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2026年第10期|賈九峰:海上故人聚散行狀
上篇:張愛玲與柯靈
時隔半個世紀,張愛玲又一次大陸翻紅。可惜的是,這樣一份遲來的繁華,作家本人未能置身其中。一九四四年《傳奇》
再版的序言中,她曾直言不諱地寫道:“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假如她沒在洛杉磯的小公寓內跌離這個世界,這次又會抒發(fā)什么樣的醒世宣言?張愛玲自香港移居美國之后,度日維艱,她閉門謝客,深居簡出,然后一次次搬家,不停地更換地址和電話號碼,除了與宋淇夫婦、夏志清教授保持著書信往來,她幾乎隔絕了所有的社會聯系,早年滬上的舊相識也都一一摒棄了。
柯靈即是其中一位。
一九四三年七月柯靈回到上海,接替著名報人陳蝶衣主編商業(yè)性雜志《萬象》,偶然間讀到張愛玲的文字,劈面驚艷之余,心中產生了向她約稿的想法。可是托請哪位朋友作青鳥使呢?躊躇之時,張愛玲竟陡然現身了。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后發(fā)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么,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并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在柯靈三十七年后的回憶中,他們就這樣相遇相識了。柯靈出生于一九〇九年,比張愛玲大了整整十一歲,三十年代開始文學、戲劇、電影創(chuàng)作及報紙刊物編輯工作,從年齡和出道上講,皆可做張愛玲的前輩。初次相見,兩個人一見如故,相識恨晚,交往很快進入到蜜月期。《心經》之后,陸續(xù)有小說《琉璃瓦》《連環(huán)套》和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在《萬象》登出,又有其他雜志發(fā)表的《金鎖記》《傾城之戀》加持,張愛玲在淪陷中的孤島上海,一時間風光無兩。
公允地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張愛玲的迅速躥紅,跟柯靈的助推不無關系。種種跡象表明,張愛玲在心中也將柯靈視作了最可依賴的朋友。在此期間,發(fā)生了兩件難稱愉快的小事,但從事后來看,并未影響到他們的交誼和而不同地向前延伸。
第一件小事可謂柯靈勸隱。“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huán)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里跳交際舞。”彼時,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jié)食,正致力于搶購祖國典籍,欲用一己之力,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曾建議柯靈勸阻張愛玲,不要到處發(fā)表作品,文章可交由開明書店保存,開明先行付費,等到河清海晏再作印行。對于知心朋友言辭懇切的提醒,張愛玲的回復倒也坦率摯誠——她主張趁熱打鐵!于是她的第一部小說集《傳奇》誕生了。一時洛陽紙貴,很快再版。年輕的張愛玲名利雙收,志得意滿之際,又道出“出名須趁早”這等大快人心語。“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張愛玲洞察世道人心,不想違背自己的意愿。放置在更為長遠的時空里回顧,一隱一顯,她做出的抉擇,孰人能定是非?
