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珍:用詩歌禮贊偉大長征
寫一首關于長征的詩歌的想法由來已久,但每一次決定動筆,還未落筆就放棄了。原因是切入的角度和表現形式不夠成熟。所以,心心念念,閱讀、工作或散步,腦子里都會突然冒出這兩個問題。
首先是切入的角度。在偉大的長征精神中,有一條是犧牲精神。這支隊伍,師以上干部的年齡絕大部分只有二三十歲,平均年齡僅25歲,紅軍戰士的平均年齡不足20歲。正是這群年輕人,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轉戰14個省份,渡過大江大河20余條,翻越崇山峻嶺40余座,有5條山脈終年積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并攻占縣城100余座。僅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時86000人,到達陜北時僅留下7000余人。犧牲是悲壯的、慘重的,留給歷史的傷痛是永恒的。但犧牲是有價值的,犧牲的價值是重生,重生后的紅軍如鳳凰涅槃。我選擇犧牲與重生作為切入角度,作為詩歌主題。
其次是表現形式。在寫作《紅》之前,我從未嘗試過散文詩創作,但魯迅的《野草》、圣-瓊·佩斯的《頌歌》《風》《遠征》以及蘭波的《地獄一季》《彩畫集》等都是我經常閱讀且非常喜歡的,其中圣-瓊·佩斯散文詩的開放、空靈和未來感尤其讓我著迷。當我決定選擇散文詩的形式開始創作時,對新形式的創作渴望像一股大風推動我進入創作狀態。在創作過程中,種種問題迎面而來,如何處理敘事問題,如何處理長征途中的一場場戰斗,如何處理一次次對紅軍未來舉足輕重的著名會議等等。
談到散文詩,我其實一開始并沒有明確的概念。在寫作過程中,隨著一個個問題的迎刃而解,逐漸對散文詩這種文體有了深入的體認。簡單來說,散文詩首先是詩歌,這是必須強調的,“首先是詩歌”確認了散文詩的文學本質和文體屬性,這也是散文詩被歸于詩歌、而不是散文的根本原因。其次,散文詩必須運用散文的創作手段,“必須”、而不是可以不用,如果不用就是詩、而不是散文詩。這句話有點繞,需要仔細、用心體會。在詩歌史上那些非常經典的散文詩中,你有時也會突然讀到沒有詩意的句子或者段落。因此,散文詩作為一種文體,“詩歌性”和“散文性”是它的兩個基本元素,缺一不可。理論是灰色的,在詩歌界關于散文詩有著更多的爭論,但文本永遠是第一位的,沒有文本爭論就毫無意義。
最初的文本中,每一章都有標題,根據紅軍第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從瑞金到飛奪瀘定橋為第一章“江河篇”,從夾金山到毛兒蓋為第二章“雪山篇”,從進入草原到班佑寺會議為“草地篇”,最后一章為“北斗篇”,以紅軍第一方面軍到達吳起鎮結束全詩。最初的版本中,還有對詩中出現的地名等的注釋,但在定稿時全部刪除了,以求不破壞文本一氣呵成的語勢和飽滿的詩意。
若干年前,我讀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想到應該有一部類似那樣波瀾壯闊的描寫長征的長篇小說。我不是小說家,所以我萌生出寫一首關于長征的長詩的想法。我以為詩人要有挑戰語言極限的意識和責任,要有對歷史或當下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深入探究的興趣,要去嘗試處理重大事件。對我來說,這樣一次創作不僅是一次“詩歌長征”,更是一次精神歷練和洗禮。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唯有中華民族才能實現的偉大行動,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對一個國家命運的改變,它是人類以集體意志力對抗、征服和戰勝自然界毀滅性力量的偉大奇跡。長征所具有的詩性、史詩性是我們的文學遠遠沒有抵達與表現的,我的創作僅僅是向這個目標靠近的一次小小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