今幾乎回想不起他在人群中的樣子,只記得他孤單、沉默的樣子。他那張古銅色的臉顯得有幾分陰郁,而鼻子顯得有些孤傲,兩撇谷村新司式的胡子,仿佛要把嘴角的微笑或憤怒疏散到兩邊。他說話的聲音十分低微,像是在跟另一個自己對話。他穿著一件簡素的衣裳,有一顆干凈的心。那樣子,總會讓我想起他青年時代寫的長詩《白鳥》。在這首詩里,他寄寓了個人的情思:知道白鳥之身非我身,也便能夠安于此時此地的此身此心了。他很少在文學活動場合露臉,私下里也是以老朽之態示人。他常常對我們說一些感嘆的話:“像我這樣的老頭子,沒什么可說的了”,“虧你們這些人還記得我這老頭子”,“一個老頭子還能做些什么呢”等等。他時常以沉默應對困境,但無法以幽默化解憂傷,于是就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內傷。我敢說,你在他的文字里,也能看到那種內傷的淤積。有一陣子,他常常處于嚴重的失眠狀態,而白天即便補睡之后,也時露抑郁之色。后來聽朋友說,船夫生了一場大病。此間,他也沒跟外人透露自己生了什么病。他不僅把病藏了起來,也把自己藏了起來,好像病人和疾病都保持著一致的態度。我們常常會被人告知:寫作非但無益于年命,而且有損于身心。這話一點兒都不聳人聽聞。據我所知,船夫一度陷入一種文學抱負未展而身體狀況堪憂的困境,但他還是努力要從這種困境中擺脫出來。
船夫的本名叫邵傳福。我想,這名字應該是他的基督徒父親取的。不過,他早年發表作品時通常署與之諧音的“瘦船夫”,后來微微發胖,索性去掉了“瘦”字。船夫對水與木是有感情的。他喜歡水,喜歡用一根釣竿跟一條魚打交道;喜歡木頭,喜歡撫摸樹皮紋理的那種感覺。有時候,你也能從他身上看到水的澄明與木頭的質樸。
船夫先生跟我雖說是忘年交,但他很少跟我講述自己的生平。我對他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的詩文。我知道他當過兵(在嘉陵江畔的一個小山坳里度過了五個年頭)、教過書。他喜歡買書,對不同版本的書也頗感興趣。他一直把自己的內心生活看得比物質生活要重。在他那里,書不是紙張,而是一種精神化的東西。他時常引用藏書家朋友焉飛的一句話:“這個世界之所以還能讓人留戀,是因為還有幾本好書。”
我記得,早些年他一度喜歡看槍殺片,也一度喜歡釣魚。這兩件事居然可以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居然可以并行不悖。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看槍殺片或釣魚,對他來說都是緩釋內心的壓力。船夫的外表總是給人一種默然的感覺,但從他的文字間,你卻可以發現,他的內心有一個戰場。也許他寫一首詩或一篇文章,就仿佛經歷了一場激戰。我記得海明威有一篇小說《大雙心河》是寫一個從戰場歸來的大兵試圖通過釣魚來修復戰爭給內心帶來的創傷。當他釣到一條像石頭一樣沉重的鱒魚時,他沒有急于往回拉,而是從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煙。我想,船夫釣到一條大魚時,或許也會點上一支煙,慢慢消受著自己的得魚之樂,這也印證了他本人說過的一句話:“骨子里就適應這種慢的、細膩的方式。”釣魚的過程跟寫作的過程確有相似之處:有時會釣到一條大魚,有時則難免失望。正如海明威小說中所說的:這種失望之感是在使他肩膀發痛的刺激襲來之后猛地出現的。是的,在閱讀中我們會有使脊椎骨微微震顫的享受,在寫作中也會有那種使肩膀發痛的刺激襲來,它可以上達腦門,下抵腰椎。
我上面說“船夫一度喜歡釣魚”,是因為他后來突然把釣竿束之高閣了。有一回,我跟詩人何乜談到垂釣之事,也談到了船夫。我說他近來不大外出釣魚了,大概是腰椎壞了,坐不住。不!何乜說這應該跟他父親當年落水有關。