第二件事便是傅雷以筆名“迅雨”發(fā)表于《萬象》的《論張愛玲的小說》。通覽傅雷先生的這篇文章,我們讀到的盡是老一輩作家對張愛玲明白無誤的關心愛護。殷切之情,流溢于字里行間。傅雷先生用了那么長的篇幅高度評價了《金鎖記》在藝術技巧上取得的成就,甚至不吝贊嘆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然后分析了《傾城之戀》的可取與不足,最后對正在連載的《連環(huán)套》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有褒有貶,目標指向同一終點——期待作者取得更大的成就。雖然這篇評論文章僅限于張愛玲的早期作品,但如今縱觀張愛玲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傅雷先生當年對張愛玲創(chuàng)作優(yōu)缺點的指摘與品評,放置在今天,依舊是最為準確也最為深刻的。遺憾的是,無論當時還是此后,張愛玲都沒能正確看待傅雷先生的這番評價,自然也沒能吸納文中中肯的建議。對于《萬象》載出的這篇評論,很快張愛玲發(fā)表了一篇隨筆《自己的文章》,她的反應就是很有禮貌地說“不”。這也極度符合張愛玲年輕時的個性(客觀講,張愛玲的確不知“迅雨”所為何人,想必她也沒有先搞清楚對方是誰再做反駁的耐心。直到一九七五年宋淇信中告訴她:“迅雨”即是傅雷筆名。試想如果當年張愛玲即知對方是著名文藝評論家傅雷前輩,會不會引起格外重視去校正自己的創(chuàng)作呢)。盡管張愛玲在遙遙四十年后對《連環(huán)套》提出了遠比傅雷更為苛刻的自我批評,但她的創(chuàng)作卻是在傅雷先生的警告聲中越滑越遠。“技巧對張女士是最危險的誘惑。無論哪一部門的藝術家,等到技巧成熟過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復他自己。”傅雷先生一九六六年于上海棄世,張愛玲一九五二年出走香港,而后遠赴美國。陰陽天海兩相隔,這件事就此塵埃落定。
由此,《連環(huán)套》在《萬象》連載中斷,張愛玲亦不復在《萬象》出現。但張愛玲與柯靈的友誼并未受其影響,反倒有更進一步的嫌疑。四十年之后,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一文中復述以上兩件事情之后總結說:“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為此還特舉一例為證。“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臺劇本,又一次承她依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復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黃。后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事后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張愛玲入眼的朋友不多,出手禮物自有她的品位。從這些交往的細節(jié)可以看出,柯靈對于這段交往的記錄并非出自一廂情愿。
也正是在柯靈這樣一段看似平常的記錄文字里,出現了一個更為關鍵的人物——桑弧。可是柯靈不知為何卻是一筆帶過了。“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后話。”
后話是什么?早在后話之前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委托柯靈邀請張愛玲見面,希望她加盟自己新創(chuàng)辦的影業(yè)公司。那段時日,張愛玲因與胡蘭成的愛恨糾纏鬧得沸沸揚揚,處境異常艱難,許多報刊雜志出版社明哲保身,拒絕刊登這位“文化漢奸”之妻的文章。張愛玲為了生計需要,隨柯靈如期赴約,她答應了桑弧的邀請。正是這一次見面,她敏感地察覺到了柯靈的些微改變。多年之后,張愛玲在《小團圓》中不無恨意地寫道:“蕭然意遠。”也許在她的心目中,柯靈是最不應該趨利避害、無視她困頓委屈的那個人,不僅僅出于相知有年的朋友,還因為她曾利用“漢奸之妻”的身份救過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柯靈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拘捕。“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回到家里,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其時一同陪張愛玲前來存問的正是“文化漢奸”胡蘭成。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寫有這樣一段文字:“愛玲與外界少往來,唯一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臺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里,隨后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木心先生痛斥胡蘭成“一生就無所謂忠貞,民族大義、書生氣節(jié)可以不顧”,余光中先生批駁胡蘭成寫在《今生今世》中的文字“顛倒恩仇,混淆是非”,但單看這一段記錄應該還是客觀真實的。關于這一次出手相救,張愛玲事后并未對柯靈鄭重提起,或許在她想來柯靈已是生死之交的知己。而柯靈在不知內情的情形之下(他讀到胡的《今生今世》是在一九八三年),面對著自己在抗戰(zhàn)勝利后迎來的一片光明前途,公共場合之中擔心與漢奸染上任何瓜葛,稍稍對張愛玲露出敬而遠之的“蕭然意遠”,算不算一種無意識的本能反應呢?
