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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場的判斷如何可能?——“同時代人批評”與新世紀文學經典化問題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王路  2026年10月23日10:11

如果說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已經大致完成了從“批評化”“史料化”到“歷史化”的學科化進程,那么新世紀文學則處在一個介乎“在場經驗”與“學科傳統”之間的夾層。一方面它尚未被充分納入既有文學史敘述,其歷史坐標與內部結構仍在生成;另一方面,它又已經在高校課程、學術期刊、科研項目中被視作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在這一過渡地帶中,學者們已體認到:沒有經典,就談不上真正完成的歷史化。張清華立足于新世紀文學史書寫的整體視角,在《“新世紀文學的經典化”:路徑與可能》一文中提出:“所謂經典是相對的,是隨談論語境的不同而變化的尺度……”(1)這是一種具有歷史自覺性的“過程經典化”思路,亦即經典不是文學史的自然結果,而是文學史得以展開的前提條件。李浩同時敏銳地指出,某些被反復敘述、高頻入史的“時代經典”,未必具備充分的文學品質,研究者須警惕現實確認機制與文學價值判斷之間可能存在的錯位。他并未直接回答“文學史應當如何寫”,轉而審視在新世紀的現實語境中,呈現“理想的文學性”樣貌的經典文本是如何被確認的(2)。這兩篇文章雖側重點不同,卻共同揭示了新世紀文學歷史化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即時性的在場經驗與歷史性的經典判斷之間,尚未形成穩定而有效的中介機制。然而,既有討論多聚焦于經典化的結果或外部機制,如獎項制度、出版傳播、媒介話語與學科建制等,而較少深入探討作為經典化前提的“判斷”本身——尤其是在場的判斷——如何在方法論層面得以可能。

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研究呈現出表面繁榮與內在緊張并存的局面。文學文本、文化現象與批評概念持續涌現,專題研究、史料整理與個案分析成果迭出,但關于“哪些作品具備文學史價值”“如何確認其經典地位”的關鍵判斷遲遲難以形成穩定而廣泛的共識。如何在歷史化意識空前自覺而評判尺度尚未定型的階段,盡力呈現歷史中“理想的文學性”,便成為當代文學研究難以回避的命題。這一任務并非意味著批評者需要承擔所謂“終審裁決”的角色,而是在不斷重返現場與持續歷史反思之間,探索一種具有開放性與調適能力的判斷機制。正是在這一問題背景下,“同時代人批評”作為一種方法論嘗試,顯現出特有的現實針對性。它既不將經典視作一勞永逸的權威認定,也不放棄在文學現場進行即時判斷的批評責任,力圖建立一種在場經驗與歷史意識相互校準、彼此對話的批評實踐。由此,經典不再是被預先確立的靜態權威范疇,而是通過持續重讀、對話與重構,在批評與歷史的互動中逐漸生成的意義節點。

一

從姿態到方法:

“同時代人”概念的譜系與轉向

“同時代人”的問題,首先不是一個代際問題,而是人與自身所處時代的關系問題。尼采以“不合時宜的沉思”抵抗“歷史的熱病”;魯迅在早期思想文本中強調“任個人而排眾數”(3),把“不合時宜”內化為反抗精神與主體自覺;阿甘本則在反思現代性加速和歷史感危機的背景下,將“同時代性”界定為一種“依附—距離”的時間關系:既嵌入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通過凝視時代的“晦暗”獲得判斷的前提(4)。這一概念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現場獲得新的命名與現實指向,關鍵在于黃子平提出并持續闡釋的命題:“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

1983年,黃子平在探討“當代文學中的宏觀研究”時已意識到,當代文學研究者雖身處與同時代人共享的社會生活經驗之中,但這種共同經驗也可能限制其判斷所必需的“超時間性”視野(5)。2012—2016年間,黃子平在不同場合談到“文學批評與同時代人的關系”,多次重申“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需要注意的是,黃子平早期對“同時代人”概念的運用與198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關,其中包含著一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時代參與意識與歷史在場感。但這一概念后來逐漸被簡化為代際標簽,從而減弱了原有的歷史與精神維度。真正推動黃子平對“同時代人”進行理論重構與深度激活的,是阿甘本的《何謂同時代人?》。

