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科幻文學中的天人共感與中國式未來想象 ——訪談科幻作家陳楸帆
張海燕:我們今天的話題將圍繞中國科幻文學,特別是你深入實踐創作的“生態科幻文學”展開,不僅探討作品,更觸及其背后的創作思想、文化立場與時代使命等。首先,在當下中國科技發展與人文思潮交織的宏觀背景之下,你如何看待中國科幻與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發展兩者的關系?
陳楸帆:談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需要從中國科幻文學史角度出發。自晚清西學東漸時期科幻文學被譯介至中國文學領域以來,實用主義與強國期待便深深植根于這一文學類型,使得科幻性、科技性始終被寄予超越科幻文學本身的厚望。到今天中國式現代化宏觀敘事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在這樣的文學特質下,中國科幻及其科幻文學之間是高度捆綁、相得益彰的關系。2015年《三體》斬獲雨果獎,使得中國科幻文學在世界科幻文學領域獲得前所未有的高度認可,中國科幻文學自此成為中國科幻產業化發展的助推劑,形成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景觀:科幻被高度“產業化”看待并推動。我們可以看到,從北京石景山到成都郫都區,各地涌現出以科幻為主題的園區、場館,一系列扶持政策將科幻與地方發展、科技創新乃至文化輸出戰略緊密綁定。與此同時,中國科幻的產業化發展也給中國科幻文學的跨媒介敘事書寫、傳播推廣、文學文本基于跨媒介改編轉換的文本衍生帶來無限可能,為中國科幻文學注入強大生命力。比如科幻文學作品《流浪地球》被改編為電影、漫畫等媒介呈現形式,《荒潮》被改編為英文電影劇本等。隨著中國科幻人工智能科技的創新性發展,科幻文學文本與動漫、游戲、科幻IP等文本的跨媒介融合無疑會推進科幻文學的多元化創新發展。
張海燕:科幻產業化發展促進了中國當代科幻文學發展,中國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也同樣給科幻文學創作帶來敘事資源。
陳楸帆:是的,國家的科技發展為科幻文學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生長空間,中國過去一二十年在互聯網、人工智能、航天等領域的飛速發展,為科幻作家提供了一個充滿細節與張力的現實“素材庫”和“想象力平臺”。科技發展與社會轉型的洪流,與科幻文學的崛起是同頻共振的,它們都是同一歷史進程在不同維度的體現。當然,這也給中國科幻文學的創作帶來一種內在張力,即關于科幻核心價值的持續探討:它究竟應是承載實用功能的工具,還是具備獨立審美與藝術價值的文類?抑或兩者兼有?這種爭論可能是中國科幻文學未來創作依然要深入思考的主題之一。
張海燕:你提到了科幻文學在中國被賦予了宏大期待,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直接體現在中國科幻文學功能流派的分類上,在當前科幻文學批評中常有“科幻現實主義”與“科幻未來主義”兩大基本流派劃分。前者如你創作的《荒潮》《剎海》,深刻折射當下社會的生態環境問題;后者如《三體》系列,勾勒遙遠的技術奇觀。你如何看待這種劃分?在你的創作觀念中,未來想象與現實關懷是何種關系?