帶著對柯靈的重新認識,張愛玲開始了與桑弧的合作。隨著《不了情》《太太萬歲》影片大獲成功,張愛玲與桑弧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溫(這段感情因為一次“意外孕檢”,最后以分手告終。張愛玲備受打擊,可謂身心俱疲)。二人絕非僅是相熟的朋友,看不懂柯靈時隔四十年為何如此定義他們的感情。桑弧既是張愛玲一段感情的參與者,也是那一場“蕭然意遠”約談會的見證者,感情濃烈之時,張愛玲有沒有在桑弧面前曾對柯靈有過抱怨,均不見桑弧留下只言片語。個中原委,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張柯二人最后一次相見是在一九五〇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從柯靈的記述來看,兩人似未交談。“季節(jié)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里,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那時大陸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張愛玲的打扮,盡管由絢爛歸于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也許是張愛玲的衣裝給柯靈留下的印象太過深刻,使他忘記了發(fā)生在會場上的另一個細節(jié)。這個細節(jié)并不見于任何年代的官方記載,而是頻繁地出現在一些過來人的回憶述說之中——丁玲當面指責張愛玲的裝束。據傳丁玲當時穿著一板一眼的灰色裝,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看不出女性的一點線條。張愛玲與丁玲的正面交集十分有限,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遠渡重洋后,七十年代張愛玲為了糊口,曾試著受雇準備做丁玲的研究。但夏志清教授對此事有評:“張愛玲為了錢,做任何那一類的研究都沒有什么難為情,研究丁玲無論如何都要比研究術語有趣得多。但張、丁二人的才華、成就實有天壤之別,以愛玲這樣的大天才去花時間研究丁玲,實在是說不通的。”
不清楚丁玲當時在上海文藝界擔任什么職務,但是她的面詰讓張愛玲懂得——“衣服開始一樣了,下一步應該什么都一樣。”于是她暗中下定了離開的決心。顯然柯靈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上海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成立,夏衍任所長,柯靈擔任副手。身為上海文藝界的第一號人物,夏衍愛才惜才,一心邀請張愛玲出任編劇,但因為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柯靈還來不及將消息透露給張愛玲,便從別人那里聽說她已經去了香港。
其后近半個世紀,二人未能謀面。但這并不說明彼此沒有在對方的生命中再次出現。柯靈創(chuàng)作《遙寄張愛玲》是應香港劉以鬯的約稿,最早發(fā)表在一九八五年二月的《香港文學》,依照當時美國與港臺的通訊聯絡,即便張愛玲不看報紙,她的港臺朋友也會看到。只是有沒有同她談論此事,未見絲毫文字。夏志清教授一九八八年曾有一封給張愛玲的復信中試著寫進了柯靈的名字,大約是有以此試探之意,觀察張愛玲作何反應,以便進一步就《遙寄張愛玲》一文談下去。“年紀大了,連我欠人家的信也多了起來——原想今秋開學之前,把欠信一一覆掉,卻一封也沒有覆,都是大陸人寫來的信(柯靈太太以滬江同學的名義同我通信,我也未覆)。”這是一次慎之又慎的探詢,柯靈的名字不僅出現在括號之中,而且還以他太太的身份做了掩護,以免引起張愛玲的過度反應。但張愛玲在回信中只字未提,視若不見。夏教授也很知趣,話題就此打住。
那么柯靈是以何種面目出現在張愛玲其后的生命之中呢?自然是《小團圓》。最為知情的夏志清教授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的按語中做了如下解讀:“(柯靈)抗戰(zhàn)時在淪陷區(qū)的上海主編《萬象》,常登愛玲的作品,他很賞識愛玲。一九四四、四五年,兩次被日本憲兵抓去,幸賴胡蘭成相救脫險,逃往內地,抗戰(zhàn)勝利后,竟視愛玲為‘漢奸的女人’,加以輕薄,愛玲在《小團圓》里把他寫成一個不念舊恩、乘人之危、占女人小便宜的小人。他二〇〇〇年過世,《小團圓》遲至二〇〇九年才出書,他若在世看了此書,不知作何感想。”在這段文字里,“輕薄”一詞尤為關鍵。這一個詞,顯然比“蕭然意遠”承載了更多難以說清道明的內容。那么問題是,張愛玲從未在信中對夏教授提起過這些往事,他所下的“輕薄”結論是從哪些人的哪些講述中得來的呢?
