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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鐘媛、李靜、程旸:當文學經典遭遇AI時代
來源:文學新批評 |   2026年10月22日08:35

編者按

當前,文學賴以生存和傳播的載體和媒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AI為代表的數智浪潮正處于加速演進過程之中,對當下的文學生產和傳播機制構成了挑戰和威脅。基于此,“文學新批評”公眾號特別邀請了來自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報刊編輯、媒體記者,他們長期處于文學一線,對文學現場與文學現象有著各自的觀察和思考,此次“當文學經典遭遇AI時代”的問題,旨在重新回到文學內部相對穩定的歷史經驗中來,依托前人積淀的文學經驗與反思,為文學回應外部挑戰、破解現實困境尋找啟迪。圓桌談分為兩期,今日推送第一期。

本期會談嘉賓:

鐘媛(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研究處)

李靜(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程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文學新批評:在人人皆可創作的AI時代,您認為當下應如何重新審視文學經典的意義和價值?

鐘媛:“經典”是什么與“如何定義經典”密切相關,“誰來定義經典”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也與定義經典的時間視野有一定關系。創作人數的增加、生產門檻的降低,改變的只不過是文學生產入場資質與條件,而經典化發生在另一個層面上——一方面是場域內的合法性競爭決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被看到,另一方面是篩選機制和跨代際的時間檢驗。甚至,AI時代反而讓經典的意義變得更加清晰,因此“經典”本身的價值與意義不會取消。《詩經》是毫無異議的“經典之作”,但無論是有題目沒內容的“笙詩六篇”,還是《雅》中的雅樂眾聲,抑或是《風》中的“野有蔓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的個體情感書寫,從“詩”變為“詩經”的路上,“孔子刪詩”、漢代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經典”的生成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李靜:談及“人人皆可創作”,需要區分“創作門檻降低”與“創作能力提升”兩個層面。就前者而言,AI使原本寫作能力較低的人群也能夠生成完整文本,進入公共表達場域,具有一定的技術平權意義。后者則更為復雜,AI不會消除知識積累、審美能力、文化資本上的差異。越是將寫作過程外包給大模型,就越容易導致“去技能化”,或是陷入平均化的語言套路。

文學經典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入場”的問題,它是在長期的閱讀、批評、教育與傳播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文化資源。尤其當AI使得文本生產漸趨廉價、泛濫、同質化時,文學經典憑借高辨識度、高認可度與承載文化記憶的功能,可能會獲得更高的象征資本。不少文學經典已成為跨媒介的“想象力資源庫”,其中的設定、敘事、意象、人物與世界觀,不斷進入電影、游戲、短視頻、網文乃至AI生成。

但這也帶來一個悖論,經典越是被識別與調用,就越容易被符號化與淺表化,甚至轉化為注意力經濟中的超級IP,成為資本增殖的重要工具。因此,今天討論文學經典,不能僅重復其傳承意義與審美地位,更需研究文學經典在技術環境中如何存在、如何被使用等現實問題。

程旸:AI是當下時代的新潮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模式,乃至拓寬了人們對于世間萬物的認知和理解局限。但正如1950年代之后,電視機沒有取代電影。2010年之后,數字音樂短暫性的替代了CD,卡帶對于音樂產品的收錄方式。然而近年來,傳統載體的黑膠唱片又日益受到了愛樂者的喜愛。文學經典是人類社會存續數千年來的讀者和文學史家,精挑細選出來的,代表人類在深層情感表達和對社會運行本質的探究方面最為深刻、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字作品。其和人人皆可書寫的AI文學不是同一類事物。在目前的AI技術下,只可形似而無法神似。甚至在AI軟件的轉述之下,文學經典的華彩段落都被改寫成了21世紀語境下的言情小說口吻,豈不怪哉?

文學新批評:布魯姆曾說,“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您如何看待當下文學創作中對AI的借力,我們又該如何界定原創的邊界?