在黃子平那里,阿甘本的“同時代人”概念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樞紐意義。黃子平早期基于本土歷史語境的洞見,與阿甘本在后現代危機中對“同時代性”的哲學重構之間,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對話關系。后者為其提供了超越代際標簽的、兼具普遍解釋力與操作可能性的理論工具,將“當代性”從簡單的人口統計學或代際劃分中解放出來,重新界定為一種人與時代的關系形式。這一關系包含三個相互關聯的要點,共同構成了“同時代人批評”的思想底盤。第一,“同時代人”是“不合時宜的人”。他深度嵌入時代之中,卻又與時代格格不入;他屬于這個時代,卻不斷對時代進行反思、批判,乃至“背叛”。這里的“不合時宜”,絕非意味著逃避現實,而是拒絕與時代主流保持無條件的同步。投射到文學批評實踐中,要求批評者的“在場”不是附和,不是追逐熱點,更不是將時代的流行意見當作判斷前提。相反,真正的“在場”包含對時代常識的警惕與對時代規范的拆解能力。第二,“同時代人”凝視時代的“晦暗”而非光亮。阿甘本強調“同時代人是那些雙眸被源自他們生活時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6)。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批評不應從已經被照亮、被確認的所謂“光明之處”出發,而應從那些被遮蔽、被誤讀、尚未命名的“陰影地帶”切入。換言之,批評的任務不是重復共識,而是識別時代光譜里看不見的部分,那或許是文學價值的生長起點。第三,同時代性體現為一種“制造斷裂”的時間自覺。這意味著“同時代人”有意關注甚至制造時代斷裂,通過將“自己的古代”引入當下,促成不同歷史時段的互文與互證(7)。值得注意的是,這將文學史寫作與“同時代人批評”聯結了起來,文學史不再是簡單地回顧歷史現象,而是立足當下,主動調度時間資源,以歷史參照系抵御即時經驗可能對判斷造成的誤導。黃子平的這一思路,與李浩關于文學史寫作如何呈現“理想的文學性”的思考,雖從不同層面展開,實則共同指向了文學經典的確認機制:在歷史坐標中生成判斷,又將當下判斷導入歷史的對話中。

2015年前后,在黃子平關于“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的理論闡釋與問題意識激發下,楊慶祥聯合幾位中國人民大學青年學者,推出微信公眾號“同代人”。楊慶祥在公眾號創立介紹中說明,其發起者是一群“既有術業的專攻,又有一份文學的天性”的青年學者,“他們不愿意墨守成規,總想用新鮮的眼光來度量存在的價值”。這段“給‘同代人’”的話實際上隱含著對當下批評生態的雙重回應:既拒絕將文學批評簡化為技術化、“論文體制”式的操作,又拒絕將批評視作感性抒發或圈層化表達。批評并非對既有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復確認,而是對“價值如何可能”的持續追問。更為關鍵的是,“同代人”發起者們并未將“同代”視作封閉的代際身份,而是在敞開而深入的交流中不斷邀請新的“同代人”加入。這種開放性使“同代人”逐漸從同齡人或“學緣共同體”轉向一種基于判斷實踐的批評共同體雛形。在這里,“同時代”由自然屬性轉向了一種需要通過寫作、討論與爭辯不斷被證明的批評位置。