船夫不再釣魚之后,我以為他會專事寫作,但一直以來,他都忙于一些瑣事。像他這種性情遲緩的人,寫作與垂釣一樣,需要一大塊屬于自己的時間。更何況,他一直是一個惜字如金的寫作者。有些人,越寫越快,熟能生巧,話說回來,這樣的文章,如果徒具外殼,沒有獨特的生命體驗,沒有思想的沉降,只有文字的飄然而過,那么,其成也快,其亡也忽。另一種現象則是:有些人越寫越慢,但在木鈍的文字間總能讓人看到一種神思的忽焉飛揚。船夫顯然屬于后者。他寫得很慢,慢到恰好可以讓他自己接受的節奏。一個寫作者,也唯有在超功利的心境下才能寫出如此徐緩有致的筆調。
有一回,我收到了船夫的散文集電子稿,文章的歸類、目錄的編排,顯然是經過一番精心考慮的,有些地方,還用紅筆標注,想必是有待訂正。他跟我見面時,豎起一根食指說,我打字很慢,是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言下之意,他好像在埋怨自己這雙不夠靈活的手。這是一雙握過筆的手,也是一雙握過鐵鍬的手。有時候手掌握成了拳頭,卻不能揮出去,于是,這個拳頭就深埋在一首詩或一篇散文里面,變成一種郁結的力量。
他在《森林的風是我的什么啊》一文中這樣寫道:“在木材市場最好看的就是這幾種木頭:櫸木的玉白、山樟的絳紫和瑪格麗斯的粉紅。”的確如此,他談起家門前木材市場的木頭,就像他談起那些讓他敬重的作家或詩人的名字:弗雷澤、艾略特、葉芝、瓦雷里、馬拉美、海德格爾、巴烏斯托夫斯基、里爾克、大岡信。他對他們的作品非常熟悉,你從他的書櫥里抽出一本書,讀上一段話或一節詩,他就能大致判斷這是誰的風格,就像他在山間“隨手把小樹枝或竹枝放鼻子底下聞聞,據此判斷它們是苦澀的還是甘甜的”。
他習慣于用一種“異鄉感”書寫自己的故鄉,在冷逸的書寫中,微微保持著一份情感的原初沖動。那些文字略帶一絲苦澀,像是在回憶中完成的。無論是讀他的詩,還是散文,都可以看到那張被生活磨損過的沉默面孔、隱埋在水土中的悲苦之心。他是一個寫作者,也是一個沉思者,他身上有很多“理性的困惑”與“情感的困惑”。他叩問這個世界,也反躬自問。
這是一個內心多么糾結的人啊:我在此地,但又不此地;我存在,但又不存在。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精神處境:我在我不在的地方,那個地方既非故鄉,亦非他鄉,而是一百年前一個中國作家發明的一個新詞——無地。
“為什么人在家中仍有思鄉之苦”,這是切斯特頓在《回到正統》中說過的一句話。有些人,比如船夫先生,即便身在家鄉,也像是在異鄉奔波。
深山與大街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時候認識昨非的。她說她九十年代初去過樂清文聯的斜樓,也許我們見過,也許沒見過;她說她那時還在《簫臺》上發過小說,我也許讀過,也許沒讀過。這些事她只是淡然提及,好像害怕讓人知道她曾經也是一名小縣城的文藝青年。在某些公眾場合她并不怎么活躍,時見談笑之余的靜默、伸展之后的退縮;私下里聊天,她也總是帶有那么一種老到的天真、大膽的靦腆,偶爾也能開一些深沉的玩笑。有一陣子,她跟我聯系較多,有一陣子她又像失聯一般杳無音訊。總之,昨非其人其文都給我一種飄忽、悠遠的感覺。曾有人向我打聽昨非,說她詩文里面有一股逸氣,平常是否也是那么超然物外的?我后來細想,一個亦詩亦文、亦中亦西的昨非,一個既早慧又晚熟、雖低調卻高明的昨非,一個將欲飛而未翔、覺今是而昨非的昨非,真的是一言難盡。