柯靈二〇〇〇年去世。在他寫出《遙寄張愛玲》其后十五年的生命中,甚至在他創(chuàng)作《遙寄張愛玲》之前的五年中,他對張愛玲的關心與問詢就時常出現在與香港友人的往來信件中。《遙寄張愛玲》一文先后在《香港文學》《讀書》《收獲》和臺灣《聯合文學》刊出,張愛玲自此漸漸重新回到大陸文學的視野之中。“四十年來,張愛玲在海外和港臺享有很高的聲譽,臺灣還產生了不少所謂‘張迷’,在她脫穎而出的大陸,卻反而銷聲匿跡,近于湮滅。這種反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時代和環(huán)境等客觀原因,也不排除由張愛玲本人手造的主觀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我感到這種隔閡應該打破,明知障礙仍然不少,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寫了《遙寄張愛玲》一文,在《讀書》雜志和《香港文學》同時發(fā)表,有影響的《收獲》重刊了《金鎖記》。可喜的是由此很快引起連鎖反應,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關編輯部門立即從北京來了長途電話,表示準備出版《傳奇》……同時上海書店以最快的速度,將《傳奇》一九四六年原版影印問世,列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的一種。以后張愛玲的作品,就在全國好幾家出版社相繼出版……”正如柯靈在寫給導演胡楊的信中所言,風起于青萍之末,大陸“張愛玲熱”從這里現出微瀾。
瀏覽《柯靈文集》《柯靈書信集》,柯靈與張愛玲的青年研究者于青、張愛玲的姑父李開弟、《張愛玲文集》編輯沈小蘭、常君實、陳子善、日本翻譯聯絡人董蕾等眾人頻繁的書信往還,都是為了一件事——鼎力支持出版張愛玲作品并擴大其海內外影響。
從時間推算,柯靈不遺余力地為張愛玲做著這樣默默無聞的貢獻,張愛玲一九九五年離世之前當有所耳聞才對(她與姑姑張茂淵及姑父李開弟間有越洋通信)。而事實卻是,張愛玲習慣于離群索居,早已不再像年輕時對名利趨之若鶩,遠離了舞之蹈之的萬牲園,即便心中有知也不能激起她重拾舊好的興趣了。
而在肩荷剃頭挑子的柯靈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舊好”之說,他始終認為自己與張愛玲的交誼兩廂情愿地持續(xù)著。重洋之深遠,壁壘之高堅,在偉大的友誼面前,都算不得阻礙。“張愛玲不見于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于‘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的;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且不論柯靈出于何種心理,篤定他們的友誼不曾破滅。但他在文章中對張愛玲給出的飽含熱情的評價,好像沒有理由推翻這樣的預言與遠見。
在流逝無盡的文學史長河中,作家之間無論交好還是交惡,都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小小浪花而已。可是同一段交往,當事雙方一個熱絡如初,一個形同陌路,這卻是極為罕見的。歷史永遠有著三個版本:你的、我的、真相。交往本來是兩人間的私事,不限我們,包括他們同時代的近親友好,也只可作旁觀者。
下篇:黃永玉與汪曾祺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黃永玉與汪曾祺初見于上海。黃永玉二十三歲,汪曾祺二十七歲。他們相識的中間人是遠在北平的沈從文。沈從文既是黃永玉的表叔,又是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老師。這老師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老師,作為知名作家的沈從文在給朋友的信中,對學生汪曾祺的寫作多有獎掖之辭。汪曾祺輾轉到上海之初,生計艱難,在給老師的信中流露出悲觀厭世的情緒,老師回信中棒喝一聲:“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么!”對于汪曾祺在寫作上的進步與發(fā)展,沈從文先生是他不折不扣的恩師。而黃永玉留在沈從文腦海中的印象還停留在十歲時的模樣,那是一九三四年他回到湘西探望病中的母親,頑皮的表侄跑到他的面前,匆匆問一句“你坐過火車嗎”,等不及聽完回答已轉身跑遠了。這個十歲孩童最為關心的問題像是一個不被察覺的預言,預示了黃永玉兩年之后開始的漂泊人生。十二年過去,沈從文意外得知音訊斷絕的表侄黃永玉非但沒有死于戰(zhàn)火,反而已成長為年輕的木刻家,懷著滿腔興奮之情寫下長文《一個傳奇的本事》,并與之開始了通信。在得知黃永玉將從江西去往上海尋求發(fā)展之后,他第一時間給學生汪曾祺寫信,引薦二人相識。
