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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被異鄉喚醒的邊地表達
來源:文匯報 | 馬陳兵   2026年10月23日10:06

我是潮汕人。2007年,北上江南。那一年,四十歲。遠活四方二十載,金秋,我的長篇小說《借江南》出版。上、中卷《馬滕格之秋》《非煙傳》合起來是個中篇,下卷《遠游》,時空、事件均無嚴格序列,不妨作八個短篇隨機讀。

借著對自傳體小說《借江南》的再閱讀,我清晰看見,在我壯年聽雨那段煙波旅途中,“異鄉人”的身份認同與警覺近乎先驗般地存在,邊地意識卻基本為零,或者說一直被遮蔽、隱形。“遠人何不言邊地?”直到去年春日的一天,在一場關于潮汕文化的對談中,這個詞才像被什么力量解鎖一樣隨著論辯的機鋒破空而出。不過彼時書稿已殺青,“邊地”也還只是我對原鄉潮汕在文化認知上的自我刷新。直至本書出版個把月后的某個風晨月夕,我眠足醒初,“邊地”概念始與《借江南》的表達徹然連通,那一刻千山坐斷,因果豁然。

我有一首寫于2015年或更早的散文詩《異鄉從沒這么暴烈的雨》,寫到那凌晨砸在高層住宅鄰居家窗戶或者陽臺鋼棚頂上的驟雨,是北回歸線海洋性氣候的原鄉勢力,暴烈程度真非我所從來的北緯30度異鄉杭州所能比。我從中拈出“異鄉”二字,與《借江南》扉頁題詞所借奧地利詩人特拉克爾名句“異鄉人穿行于生氣勃勃的藍光之中”一道,標注出客居杭州那些年我的生命意識或者說主體性中頗強的“異鄉自覺”。

如是,小說開局,潮汕人古兵馬只身北上江南,于元夜落地杭州。隨后,一個、兩個、三個、八九個“大地上的異鄉者”如“心思很重的將來”,又像“星星被水推動”,陸續出場,遠游以至。在《借江南》的事件視界中,每一片離枝飄飛的鮮肥之葉都以為入水能翔,而終不免于南宋時間中失語、銷凝。所有異鄉人或曰都市新移民,都是“借了還不了的東西的人”,“不能還,無處還,無須還”。“異鄉人”的自覺,影響乃至決定著古兵馬自省與外觀的視角,相應影響乃至決定書中人物身份、圈層、關系等的出廠設置與發生軌跡、交互模式。在古兵馬的“異鄉焦慮”濾鏡中,人們都在伴侶選擇、情愛體驗、事業發展乃至平衡私人生活與公開身份的拉扯中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平庸、矛盾、倉皇的面相,事過多年,古兵馬仍鮮明記住小青、崔白玉、秀秀們偶一顯現的格格不入與“失魂落魄”,偶爾仍會憂心忡忡地擬猜青兒可能的黯淡歸宿,仍有心力爬梳往事,復盤、記述ME、蔥蘭、青碧等啼笑皆非的失路非偶。如果說古兵馬對非煙“庸俗而堅定”的判語已在無奈中夾雜著道德綁架,揭題“到處都是失魂落魄的飛揚之人”,則如給整個江南煙景打上一層“異鄉敘事”的悲觀底色。

多年過去,當我重讀《借江南》,代入與共情已減退,而“都市新移民小說”這個并非創作自覺而是出版社對本書的后來定位,卻在更大背景上啟發作為作者與主角原型的我,也即那個“一直遠游的人”,重新審視、評估古兵馬的“異鄉焦慮”。

作為社會學、城市研究的一個專業術語,“都市新移民”特指中國改革開放后從原鄉(村鎮、中小城市)遷入大型都市居留生活但包括戶籍在內的原生社會關系仍留在遷出地的群體。與此相應的“異鄉焦慮”,并非單純個體情緒,而是人口流動、制度壁壘與文化錯位共同催生的社會性心理體驗,是重大的當代命題、社會課題,自也屬重要文學母題。中西文化中的“異鄉人”觀念,有著不同的生成脈絡與演變路徑。也許植根于農耕文明的中國式“鄉愁”更具物質性,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則已著力將異鄉感轉化為人與社會價值體系割裂的普遍精神困境,我卻從王維“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標“獨”疊“異”中聽到“靈魂,大地上的異鄉者”的隔世先聲。中國當代城市化語境下的“異鄉人”早已匯流二者,兼具現實阻隔之重與現代性的身份疏離之輕。