大約有二十年,昨非沒怎么寫東西。昨非忘掉了昨非,但昨非終究還是通過文字回到了我們中間。近些年來,她突然發力,寫了不少詩文,有人讀了,總會帶著幾分艷羨說,這些文字真好。昨非使用的是一種經由現代詩(包括英詩與漢詩)的熔爐淬煉過的書面語。她對每一個詞,每一個詞所包含的意蘊,以及這個詞放在一句詩中所帶來的音韻之美都是那么在意,那么較真。為了打造語言之美,她不惜將一些具體而又瑣碎的生活經驗進行壓縮,出之以超然、優雅的行文風格。她可能會提及一座山(比如鷹嘴崗)的名字、一條蟲(比如水蛭)的名字,卻不會提及自己出生的那座村莊的名字。有時候,她寧愿把古人的名字寫出來,也不愿意輕易地提及身邊某個熟人的名字;如果非要點明此人的身份,她就以“Y先生”或“X先生”來代替。她有一篇散文《真正的鄉下人》,好像談到了我,又好像沒談到我。還有一篇文章,是談檀林詩社成員與東南沿海風土的。她談到檀林,幾乎不提“檀林諸君”的名字與作品。這大概跟她的行文習慣有關。她有意使用一種能見度比較低的語言,即便是心里無比清晰的人或事物,她也會故意使之模糊,營造出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她總是跟現實保持著一種審慎的距離。在直面現實的過程中,她有意忽略那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卻能于虛白處捕捉過眼云煙耳邊風,以致于我覺得,她但凡坐在書房里,朝窗外眺望一眼,也會隨即將目光投向內心熟悉的現場。相對于南鑼鼓巷的熱鬧,她更傾心于燈火輝煌里一個寂寞的手勢或燈火闌珊處一抹溫暖的微笑。她甚至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上傾注抽象的激情。她談錦衣夜行,談禁欲的顏色,談廢墟間的鬼魂,簡直就是無中生有。這“有”,是烏有,也是萬有,有隱微之意,也有磅礴之象。
昨非用文字給自己構筑了一座可以安放孤獨的小城,那里面應該有一條與世俗相通的大街,有清冷的店鋪、稀薄的煙火、不算嘈雜的市聲,而這條街的盡頭便是山,是山間的無盡白云。讀她的文章,如在深山行走。她的語言是流動的,既在古今之間流動,也在東西之間流動。因此我說,昨非在本質上是個詩人。前陣子,我恰好讀到了柏林的一個訪談,他把詩人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詩人,寫詩時是詩人,而寫散文時是作家,像普希金;第二種詩人,寫詩時是詩人,而寫散文時也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就屬于第二種類型的詩人。我覺得昨非應該屬于第二種類型的詩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她就開始寫詩了,但她真正出道的時間應該是在九十年代初她參加溫州師范學院檀林詩會的時候。那個年代,“檀林”詩人在詩歌觀念上被“后朦朧詩”的代表詩人們引為同調,也與當時的先鋒詩人多有接觸,但“檀林”自有“檀林”的取道。這條道路,借用“檀林”中人謝覺曉的一種說法就是:“自然包括了漢語詩歌最初的源頭《詩經》
與楚辭,當代漢語詩歌的先驅海子、駱一禾,20世紀以來的西方詩歌,同時也包括了現代美術、搖滾音樂、古老的印度經典和俄羅斯大地的抒情詩篇,也愛魯迅,偶涉魏晉與晚明的瘋狂。”在這種文學抱負的引領之下,“檀林”詩人就申明了“無宗無派,無私無垢、無始無終”的理念;他們還以行動顯明自身與任何意義上的“解構主義”“后現代”“反意義”者不合作的態度。這些詩歌主張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時隔這么多年,“檀林”之所以能重新發力,昨非有首倡之功。“檀林”之“林”仿佛跟她有那么一點暗合的因緣。昨非對“檀林”是心存執念的,她給我的感覺就像那種大山深處不離不棄的守林員。這些年,她除了做“檀林”同人詩歌公眾號,還要打理從詩人何乜手中接過來的“外國詩歌精選”公眾號,教書、寫作之余不僅要組稿、制作版面,有時還要化名翻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我時常瀏覽這個詩歌公眾號,每每看到她的譯作,總是驚嘆于她的精妙譯筆。同樣是讀詩,昨非讀的是外國詩歌,我讀的是翻譯詩歌,不一樣。直接讀原作,如臨溪觀魚,直視無礙;讀譯文則如同隔著魚缸觀魚。