關于二人初識的場景,汪曾祺在相見第二天寫給老師的回信中便有極為詳盡的描述,字里行間除了向老師“匯報”的意味(沈從文尚未見過漂泊十二年并成為木刻家的表侄黃永玉),便是滿滿的欣賞與歡喜。“黃永玉是個小天才,看樣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們高出很多。他長得漂亮,一副聰明樣子。因為他聰明,這是大家都可見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慚形穢,于是都不給他幫忙,且盡力壓撓其發(fā)展。”“他年紀輕(方二十三),充滿任何可以想象的輝煌希望。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投資,我想絕不蝕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從來沒有對同輩人有一種想跟他有長時期關系的愿望,他是第一個。”“黃永玉不是那種少年得志便顛狂起來的人,幫忙世人認識他的天才吧。”彼時的黃永玉和汪曾祺,僅僅屬于在各自領域剛剛出道或稱嶄露頭角,一見如故,即以“天才”視之,產生傾心交往的意愿,這在眼界高、自視也高的汪曾祺是十分罕見的發(fā)生。
這段不平凡的交往也在黃永玉鮮活的文字中保存下來。“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里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我和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tài)度而已。”“有時我們和黃裳三個人一起逛街,有時就我們倆,一起在馬路上邊走邊聊。他喜歡聽我講故事,有時走著走著,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講到哪里了。他說:‘那我們走回去重新講。’多有意思。”自那時起,黃永玉一直向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
彼此看重,相互稱道,并非出于二人間的虛情與客套,事實證明,他們的眼光都是長遠且獨到的。一九四八年二人離開上海,各赴前程。“在后來的日子里,他們的往來沒有中斷,繼續(xù)結伴而行,交相呼應。他們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確立了特殊地位。他們手上,都有一把鋒利的寶劍。不一樣的劍,不一樣的劍法,揮舞出一樣的風流。”
一九五一年元月六日,黃永玉將在香港思豪酒店舉辦第二次個展。汪曾祺得知消息,撰寫長文《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發(fā)表于七日《大公報》副刊。這是汪曾祺第一次公開評論黃永玉,毫不掩飾地向著世界發(fā)出屬于自己的知音高論。“永玉的畫和木刻的方向似乎是將要向相對的、裝飾和抒懷的成分減弱,或者更恰當的說是把它們變得更深厚,囿在原有的優(yōu)點中更濃重地發(fā)展了現實和古典的因素,逐漸地接近于史詩的風格,更雄大,更深刻起來了。永玉的生活,永玉的愛憎分明的正義的良心都必然使他的畫帶著原有的和特有的優(yōu)點作進一步的提高。他的作品的思想性會越來越強的。”“永玉是一個‘更職業(yè)’的畫家了,他永遠擺脫了過去面對一個創(chuàng)作的時候有時未可盡免地焦灼之情了。用一句極普通的話來說,便是說‘老練’了。其次,在作風上,也必然的要更凝練,內省,更深更厚了些。另外,永玉在這幅畫里也仍然保持一貫的抒情的調子,民間的和民族的,適當的裝飾意味,和他所特有的爽亮、樂觀、潔凈的天真,一種童話似的快樂,一種不可損傷的笑聲,所有的這一切在他的精力充沛的筆墨中融成一氣,流瀉而出,造成了不可及的生動的、新鮮的、強烈的效果。”最后汪曾祺總結成一句話——永玉的畫永遠是永玉的畫,他的畫永遠不是純“職業(yè)的”畫。高山流水,知音難覓啊!汪曾祺出現之后一直在場,這對黃永玉有著非比尋常的意味。