2024年8月,“‘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2024中國文藝理論前沿學術年會”在成都舉行,與會學者圍繞“同時代人”的內涵、視角與代際觀念,以及“斷裂時代”背景下的文學與批評的關系、大時代對“同時代人”的影響與挑戰等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討論的一個共識性的成果在于,須先闡明“多重并置的同時代”再談批評主體的身份問題。這一判斷實質上延續了阿甘本關于“同時代性”的時間倫理,即同時代并非單一、均質的“現在”,而是由不同歷史層次、文化記憶與經驗結構交疊而成的復雜時空。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普遍強調三點:第一,跨時段的互讀與傳統的對話,是“同時代人批評”獲得距離感與判斷力的前提;第二,“勇于不合時宜”的判斷倫理,必須成為批評介入當下的基本姿態;第三,批評不能僅停留在文本闡釋層面,而需直面制度與機制問題。在理論探討之外,學者們還指出當代文學批評所面臨的實踐困境,如文學創作同質化傾向、青年創作者與批評者之間的代際斷檔與互動失衡等。他們呼吁恢復批評的“批判性勇氣”,并倡議重建“創作—批評—期刊/獎項”之間的協同機制(8)。此次會議標志著“同時代人批評”完成了從個體姿態到集體方法論的關鍵一躍,學者們開始系統性回應“如何做”而非僅是“怎么看”的問題。

2025年,《當代文壇》雜志開設“同時代批評”欄目,楊慶祥在“主持人語”中指出,批評者必須牢牢嵌入當下,直面現實經驗;同時還需以“死死地凝視”之姿,穿透日常光譜中被遮蔽的幽微之處。正是通過這種深植時代肌理卻又與之保持距離的觀察方式,“同時代人”得以打破既有時代定規,在歷史、現實與未來之間,在可見與不可見、深淵與天穹之間,建立起具有解釋張力的意義聯結(9)。這一理解將“距離”“不合時宜”確立為研究者與時代關系的結構性特征,進而使“同時代”從一種批評姿態上升為具有方法論自覺的批評價值觀。與此呼應,丁帆在《我們都是“同時代人”——如何建構當代文學價值共同體的反思》一文中,進一步引入“當代性與價值共同體”的理論框架。他強調以跨代際共享的文學價值為基礎,將批評者與作家凝結為判斷共同體,并將“同時代”議題與文學史書寫、經典化機制相聯動,為批評實踐提供一條從“價值共識”到“底線規范”的歷史化路徑(10)。“同時代批評”欄目在持續實踐中呈現出“主張—社團/共同體—發現—指認—闡釋—典范化”的“同時代人批評方法論”框架。

與此同時,學界關于“同時代”“同時代人”“同時代人批評”的討論仍在不斷展開。阿甘本提出的以“德性”“距離”與“晦暗”為核心的判斷倫理,在此過程中被學者們轉寫為“批評姿態”與“操作框架”,以此矯正當下批評實踐中“只入場不自省”的傾向。2025年7月舉辦的“在場的判斷: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青年學術論壇,進一步聚焦新世紀文學歷史化的路徑、經典化機制與批評尺度問題(11),恰與“同時代人批評”所強調的在場性、距離感及歷史校準形成了內在呼應。由此,“在場的判斷如何可能”這一問題在前述理論倡議、學術對話與欄目化實踐中得到具身化回應:“判斷”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在場”被重新界定為一種包含批判距離、自我省察與歷史意識的批評方法。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同時代人批評”構成了一種介入新世紀文學經典化的路徑。它試圖在即時經驗與歷史尺度之間建立聯系,并由此回應文學價值如何生成、經典如何確認這一根本問題。

二

作為方法論的“同時代人批評”介入經典化的路徑與限度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所面臨的挑戰,集中體現為三重結構性的壓力。首先是在場與距離的失衡,批評者或退居歷史闡釋的“安全地帶”,回避對當下現實的直接介入;或過度沉浸于現實熱點中,被媒介邏輯和流行話語所牽引,難以形成必要的反思距離。其次是代際標簽的便利主義傾向,以“70后”“80后”“90后”等身份劃分替代對文本形態、審美經驗與歷史意義的具體分析,致使文學評價趨于表層化、類型化。再次是媒介傳播、獎項評選與市場邏輯的聯動,使部分作品未經歷充分的批評積累與歷史檢驗便被提前推入“經典候選”的序列中,文學價值判斷所需時間不斷受到壓縮。在此語境下,“同時代人批評”作為一種方法論自覺,嘗試在進入當代文學現場時,構建一套具有“自我校準”功能的判斷機制,將主體性的“在場”與歷史意識的“距離”同時納入批評實踐。具體而言,通過“在場與距離”“情感審美倫理”“歷史校準”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判斷過程。其中,“在場與距離”確立判斷發生的主體位置,“情感審美倫理”回應判斷所依托的價值內核問題,“歷史校準”則通過文學傳統與歷史視野檢驗判斷的有效性。由此形成的“在場的判斷”,是一種處于經驗與歷史之間的動態判斷形式。它要求批評主體既在經驗層面保持與時代的密切關系,又在方法層面融合歷史參照與自我反思,謹防批評淪為即時經驗復述或事后歷史追認。在這種動態平衡中,“同時代人批評”試圖重建文學批評的公共說服力與歷史有效性,并以判斷的姿態,參與并回應新世紀文學的經典化問題。