顧彬曾引用過一位德國作家的話:我們學一種語言是在一條船上;我們學另外的語言,是從一艘船看到另外一艘船。我想,這就是用“他者的眼光”來反觀自我吧。昨非的寫作,就是從一艘船看到另外一艘船,兩艘船并排行駛,或前后相隨,都能帶來不同的景觀。她在英語中尋求漢語,又在漢語中鍛造英語。漢語與英語的隱秘激蕩,形之于文字,便如山川自相映發。她似乎喜歡把自己藏在文字的帳幕之后,有時候她是昨非,有時候是索菲,有時候是非爾,有時候是譯事君,有時候是Dass。這就出現了她所說的那種悖論:“我被不同身份的我同時愛著;而同時愛那幾個我,似乎又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平行宇宙里。”對她而言,在不同的名字下,不同的文字里,寄寓著一個幽邈難名的“自我”,這個“自我”的底里便是一顆清朗之心。對讀者而言,相異的是文字,相通的則是心靈,心靈既通,文字之相也就能從殊相變為共相。因此,讀不同的昨非,最終還是能拼湊出一個昨非的真面目來。
昨非在一篇文章中講過這么一件事:有一回,她在一家喧鬧的飯館起身時,邊上的人忽然不約而同地提醒她忘了帶上座位間的雨傘。她由此感嘆:“原來在日常生活中,你周邊的陌生人正在時時刻刻、入木三分地觀察著你的一言一行。”事實上,我也發現,昨非的新書出來之后,表面上動靜不大,但總有一些陌生的讀者在默默地打量著她。
厚堂覺曉
有一陣子,我時常跟詩人覺曉、小說家大蟄在白鷺書院的道坦里用方言聊天,也聊到一些跟方言有關的話題。大蟄姓林,覺曉姓謝,敝人姓鄭。因此,聊到方言時我忽然想到:溫州研究方言的三位學者居然也是分別姓林、謝、鄭。姓林的那位,就是大蟄的祖叔、清代藏書家林大椿,他寫過一部《海澨方言》,收樂清方言土語萬余條,分天文、時序、地理等五十九類,可以看得出,此人是一個了不起的博物學家。姓謝的那位,叫謝思澤,樂清鄰縣永嘉人,跟覺曉是否通譜,我不得而知。他是清代學人,寫過一本樂清語音的專著《因音求字》,也很了得。姓鄭的那位叫鄭家駿,樂清西鄉磐石鎮油車村人,跟我倒是通譜。他是“溫州話新文字創始者”之一,民國時期寫過一本《溫州話新文字草案》(其實研究溫州方言的鄭姓學者還有一位,那就是已故的語言學家鄭張尚方先生)。現在很少有人知道林、謝、鄭三人,只有研究溫州(包括樂清)方言的人偶爾還會翻看一下他們的著作。大蟄采用樂清方言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時,偶爾會去謝覺曉的辦公室坐一會兒,喝杯茶,“念”幾句,順便請教一些方言的寫法和意思。跟覺曉聊天,能從老話題里聊出一些新意來;即便是聊天氣,他也會比別人聊得有意思。
謝覺曉原名加平,樂清南岳后塘人,后塘與厚堂諧音,因此他就取號厚堂,他的微信名就是厚堂覺曉。
溫州宿儒張如元先生曾編寫過一本地方文史類的書,有人居然從中找出了五處謬誤。張先生看了,極是欣慰,逢人就說,樂清有個后生真是可畏。他所說的“后生”就是厚堂覺曉。據我所知,覺曉對雜項學問一直懷有偏好。有一次,我把蚯蚓當作昆蟲。他說,蚯蚓不是昆蟲,是節肢動物。我說,蚯蚓是蟲字旁,怎么不算昆蟲?他說老虎俗稱大蟲,你總不能當作蟲子吧?還有一回,我們在藻溪見到一種梧桐,有人談到了上海的法國梧桐。厚堂說,法國梧桐不算梧桐科。我后來查了一下資料,法國梧桐居然真不是梧桐科,而是懸鈴木科。“松”字在我們的方音中,與普通話同音,但“松樹”在方音中卻與“樅樹”念作同音,因此,當我從老一輩人口中聽到“樅樹”這個發音時,并不知道他們指的就是松樹。一位本地的植物學家依照“樅樹”的方音想當然地寫出“樅樹”這個詞語時,厚堂就指出了他的謬誤,他在餐桌上,用筷子把兩個字各寫一遍,接著解釋:樅樹就是樅樹,松樹就是松樹,松樹念作樅樹,但不能寫成樅樹。他就是這么較真。我后來發現,他的確讀過不少動植物方面的書。
我有一位書法家朋友,給白鷺書院刻了一枚印章,上書“白鷺於飛”四字,厚堂立馬指出:這“於”字應該寫作“于”字。二字作為語助詞(念“淤”)時才通用。有一次我把“二十馀年一夢”的“馀”錯寫成“飲”字,自己也沒留意,他立馬就察覺了。類似這樣的事還真是不少,因此,我就在小說中給他分派了一個次要角色——“本地學問最大的厚堂先生”。
