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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昕:短篇小說的“氣象”或“文氣”
來源:《長城》 | 張學昕  2026年10月23日10:10

汪曾祺先生是短篇小說的“圣手”。我在談到他的小說創作時,曾經專門論及他的文字里所滲透出來的氣象和氣脈。

不論所敘述的事物是大還是小,更不必說是論述還是敘事,還不論文章之短長,都會有一種氣象在字里行間擴散、聚斂、張揚或流溢。或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或云波詭譎,出神入化。即使不能夠做到“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也可能會如釋迦的說法,霽月之在天,莊嚴恢弘,清遠雅正,或者寬厚柔和,平實通暢。最深邃的道理,被做出最樸素的鋪排,藝術想象力獲得高度的解放,神異而美好的心像,凝聚其間。其實,小說也是如此。好的小說敘述,必有令人欣喜、欣慰的氣象。氣象的有無,決定了文本的生命;氣象的大小,源自寫作者心像、城府的寬窄。這里面就不僅僅是單純的敘事美學問題,最終,還是氣象決定文字的境界,即使確有我們常說的“神來之筆”,實則也必定是由作者實實在在的感悟力、文化心理狀態使然。許多寫作者都懂得這個意思,但真的想逼近此境,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現在,如果問我,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和文學,究竟缺少什么的話,我覺得所欠缺和遺失的就是我們文章里的氣象,這不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是具有高貴的文化價值體系浸染下的人文彈性、精致意趣等品質和智慧的結晶。(張學昕:《小說的氣象——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受戒>》,《長城》2013年第7期)

其實,文章、文字氣象的有無,完全取決于作家的修為、天分和審美格局。汪曾祺先生自己對于文章的氣象和文氣,也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認為,中國人講究“文氣”,從《文心雕龍》到桐城派都講這個東西。他認為講得最明白、最具體的,是韓愈:“氣猶水也,方浮物也。水大,則物之輕重者皆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這段話后人將其概括成四個字:氣盛言宜。汪曾祺捕捉或感悟到敘述語言以及敘事結構中存在著一種“氣理”。這也是古典文論中最為重視的審美范疇。具體地說,有關“文氣”,中國古典文論,包括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桐城文氣說等等,都有許多經典論述和闡釋。它主要側重語言氣韻、敘事節奏、作家內在心性灌注于文字的流動感,是文本內在的肌理、語調、語感的總匯,從而生成文本的整體性語境和形態;而“氣象”則取自傳統詩學,進一步指向作品整體格局、精神視野、空間境界、人與天地自然相融形成的整體氛圍,是向外鋪開的境界、格局與精神圖景。在這里,“氣象”和“文氣”兩者的異同也顯而易見:“文氣”主內,關乎語言、心性、敘事肌理;“氣象”的旨意和形態,則向外伸展,它更多涵詠世界圖景,精神格局,天地、人性視野。“文氣”與“氣象”兩者有著密切的關聯。文氣是氣象的載體,氣象是文氣所生成的整體境界,無文氣則氣象空洞,無氣象則文氣局促。作家生命所植根的地理、鄉土、文化傳統,必然會塑造出其獨有的精神氣脈和文運跡象,同時也決定了小說的氣象底色。汪曾祺的文學地理接續著江南文人傳統,是別一種鄉土寫意,具有沖淡相宜的文氣;賈平凹的地理坐標屬于秦地鄉土,陰柔蒼茫,是那種地氣充盈的文氣;阿來位居川藏高原,天地遼闊綿長,頗具有史詩般的宏闊的自然氣象。可見,三人的寫作雖都扎根地域,勤于耕耘多年,但文氣基調、作品氣象截然不同,我們不妨對其進行對照論述。