(一)在場與距離

漢娜·阿倫特將判斷理解為一種面向公共世界的反思能力:不同于認知命題,判斷求諸“共同感覺”(sensus communis)而非“私人感覺”(sensus privatus),判斷的可能性建立于“擴展了的心智”之上,即主體能夠從私人處境中抽離,通過想象進入他者的位置,從而形成具有交流可能性的判斷(12)。因此,所謂“判斷”既要求主體保持獨立,又要求主體進入共同世界之中。將這一視角引入文學批評可以發現,之所以在新世紀文學經典化過程中強調“同時代人”在場的判斷,正是因為判斷是一種不可回避的公共責任。如黃子平所論,做文學批評“最大的危險”就是跟作者、作品一起共享“對未來的無知”(13)。“同時代人批評”的第一步是確認一種判斷處境:批評者與作家、作品處在同一時間平面上,其職責便在于揭示文學作品的“可能性真理”而非經驗事實,也就是通過分析作品結構判斷其內在合理性。

在新世紀文學經典化的進程中,余華的《兄弟》是觀察當代文學生產與經典化機制的關鍵案例。小說出版之初即引發了廣泛爭議,市場傳播、媒介關注與公共話題迅速提升了作品的社會可見度,將其推上了“經典候選位”,但部分主流批評卻對其藝術價值持保留甚至否定態度。從經典化過程來看,《兄弟》所呈現的是文學評價體系在新世紀語境中的復雜轉型:作品的社會影響力、市場接受度與批評認可之間并未形成同步推進的關系,傳統意義上依靠批評積累、歷史沉淀和價值確認逐步完成經典化的路徑,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受到媒介邏輯和市場機制的持續影響。這一現象并非個別作品的偶然遭遇,而是新世紀文學經典化過程發生變化的集中體現。從“同時代人批評”的視角來看,面對《兄弟》這樣的爭議性文本,批評的首要任務并非急于完成經典與否的價值裁決,而是在懸置市場與輿論制造的即時性價值裁定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與對象之間的判斷距離,從而重啟問題意識。換言之,批評的起點不再是抽象的價值褒貶,而是對文本內部癥候性表達的細讀與追問。以小說中備受爭議的主人公李光頭形象為例,這一人物不能簡單歸結為審美失范或通俗化書寫的結果,而應放置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欲望結構變化的歷史背景中加以理解。李光頭以粗鄙乃至失控的行為方式,將金錢、身體與權力的關系推向極端,使已被日常化、合理化的消費主義邏輯暴露出荒誕的本質。從這一意義上說,《兄弟》在形式層面所呈現出的“過度”“粗糲”與某種敘事失衡,并不必然意味著藝術上的失敗,反而可能構成一種具有歷史癥候意義的敘事實踐。作品通過夸張、變形甚至帶有冒犯性的敘事策略,迫使讀者直面新世紀初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精神癥候:欲望的全面擴張、倫理秩序的重新調整及意義結構的不穩定化。這正是“同時代人批評”所強調的判斷路徑,即不以既有經典范式直接裁決文本,轉而追問其形式選擇如何回應并揭示所處時代的深層經驗。