厚堂編過一些文史類的古籍,認識不少生僻字。我聽過他幼時的一個故事。村中有個老人,寫了一個“爿”字,問眾孩童,這是什么字?他們都搖頭說認不得,唯獨他能念出這字的讀音,還能說出它的意思來。對字,對每一個字相對應的事物,他總是處處留心,處處用心。
厚堂的小舅是一位書法家,名方圣旺,號訥齋。人家把訥齋念成內齋,他也不以為意。不過,他對文字也是很較真的。有一回,我把“微”字里的“幾”寫得隨意了些,有點類似于“徵”字了,他就跟我談起了“微”字的幾種草書寫法。在這方面,厚堂似乎與訥齋是一脈相承的。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們祖上有一位讀書人,大概也喜歡翻翻《說文解字》《康熙字典》之類的工具書。
一位英國自然科學家說,許多鳥善鳴必然是由于它善聽的緣故。厚堂善言,也是由于他善聽。每次開會,我總是見他掏出一本筆記簿,記些什么。我們去臺灣作文化考察,他邊走邊記。平常討論工作,他也總是會掏出一本筆記簿。他的知識,一部分來自書本,另一部分來自日常生活。厚堂之厚在學養,他的詩文至今雖然只有薄薄一冊,但能見出功底。他寫文章,有點像知堂,時常明引暗指。
厚堂在樂清為人所知,是因為他編寫了一些文史類的書。寫史,少不了文筆;正如他寫文章,少不了史筆。文與史,雜糅以并用,同條而共貫,故有一些文章家的氣味。在他的文史隨筆中,或可窺見他用西方的視角詮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種現象,并從中找到一種現代轉換的方式,這跟他寫作現代詩時融入傳統文化中的質素是如出一轍的。歷史能給人帶來思考力,文學能給人帶來感受力;前者重知性,后者重感性。這就是他與一般文史寫作者有別的地方:有可堪托底的詩心,故能在敘述上做到“襲故而彌新”;有開闊的知識視野,故能在論述上“沿濁而更清”。
有一回,我跟一位研究文史的老先生說,厚堂的詩(我指的是現代詩)寫得好。老先生說,做文史研究,能寫點詩(他指的是舊體詩)也不奇怪。聽了這話,我就沒再聊下去了。厚堂的確寫過舊體詩。他曾宣稱自己的舊體跟那幫老先生不一樣,一種對現實的省識和對漢語的敏感煉就了他的詩思,這種獨特的詩思哪怕是進入舊體詩這種沒落、甚至帶些腐朽氣息的詩歌品種也會有不俗的表現。事實上,厚堂的新詩比舊體詩要好得多。
樂清的一座老宅可樓重修之后,樓主問我,請誰寫一篇文章最合適,我說,厚堂。果然,厚堂很快就用文言寫了一篇《可樓重光記》。寫畢,他說,這篇文字可以囑人刻在木板上,留在可樓。我問,木板可以保存多少年?他說,大概數十年。我說,數十年太短,要數百年,上千年。我的意思是,古人勒石為碑,是為了將可能消散的記憶寓于堅固的事物,求得永久。厚堂笑了。那意思好像是說,我隨手寫的文章真的有這么重的分量?
厚堂稱得上是個“書生型公務員”,雖然供職于市檔案館,但多年來曾被多家機構借調,要么是拉去寫材料,要么是編書。厚堂寫公文是出了名的,出手快,文辭平正、通達、嚴謹。如果這篇公文恰好與歷史文化有關,偶爾還能看到才情的發露。有一回,我們聽說可樓對面的徐次勤宅要拆,都覺得很惋惜,但也只是嘆息。厚堂回家后寫了一篇報告,發給我和幾位身邊的朋友看。這篇報告約有幾千字,通篇有史有識,雖然里面的建議未被采納,但文辭之妙,幾十年后拿出來,亦可作公文的范本。
平日里,厚堂也會把舊式文人的習氣抖摟出來。碰上有趣的話題,他會湊成一句有趣的對聯。正如胡適之博士善作上卷書,他喜歡給人出上聯。出完了,他就拍拍手,喝茶看書去了,有心人倒是陷進去了,為下聯傷透了腦筋。
虎嘯,或恐龍下的蛋
談到小說家黃孝陽,別的我不敢說,關于他的鼾聲,我是最有資格談論的。因為我曾在他的隔壁住過四個半月,他的鼾聲有幾多洪荒之力,我的耳朵是領教過的。
他在《獨坐》這首詩中這樣寫道:
幾秒鐘后,當我意識到房間是一個“0”,
而我是“1”的時候……我睡著了,鼾聲四起。
事實上,一個人(包括詩人)睡著了之后通常是聽不到自己的鼾聲的,聽到鼾聲的,是他(詩人)隔壁的那一位。當詩人“鼾聲四起”時,我在隔壁做些什么?也許正苦于失眠,也許我正在寫一首詩。沒錯,有一個夜晚,我的確寫了三行似俳非俳的分行文字:
三更半夜時
歌聲換取呼嚕聲
也是極好的
那晚,我被左鄰(黃孝陽)的鼾聲驚醒,繼而又被右舍(斯繼東)的酒后高歌吵得難以入睡,于是寫下了上面這段分行的文字,并且發到微信朋友圈里。
第二天吃中飯的時候,斯繼東見到我,面有愧色。而孝陽?他虛著眼,笑瞇瞇地來到我跟前,不停地跟我說抱歉抱歉。孝陽說,我做過核磁共振,咽喉部分有脂肪堆積,但沒有任何毛病。接著他就帶著自嘲說,我現在越來越胖,鼾聲也越來越胖。
他的笑聲與鼾聲一樣坦蕩,不同的是,你隔墻聽到他的笑聲,會想象出他笑瞇瞇的樣子,但你聽到他的鼾聲,會感覺他正在夢里怒斥著什么。也許,現實中的孝陽是溫和的,而進入夢境的他則是滿懷憤怒的。誰知道呢?也許,這個世界真的有一個所謂的平行宇宙,一個溫和的孝陽和另一個憤怒的孝陽發生了量子糾纏的關系,他們非得在夢中辯論一番不可。
這大概就是黃孝陽式的鼾聲,“文字可卡因成癮者”的鼾聲。
小說是現實下的蛋,我承認,孝陽說,但小說還是月亮下的蛋。
那么,我也敢說,他的鼾聲是恐龍下的蛋。
我這人睡眠質量向來不佳,夜晚但凡有什么嘈雜的聲音,就難以入眠。早些年開筆會,主辦方大都安排二男一室,有好幾回,我入睡前聽到鄰床鼾聲轟鳴,就知道長夜漫漫如何難挨了。所以,照我的經驗:碰到與胖子或上了年紀的人同住一室,我心里就開始打鼓。我遇到過一個嗜酒的胖子,他說自己睡眠質量特別好,腦袋一沾枕頭就可以入睡。果然,他一躺下就秒睡,忽然間鼾聲大作,忽然間又聲息全無。敢情這就是醫生所說的“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黃孝陽打鼾,是否屬于此病我不得而知,但現在想來,一個人過度勞累之后,也會打鼾的。
孝陽屬虎,我也屬虎。但那一年,孝陽與我都淪為病虎,他的面色蒼白,而我的面色蒼黃。我在京期間,一直過著清教徒般自律的生活,胃病也就不藥而愈了。而孝陽雖在病中,依舊忙著寫作、編書,處理出版社的冗雜事務。有一次,他坐在房間里,跟我們聊著聊著,額際忽然冒出了汗珠,呼吸也變得有些粗重,好像剛剛走了一段上坡路。他指著自己的心臟說,這里出了點問題。后來我想,他喜歡跟人打牌,大概是藉此紓解疾病帶來的不安與疲憊吧?但像孝陽這樣的人,內心始終有一根繃緊的弦。當他的呼嚕聲填滿整個房間,仿佛是把一只夢中的老虎引入室內,它來回走動,發出不安的咆哮。
我在京住了四個多月,與孝陽也做了四個多月的鄰居,雖然只有一墻之隔,但來往不多。他要么躲在房間里,數日不出門,要么出來找牌友二三,打通宵牌。翻看日記,我與他在外面的飯局上僅共飯三次,其余見面時間,通常是在課堂與食堂。在我的記憶中,我僅有一回串門跟他聊過文學。我一直覺得他的文學觀接近于一種玄學,和他很難聊到一塊兒。在飯桌上,他談小說時,會談到相對論、量子力學、概率宇宙,還會扯到一些經濟學術語,比如邊際遞減效應、零和博弈、技術奇點等。可以說,他的腦袋和心臟仿佛寓于不同的維度:他的心臟活在牛頓力學的現實中,而他的腦袋已伸入一種他所描述的“雞尾酒般的新現實”里面。有一回,在下課回來的過道上,他突然問我,作為寫作者,你是如何面對概率問題的?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那一晚,我回到寢室琢磨這個問題時,隔壁已經響起了鼾聲。
我無法拒絕他在深夜贈予的鼾聲,正如我無法不擺著洗耳恭聽的姿態聽他闡述自己的量子文學觀。他的量子文學觀跟康德先生的星云說一樣,發表后并不怎么被人關注,朋友們更多是把他的觀點視為一種文學奇譚。可是,誰能預料有一天,有一幫后生小子會不會弄出一個量子文學流派,把黃孝陽的理論奉為金科玉律?