一九五三年二月,在表叔沈從文和知音汪曾祺的召喚之下,黃永玉攜家從香港移居北京。孰能料到,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他們,將共同迎來一波又一波的時代浪潮——投身新建設、大鳴大放、反右、“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自五十年代初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團和《說說唱唱》工作。黃永玉給遠在上海的黃裳去信,時常通報汪曾祺的消息。“曾祺常見面,編他的《說說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曾祺有點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實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態(tài),因為時間少,工作忙,也想寫東西,甚至寫過半篇關于讀齊老畫的文章,沒有想象力,沒有‘曾祺’,他自己不滿意,我看了也不滿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純粹地掛念他去看他,談談,喝喝茶抽抽煙(我抽煙了),這種時間頗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曾祺兄寫了一個范進中舉京戲,我對京戲是外行,但覺得寫得很高雅妥帖,您是行家,可能要求更嚴一些,未必像我的意思一樣,很想聽聽您的意見。據說這劇本評選時得頭獎,又得了獎金若干云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估計十天至十五天我還要刻一批小東西,是急活,是大師汪曾祺文集的插畫(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信中“汪曾祺文集”是指《羊舍一夕》,由黃永玉制木刻插圖與封面設計。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補劃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農業(yè)研究所,一九六〇年摘掉“右派”帽子,仍舊留在沙嶺子畫馬鈴薯,所需畫筆與顏料皆屬黃永玉為其郵購。一九六二年調回北京京劇團做編劇。從文集出版時的情況看,此時這對難兄難弟之間還保持著親密的友誼。
一九六四年汪曾祺參與現代京劇《蘆蕩火種》(其后易名《沙家浜》)的改編工作,這應該視為二人難得一見、漸生疏離的起點。黃永玉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寫給黃裳的信中有言:“曾祺未見近一月,忙!忙!”兩只驚嘆號蘊含著極其復雜的情緒。僅從稱呼上分析,二人心猶可觸,未見離也。半年之后,《沙家浜》火遍全國,黃永玉在信中寫道:“《沙家浜》我看過,傳說好成這個樣子,至今還覺得又驚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處何在,望之彌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戲積勞成疾之人定奪,表示意見,才能相信。”曾祺吾友也!從文字上尋證,這便是二人友誼最后的注腳了。
“文革”十年,他們各自為戰(zhàn),在風暴中顛沛流離,隨命運之手播弄,由近至遠。一九六六年,汪曾祺被關進牛棚,接受批斗,監(jiān)督勞動;中央美院受到猛烈沖擊,黃永玉作為版畫系教授,難以幸免,成為學院批斗會的主角之一。一九六八年,汪曾祺因創(chuàng)作樣板戲的需要,得以重新回到編輯崗位,但上峰有言,僅屬“控制使用”。一九六九年冬,黃永玉下放河北磁縣軍墾農場勞動。一九七〇年,汪曾祺受邀登上國慶天安門觀禮臺,名單列在《人民日報》之上,一度風光。一九七三年,黃永玉結束在河北農場數年勞動生活,回到北京,投入到為北京飯店新樓美術裝飾的工作之中。一九七四年,“黑畫事件”風波陡起,黃永玉《貓頭鷹》名列榜首。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采取隔離審查措施,汪曾祺滿懷喜悅參加了慶祝游行。一九七七年,汪曾祺被疑為“四人幫”余黨,接受審查。一九七九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審查小組為汪曾祺寫出平反結論。