由于地域土壤、文氣源頭、氣象根基的差異性,作家的文本形態顯現出各自的獨特風貌。這正是他們寫作、敘事的“形而下的上游”,使得他們的文字,都有滲透到骨子里的東方神韻。汪曾祺的文氣,更多來源于江南閑適文脈、晚明小品,以及沈從文鄉土抒情氣質,在語言層面則沖淡松弛,看上去不急不迫,尤其是他筆下市井小品式的人間氣象,絕少大悲大喜,彌漫著煙火的細碎和悠遠,沒有宏大沖突,所呈現的,盡是氣韻雋永的“平和人間氣象”,像《受戒》《大淖記事》等,莫不如是。對于賈平凹而言,陜南秦嶺、秦楚鄉土,這些具有古老農耕文明和文化氛圍的所在,讓這位從商洛棣花走出來的娃子仿佛自帶文運。故鄉的奇山異水,讓其在出離有限的存在和環境之后,在氣象萬千中呈現出他孤寂的沉思力,因此,才能夠使文字沉郁到人的心底。就是說,賈平凹的文氣來源,是西北的鄉土地氣、民間志怪、地方志傳統,以至于文字沉滯、渾厚,粗糲又纏綿。秦嶺山野的蒼茫混沌氣象,人與自然糾纏,生死、善惡交融,略帶混沌氣息的原生態鄉土氣象,都匯聚在《雞窩洼的人家》《黑氏》《秦腔》《山本》等長篇、中篇和短篇里。來自川藏雪域的阿來,自小便游弋在川西藏地,高原雪山、多民族的神山信仰,藏地的自然與神性、部落般的史詩傳統,加之他飽讀詩書和佛學典籍,文字如清泉一樣汩汩流淌,清醇而沒有雜質,氣象沉靜肅穆,遼闊而悠遠,漸漸形成高原天地的大格局,人仿佛被包裹在宏大自然、神靈時空之中,讀其文字,讓人有思接千載之感。

我們還必須談及的是,敘述語言對文氣、文本氣象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究其根本,語言形態及其字里行間的精神肌理,往往體現為敘述中的“逸興”。“逸興”之意,在中國傳統詩學中常常是指那種“超逸”的文化風度,構成文本世界的整體氤氳。具體地說,文氣最重要的載體,首先落實在語言風貌,即語言節奏、句式、語感,語言之氣,由此“氤氳”出整篇小說的氛圍、氣象。汪曾祺的篇章,明顯的短句簡練、留白充足,少有激烈修辭,而是文氣清淡、疏朗、空靈或婉轉。小說敘事也不刻意制造沖突,語調從容,行文如同優雅閑談,超逸優游,形成沖淡的審美氣象。賈平凹的作品則是長短句交錯,吸納方言,語言黏重、渾厚,自帶泥土氣韻和素樸底色,文氣呈現出沉郁、纏繞,寓言假物,比喻擬象,深文大意,務于簡易,但無論書寫鄉土,還是敷衍城市古都,往往都由平遠之境轉入深邃的宿命感。阿來的語言莊重舒展,亦很少市井煙火,大多用自然景物鋪陳空間,人物幾乎神靈附體,令文氣肅穆而遼遠,自帶神性和審美的距離感。其實,現當代許多小說家,敘事時常常語言緊繃,沖突密集,文氣逼仄,而這三位作家的共同特點,均在于他們允許文字有充分的停頓、留白,依靠氣息、文路的自然流動帶動敘事,而非單純依靠情節、人物關系及其矛盾沖突而驅動敘事前行。

重要的是,小說“氣象”的直觀顯現,則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如何體現的。古典文論講究“天人合一”,氣象的本質,是人置身天地之間形成的境界,而構成民族總體文化必須有天、地、人三個層次,這也是有如汪曾祺、賈平凹、阿來三位中國當代作家,他們都力圖觸動東方本體文化模式,超越感性驅動,以至抵達對自然、人性、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重要原因。他們對自己的“寫作鄉土”和早年生活環境心存敬畏,都不乏愛意,不僅描摹風土人情,更能彰顯地域里的精神,各自尋找著民間、民風和自然中的詩意,且有社會學里的隱含。于是,汪曾祺的敘述,讓人融于市井水鄉,極為自然的生活背景,溫和、生活化,大自然成為煙火的襯托;賈平凹筆下的自然有靈性、靈氣,雖不免偶有戾氣,但因為山野萬物與人相互感應、彼此糾纏,均被大氣磅礴的氣象所遮蔽、覆蓋,使得自然帶有某些神秘的宿命力量;阿來的川藏高原,嘉絨藏族生態環境,在阿來流淌的文字里,大自然擁有了近乎超越人的本體力量,神山、草原、氣候構成獨立的精神世界,人雖是天地間渺小的存在,卻也大道正平,仰望天地,文采輸出,氣定神閑。