鐘媛:這個問題中同樣有“預設”與判斷,布魯姆所說的“原創性的標志是陌生性”,實際強調的是“原創性”本身,“陌生性”是“原創性”的表現。AI作為當下新生工具確實席卷各行各業,當借用AI作為操作工具時,“數據庫式寫作”調用的是人類已有寫作資料,從這個層面來說,必然會形成高度互文性后的寫作經驗雷同、甚至寫作語言的雷同,自然也會影響到文學創作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實際上依然是一種“經驗匱乏”與“原創性匱乏”的表現,AI從根本上來說無法生出“陌生性”,文學原創中的個體經驗、情感溫度、生命厚度與思想深度,在任何時代、任何技術背景下都是無法取代的,而這恰恰是構成經典的“內核”。事實上,布魯姆說的這句話的完整版是“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這種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們同化,要么有可能成為一種既定的習性而使我們熟視無睹。”因此,損害“陌生性”的不是工具,工具造成了寫作生態的均質化確實存在,但真正讓“原創性”與“陌生性”遭受致命一擊的是“主體性思考與體驗”的讓渡。

李靜:大模型通過概率計算,能夠生成從未出現的文本組合,而這恰恰凸顯了布魯姆所謂“陌生性”在今天的意義。當表面上的“陌生”已唾手可得甚至批量生產,我們需要追求的,是“新文學”,而不僅是“新文本”。

AI確實使得判定何為“新”,更加復雜。一部作品的生成過程被分解為創意設定、人物塑造、情節安排、結構設計、語言生成和修改潤色等不同環節,AI可以介入任何一環。因此,今天很難再簡單以“是否使用AI”一錘定音,而是不得不追問:哪些關鍵性的創作是由作者完成的,AI究竟是輔助性的工具,還是已經實際承擔了作品的核心生成。原創性越來越表現為一種“組合能力”的連續光譜。

由此,我認為“原創性”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判定作品在何種意義上屬于作者,亦即“合規”的問題。這方面的討論正在展開中,單獨依靠技術檢測已經帶來“誤判”風險;二是布魯姆意義上的原創性問題,作品是否真正提供了新經驗、新形式、新表達,甚至能夠改變既有的理解方式。這些顯然無法依靠實證或是績效指標證明,仍然需要回到文學批評、共同體評價與讀者反饋之中。

因此,原有的原創性觀念業已破產,再也無法回避的問題變成:到底什么才是對我們有意義的文學創造?

程旸:最近看到報道,英國今年某個著名文學獎的幾篇獲獎作品中都有AI的影子,這就是某種借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取巧,但在當下數智技術大行其道的環境中,這是難以避免的弊端。每部經典的文學作品中都有前人作品的影子,屬于傳承與啟發。但它們都有屬于自己的,鮮明又獨特的質地,也即陌生性。個人看法,現今恐怕只能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創度來劃定邊界。而如果對原創性這個概念,追根刨底的話,莎士比亞的不少戲劇作品改編自比其更早年代的丹麥等國的民間故事傳說,甚至是已具雛形的法國戲劇。而唐宋傳奇,三言二拍都是說書人講述之素材的再整理。《隋唐演義》更有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比它早出版70年的某部隋唐題材小說有著極高的相似度。所以說,純粹的原創性在任何藝術形式中都是不存在的。當下之務,應該是著重于一部優秀作品中,那不能為AI文庫的拼貼所取代的,作家自己的生命體驗,那是有千般相似,卻總有一抹深重相異的悲歡苦樂。畢竟,文學是人在做夢,機器暫時還無法做夢。

文學新批評:您認為文學經典在AI時代呈現出哪些新質?

鐘媛:對于已有的文學經典而言,面對新的技術條件與生產工具,當然應當積極參與到新的傳播生態與語境中,我在《新質生產力與新大眾文藝》一文中也說過,這是一種新質生產力變革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文學、文化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既有的文學經典要繼續參與時代進程、被人們所記住,當然需要積極融入,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過去被建構的文學經典也都是“當代文文學經典”。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或文化本身是被動的受體,當務之急在于厘清一個框架,理出一個頭緒,確定一個方向。也許當下“新大眾文藝”也只是過程物,目的是生成若干強大的審美個體,成功地在“影響的焦慮”中殺出來一條血路,以這個時代的“原創性”“陌生性”迫使后來者無法忽視它,從而生成具有這個時代特質的“文學經典”。

