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最早的原生態歷史文本”《二萬五千里(珍藏本)》今年在滬重印—— 用鮮血和生命寫下的文字,依然滾燙

保存在木盒中的上海魯迅紀念館館藏二級文物《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均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圖)

張愛萍寫的《彭軍團長炮攻大來圩》(節選)。

書中收錄的《兩大主力會合歌》。

書中收錄的《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線表》(部分)。

《二萬五千里(珍藏本)》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在上海書展發布。
“沖呀!沖!”彭軍團長高高舉起他那快破了的紅軍帽子在空中不停的指揮著大喊起來了。“前進!都前進!消滅他干凈!”
“我們周圍的雪潔白得十分可愛……蕭勁光同志提議吃冰琪林,全都贊成。”
“彭(德懷)軍團長一面弄著炮,一面命令十一團首長‘一打中就沖!’”
……
捧讀今年上海書展期間推出的重印本《二萬五千里(珍藏本)》,109篇、長達30萬字的文稿讓人心潮澎湃。這些由董必武、李富春、馮雪峰(曙霞)等40多位長征親歷者在長征勝利后一年內寫就的稿件,用筆記錄了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反動派上百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戰勝無數艱難險阻的全過程,行文樸實,敘事生動,可信度高,還有不少珍貴稀缺的內容。連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長征史專家石仲泉都感嘆:“不少事是過去我知之不多或未曾與聞的,還使我對有些問題得到釋疑解惑”,稱其為“所有長征書籍中極其珍貴的‘善本’”。
這套以上海魯迅紀念館藏《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為底稿影印出版的書籍,自2006年長征勝利70周年首版以來,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實的紅軍長征回憶錄”。該書責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馬瑞瑞說,謄清稿本原件紙張粗劣、裝訂簡陋、字跡模糊。她的思緒瞬間被拉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所處的艱苦環境,感佩紅軍戰士戰勝千難萬險的英雄氣概。也因此,該書始終以謄清稿本手稿原稿形式呈現,為讀者帶來更強的代入感,讓人從字里行間讀出紅軍為民族解放、為人民幸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感召力,更深刻地認識和領悟偉大長征精神。
這套手抄稿本中有哪些鮮見的長征故事,緣何會在上海出版,又與上海魯迅紀念館有何關聯?記者為此采訪了多位相關人士。
多處稀見內容為長征史提供重要資料和線索
頁面上,圓珠筆、毛筆、紅鋼筆、鉛筆寫下的字跡交錯;明顯筆跡不同的復寫紙,謄抄著缺失頁的內容……打開《二萬五千里(珍藏本)》,手稿帶來的歷史感與真實感撲面而來,而這些編輯刪改痕跡并不影響對原文的辨認。在多位學者看來,這為黨史、軍史,尤其是長征史,以及很多黨史人物的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資料和線索。
石仲泉曾重走長征路,他坦言在研究長征的幾十年中,研讀過上千本長征相關書籍,但讀到這部手抄稿本時,依然感到溫故知新:有近十篇文稿從未讀到過,還有許多史實也是首次了解。譬如,長征時任紅一軍團第四師政治部主任張愛萍寫的《彭軍團長炮攻大來圩》,講的是紅三軍團第四師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事,提到軍團長彭德懷指揮架炮攻打敵人的事。當時,由于炮架遠了,連發幾炮都沒打中,彭德懷便來到前線:“一個半舊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半新不舊的軍用皮包掛在左肩下,右肩下還掛著望遠鏡,背上背著一個半舊的斗篷。彭軍團長急促的走到炮兵的陣地,一面弄著炮,一面命令十一團首長‘一打中就沖!’‘轟!’正中在敵堡的角下。‘轟!轟!轟!’炮聲連發起來了。‘沖呀!沖!’彭軍團長高高舉起他那快破了的紅軍帽子在空中不停的指揮著大喊起來了。‘前進!都前進!消滅他干凈!’”石仲泉說,這樣具體描寫彭德懷親臨前線架炮、指揮打炮的史實,是他迄今讀到的唯一一篇。