從時間線上看,自“鳴放”之后的“反右”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尷尬境遇,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更是加劇了上述情況的發(fā)展。家庭之中,夫妻之間,有些話尚不能說不敢說,遑論朋友!若是睽隔兩地,更不愿有片紙傳遞,以免留下“罪證”。如實講,對于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即使是巴金、曹禺等文壇執(zhí)牛耳者也同樣有一個曲折的認知過程,正如巴金在《隨想錄》中所寫,從“我有罪認罪”到“我接受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盡快回到人民隊伍之中,為國家建設盡一份力。經過無數次“認罪”“改造”的循環(huán)往復,又從懷疑自己到懷疑發(fā)號施令之人,最后才認清對方“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邪惡本質。我相信,或長或短,這樣的心路歷程在黃永玉和汪曾祺那里也一樣存在。二人不同之處在于,黃永玉始終處在邪惡勢力的迫壓下,而汪曾祺因其編劇才能得到了“戴罪立功”的機會。《沙家浜》創(chuàng)作團隊的性質與“梁效”是有著本質區(qū)別的,它畢竟仍屬于藝術范疇。如果非要與政治扯上關系,充其量它算作某些政客的附庸。汪曾祺身處其中,可否有過自鳴得意?除了某段唱詞的寫作給他帶來些微快樂,由他事后的文章讀知,整體上他是痛苦的。而從這可憐的快樂中,仍可讀出他心地未變,一心只想做個耽于文字的平凡人。而痛苦卻是漫長又巨大的,相比所有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的作家,他手中還握有一支筆,唯獨不能寫自己的話,只有配合高懸在頭頂提線的大手出演傀儡戲。這痛苦足以將他吞噬。他可能向朋友發(fā)出心底的傾訴嗎?這秘密一旦離開了自己身體,將在外界空氣中變得異常危險,非但自己朝不保夕,也會將泥潭中的對方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學著驅使自己用行不盡的路程自我麻痹,北京、上海、重慶、內蒙古……他化身一枚被鞭子抽動的陀螺,不可停下來,也不想停下來。只有在天旋地轉的時候,那些不共人言的痛苦才會因離心力而減輕,因自欺而短暫丟棄。我篤信,這一番苦衷,知己之間,無需言表,黃永玉完全是理解的。包括汪曾祺不可拒絕、匆忙驚慌地登上天安門,名字赫然出現在某些邪惡的人之后,黃永玉也一樣理解并釋懷——朋友是安全的,這有什么不好呢?他絕不指望汪曾祺來拯救自己,也絕不將朋友作“梁效”看。這從多年之后,黃永玉沒有“管寧割席”,依舊充滿交往意愿便可說明。只是在一九七七年汪曾祺被疑為“四人幫”余黨接受審查之時,十年來隔山隔水、自顧不暇的黃永玉又能做什么呢?審查過后,還你清白不好么?他如同相信自己那樣,堅信清者自清。據汪朗回憶,審查期間,汪曾祺回家之后,脾氣暴躁,破口罵娘,摔東西,涂墨,喝酒,甚至聲言要斷指銘誓。世事動蕩,不外汪曾祺與黃永玉,幾乎所有朋友之間都樹立著一道高墻,悲歡不盡是相通的。江上一葉舟,出沒風波里。無論誰在岸上,我們皆是別人命運的旁觀者。旁觀非冷漠。這是事實,亦是每個人在告慰自己與理解朋友之間的心理落差。而這落差是極難察覺的。
一定還有一些小事,如同草芽在這落差的罅隙里潛滋暗長,裂成縫,鉆成洞,由著風吹過。黃永玉在七十年代后期給黃裳的一封信中寫道:“汪兄這十六七年見得不多,但實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確是富于文采的,但一個人要有點想想朋友的念頭也歸于修身范疇,是我這些年的心得,也頗不易。”一九九六年冬天,黃永玉在旅居香港七年之后回到北京,他開列名單,邀請新老朋友在“豪夫門啤酒”德式餐廳聚會。汪曾祺也在其中。這是他們的最后一面。相見之時,黃永玉寒暄:“聽說你又在畫畫了?”汪曾祺回:“我畫什么畫?”最后一句話竟如此簡短。黃永玉三十年之后的回憶中還有這樣兩件事:“后來,他參加樣板戲的創(chuàng)作,‘文革’中上了天安門觀禮臺。孩子們想去看《沙家浜》,找他。孩子們本來興沖沖去的,總在外面說‘我們汪伯伯是寫《沙家浜》的。’