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閣樓內外 明暗之間
閣樓在女性寫作里從來不是一處普通的房子。它窄、矮、偏,處在宅第的頂端,既在屋里,又在生活之外。伍爾夫說,女人寫作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吉爾伯特與古芭卻把這句話翻了過來,認為父權社會把女人分成“天使”和“瘋女人”兩類,不肯當“天使”的,就被關進閣樓,成為被藏起來、被說成瘋子的人。《閣樓上的瘋女人》推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女性形象”與“女性空間”分析,“閣樓”“深宅”“內室”一類封閉空間與女性命運的關系,成了常見的分析切口。
聶華苓的長篇《桑青與桃紅》為這個模型提供了一個豐沛飽滿的東方樣本。全書按四層地理空間展開:瞿塘峽的流亡木船、北平沈家老宅的內院、臺北的閣樓、美國的地下室。四者之中,閣樓停留時間最長,也是唯一被單獨命名的一處。小說第三卷幾乎全部發生在臺北一間四疊半榻榻米的閣樓上。一部以流亡為主題的小說,最要緊的一卷偏偏寫一個最不流動的地方,這個安排意味深長。
閣樓與內院,身體與時間
小說對閣樓的交代,幾乎像一份清單:“四個榻榻米大的閣樓。人字屋頂左右兩撇低低罩在頭上。我們不能站起來,只能在榻榻米上爬。八歲的桑娃可以站起來,但她不肯,她要學大人。”這段話的力量在于它不抒情,只報尺寸。成年人放棄直立,用爬代替走,用彎腰代替站立。更耐人尋味的是那個八歲的孩子:她明明站得起來,卻“不肯”站,要學大人爬。規訓就這樣完成了代際傳遞。一間屋子把人的身體感覺重新組織了一遍。長期困在低矮空間里的孩子,失去了按習慣直立行走的機會。禁閉傷的不只是行動,也是身心。
閣樓的邊界也寫得清清楚楚。一扇小窗對著街,窗子左邊看見三號房的屋頂和圍墻,右邊看見五號房的屋頂和圍墻,烏鴉從一個個屋頂飛過,“窗子正面對著火葬場的黑煙囪。我們不敢站在窗口。怕給人看見了”。這扇窗是閣樓通向外面的唯一通道,它朝向的卻是火葬場的煙囪,即便站在窗前,也必須躲藏。風景和死亡擺在一處,望一眼都成了冒險。
小說中,時間的過法同樣窘迫。閣樓沒有書桌,除了床幾乎沒有余地,白天只能抄佛經、翻舊報刊、聽巷口的哨子。抄經是重復而無創造的動作,翻舊報刊是在沒有新消息的世界里反復咀嚼舊消息,聽哨子是把外面的響聲當作唯一的消息來源。這些動作有一個共同點:都指向過去,不指向將來。人被關住的還有時間——“生活”不再是常態,只是維持生命的最低運轉。
聶華苓寫閣樓,幾乎不用“壓迫”“窒息”這類詞。她讓尺度、姿態、視野、動作自己說話。寫苦難最容易失控的地方是形容詞。她把形容詞省下來,交給數字和動作,讀者反而被壓得透不過氣。
閣樓與北平沈宅的內院是同一套邏輯。沈宅內外院分得清楚,外院是男人來往做事的地方,內院用實墻和狹小房間把女人的活動范圍圈起來。內院與閣樓,一南一北,一寬一窄,規則卻一樣:女人該待在為她們劃定的范圍里,活動半徑由別人定。從深宅大院到一間閣樓,空間越縮越小,恰好對上桑青境遇的每況愈下。這雙“看不見的眼睛”,正是福柯所說的全景敞視。讓處身其中的人“能被觀看,但他不能觀看”,即便沒有監視者,也自己約束自己。
在書中,閣樓成了一個雙重的異托邦。它在宅第之內,卻在生活之外,它是女人的居所,也是她的牢房。閣樓雖小,至少還有一處容身之地,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煩是不得已的選擇。她已經把外面強加的規矩內化成自己的處世之道,不再需要外部強制,被關的人開始替它看守自己。
《桑青與桃紅》最引人注目的構造還在于把一個人分成兩個名字、兩種人格、兩套語言。小說中,桑青是被規訓、被內化的“天使”,桃紅是拒絕順從、因而被判定為“瘋”的另一半。