李靜:首先需要追問的是,今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成為“AI時代”?我個人覺得現在更接近一種過渡狀態,生成式AI及其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已經出現,但許多制度與觀念仍在延續原有狀態。比如,我們的經典觀或許變化不大,但是與經典接觸的方式,或者“使用”經典的方式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這種變化其實從數字媒介時代就已經開始。過去受媒介和制作條件限制的文學想象,現在可以通過成熟的數字影像技術獲得規模化、沉浸式的呈現;經典也越來越通過電影、游戲、短視頻、二次創作以及沉浸式文旅進入日常生活。我們與經典的關系因此不再只是“閱讀”,還包括觀看、改編、參與和體驗。所以經典不只是單個“作品”的集合,而是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與其中的“文化世界”。我們通過經典作品這一“接口”進入其中,把自身的痛感、欲望與現實經驗投射進去,使經典在新的情境中不斷獲得當代版本。

程旸:筆者認為,其新質在于傳播渠道的多樣性,以及可以被以碎片化的形式為廣大讀者所閱讀和鑒賞。比如在AI軟件上輸入要求,即可以聽讀不同時代經典詩人的作品。甚至可以內容摘要的形式,讓讀者大略了解經典作品的主體思想和人物脈絡。從視覺化的新媒體形式來說的話,文學經典可以短故事視頻的樣式為年輕讀者所了解。即使沒有整塊的時間來閱讀原作,也能獲取作品中的核心精華。另一方面,在AI時代駁雜的信息狂流之下,更能反襯出文學經典中表達的,人類對于最本真的善與永恒,愛與寬恕的向往和共情。網絡時代以小面積的夸張訴求表達,投射到自媒體,留言板之上,制造了多數人都如此的假象。實際上,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和生活理念,幾千年來并無本質的顛覆性改變。

文學新批評:在AI時代,您認為當下應如何有效激活文學經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鐘媛:如果將“AI時代”定義為AI及技術革新帶來的生產結構性變化的時段,那么文學經典在這樣時代里呈現出的最重要的新質是轉化路徑、二創、傳播渠道等等發生了重要變化。比如《紅樓夢》《西游記》等文學經典在bilibili以及新的視頻傳播APP上的二創、融合與拼接。所有的經典在這樣的語境中都獲得了重新創作的新的形式與路徑,所有的文學經典在這樣的生產、傳播中都需要創新以重獲“注意力”。實際上,這些新質與我們上面探討的幾個問題之間,造成當下判斷經驗進退失據的是舊的標準與評價體系的不適配形成的。

李靜: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可能滑向人文主義的套路上,再次強調經典的文化功能。我更傾向于放下防御姿態,不妨對經典的新媒介實踐抱有開放的態度。經典進入社會生活,往往泥沙俱下,從輕松、日常甚至娛樂化的方式開始。

但另一方面,學院長期以來圍繞文學經典積累下來的版本、史料、注釋、闡釋,其實仍然非常重要。問題在于怎么把這些東西轉化成更多不同層次、不同媒介的表達,讓經典更準確、更豐富地觸達讀者,而不是只停留在專業研究內部。

尤其在AI輔助下,萬物皆可一鍵生成,一鍵摘要。也正因為如此,圍繞經典的慢讀、細讀,甚至某種意義上的苦讀,變得更為重要。它訓練的不只是對一部作品的理解,也是人的注意力、判斷力和對復雜性的耐心。這既是對文學的閱讀,也是“文學地”閱讀,進而恢復閱讀的過程性與投入程度。這或許有點“沒苦硬吃”的意思,但我還是相信,文學經典帶來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權威感,而是一種難以被總結、概括、量化的內在成長。當生活越來越形式化、績效化,“內在”二字對我來說無比珍貴。

程旸:就像我在上一個問題的回答中所說,AI改變不了文學經典本身的思想內容,在文學史上,和一代又一代讀者心目中的認知。但它可以二創等其他方式,對文學經典如何與當代讀者的生命體驗,產生共振,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即使新一代讀者對于經典作品有顛覆性的再解構,那也不失為一種推動文學經典再傳播的有效方式。而讀者在接受了豐富駁雜的戲謔,再解讀之后,往往會對作品內容本身是怎樣產生好奇心,從而更為深入的進行閱讀。AI是網絡科技的產物,當下人們往往迷失于網絡上的自我表達,殊不知真正喜愛閱讀文學經典,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人群,并不在網絡上頻繁發聲。而在網絡環境中熱衷于表達的人群,大多數并不會與文學經典產生過多的關聯。文學創作與閱讀,本是一種高雅的內心精神活動。只需留住恒定的讀者群體,便已是文學經典在當下AI大普及社會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