我覺得,當你熟悉的人這么渴求的時候,是可以關心一下這些孩子的。”“‘文革’結束后,他來找過我兩次。我對他很隔膜,兩個人談話也言不由衷。他還送來一卷粗麻紙寫的詩,應該還在家里。”盡管汪曾祺在文章中極力夸贊黃永玉超強的記憶力,但自己身為長于觀察生活的小說家,有些日常瑣事他一定會記得的。只是在他生前并不曾向任何人吐露,包括他的子女。汪朗在《老頭兒汪曾祺》一書中寫到父親與黃永玉叔叔的交往變遷一節(jié),也只有語焉不詳的一句話:“黃永玉在懷念沈先生的長篇文章《太陽下的風景》中,也提到了這件事,而且還記得爸爸當時穿著一套白色西裝——畫家對于顏色總是敏感的。不過,黃永玉先生沒有指明爸爸的名字,因為兩個人后來的關系出現了一些變故。”此外,在汪朗的回憶中還有兩件小事值得注意。“好像是‘文革’時,有一次黃永玉病了,打電話過來讓老爺子去看看,老爺子本想去的,后來被我媽攔住:‘他都那樣了,你自身倒也難保。’老爺子后來沒去,可能有點意見。”“記得我結婚時老爺子倒打過一個電話,告訴汪朗結婚了。黃永玉說,汪朗結婚我給他畫幅畫吧,讓汪朗過來取。后來也沒去。老爺子還嘀咕:‘我兒子結婚,你給畫畫,不送過來,還讓我兒子去取。’那時候黃永玉的畫已很值錢了,也不好意思去拿。黃永玉倒是真心的,要去拿,也就拿了。”目前能找到汪曾祺在一九八二年寫的《兩棲雜述》中寫到黃永玉的一句話:“沈先生在下放咸寧干校時,還寫信給黃永玉,說:‘這里的荷花真好!’”旨在說明老師沈從文逆境之中也沒有喪失對于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愛。看似捎帶一筆,實則在寫這份“抒情意味的愛”只有他和黃永玉才真正懂得。如同黃永玉有心邀請汪曾祺陪表叔回湘西一樣,無論見與不見,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對方的生命之中。昨日之深淵,今日之笑談。深淵算不上,但笑談幾乎是可以有的吧。可惜汪曾祺于一九九七年離世,不然在聽到黃永玉三十年之后的談笑時,他會怎么笑談這段往事呢?
得到汪曾祺去世的消息,黃永玉在佛羅倫薩。他“嗬嗬”兩聲,并無悲哀地說:“汪曾祺居然也死了。”他即時驚訝地想起了《蕭何月下追韓信》中的情節(jié),蕭何聽聞韓信走了,先有兩聲“嗬嗬”,之后又吃驚、失落地說一句“他居然也走了”。他們太熟了,熟到連死了也都沒有悲哀。哪位哲人說過:朋友死了,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也相應失去。這份異國長夜里的吃驚與失落,正是黃永玉反諸自身的悲涼。僅僅相隔一年,一九九八年萬荷堂建成。黃永玉感嘆:“要是汪曾祺還活著該多好!可以把他接到萬荷堂多住幾天,他一定很開心!”“他死了,這樣的懂畫的朋友也沒有了。”“要是他還活著,我的萬荷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我的畫也不會是后來的樣子。”
同黃永玉一樣,汪曾祺生前寫有諸多懷人記事的文章,真摯且有趣,不乏名篇佳作。只可惜他離世在先,失去了一寫黃永玉的條件。《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是他唯一為黃永玉留下來的文字,娓娓而談,滿篇知音之賞,平正莊嚴,似輕實重。后逝者黃永玉幾乎寫遍了“比我老的老頭”,有莊有諧,栩栩動人,唯獨缺少汪曾祺一篇。一次黃裳手指蘸水在桌面上寫字:“為什么不寫寫曾祺?”他說:“他在我心里分量太重,很難下筆。”漂泊一生,浪跡一世,多少事都可以舉重若輕,唯有汪曾祺他輕不得。不寫,不是不想不念,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里,年輕的序子和曾祺相見恨晚,舊時光里沿著上海的馬路相伴走來,霞飛坊路、辣斐爾德路……走啊走啊!走到了黃永玉長眠不醒的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那個夏天,囚居病室,我忽聞窗外傳來哀樂聲聲,時有時無,不明來處。手機屏幕一亮,閃出朋友發(fā)來的信息:黃永玉去世。長久的沉默中,我想到了汪曾祺。那一刻驚覺,他們真是分不開的。注定這是一段超越是非、超然物外的友情,人類發(fā)明的任何計量單位都無法適用于它。他們互參互照,走出塵世,定格在藝術宇宙之中,猶如兩顆恒星,并峙銀河兩岸。他們各自有光,彼此輝映,不增損對方的光芒,不靠近,不遠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