小說還有一處早于第三卷的伏筆,可以看作“瘋女人”的初次登場。桑青曾被關進堆放破爛的閣樓:“她把我關在堆破爛的閣樓里。”“窄小,昏暗,樓梯成了個黑影子,媽媽一動不動站在門口。我跪在地板上哭。”這一次執行禁閉的是母親,被關的是女兒。女人既是規則的承受者,也成了規則的執行者——這比控訴某個外部權威要更深一層。桑青屬于規訓的內化。她以隱忍、妥協為基調,對婚姻、囚禁、移民局調查都不反抗,把空間的枷鎖當作既定事實。她的文字形態本身就是受壓的證據:她的日記多是短語,基本不用逗號,那種破碎、短促的句法,正合小說充滿幻覺的壓抑氣質。
桃紅是從這里分裂出去的反叛者。長期幽閉之后,桑青心里長出了“桃紅”。寫給移民局的信坦率而無所顧忌,不把舊道德當一回事,也不隱瞞自己的沖動和逃離的動機。桃紅自己行動,自己釋放情緒,用高度反叛的方式解除閣樓與地下室造成的壓抑。逼仄的境遇反而成了精神逃逸的助產士:正因為沒有出路,才必須造出另一個自己來承擔出路。
同一間閣樓,于桑青是沉默的理由,于桃紅是反叛的起點。肉體被關住,精神卻可以分裂而逃逸。這是《桑青與桃紅》的基本美學矛盾:即便在最嚴的規訓環境里,人仍能造出一塊不順從的精神區域。但桑青與桃紅不是善惡、順從與反叛的二分。桑青的隱忍是一種生存智慧,桃紅的反叛也未必健全。二者合起來,才說明一個離散女性如何在極端壓迫下完整地活下去:既要順從,才能維持基本生活,又不能完全放棄精神的自主。
人格分裂是內容上的空間化,文體分裂則是形式上的空間化。小說雙線交替。“桑青日記”封閉、內向,對應閣樓的禁閉。“桃紅書信”開放、外向,對應公路的流動。兩種文體輪番出現,正好復現人對囚禁與逃逸的反復心理。把抽象的精神分裂放進具體的空間關系里,這一手法在華語文學中是有開創性的。
“一間屋子的尺度”
從北平內院到臺北閣樓,再到美國地下室,女人被安置的位置一路向下:地面、半空、地下。這條垂直線索是小說最直觀的空間敘事,也把封建禮教、移民制度等幾種權力串起來,形態不同,效果一致,即一步一步壓縮女人的活動范圍。
更值得留意的是閣樓的“后效”。生活在海外,桑青的感受仍時常回到瞿塘峽的木船和舊式閣樓。閣樓對桑青正是這樣一處被內化的空間:它不再只是臺北的一間屋子,而成為人格中穩定的一部分,后來的地理現實取代不了,也抹不掉。小說結局把這一點推到極致:輾轉大半個世紀,她連“桑青”這個身份也主動拋棄,肉身停在美國的破閣樓里,精神卻永遠在漂泊。閣樓由建筑變為隱喻:它是離散者身份消解的容器。
要說清聶華苓走到了哪一步,還得回到吉爾伯特與古芭的那本書。學界通常把《閣樓上的瘋女人》視為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作家研究”階段的扛鼎之作。它第一次系統追問“女人如何寫作”。包括19世紀的女作家為什么普遍使用囚禁與逃跑的意象,為什么習慣用“瘋狂的重影”作為馴順自我的反叛替身。
19世紀英美小說中的“天使/瘋女人”是在特定的宗教、婚姻與財產制度中生成的。在《簡·愛》一類文本里,閣樓上的瘋女人始終是另一個人,是被隱藏、被解釋、最后被犧牲的他者;而在《桑青與桃紅》中,“瘋女人”并不外在于主人公,她就是主人公的另一半,最終還取代了“天使”的位置。這一筆把閣樓從外在的禁閉場所變成內在的人格結構——囚禁的最終成果,是讓被關的人自己也承認那個順從的名字再也用不上了。桑青的閣樓與羅切斯特宅第頂樓那間屋子遙遙相對——它們都屬于世界文學中被囚禁的女人,也都提醒讀者:一間屋子的尺度,往往就是一個時代對女性全部規定的尺度。
與西方文學里的閣樓相比,聶華苓有明顯不同。聶華苓讓一間不足五平方米的屋子,同時容下性別、制度與離散三件大事,并讓它們在同一處空間里彼此糾纏。閣樓意象的頻繁而準確的運用,足以顯示聶華苓的女性審視和敘事手法的超強功力。文學史應該特別標識:在20世紀華人作家中,較早且集中地運用閣樓意象的,首推聶華苓。她的文本既是這一經典文學意象的回應,更有中國語境下的超越,值得我們重視。
(作者系湖北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