離別在即,我與孝陽在門口相遇,他說,你給我寫一幅字作留念吧。于是我就把“夜半鼾聲”這件事,用一種半文半白的文體寫了出來,孝陽看了,連說慚愧。后來過了些年,他在電話中問我手頭有沒有可以出版的長篇小說時,語調里似乎仍帶幾分歉意。
但我沒想到,孝陽竟是以如此倉促的方式離開人間。當天下午,我們都認為這個消息是誤傳,但后來很快就被他的同事證實了。朋友圈里轉發了很多痛悼的文字,我也想寫點什么,可腦子里蕪雜得很,總覺得一下子也沒有什么跟孝陽有關的非說不可的話。但我確信,孝陽已經把自己注入了那個“以概率面貌呈現的未來”之中。那晚,我把孝陽送我的書找出來,翻了一遍,不知為何,我之后又把日本作家中島敦的一個短篇小說《山月記》重讀了一遍。中島敦跟孝陽一樣,是一個短命的天才。他的代表作《山月記》充滿了奇思妙想:一個叫李徵的人不知道被誰施了魔法,在山中化身為虎。有一次,他穿過叢林意欲撲向行人時,發現對方竟是同年及第的老友袁傪。他對袁傪訴說了自己的離奇遭遇,并且告訴袁傪,如今他的體內時而出現“人心”,時而出現“獸心”,身為異類,情非得已。李徵雖然已經變成老虎,但他對自己的詩業仍然念念不忘;即便詩稿飄零,他還是把腦中尚存的數十首詩背誦出來,請袁傪代為記錄。袁傪照辦,記下了這些詩,李徵就了無遺憾地走掉了。
這篇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
一行人登上山丘后,依照所言,回首眺望適才林間的草地。忽然,只見一只猛虎從草深處躍出。猛虎仰頭朝著已失去光彩的白色月亮,幾聲咆哮后,忽然又躍回原先的草叢,再也不見蹤影。
與傅國涌先生談談天氣
傅先生:
見書如晤。迄今收到你持贈或寄贈的書不少于十冊,計有:《過去的小學》、《過去的中學》、《尋找語文之美》(上下冊)、《尋找古詩之美》(三冊)、《國語書塾童子習作選》、《傅國涌課童記》、《金庸傳》。這些書,于你而言,恐怕是別有寄托。你的一些文章,我之前是在雜志或微信朋友圈里零零星星地讀過。讀你的文章,與你晤談,感覺你不僅是一個坐在書齋里的學者,也是一個直立的學者——所謂“直立”,是就精神與思想而言的。昨晚讀罷《開門見山》,我更是覺出,你的骨子里有雁蕩山白堊紀火山流紋巖的質地。書中提到的人物,都是一座有名字的山,而且,也都在紙上立著。我小時候生活在一條大河畔,站在岸邊時常會有一種諸物流動帶來的眩暈感,后來的文字里時見世事流動不居的無常感,想來也與之有點關系。你小時候生活在大山中,每一塊石頭都是你的識字課本。如你所言,你的世界是從石頭開始的。跟我們不同的是,你小小年紀就從那些石頭上讀到了阮元、傅增湘、康有為、張元濟等人的名字,長大后又從紙上讀到他們的傳奇身世。從石頭到紙再到筆端,那些名字就有了不一樣的分量。我不知道,你后來研究歷史人物,是否跟這些鐫刻在記憶中的名字有關。這么多年來,你雖然身在異鄉,但你一直是面對石頭這本大書寫作的。我相信你是用直筆寫文章,堅實的文字對稱于每一塊巖石。這正是我所敬重的。
我是把你的《我的第一本書》和《課童記》放在一起讀,由此發現:一個人從大山的懷抱里走出來投入漭漭黃土滾滾紅塵,非但沒有沾染塵埃氣,還依舊葆有一顆與自然相契的童心。及至讀到《國語書塾童子習作選》,我仿佛看到了童子六七人在溪邊讀書,溪魚三四條在水底怡然游動。我真是要羨慕那些童子了,他們在你的教導下,思想與文字都是干干凈凈的。真是太好了。他們這一代人,有一股向上振拔之氣,是可以稱得上“中國少年”的。你說,你是在2017年9月作出了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決定,那就是“為我們的母語教育做一點非常非常小的事情”,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你所謂的母語教育就叫做“與世界對話”。你把課堂放在自然山水與人文景觀之間,讓童子們與草木蟲魚對話、與星空對話、與錢江潮對話、與塞納河對話、與巴黎圣母院和寒山寺的鐘聲對話、與雁山一片石乃至一片樹葉對話。一個人與自然萬物對話,就是與自己對話。天問,亦是自問。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從外物認識自己。“對話”這種說法往深里說,接近于“格物致知”。這應該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核心吧。王陽明“格”竹子“格”了七天,一無所得,于是病倒。一個人在到處都是竹子的地方,不得不思考竹子的問題,這正如一個人在到處都是人的地方,不得不思考人的問題。其實,人思考什么,皆與自身有關。王陽明思考竹子,就是把竹子當人來看待,或是把自己當竹子來看待。竹子與人在意識里不“分”,就是把腦袋放空后的一種獲致。禪宗里說:不知竹到眼邊,還是眼到竹邊。這也是一種對話方式。我對禪宗沒有深究,不敢在你面前貿然探討這個問題。我只是真切地感受到:當我與一根竹子對話之后,竹子就成了我的竹子;我與這個世界對話之后,這個世界就成了我的世界。