陳楸帆:我個人認為這種劃分更多是一種便于評論的框架,而非創作本身的真實狀態。對一個具體的作品而言,它更像是光譜上的不同比重,而非非此即彼的分類。任何有效的科幻構想,其根基必然深植于對現實問題的洞察、對歷史邏輯的把握、對未來時空的想象勾勒。即便是描繪最遙遠宇宙的劉慈欣,也是從“文革”這個具體的歷史創傷點開啟《三體》敘事的。反過來,任何旨在批判現實的科幻,也必須借助未來主義的框架——技術假設、時空位移——來獲得其陌生化與寓言性的力量。所以,對我而言,不存在完全脫離現實的科幻,也不存在不包含未來向度的“科幻現實主義”。其區別或許在于作者的創作“初心”:是更傾向于探索某一技術假設引發的純粹可能性,還是更自覺地以科幻為棱鏡,折射、批判甚至干預現實。但從文本最終呈現的效果看,二者必然是交融的。科幻的本質,就是一種“未來的現實投影”,它通過對可能性的敘事,與當下進行著深刻對話。
張海燕:你的剖析中談及文本最終呈現效果需要創作者對科幻現實主義與未來主義兩種向度的融合,而文本最終的呈現效果也要看文本生成端讀者的接受與評價。基于我前期相關中國科幻小說海外傳播效果的研究,涉及分析大量海外讀者書評、社交媒體用戶反饋等,發現一個對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的高頻批評:許多海外讀者認為,中國科幻小說在人物塑造上較為薄弱,人物趨向功能化、扁平化,缺乏西方文學傳統中那種復雜的心理深度與成長弧光。你是否認同這一評價?形成這種評價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陳楸帆:這個評價是客觀且中肯的,我們必須坦誠面對。這一現象的形成有幾個層次的原因。歷史地看,中國現當代科幻的復蘇與成長,深受美國科幻“黃金時代”作品的影響。那個時期的科幻本身就更側重于宏大概念、科學謎題和情節推進,人物常常作為探險者、科學家等類型化角色出現,服務于理念的展開。早期中國科幻作家很多是理工背景,他們在模仿與學習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承接了這種敘事重心。更深層地,這也與中國科幻文學性的整體錘煉進程有關。在過去,科幻常常被歸類為“科普”或“類型故事”,在純文學領域探討其人物內心復雜性的自覺和技巧積累,確實需要一個過程。但這絕非一成不變。近年來,隨著韓松、郝景芳等作家被國際認知,特別是更多女性作家、人文社科背景的創作者涌入,中國科幻的人物畫廊正在迅速變得豐富、立體。他們帶來了更細膩的情感描摹、更復雜的社會關系洞察,以及對個體命運在技術洪流中掙扎的更深入刻畫。
此外,我們必須意識到國際接受的“時差”與“篩選”效應。海外讀者通過翻譯讀到的,往往是數年前甚至代表更早階段創作風格的作品。像《三體》的成功,讓國際出版界傾向于尋找“下一個《三體》”,這無形中塑造了一種市場期待篩選機制。而當下國內出現的更具文學實驗性、人物塑造更精巧的作品,要抵達海外讀者并改變其固有印象,需要時間。值得注意的一個新趨勢是:隨著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美國主流出版界對中國敘事的興趣或許在降溫,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拉美國家、俄羅斯等地,對中國這種兼具快速發展經驗與未來關注的科幻故事,表現出日益濃厚的興趣。這或許是一個多元對話的新窗口。
張海燕:非常贊同你的讀者接受與翻譯“時差”的隱喻,文學翻譯直接關系海外讀者對中國科幻文學的認知與態度。譯者及其翻譯行為無疑是對原作的“生命續寫”。你的作品《荒潮》英譯版在海外獲得了很高評價,其譯介過程堪稱典范。就《荒潮》的譯介經歷,談談你如何看待文學外譯中譯者的主體創造性?當這種“創造性”與作者希望保留原作文化特質發生沖突時,作者應如何自處與協商?
陳楸帆:《荒潮》的翻譯過程,確實是一次深度的跨文化合作與協商。我的根本觀點是:翻譯絕非簡單的語碼轉換,它是在目標語言文化語境中的一次“再創造”。譯者需要在全新的語義、節奏和文化聯想網絡中,為原著的精神找到棲身之所,這本身就需要高度的創造性。以《荒潮》為例,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處理小說中大量的粵語、潮汕方言,以及植根于中國南方鄉土社會的獨特文化細節、生活邏輯。最初,美國出版機構的編輯認為,這些內容對于英語讀者過于陌生,構成了閱讀障礙,建議簡化或刪除。這便觸及了核心矛盾:如果將這些“文化異質性”弱化抹平,那么故事所依賴的特定土壤、人物的行為動機乃至整個敘事的地方感,都會崩塌,作品將變成一個懸浮的、失去靈魂的賽博朋克空殼。
因此,我堅持這些元素必須保留,向外方出版編輯解釋稱這些文化元素不是裝飾,而是小說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表達中國在全球化產業鏈中復雜位置的關鍵。幸運的是,我遇到了Ken Liu(劉宇坤),他是一位不僅翻譯技藝精湛而且深諳中美語言文化差異的譯者。我們共同與國外編輯進行了大量協調溝通,解釋為何某種表達是人物身份的自然流露,為何某個習俗是情節轉折的關鍵。當然,對于一些確實因語言鴻溝難以傳達或可能產生嚴重誤解的地方,我們也會尋找替代方案,但原則是,必須盡力保留小說文本中的文化特質。這個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原作者若具備一定的雙語能力和跨文化溝通意識,將能在譯介中掌握更多主動性,可以直接、精準地向合作方傳達作者的核心意圖。總的來說,我認為翻譯的理想狀態是在充分尊重原著文化內核的前提下,實現創造性的“轉生”,而非削足適履的“移植”。
張海燕:譯者在語言文化聯想中為原著的精神找到棲身之地,作者需具備一定的雙語能力,這些對保留中國科幻文學海外譯介后的民族特質文化非常重要。你對文化異質性的堅持也體現了你個人創作的美學核心。你被譽為“生態科幻”的代表作家,在構建自然、科技與人類未來的敘事時,你是如何處理這幾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的?驅動你持續書寫這一主題的深層思考與思想主旨是什么?