《兄弟》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當代文學經典確認的癥候與可能。當經典化進程越來越受到文學生產機制、媒介傳播邏輯和市場評價體系影響,批評如何維持自身的審美自主性與歷史責任。《兄弟》所引發的爭論,早已超出對一部小說藝術成敗的簡單評定,進而觸及文學經典生成過程中更為根本的命題:在高度市場化與媒介化的語境中,文學批評如何重新確立自身不可替代的判斷品格與思想效力。以此觀之,《兄弟》實際上是一個“判斷未完成”的典型文本,而“同時代人批評”的使命,恰是在“在場”與“距離”之間,為這種未完成性保留開放的闡釋空間,避免文學價值判斷被即時共識過早固化。

(二)情感審美倫理

有學者指出:“‘同時代人’的實質可以描述為:召喚一種文明史視域中的主體性重構。”(14)就此而言,當代文學批評中“同時代人”概念的闡釋實質上是圍繞主體性展開的歷史意識重構,無論是“距離”“不合時宜”還是“斷裂”,都是作家與批評家嘗試在共同的情感結構、相同的歷史語境下,糾正近距離情感牽連帶來的判斷偏差。

從情感審美倫理的角度來看,作為藝術特質的主體性,并不等同于以自我為中心。英國批評家科林伍德認為,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要把話講出來,實現內心的徹底坦白,但是藝術家必須說的東西,并不像個人主義的藝術理論要我們相信的,是他自己的私人秘密,而往往是屬于那個社會的共同經驗與集體隱衷(15)。這一觀點在榮格的論述中進一步得到理論提升:“每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客觀的和非個人性質的。”(16)由此便不難理解尼采關于主觀藝術與客觀藝術的對立在美學中是根本不適用的這一論斷,真正使藝術稱其為藝術的,是其中擺脫個人意志,將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相聯系的那一部分。換言之,當作家以“我”的名義進行訴說時,在讀者那里會產生不言而喻的“我們”的性質。藝術價值與情感表現密不可分,我們往往忽視了情感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審美價值,它需要一個“審美倫理”的合法性作為基礎,并在歷史化過程中接受證據與過程的復檢,方能沉淀為審美價值。

就“同時代人批評”的理論實踐而言,以共同的情感結構作為理解文學現場的出發點固然重要,更為關鍵的是跳出情感結構本身的局限。文學史反復表明,“強烈的感受”與“正當的立場”雖能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引發廣泛共鳴,卻終究抵不過歷史的消解。譬如“十七年”時期涌現的諸多“形勢文學”“政策文學”等,便呈現出一種高度外化的寫作姿態。作家不再致力于展現個體豐富的內心世界,很少再書寫一己之悲歡,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向外敞開的、向外在意志奉獻的“非個人化”面貌。在彼時的歷史語境中,這類文學作品的確激發了民眾對未來愿景與工農共同體的強烈感受,也絕對占據正當立場。但作家作為“個”的主體性消失了,筆下人物也被抽去了除政治屬性之外的生命體驗,他們主動或者被動地關閉了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相聯系的通道。這提醒我們,如果批評僅停留在對某一時期情感結構的認同與復述,缺乏對其生成機制與歷史語境的審視,便難以產生真正具有持久效力的判斷。

“同時代人批評”所強調的是,既尊重作品與時代之間的關聯,又通過形式分析與歷史對讀檢驗這種情感是否具備從個體經驗上升為共同經驗的可能性。真正有價值的自我表達并非封閉的私語,而是通過對個體經驗的萃取,觸及普遍的人類經驗。魯迅逝世已90年,我們仍能在這個時代看到他所揭示的某些社會結構與精神痼疾,也可以通過他的文字感受到這位“不合時宜”的先覺者的痛苦、糾結的靈魂。優秀的作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文化世界,同時也使無法重復的“生命意義”借助文化多元性而得到充分的揭示。也就是說,藝術實踐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一種既不能沒有自我,又不能完全聽從自我的創造性張力。要做到這點,首先是要準確把握自我的尺度。就此而言,情感審美倫理可以說是“同時代人批評”方法論的內在前提,只有當批評者在在場經驗中不斷檢驗主體性是否具有藝術的客觀力量,判斷才能擺脫即時性共識的裹挾,進入可被未來不斷審視的歷史進程中。