2017年對我來說也是非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我與幾位老朋友創辦了白鷺書院,也教一些童子寫作,但我們僅僅持續了兩年,就變“教書”為“編書”了。至于以后是否還要編下去,也是未知之數。我最近在參與編寫一本《樂清人文編年史》,古今多少事,刪繁就簡之后,也就寥寥幾條大事記,讓人見了,心底里也不免生出許多感慨。不過,有意思的是,在編寫過程中,我忽然對史書上一些關于天氣的描述發生了興趣。比如,我在“1875年 乙亥 德宗光緒元年”這一條下面,實在找不出什么大事可記——這一年,一個名叫蔡保東的讀書人死了,年僅四十七歲,有詩文集數卷,未付梓;此外就是你老家雁蕩山北斗洞修建了靈霄殿四重,有八仙樓、海會樓、集賢閣什么的。這個世界上每天有人起高樓,每天也有樓塌了,每天還有人死掉。這些事最終能否編入,也未可知。德宗光緒元年,還有一些什么可記的?我百無聊賴地翻著一些地方志書,于是就發現了這樣一條內容:那一年十二月,天呈異象,屢雨紅豆,小而微紅。這是光緒元年發生的事,很多志書都是這么記載的。宣統元年,也有災異,那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樂清發生過一場地震。地震這種事,我雖然沒有親歷,但也時常聽人說起。至于“屢雨紅豆”這種異象,我是聞所未聞。再翻書,我在《柳市鎮志》里發現了這樣一條記載: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月11日,陰雨,傍晚時柳市上空突降狀比綠豆略小且扁的“紅豆”。這種“紅豆”跟光緒元年下的“紅豆”應該是同一物。
欣逢盛世,談這些“紅豆”似乎也不太妥吧。不如談談語文之美,談談春天吧。不如談談春日的好天氣吧。
你的《課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語文從春天開始,準確地說,其實應該是——好的語文從春天開始。”說得真是好。那年冬天你來可樓為童子們講課,臘梅開得正盛,陽光也是恰到好處地鋪在院子里。午后的陽光移到哪里,你和眾人就移到哪里,人人皆似向陽花木,感受到的,是一種春天般的暖意。第二天(或是過了好多天),一位朋友突然壓低了聲音問我:聽說傅國涌先生到可樓講了一堂課,真的?我知道他為什么會壓低聲音說話。我也壓低聲音告訴他:這是傅先生第一次到樂清城關講課。可是,他的聲音還是那么低微。再聊下去,我就沒有什么話好說的了。
還是談談天氣吧。我喜歡南方春日潔凈的風。風掠過水面,沒有想過要驚動什么,也無意與一只水鳥爭奪浮出水面的一條魚。其次,我也喜歡秋風那種清勁的氣息,一直無法適應溽暑的濕熱與寒冬的濕冷。樂清方言中關于暴熱或暴冷天氣的描述,都是達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比如:六月天棺材熱,太陽佛死人猛,十二月短命冷。我不知道你們縣東那邊有無這種說法。
入冬以來,久晴不雨,樂清人急得都快“求雨”了。人這東西,真是難伺候。春夏之交,多苦雨——我的小說里經常寫到雨天,恐怕與此有關——雨是天地間的過客,雨來了,在瓦背、道坦、后院,就那樣待著,時間一長,主人就煩。冬天,要是雪來了,主人定然是歡天喜地。你也知道的,在我們南方,雨是常客,雪卻是稀客。出太陽后,雪就很識趣地離開了。可是,這個冬天,雨到底還是遲遲不來,仿佛也把自己當雪看了。
這幾天雨倒是來了,不大,略顯驕矜。聽說杭州今早下了點小雪。樂清的天空似乎也正在醞釀著一股雪意。我就在房間里待著。天氣冷得讓人不想說話,舌頭待在嘴里,就像雙手縮在袖子里。看民國老照片,如果是冬天,那些人大都喜歡攏著袖子。十人里頭,大概有三四人會如此。何以如此,我也不清楚。
寫這封信的時候,冬日的陽光無復光臨寒舍。氣象臺預報說這一周都會是陰雨天氣。某回偶然讀到弗羅斯特的一首詩《窗邊的樹》,其中有一句是這樣寫的:
你那么關心外面的風雨雪霜
我只關心內心的天氣
我把這一句詩從書上摘下來,就好比隨手從樹上摘取一個果子贈送你,聊表老鄉的一番問候吧。就此擱筆,即請
冬安!
【東君,主要從事小說創作,兼及詩與隨筆。結集作品有《東甌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虛先生在烏有鄉》《徒然先生穿過北冰洋》《面孔》等。另著有長篇小說《浮世三記》、評論集《隱秘的回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