“像這樣具有唯一性的稀缺稀見內容,稿本中還不少。”石仲泉又舉例道,干部休養連醫生李治所寫的《長征中衛生教育和醫療工作》,講了以前很少具體提及的長征中女干部的情況。該文寫道:“真正隨軍出發的不到30個女子……4個懷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途中生產,產后一晚半日就要行軍……”這些情況,也是讀了此文后才了解。
上海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徐建剛認為,《二萬五千里》在資料稀缺性之外,還呈現了手抄稿本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細節具體。就拿“草鞋”來說,他也是讀了書中中央干部修養連總支部書記董必武的《出發前》才知道,紅軍穿的草鞋原來是布條做的。該文中,董必武特別作注:“中央蘇區所謂草鞋,不是用草編成的,完全沒有草的痕跡,布底,針線緝得很密,鞋前面有三個或五個布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樣式如草鞋有耳,實際上不全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做草鞋。”
馬瑞瑞印象最深的是軍委干部團上干隊指揮科長周士梯(周士第)寫下的《吃冰琪林》,講述了在1935年6月軍委干部團過打鼓雪山的故事。文中寫道:“我們周圍的雪潔白得十分可愛……蕭勁光同志提議吃冰琪林,全都贊成。十幾個人都持著漱口盂爭向雪堆下層挖。‘誰有糖精,拿出公開!’李一氓同志說。畢士梯同志的胃病藥瓶子,郭化若同志的清道丸瓶子,蕭勁光同志的小紙包,都一齊出現了。大家都贊美今天的冰琪林。‘我這杯比南京路冠生園的還好!’我說。‘喂,我的更美,是安樂園的!’陳賡同志說。‘你們如在上海爭論,我愿做評判員。現在結論不好做,留給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畢士梯同志結束了雪山吃冰琪林的‘爭論’。”馬瑞瑞說,小時候在課本中讀過課文《過雪山》,知道紅軍翻越雪山異常艱險,但這篇短文卻用輕松詼諧的口吻講了一則苦中作樂的故事,更讓人感喟紅軍的大無畏。
文稿緣起與傳播都同上海密切相關
長征勝利后為何會向親歷者征稿?不少回憶文章中都提到同一件事:1936年春,上海的《字林西報》寫道:“紅軍經過了半個中國的遠征,這是一部偉大史詩,然而只有這部書被寫出后,它才有價值。”
學界普遍認為,為了記錄和保存長征的真實歷史,向世人宣傳長征、宣傳紅軍,中央軍委決定集中一切長征中的文件和一些個人的長征日記,組織專門人員負責編寫長征經過。然而,由于紅軍戰事連綿,環境動蕩,致使該計劃延宕。同年7月初,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陜北采訪紅軍領導人,為長征壯舉深深感動。這再次促使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重拾編寫長征經過的計劃。
1936年8月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征稿信:“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同時,又向各部隊發出電報:“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之后,軍委總政治部很快組成編輯委員會。董必武、李富春、鄧穎超等帶頭寫作,至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多萬字。編輯委員會經過編選統稿,至1937年2月22日選定《出發前》等109篇文章、《長征歌》等10首歌曲、《烏江戰斗中的英雄》英雄榜2張及《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所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等表格4張,取名《二萬五千里》。全稿編定后,編輯委員會組織人手修改謄寫,裝訂成手抄謄清稿本流傳。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認為,從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編輯委員會的人力狀況、后來留存的稿本數量等幾方面綜合分析,謄寫本數量不會多于5部,上海魯迅紀念館館藏的謄寫稿本極為珍貴。
書中可以看到,正文由圓珠筆直接抄寫和復寫紙的復印兩種字跡組成,圓珠筆筆色有藍、黑兩種,復印紙有藍、紫兩種。對正文的修改字跡則由毛筆、紅水筆、鉛筆三種組成。其中,毛筆、鉛筆的改動主要包括改正文字訛誤、潤色等。如在彭加倫所寫的《勝利后的一幕》中,原文“月色仍然是這樣靜寂”一句,被改為“月色仍然是這樣的朦朧,夜仍然是這樣靜寂”。而紅筆修改筆跡,只在上海魯迅紀念館館藏手稿上冊前半本上才有——1937年3月至6月間,中共中央通過地下交通網將其中一部謄清稿本帶往上海交給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馮雪峰,準備擇機出版。