(三)歷史校準

“自我的尺度”是在歷史校準中形成的審美判斷規范,審美倫理回答“為何可感”,歷史校準則追問這種組織方式能否穿越時間保持解釋力。前者解決判斷的當下合法性,后者確保判斷的歷史效度。如果立足新世紀文學經典判斷的有效性,就必須將其置于長時段的歷史坐標中進行多維度定位,以歷史文化精神和思想為衡量體系。特別是在既承載過去又蘊含當下現實且預示未來的新世紀文學中,文學批評若要獲得歷史意義,關鍵性的文學判斷既不能陷入道德激情,又不能退化為技術性的延宕,而應展現新時代“理想的文學性”。

文學作品與文學傳統之間有著怎樣的繼承、變奏或斷裂關系?它延續或改寫了哪些問題?在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其價值認定又如何與外在的制度環境發生相互糾纏?要回答這些問題,批評者就需要進入歷史,而這種“進入”并非抽象地退回過去,而是經由某一特定的歷史視角完成。黃子平認為,洪子誠“可能是從‘契訶夫的十九世紀的俄國’進入他的當代”,“溫儒敏、錢理群老師他們可能是很固執地從‘魯迅的五四’進入當代”(17)。這一判斷不只勾勒出兩種各具特色的研究姿態,還提示了當代文學研究中兩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歷史進入路徑”。就此而言,洪子誠與錢理群構成一組極具理論啟示的對照。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從《心靈的探尋》到《魯迅與當代中國》,呈現出一條清晰的開放型闡釋路徑。他所理解的魯迅超越了五四精神象征的固定框架,是在歷史關系結構的動態調整中持續被激活的思想資源。從強調“獨異反抗”的個體主體性,到闡發“成己成人”的共同體倫理,再到“左翼魯迅”“東亞魯迅”等政治與跨文化維度的展開,魯迅不斷被賦予新的與當代對話的潛能。這一路徑具有鮮明的方法論自覺:它既將魯迅作為衡量當代中國精神狀況的標尺,又通過當代經驗反觀魯迅思想的限度與未完成性。錢理群多次坦言自身“進入”魯迅世界的有限性,強調“有缺憾的價值”。正是這種對闡釋邊界的高度自覺,使他的判斷始終保持著開放與動態的張力,避免將研究對象神圣化或封閉化。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研究路徑。洪子誠將當代文學置于20世紀中國文學乃至更廣闊的世界文學脈絡中,通過考察文類演變、敘事傳統、制度機制來判斷某一作品或現象的文學史意義。這種路徑的核心在于將判斷從“是否正確”“是否進步”等外在價值裁定,轉向“是否構成文學史內部的有效變化”這一內在史學問題。他所關注的是文本對時代經驗的書寫能否在文學傳統的鏈條中形成具有持續解釋力與對話潛能的“文學事件”。這種研究路徑不僅揭示了文學演進的復雜邏輯,也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定位提供了更為穩健而富于縱深感的分析框架。