我們必須注意的,還有體現在文本中的生死觀、時間意識,它也同樣體現著文氣的內在精神底色和價值加持。文氣不只是文字風格,更是作家看待世界的生命態度,內在心性外化而成氣韻。汪曾祺看淡苦難,選取審美化看待生存,因此,文本的敘述時間緩慢而從容,哀而不傷,沖淡為骨。賈平凹,直面鄉土的衰頹,人的命運之無常,時間循環往復,充滿宿命感。阿來的文字,徜徉、漫步于高原的曠古歷史,關注游牧/農耕文明的變遷,跨越世代的宏大時間,勘察藏地的生死歌哭,歲月輪轉的苦境,其歷史氣象頗為濃厚。

由此,我們考察他們各自的敘事姿態,以及敘事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命運的沖突處理,便能夠發現他們不同的氣象格局和文化分野。汪曾祺在敘述中,弱化激烈戲劇沖突,以溫情、寫意化解矛盾,氣象偏“靜”;賈平凹敘事的沖突藏在日常、俗世生活的褶皺里,人性幽暗持續涌動,氣象偏“沉”;阿來更多地表現文明沖突中不同文化情境中文明、族群、信仰的躍遷,從他的短篇小說,到《塵埃落定》《格薩爾王》《空山》《瞻對》等長篇,格局開闊,氣象偏“宏”。這些,無疑也構成文學敘述的生活之流、生命之流、命運之流。

倘若,結合具體文本的寫作看,賈平凹的《山地筆記》《商州》《臘月·正月》《黑氏》《太白山記》《獵人》《雞窩洼的人家》等,其文本氣象不妨可以概括為:混沌蒼茫、樸拙渾厚、地氣沉沉,混雜鄉土的粗糲、野性、悲憫,帶著秦地山野泥土的濁氣與生機。這一點既區別于汪曾祺的沖淡空靈,也區別于阿來的遼遠神性。賈平凹的氣象是向內沉落,沉入鄉土生存本相,是俗世大地的混沌之氣。這種氣象同樣不是單純景物描寫,確是作家在審美的整體觀照中,經由對敘述語言、意象、敘事姿態、人物倫理、敘事結構的整合而共同生成。敘述語言層面,土味渾融的語體,奠定了文氣的基底。而且,賈平凹注意吸納陜南方言肌理,不刻意雅化,其語言更不打磨成精致書面語,而保留口語的粗樸、拖沓、細碎,句式時而纏繞迂回,長短交錯,大量鄉土俗詞、風物詞匯入文,因此,語言自帶泥土的粗糙質感,拒絕干凈透亮的審美。當然,也不是簡單堆砌方言詞匯,而是把方言的語感、思維方式內化進漢語敘事。文字雖有“土氣”,但更有蒼茫渾厚的質感。和汪曾祺的潔凈短句、阿來舒展詩化的長句形成鮮明對照:汪曾祺的語言做減法,終究歸于沖淡,而賈平凹語言做“雜糅”,容納粗鄙、苦難、生機,泥沙俱下。作者常常處于靜觀、隱忍狀態,其間夾雜民間式的悲憫,克制抒情。敘述者很少站出來評判人物,亦不做任何道德審判,而以一種近乎民間說書人的平視姿態,接納鄉土全部的復雜人性:善與惡、懦弱與強悍、欲望與苦難交織在一起,在人事、風物細節之中,造就沉潛向下的文氣。看得出來,賈平凹試圖重建鄉土的混沌之美,雖然鄉土世界里充滿困頓、不公、人性的幽暗,但人物身上卻始終有頑強的生命力量。以此打破“田園牧歌”或“完全批判”兩種單向鄉土書寫,他就是要抒寫出鄉土世界泥沙俱下的本然面貌。小說文本的“氣象”,恰恰來自現實世界的原生質感。重要的是,賈平凹正是能夠在苦難與世俗欲望的書寫中,體察生命韌性,其氣象背后是精神的文氣,是對俗世生命的寬厚體悟。