陳楸帆:隨著創作的深入,我思想中傳統的東方哲學底色會愈發變得清晰。如果說有一條主線,那便是向“天人合一”“天人共感”這類道家思想的回歸。在我的理解中,人類、自然、技術、社會倫理,并非彼此對立、征服與被征服的孤立實體。它們更像一個整體在不同層面、不同維度上的投射與顯化、同構與嵌套。因此,我關注的焦點從來不是渲染對立,而是探索“連接”與“回歸整體”的可能性。我們所處時代的諸多危機——生態崩潰、技術倫理失序、社會撕裂——在根源上,都源于一種現代性所造就的根深蒂固的“主客二分”思維。我們將自己從自然中剝離出來,將技術視為純粹的外在工具,這種割裂帶來了巨大的認知與實踐盲區。

陳楸帆:《剎海》,花城出版社,2025
在我的新作《剎海》中,我借用了佛教“因陀羅網”的意象:宇宙如同一張無限大的寶網,每顆寶石都映照出其他所有寶石的光輝,牽一發而動全身。當下氣候危機、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問題,正是我們長期忽視這種“互映”關系的惡果。當下我們面臨的許多生態困境的解決方案,可能需要一種認知上的“升維”。我們不能總在制造問題的同一維度尋求解答,而需要躍升至更高的系統性、整體性層面去審視。這未必意味著拋棄人類中心,而是可能促成人類與AI或其他潛在文明形態,在一個更長的歷史尺度上,達成新的共生共識與協調機制。我的生態科幻試圖描繪的正是這種“升維”過程中的陣痛、探索與微光。
張海燕:看來你從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東方整體觀哲學中汲取了豐富的創作營養。正如你在相關“生態科幻與中國式現代化敘事”的一則報告上所提及的一個關鍵觀點:科幻具有將不可見的宏大進程(如氣候變化、自然環境污染)轉化為可感故事的“認知功能”。在你的《荒潮》《AI未來進行式》《零碳中國》等生態科幻作品中,你是如何在這些科幻敘事中實踐這一功能的?比如《荒潮》如何通過呈現全球電子垃圾產業鏈的隱形暴力從而喚醒人們超越簡單的“自然破壞”認知視角而形成對環境危機與技術、資本、個體與社會等諸多要素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認知?

陳楸帆:這正是生態科幻獨特的價值所在。像氣候變化、海洋酸化、物種滅絕這類“超級客體”,其時空尺度遠超個體生命的感知范圍。新聞播報的ppm二氧化碳濃度或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曲線,是直觀但冰冷的信息數據,難以激發人們深層的情感共鳴與行動自覺。而科幻提供的是一套“認知技術”。在《荒潮》里,我構建了“硅嶼”這個具體的地理空間和一群生活于其上的人物。讀者跟隨主角米娜,親眼看到來自全球的電子廢料如何堆積成山,如何在不規范的拆解中釋放毒物,如何侵蝕土地、水體,如何異化勞動者的身體與社群關系。小說將全球化中隱形的剝削鏈條、環境不公正的空間轉移等宏大進程通過形象的文學性書寫使得讀者通過文字媒介構建了一個“感官共鳴”:可觸摸的骯臟街道、可嗅聞的刺鼻氣味、可目睹的身體病變……當讀者為虛構的“硅嶼”和米娜的命運揪心時,他們實際上已經體驗并理解了現實世界中廣東貴嶼等地所承受的全球化陣痛。這種將宏觀結構壓力具象為微觀生命體驗的能力是科幻創作的獨特價值所在,且無可替代。
在后續的《AI未來進行式》《零碳中國》等作品中,我則嘗試運用這種“認知技術”進行建設性敘事。當西方生態敘事彌漫著“末日絕望”時,我們是否可以提供一種建設性的未來圖景?這些作品設想AI如何優化能源網格、助力生態修復,描繪碳中和目標下的城市生活場景。它們傳遞的是一種審慎的“技術協同”樂觀主義: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技術應用與集體行動,我們有可能走向一個不同的未來。這本身就是在參與塑造關于未來的社會想象與共識。
張海燕:從批判性的《荒潮》到更具建設性的《零碳中國》《剎海》,你的創作似乎呈現一種清晰的演進軌跡。這與你報告中指出的中國生態科幻從“全球化陣痛的冷峻凝視”轉向“技術治理的方案想象”,再到“傳統智慧與前沿科技的對話”三個階段是否吻合?這種轉向是個人創作興趣的演變,還是回應了更廣闊的時代語境?
