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親身體察轉化為可講述的經驗
王峰新作《風吹一頁是南京》,以“城門開”“桂枝香”“少年游”“秦淮月”四組篇章,構筑了一部不仰仗宏大敘事的城市讀本。全書絕沒有凌空蹈虛的抒情,只有腳力與筆力共同抵達的白描:一面是在典籍里溯源金陵風華,一面是在街巷間辨認時間的痕跡。
每翻開一頁,便是與金陵的一次照面。他寫建筑巨匠的命運浮沉,寫昆曲名家的舞臺剎那,寫古籍整理者的漫長堅守,也寫紙上食單里的江南滋味。他還將一所學校的實踐園和孩子們親手澆灌的四季,嵌入其中,與童寯的建筑、張繼青的昆曲、袁枚的食單并列,共同構成金陵敘事的肌理,促成教育現場與城市記憶之間一次鄭重的彼此確認。
書中《隔江看樹色》一章,專門寫教育。1927年,陶行知脫下西裝,穿著布衣來到南京郊外的曉莊。他在田埂上對學生說,要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招生廣告上寫著“少爺、小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來”。同一年代,黃質夫從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回蘇北創辦鄉村師范。他批評舊教育“只讀書,不勞動,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立志要讓學生具有“科學家的頭腦、農夫的身手和創造的精神”。
將近一百年后,這樣的教育思想在南京理工大學實驗小學實踐園里獲得了雙重落地。作為學校語文教師,我同時擔任田園創意寫作社和小農夫科技中隊指導,從而切身感受到科學觀察與文學感知的兩徑并行。
科學賦予孩子操作世界的能力。夠不著枇杷,就用杠桿原理改造摘果器;蚜蟲來了,就用粘蟲板替代農藥……科學回答的是“是什么”和“怎么辦”,如果教育到此為止,土地只是被耕種的對象,成不了精神棲居的地方。
文學此時顯示出不可替代的意義。文學遠不止于回應“看見了什么”,它在做更根本的事:命名不可見之物。爬山虎由綠轉紅,科學解釋葉綠素分解、花青素顯現,但文學讓一個孩子站在那棵通紅的樹前,忽然懂得什么叫“時間的顏色”。蒲公英種子飄散,科學描述風媒傳播,但文學讓那個吹蒲公英的孩子覺得自己正在替大地播種來年??茖W教孩子測量、改造、驗證,文學教孩子把外部細節轉化成內部的一個坐標——把“它”變成“你”或“我”,讓瞬間獲得比它自身更長的壽命。
所以,我對寫作社的孩子說,不僅僅是寫清楚你看到了什么,更要寫它讓你想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變成了什么。觀察只是入口,真正重要的是轉化——把看見的變成可攜帶的意義。
這種轉化恰好回應了人類學家項飆的憂慮。數字時代,“附近”正在消失——人們沉溺于自我與遠方,卻對周邊失去敘述的意愿。但附近之所以消失,不只是因為人們不再走出去,更是因為失去了將周邊事物轉化為意義的能力。事實上,一個被敘述的附近,不是被物理走過的附近,而是被精神認領過的附近。孩子們蹲在田壟邊,用手觸摸、用眼追蹤、用筆記錄——更重要的是,他們用語言將泥土、飛鳥、落葉從“腳下的空間”轉化為“心里的坐標”。
實踐園是第一個錨點,但這不僅是空間上的可抵達,更是“附近”的持續滲透。“十五分鐘教育圈”以校園為圓心,將紫金山和中山陵茶廠納入步行范圍,中山陵茶廠也由此成為南京理工大學實驗小學的茶文化實踐基地。從一棵樹到一座山,從一片葉到千年變遷,每一步都是親身體察。而文學,讓這些親身體察不至于隨風消散——它把一座山、一片茶園、一次采摘,轉化成可攜帶、可傳遞、可被下一個孩子接著講述的經驗。
王峰在《隔江看樹色》里寫陶行知、黃質夫,寫百年前南京土地上關于教育的理想與實踐。他把我們學校的實踐園放在同一本書里,與建筑、昆曲、食單并列。一所小學的實踐園,與一座城市的六朝煙水,由此被同一種注視接住,安放在同一頁金陵敘事里,成為這座城市肌理中細小卻確鑿的坐標。
(作者系書評人、語文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