再說阿來。阿來的短篇小說的文本,其“氣象”與“文氣”的生成及其美學風貌,在他的《月光下的銀匠》《格拉長大》《群蜂飛舞》《蘑菇圈》《三只蟲草》《河上柏影》,以及其它“機村系列”短篇小說里都有極為充分的體現。其小說的氣象,不僅呈現出藏地高原的浩瀚遼遠,而且兼具神性、蒼茫、悲憫的情懷。文氣,在阿來的敘述中顯現出詩性貫通、大巧若拙,平實的敘事,蓄含著沉靜、凝重的精神力量。這種氣象,不是風景描寫的簡單堆砌,而是依托敘述語言、敘事視角、意象體系、敘事節奏共同生成,正可與汪曾祺沖淡、賈平凹混沌蒼茫的風貌形成鮮明對照。尤其是敘述語言的詩性特征,生成“天籟式”文氣,漢語敘事的光芒,內化為獨特的藏地感知,樸拙而富有詩性。阿來從來不用刻意獵奇的異域辭藻,而是以漢語承載藏地的生命感受,句式舒展,絕少激烈的主觀傾訴,多用平緩延宕的敘述語調,形成沉靜寬厚的文氣。《月光下的銀匠》,月光、河谷、鍛銀的聲響,語言把自然聲響、物象融入敘事,敘事本身帶有歌唱般的韻律,把敘事語言向詩歌靠攏,不是情節驅動,而是氛圍、感受驅動故事推進。語言不追求尖銳沖突,文字疏朗開闊,直接造就小說遼遠的文本氣象。而且,敘事維度上,遠距離靜觀,克制抒情,涵養沉郁氣象。敘述者常常站在歷史、大地的高度回望人物命運,不沉溺人物悲歡,又保持適度審美距離。這些短篇小說寫銀匠的悲劇、格拉的苦難、機村傳統的消逝,都很少直白宣泄悲痛,而把情緒埋藏于物象與細節。當然,克制不等于冷漠,這種節制帶來開闊的悲憫氣象,使得文氣內斂,余味悠長。歸結起來說,阿來疊加起藏地文化精神共同生成的審美場域,其 “文氣”外現為舒展疏朗的語言節奏,內化于寬厚悲憫的精神立場。阿來深知,在文學敘事中,好的構造應該是語言為器,精神為魂,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敘事,溢出具體的故事和人物的邊界,獲得遼遠、沉郁而富有神性的藝術風貌。

由此觀之,汪曾祺、賈平凹與阿來的短篇小說,依托各自的語言特質、地域視域與審美追求,盡顯歷史和現實的厚度,狀寫人間情態,表現出少有的文化兼容精神,因此,他們的書寫構造出迥異、獨到的文氣形態、格局與文本氣象,構成當代短篇小說寫作的多元審美視景。從審美層面來看,汪曾祺的沖淡溫潤、賈平凹的混沌質樸、阿來的蒼茫超逸,形成了三種差異化的敘事氣韻,突破了現代小說重情節、輕意境的寫作慣性,讓短篇文本以氣韻立格調、以意境創造審美品質,極大地豐富了漢語短篇小說的美學形態。從文學史維度而言,三位作家完成了傳統“文氣”“氣象”文章的現代性轉化,將古典詩學的氣韻審美融入到現代敘事。他們都能靈動地跳出既有的固化寫實范式,憑借良好的悟性,以語言涵養文氣,以地域文化灌注文本氣象,捕捉并發掘各自地域情境中的內在底蘊,從文學形象折射的情感表達邏輯,實證出短篇小說的藝術價值并不在于敘事體量的大小,而在于精神格局與審美氣韻的豐饒。在當代文學同質化寫作日盛和原創力日漸低迷的狀況下,這三位作家獨具個性的氣韻書寫,不僅拓寬了當代文學的敘事邊界,也為文學敘事傳統真正地介入、沉潛于中國當代小說寫作,實現審美的當代性和古典性的完美結合,提供了極具經典性且珍貴的文學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