陳楸帆:這絕對不僅是個人創作興趣,更是時代精神流變的折射。我的創作軌跡,在某種程度上,平行于中國自身在生態問題上的認知與實踐深化過程。《荒潮》寫作的年代,我們正處于深刻感受全球化負面代價、進行尖銳環境批判的階段。作品揭示了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生態創傷,這是一種必要的“冷峻凝視”。而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國策,“雙碳”目標明確提出,整個社會心態從“意識到問題”向“尋求解決方案”過渡。我的創作自然也隨之轉向,開始探索《AI未來進行式》中技術賦能治理的可能性,在《零碳中國》里進行面向青少年的未來科普啟蒙。這是一種“建設性轉向”,旨在回應“我們該如何做”的時代新命題。
當下我的最新創作探索體現在《山歌海謠》《剎海》以及籌備中的《英歌沸騰》里,我試圖讓科幻想象與中國的鄉土智慧、非遺傳承、鄉村振興發生化學反應。例如,設想在貴州山區,VR技術如何讓侗族大歌被世界聽見;在潮汕祠堂,腦機接口如何記錄老藝人的肌肉記憶,實現金漆木雕的數字化傳承。這背后的理念,是打破“傳統與現代”“鄉土與城市”“人文與科技”的二元對立。中國式現代化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對西方路徑的模仿,而應被視為完全可能的獨特道路:讓前沿科技不是去取代與淘汰而是去激活和賦能地方性知識與文化傳統,形成一種“共生主義”的美學與未來。這種敘事,旨在展示一種不同的現代性可能,其內核正是“天人合一”哲學在賽博時代某種創造性轉化的探索與嘗試。
張海燕:你描繪的這幅“科技賦能鄉土”的未來圖景極具吸引力,也引出了文化特質與全球傳播的永恒張力。有評論者指出,當前全球類型文學創作存在“同質化”壓力,即為了獲得更廣泛的國際市場,故事背景、人物設定往往趨于“去地方化”的國際化。在你看來,中國科幻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應如何在遵循類型規訓與保留地方特質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是否已經形成了清晰的“中國科幻范式”?
陳楸帆: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代科幻小說這一文類本身就是一個“舶來品”。它的基本語法、敘事范式甚至很多母題,都是在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文學傳統中建立起來的。中國科幻是在這個既有譜系中學習、成長并試圖對話的。因此,在文類形式的根本層面上,我認為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完全獨立于該譜系、成熟且自洽的“中國科幻范式”。我們仍處在吸收、轉化與創新的成長階段,談確立截然不同的體系為時尚早。
然而,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自己的聲音。中國科幻的“地方性”,目前最鮮明的體現,并非在文類形式上,而是在文化內核與哲學視角上。就像我剛才談到的,那種整體性的、關聯性的、追求“共生”而非“征服”的世界觀,明顯區別于西方科幻中常見的人類中心主義與二元對立敘事。這種文化特質,通過我們獨特的現代性經驗(如快速的城鄉變遷、巨大規模的技術應用)、地方性知識(如道家生態智慧)融入科幻想象,從而產生了獨特的敘事質地。在創作實踐中,我會采取靈活的創作策略。例如,與李開復先生合著的《AI未來進行式》,目標明確指向全球市場,我在創作時就會主動克制過于地方化的文化表達,采用更簡潔、更易翻譯的國際化敘事語言,將文化特質壓到最低,以尋求最大的受眾公約數。而像《荒潮》或《剎海》這類作品,其力量恰恰來源于其深植的文化土壤,我就會堅決捍衛其中的方言、習俗與地方邏輯。兩者并不矛盾,對應的是不同的創作意圖與傳播路徑。我們無需焦慮地急于定義或宣示一種特質,當它通過一批批扎實的作品自然生長、成熟之后,國際讀者自然會辨認并認可這種來自中國的獨特聲音。
張海燕:將生態科幻置于國際話語權競爭的場域中觀察,你以往的報告也進行了策略分析。你認為生態科幻在傳遞中國生態文明理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構建方面,能發揮怎樣的獨特作用?作為作家,除了文本創作,還可以通過哪些路徑參與這種話語構建?