1937年7月,中共地下黨董健吾以摘選、節選、縮編等方式,在上海人間書屋《逸經》雜志第33、34期發表了《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許多情節直接取自《二萬五千里》相關篇目,使書稿內容得以先行傳播。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二萬五千里》出版計劃再次被擱置。但在上海,出現了七八種以《二萬五千里》為素材的長征紀實單行本,如上海復興出版社《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上海自由出版社《二萬五千里西行記》等。
徐建剛認為,上海與長征淵源深厚,當時的上海媒體是宣傳紅軍長征的重要陣地,世界正是通過上海的宣傳廣泛知曉紅軍與長征。
上海富商用畢生心血守護紅色文獻
上海魯迅紀念館庫房,打開一個木質方盒,三冊綠色封皮、A5紙大小的文稿疊放其中。這便是館藏二級文物《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
為何這份謄清文稿最后留在上海魯迅紀念館?“這要歸功于黨外進步人士謝澹如。”提起謝澹如,徐建剛連說了幾個“了不起”,稱其“重義守信”。他說,出生于上海錢莊世家的謝澹如以家族產業為屏障,在上世紀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冒著身家性命掩護中共黨員隱蔽避難,更用畢生心血守護了多件不可再生的紅色文獻。
謝澹如于1924年加入了馮雪峰等發起的進步現代文學社團湖畔詩社。1929年,經馮雪峰介紹,謝澹如開始參與左聯籌備外圍工作,得到魯迅等進步文人的高度信任。1931年瞿秋白被通緝時,馮雪峰就將其安置在謝澹如家。就是這樣一位黨外進步人士,讓馮雪峰放心將《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交到他手中保管——1937年底,馮雪峰離開上海,走前把這部稿本連同方志敏手稿《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一起交給謝澹如。此后,謝家多次輾轉避難、舉家搬遷,途中謝澹如始終將裝載文稿的皮箱隨身攜帶,確保文稿毫發無損。
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李浩介紹,1950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籌建工作啟動。彼時,在夏衍、馮雪峰等人的推薦下,時任華東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的謝澹如全面參與了紀念館的選址、展廳設計、文物征集、布展等工作。1951年紀念館對外開放,謝澹如是首任紀念館領導,任副館長,主持館內文物保管、征集、研究等工作。1962年9月26日,謝澹如在上海病逝,臨終前,他反復囑托家人,要將一生收藏的文稿、文物捐給上海魯迅紀念館。家人遵照其遺愿,將其冒死守護近30年的《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等100余件珍貴文物,悉數捐獻給紀念館保管。
“由于年代久遠,手稿的影印出版遇到了許多挑戰。”上海人民出版社相關負責人介紹,在2006年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出版社與上海魯迅紀念館決定聯合出版這部珍貴文獻。盡管紀念館為妥善保存謄清稿本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謄寫原稿的紙張質地粗劣,又經歷戰亂周折,謄清稿本不可避免地產生紙質發脆、發黃、紙片剝落和字跡模糊等現象。
由于手稿為文物,無法拆冊掃描,紀念館最終采用非接觸式高清攝影獲取清晰印刷用圖。而原手稿中修改字跡交錯、褪色程度各異,影印時出版社使用高還原度的印刷色彩,完整保留修改痕跡的層次感。此外,不少頁面邊緣字跡已嚴重模糊甚至瀕臨消失,出版社組織黨史、文獻學專家逐字考訂,將辨認結果以現代排印文字置于對應書頁下方,便于讀者參考。此后,于2016年和今年再度重印此書,紀念這段偉大的過往。“在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再讀這部手抄稿本,那些用鮮血和生命寫下的文字依然滾燙。”石仲泉說,這部書的重印出版意義重大,因為如今依然需要紅軍那種“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堅定信念,那種“風雨侵衣骨更硬”的頑強意志,那種“官兵一致同甘苦”的團結精神,那種“一切為了群眾”的根本立場。