洪子誠的“進入當代”的路徑啟示我們,“同時代人”的判斷需置于制度與形式的長時段變遷中;錢理群的路徑則提示我們,判斷需要不斷激活思想與精神的跨時代對話能力。前者以文學形式與制度變遷為軸線,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勘察文學內部的延續與變異;后者則以魯迅精神為支點,在不斷地重釋與對話中,構筑起貫通五四與當代的思想光譜。二者共同為“同時代人批評”提供了歷史校準的兩種關鍵坐標:一端是文學內部演進的客觀脈絡,一端是思想與經驗之間持續生成的張力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方法論在形成自身解釋效力的同時,也會暴露出其可能的限度。“同時代人批評”作為一種具有理論自覺的批評方式,在為新世紀文學的經典化提供新的判斷路徑的同時,亦需警惕其潛在的風險。如前所論,這一方法論主要圍繞“在場與距離”“凝視時代晦暗”以及“歷史校準”三個層面展開,其限度恰恰潛藏在這三個維度之中。首先,如果“距離”被抽象為一種先驗立場,或在具體批評實踐中演化成刻意疏離現實的姿態,那么“同時代人批評”原本旨在糾偏近距離判斷的努力,反而可能固化為一種封閉的話語策略。此時,“不合時宜”不再是一種具有批判活力的思想姿態,而可能演變為對具體歷史問題的回避。其次,在“凝視時代晦暗”的過程中,如果缺乏與更廣闊的文化語境和多重歷史經驗的對話,則可能導致批評視域的窄化。阿甘本意義上的“晦暗”始終是與“光亮”辯證共存的,若將“晦暗”理解為唯一的批判尺度,批評便可能陷入否定性的循環之中,從而遮蔽文學經驗本身所包含的多重意義。再次,就“歷史校準”而言,批評主體始終受到自身歷史位置、知識結構的影響,如果缺少對這些條件的自我反省,所謂歷史尺度便可能會重新固化為某種既定標準,使判斷在試圖超越當下經驗的同時,又受到自身歷史局限的制約。就此而言,“同時代人批評”的成熟形態,并不在于獲得一種絕對可靠的判斷位置,而在于持續檢驗自身的位置、尺度與限度,在開放的歷史過程中不斷修正和更新判斷。

此外,在當代全球化與媒介化不斷深化的學術語境中,“同時代人批評”所秉持的“不合時宜”的批判姿態,往往與既有的傳播邏輯乃至話語結構形成內在張力,這種張力既構成其批判性的來源,又對其理論展開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代人批評”的意義不僅在于為新世紀文學經典化提供一種介入方式,還在于其內在的方法論自我省思能力。唯有在不斷回到歷史現場、反復檢驗判斷前提、審視自身限度的過程中,這一批評范式才能避免理論僵化與語境脫節,從而保持其動態性、開放性與公共性。這也進一步提示我們,任何一種批評方法的生命力,最終取決于它能否在理論自覺與歷史敏感、概念精確性與實踐靈活性之間,保持一種審慎而富于張力的平衡。

總而言之,在場的判斷之所以可能,并非源于某種超驗的權威,而是源于“同時代人批評”所內蘊的動態平衡機制:它以“不合時宜”保持批判距離,以凝視“晦暗”錨定價值起點,以“制造斷裂”引入歷史校準。正是在這種永不停歇的自我校正與歷史對話中,批評才能承擔起為未來文學史篩選“理想的文學性”的重任,并使自身成為一種永遠“在進行中”的、開放的文學史實踐。

注釋:

(1)張清華:《“新世紀文學的經典化”:路徑與可能》,《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4期。

(2)李浩:《“經典確認”和新世紀文學史書寫的難度》,《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4期。

(3)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6)見〔意大利〕吉奧喬·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裸體》,第20-26、26頁,黃曉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5)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宏觀研究》,《文學評論》1983年第3期。

(7)黃子平、胡紅英:《同時代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黃子平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7年第1期。

(8)孫旭江:《“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2024中國文藝理論前沿學術年會綜述》,《當代文壇》2024年第6期。

(9)楊慶祥:《作為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同時代批評”——兼作“開欄主持人語”》,《當代文壇》2025年第1期。

(10)丁帆:《我們都是“同時代人”——如何建構當代文學價值共同體的反思》,《當代文壇》2025年第1期。

(11)《“在場的判斷: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青年學術論壇在青島舉辦》,微信公眾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2025年7月15日。

(12)〔美〕漢娜·阿倫特:《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第109-110頁,曹明、蘇婉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3)黃子平:《引言:斷裂時代的文學與批評》,《南方文壇》2024年第2期。

(14)羅成:《“同時代”文化批評的理論資源與文明論意義》,《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15)〔英〕羅賓·喬治·科林伍德:《藝術原理》,第343頁,王至元、陳華中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16)〔瑞士〕榮格:《心理學與文學》,第107頁,馮川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

(17)黃子平:《文本及其不滿》,第309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