不過,十多年來這種情況正在迅速變化。一方面,中國城市化與鄉村改造雙軌并行的速度并未明顯減緩,越來越多的人主動或被動體驗遷徙,第二代新移民則已大多在移居城市出生成長,都市人口中新移民占比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基于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技術之下的廉政高效、便民措施不斷落地,社會保障、認證支付等民生剛需,已基本不受戶籍所在地影響。異鄉人作為身份標識、制度區隔等方面的社會學意義正在消減,或者換個角度,異鄉焦慮的物質屬性呈不斷減弱之勢,身份疏離的精神性則相應強化。也許有一天,網絡與人工智能聯手足以敉平鄉土或者居所帶來的差序,人與人之間只剩下圈層與剛性社交形成的差異,今日所謂的異鄉焦慮終于懸置成一個先驗觀念,彼時再“借”江南,物色濾鏡想如舊時月色,可以定格曾經的審美經驗與人文觀照。

反芻去日,回向所來,在山海之間,我聽到一個潮汕人被江南喚醒的另類邊地表達:在馬塍耕煙、運河老酒、西湖風月、良渚春歌之間,混響著舊時木鐸,鼓怒出山海風帆。中國東南有很長的海岸線和眾多島嶼,但像“省尾國角”這種聽來像飛地的名號,素為潮汕獨享。潮汕長期隸屬廣東而地接閩南,方言自成體系,北與內陸群山阻隔,南臨萬頃煙波,“省尾”疊加“國角”,由中原王朝大陸中心視之,自屬末梢之末。即在后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地理因素造成的諸多牽制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潮汕又是海上移民、商貿的出海口,大陸與海洋文明激蕩幾千年,禮教正統、土著遺存、海商文化在這里纏疊爭讓。與西北、東北、西南等內陸邊地相比,潮汕文化更加異質、開放、多元。

但,遠人何不言邊地?——在我此前有限聞見中,潮汕與“邊地”從不搭界,我自己也從未想到把潮汕定義為邊地,從未想到我來自邊地。沒有邊地自覺,潮汕的寫作者難以超出“內部人”的視域,站到區域與國家、國族與國際也即文明互動、文化差序的高度,去定位、理解、表達本土題材。沒有邊地自覺,寫作者難以站到文化生成、文明交互的高位,歷史地、多維地體認潮汕文化復雜多面的層累生成,相應理解、描述其在當代環境中多場域的應激與新變。在絕大多數潮籍作家筆下,潮汕人離鄉,非迫于生存,即為經商發財,內容與主線大致集中在立腳生存或商戰經營。早前是南下南洋,北上上海,改革開放后珠三角也是主場。與此相應,潮汕人的心靈訴求、精神世界也被局限、壓低到相對形而下的經濟、務實層面,潮汕人形象相應單一粗放、格式化。雖說這也的確是歷史與現實的主要面相,但文學超脫凈化、開示可能、指向未來的功能也由此弱化。別忘了,潮州前八賢中,吳復古這位北宋的“遠游界老祖”放在今日可謂“很不潮汕的潮汕人”,盡干一些與掙錢無關的“浪事”(潮汕俗語,指閑事、不務正業之事):從山東搬回12塊奇石,與被貶官員討論煨芋吃粥……

我2007至2018年客居杭州12年,初始目的也是經商,但錢塘文章地,皓齒凝霜雪,江南這張特殊試紙使我原形畢露:一個來自中原文化也即“道統”積淀甚深而海洋商業文明同樣深入血脈的特殊邊地的中年人,一個想于藝文學術有所建樹的初心始終沒有放下的人,他的身體深處隱隱有來自《詩經》時代的木鐸遺響,大運河上船去風來仿佛都帶著海的氣息,江南借我前朝流水唐風宋韻,恩洽情渥,滋養已多。時刻一到,驪歌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