陳楸帆:我認為生態科幻可以成為一種非常有力且柔軟的“話語載體”。國際氣候談判與治理話語,長期由西方國家的科學報告、政策語言和媒體敘事主導,常常顯得專業、冰冷且伴隨著復雜的政治博弈。中國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文明”等理念,如何能讓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真切感知、理解乃至認同?直白的政策宣導效果有限。科幻恰恰能彌補這一缺口。它通過故事,能將“碳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抽象目標,轉化為2060年一個中國城市的具體生活場景,轉化為一個關于森林、河流與社區共生的動人寓言。它能在情感層面與讀者建立連接,讓理念變得可感、可思、可議。當一位外國讀者因為一個中國科幻故事而對“綠水青山”產生了具體而美好的想象時,這種文化傳播的效力是深遠且潛移默化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正嘗試多路徑推進。首先當然是持續創作相關主題的作品,如《剎海》就直接聚焦氣候災難與全球治理。其次,我積極參與國際性的氣候行動對話,例如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組織合作,發起或參與氣候敘事征集、工作坊,將科幻創作者、科學家與政策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再者,在新書發布或國際交流時,我會主動將作品帶入氣候政策的討論圈,讓文學敘事成為觸發跨領域對話的媒介。我深信,好的故事能夠跨越意識形態壁壘,在不同國度的人們心中喚起共同的對美好星球的關懷,這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敘事最基礎與最堅實的情感基石。
張海燕:最后一個問題想展開一個更直觀、具體的中外生態科幻文學對比。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是生態科幻的奠基之作,其核心是沙漠星球生態改造與資源(香料)政治。你的《荒潮》則聚焦電子垃圾與全球產業鏈。從哲學內核上看,這兩部相隔半個世紀、來自不同文化的生態科幻作品,反映了怎樣不同的文明關切與解決路徑想象?
陳楸帆:《沙丘》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誕生于對資源(石油)政治的深刻隱喻,其敘事內核圍繞著“控制”——對香料、對生態、對宗教與政治權力的控制。對于厄拉科斯星的生態改造計劃,盡管作者弗蘭克·赫伯特對此充滿了警惕與反思,依然透露出一種人類作為“造物主”或“管理者”去調控、改造他者環境的思維。它的哲學底色,仍有濃重的西方文明對“秩序”與“權力”的焦慮。而《荒潮》以及我后來的創作,則試圖探討的起點是“連接”與“共生”。電子垃圾問題本身,就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斷開連接”的結果——消費端與生產端、享用者與承受者的責任連接被刻意斷開并隱匿。我所設想的方向,不是去“控制”或“凈化”硅嶼,而是試圖揭示這種全球性的“斷開”如何造成地方性的創傷,并最終指向一種系統性的“重新連接”:不僅是技術的,更是經濟的、倫理的、文明的連接。
如果說《沙丘》的終極問題可能是“人類如何在極端環境中掌控命運”,那么《荒潮》乃至《剎海》提出的問題或許是“人類如何學會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負責任地存在”。后者更傾向于東方哲學中的“關系性存在”智慧。解決路徑不是某個救世主或單一技術方案,而是文明認知的集體“升維”,是建立一種意識到萬物互聯、因而倡導休戚與共的新倫理。這或許是面對當今這個更具復雜性、互聯性的全球生態危機時,我們需要補充的一種重要敘事資源。
張海燕:非常感謝你的探討與分享!今天這場對話,從中國科幻的宏觀業態深入生態敘事的哲學肌理,再從跨文化傳播的困境展望到中國生態科幻文學的敘事升維,最后到中國傳統哲學和合共生的文明對話潛能。你的思考不僅關乎寫作,更關乎我們如何以生態科幻故事想象并塑造一個更具共感、更加可持續的中國未來想象。這無疑是一次極為豐富而深刻的思想之旅。再次感謝你寶貴的時間與洞見!
陳楸帆:謝謝相邀。對這些議題討論的本身,就是構建我們所期待的對話的一部分。希望我們的科幻創作能夠持續為這種對話提供富有生命力的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